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诞生

《公羊传》之所以能够成为官方学问，除了它从理论上赞成大一统，又持政治进化论观点，很容易被皇帝扩展用来为自己服务之外，更重要的是几位学习公羊学的大臣的极力推广。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公羊传》由胡毋生传给公孙弘之时，在赵地，另一位学者董仲舒也不知从什么途径接触到了《公羊传》。公孙弘和董仲舒就成了将《公羊传》引入朝廷的最得力之人。

不过，与公孙弘不同，董仲舒更加重视理论化工作。他敏锐地感觉到，《公羊传》虽然很适合给皇帝寻找合法性，但是《公羊传》的文字里并没有直接说汉朝皇帝就是合法的，这种说法只是人们根据它的意思引申而来的。要想让汉朝皇帝彻底合法化，必须去写一本当代的新书，专门为皇帝服务。而这，就是他要做的工作。

简单地说，公孙弘等人借助《公羊传》找到了一条将皇帝合法化的路径，而董仲舒则把这条路走了下去，并且走向极致。他要从理论上将皇帝神化，将皇帝与天等同。从此以后，反对皇帝，就是反对天。这就是他的“天人合一”理论。

董仲舒的观点大都记载在他的几篇奏章和一本著作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春秋繁露》。所谓繁露，指的是皇帝冠冕上的珠串，《春秋繁露》实际上就是“春秋杂谈”的更文艺的说法。

现代人翻看这本书，第一感觉是，这是一本读后感，是董仲舒读完《公羊传》之后的感想和总结。董仲舒一开始是想紧贴着《春秋》去写，像《公羊传》一样注释一遍《春秋》，但写着写着，就慢慢变成了漫谈，零零散散地围绕着他自己的“大同社会”谈开，既包括读后感，又有各种礼仪的操作性规定，如同一本杂文集，由于缺乏统一主题，只好起个名字叫作《春秋繁露》。

董仲舒的文笔也缺乏同时代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人的文采，该书很是晦涩，如果不是他的影响力，这只是一本三流作品。汉朝之后，这本书的影响力也并不大，甚至在选择经典时，人们往往也不会想到它。但就是这本书，却是汉朝人认为的最经典著作，远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上，因为它代表了儒教的诞生。

所谓儒教，指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招牌建立的宗教式体系。这个体系已经不再如同孔子那样，只对人类社会感兴趣，而是试图解释从宇宙天地到身体发肤，再到社会政治的一切学问，并试图寻找终极真理，再用这个真理束缚住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幸福地”生活在真理之中。

在一个宗教体系中，一是要寻找真理，二是要用真理来强迫人们“幸福地”生活，两者缺一不可。

我们可以把儒教和孔子时期的儒家进行对比。现代人喜欢把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说成哲学流派，但实际上他们研究的方向各不相同，也属于不同的学科。

在我们现在的知识体系中划分了许多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文学、语言、政治、历史等。在中国古代也有许多学术分类，但是，古人的划分方法和现代人是不同的。

西汉时期的大学问家刘向[10]将当时比较大的学问分成了十家，分别是儒、墨、道、法、名、农、杂、阴阳、纵横、小说，这就是“诸子十家”。所谓十家，其实不完全等同于现在说的十门学科，因为每一门都以学术观点和内容作为区分，而非研究对象。比如，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研究的是伦理学和历史学，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属于现代的文科，当弟子询问的问题超出了这个范畴，他就不解答了。最典型的是《论语·先进》中的“未知生，焉知死”和《论语·述而》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人死这种接近于自然的现象不去考虑，只考虑人们活着时候的伦理问题。

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关注的是哲学，对具体的社会、自然一概不感兴趣，也不进行研究。

墨子代表的墨家研究的是工程技术，同时发展了一定的数学、逻辑学和物理学，他虽然也对社会学感兴趣，但世界观带着浓重的工程师味道。

管子、韩非子等人更关注的是政治学和法学，对于伦理学、科学一概不感兴趣。

苏秦、张仪代表的纵横家，更关注纯粹的外交学。

至于邹衍等阴阳家，则试图构建一套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天文学，进而演化成自然科学。他们对自然的解释由于基于阴阳、五行，现在看来有些荒谬，在当时却被当作最先进的科学。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汉朝以前，阴阳和五行并不是一回事，阴阳推崇的是一个二元制的世界，以阴和阳两种元素的相互转化来看待世界，而五行则是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的相生相克来构造世界。阴阳观念出现得更早，被吸纳进许多流派之中，比如道家、儒家都带有阴阳色彩。五行观念的出现比较晚，接受的人也较少。相信阴阳的人不见得就相信五行，直到汉朝儒教建立后，才把阴阳、五行杂糅到一个系统之中。

