文化集权的第一次高峰

在董仲舒编撰他的《春秋繁露》时，在远离长安的淮南国（国都寿春是今安徽寿县），还有另一个人在组织编纂当时的学术成果。这就是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纂的《淮南子》。

西汉最初的淮南王是汉初三将之一的英布，英布被诛杀后，由刘氏宗亲接替了淮南王位，之后传给了后代刘安。

刘安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对于道家学说尊崇极深，却又不满足于只掌握道家的学问。他广招各个学派的知识分子，以将当时学问一网打尽的姿态，编写出了一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兼容并蓄的作品 ——《淮南子》。

《淮南子》的思想以道家为主，涵盖了儒、法、墨、阴阳、纵横，成了西汉时期最好的综合性著作。

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样，这本书也是从茫茫宇宙到人世间，试图对全世界的学问进行总结，体现了作者的野心。但是，书中并没有构造一个必须遵守的宗教体系，而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自然性，并认为，许多问题的解决不是靠主动，采纳消极被动的姿态就可以使其发展。[20]比如，在人民面前，皇帝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时候无为反而比有为更加能够促进社会的自然发展。书中甚至认为，皇帝的扰民行为是社会动乱的原因。

相比文字的优美和简练，以及文学价值，董仲舒的书连与《淮南子》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南子》是汉朝道家思想以及学术综合的代表性著作。西汉哲学经过了汉初数十年的沉淀，最终汇成了这本书。

但遗憾的是，《淮南子》出现时，汉朝的学术自由已经接近尾声，由于道家无法解决皇帝的身份问题，反而继续制造危机，质疑皇帝的权威，导致这本代表汉朝哲学高峰的著作遭受了曲折的命运。

刘安本人受汉武帝的削藩策略影响，为了自保，参与谋反，最终事败身死。他的死亡也表明汉朝最后一批通才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刘安一样不受待见的还有《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的思想以道家为主，主张无为，重视经济和商业，成了当时的异数。[21]他的思想可以留在伟大的《史记》当中，却无法影响皇帝的政策和当时的思想环境。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集权高峰。在他之前，汉朝的历任皇帝都小心翼翼，避免给社会造成新矛盾而导致政权的垮台。到了汉武帝时期，政权已经稳固，不会在短期内被推翻，同时，汉武帝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观念——他是真命天子。

在汉武帝雄心勃勃的行动中，他不仅把更加强调皇帝作用、更加有为的儒教作为指导思想，还在军事上展开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在严助和朱买臣分别对南越和闽粤发动的战争中，他们招收了许多东瓯地区（现浙江）的士兵，又从江淮一带获得物资供应，造成了这些地方的萧条。唐蒙和司马相如从巴蜀向云贵开辟道路，让巴蜀的老百姓疲惫不堪。彭吾出兵朝鲜，让现北京、山东一带的老百姓承受了过重的负担。

随后，汉武帝发起了和匈奴的一系列战争，这些战争终于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大财富耗空了。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又加强了经济控制，建立了一系列的官营制度，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是盐业和冶铁业，汉武帝垄断了这些部门，宣布只能官营，这使得西汉经济的高峰也结束了。另外，汉武帝加强了金融控制，垄断了货币发行权，民间金融成为过去。[22]

为了完成这些社会控制措施，汉武帝不得不借助大量的酷吏帮他干活，从此破坏了汉朝的官僚规则。[23]

最终的结果是，道家提倡的小政府思想到汉武帝时期，就在中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儒教提倡的大政府，认定民间无法自由发展，只有在皇帝的管理下，才能正常运转。儒教的大政府控制了中国两千年的思想，直到清朝末期，人们还普遍认为人是需要管理的，而管理权属于官家。这一点，可以视为董仲舒的“教化”最成功的表现。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141—前87年。

[2].《潜夫论·断讼》：“《春秋》之义，责知诛率。” 

[3].《汉书·薛宣朱博传》：“春秋之义，原心定罪。” 

[4].《周礼·地官·司徒·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5].《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6].《公羊传·隐公元年》：“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7].《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8].《春秋繁露·楚庄王》：“《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9].《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坏绝于惠、隐之际。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当隐痛之也。君敬臣则臣自重，君爱臣则臣自尽。”

[10].《汉书·艺文志》即反映了刘向的划分。

[11].《春秋繁露·阴阳义》：“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迹阴阳终岁之行，以观天之所亲而任，成天之功，犹谓之空，空者之实也，故清溧之于岁也，若酸咸之于味也，仅有而已矣。圣人之治，亦从而然。天之少阴用于功，太阴用于空，人之少阴用于严，而太阴用于丧。丧亦空，空亦丧也。”

[12].《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13].《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是故阳气以正月始出于地，生育长养于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积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于天数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于天道也。”

[14].《春秋繁露·官制象天》：“求天数之微，莫若于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形体立矣。”

[15].《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吾闻圣王所取，仪法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三人而为一选，仪于三月而为一时也；四选而止，仪于四时而终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数以为植，而四重之，其可以无失矣，备天数以参事，治谨于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与直道而行也。是故天子自参以三公，三公自参以九卿，九卿自参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参以三士。三人为选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时以终始岁也。一阳而三春，非自三之时与！而天四重之，其数同矣。”

[16].《春秋繁露·王道》：“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

[17].《春秋繁露·正贯》：“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旨之谓也。然后援天端，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矣。故志得失之所从生，而后差贵贱之所始矣；论罪源深浅，定法诛，然后绝属之分别矣；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载天下之贤方，表谦义之所在，则见复正焉耳；幽隐不相逾，而近之则密矣，而后万变之应无穷者，故可施其用于人，而不悖其伦矣。”

[18].《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

[19].《汉书·董仲舒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20].《淮南子·主术训》：“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

[21].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史记·平准书》中，这种经济思想超越了时代，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

[22].关于汉武帝财政改革的情况，参见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财政密码》。

[23].参考《史记·酷吏列传》，汉朝酷吏一半以上产生于汉武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