就像现代人必须通过所有学科才能全面了解世界一样，把这些形形色色的学科综合起来，就是战国时期人们对世界总的看法。

孔子的学问以伦理和历史为主，强调“礼”，他为了说明为什么人类社会需要礼，又引入另外两个概念——“义”和“仁”，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严格的礼仪制度，是因为这符合“义”，而要想达到“义”，就必须遵守这些礼仪制度，而遵守礼仪的行为就是“仁”。

到了孟子时期，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儒学，更强调“仁”，将仁慈作为社会构建的基础，但他的“仁”已经和孔子的“仁”不一样了。孟子的“仁”可以认为是善良、仁慈：君王只有仁慈，才能成为圣君；人民只有仁慈，才能达到世界和谐。孟子对于“礼”也已经不大关注，只强调“仁”，导致其儒家学说已经有了道家的味道。

孟子和孔子一样，也不曾过多关注社会之外的事务，自然科学、天文地理、苍天鬼神之类，都不在他的关注范围内，既不评价，也尽量不参与讨论。

到了董仲舒创立儒教时期，他已经不满足于只研究社会伦理这个狭窄的领域了，而是要突破，研究从天文、自然到伦理、社会的一切问题。他的目标是写一本百科全书，或者说，将“诸子十家”的学问都包含在一本书里，形成一本系统的汉朝科学著作，同时也是社会著作，从这本书中，人们既可以理解社会发展的秘密，也可以理解科学发展的情况。

写这样的书，写作者虽然最后还叫“儒”，但其实已经是杂家了。董仲舒除了学习《公羊传》之外，还学习了阴阳学、算术学、道家学说等多家的诸多研究成果，将其杂糅起来，形成了一套解释世界的万能理论。

这套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天人合一”，即《春秋繁露·阴阳义》中说的“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简单说就是，自然界的规律和社会规律、人体规律都是统一的，只要研究透了自然规律，就可以对比着理解社会规律了。

那么，董仲舒眼中的自然规律是什么样的呢？他构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大神，这个大神叫作天，它就是自然规律的化身，主宰着天上的世界，也主宰着人间。而相对于天，地上也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人，就是天子、皇帝，只是地上的皇帝必须听命于天。

地上该由谁当皇帝，不是由人说了算的，而是由天说了算。所以，表面上看，刘邦是一个流氓，依靠武力夺取天下，但实际上，刘邦是天选择的，是客观规律选择的。不仅刘邦的汉朝是天的选择，就连以前的诸位天子和朝代也是天的选择。当一个朝代的天子变得不称职时，天就会另选其他人来代替他，完成改朝换代。

通过这样的天人理论，董仲舒把汉朝的皇帝神化了，从此以后，谁反对皇帝，谁就是逆天而行。

在确立了“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之后，接下来，必须讨论天的规律问题。既然天上和人间的规律是一样的，那么要想吃透人和社会的规律，就必须首先研究天的规律。

董仲舒所谓天的规律，主要是从道家、阴阳家手中借来的，主要内容包括了阴阳和五行——正是他将这两个概念合二为一了。

所谓阴阳，老子认为阴阳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两种状态，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董仲舒却机械地认为阴阳就是善恶，所有阳的就是善的、有德的、好的、促进生长的，阴的则相反。他的阴阳与波斯拜火教的善恶区分很相像。而天之所以变化，就是阴阳之间斗争的结果。[11]

至于五行，则类似于希腊哲学将世间元素分成“水、火、土、气”四种，中国将其分成“金、木、水、火、土”五种，认为所有的物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这五类之一。五行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同时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12]

阴阳变化和五行相生相克，就生成了全世界的一切。在人类无法利用现代仪器更进一步了解世界之前，这种简单的理论的确可以满足一部分人对了解自然的渴望。

接下来，董仲舒更进一步，认为人和社会的规律也要遵循天的规律，并利用简单的算术，将人和社会与自然进行了一定的比附。

比如，人的形体是与天的数字有关的，天有十二个月，但一般的植物生长、繁荣、枯萎都在从春天到秋天的十个月内完成，所以，人也有十月怀胎。[13]人有四肢，每肢三节，对应于四季和十二个月。[14]人的全身大小关节一共有360个，对应于一年的天数。人身体内有五脏，对应于五行。人的形体骨肉，代表了大地的厚度；人的耳朵和眼睛，象征了日月；人体空壳和内部的经脉，象征了山川谷地。人的德行，对应于天理；人的好恶，对应于天的阴晴；人的喜怒，对应于天的寒暑；人的生命，对应于天的四季。

在这一系列的比附下，就引出了古代医学理论，即利用经脉、五行和阴阳调和来治疗病人。人只要与天合拍，就可以保持健康。

除了人体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也可以通过研究天的规律来设计。在社会规律中，也有许多利用算术进行的比附。比如，帝王的官制，是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一共一百二十人。这是按照三的幂数，一共重复四次而止，三和四，分别代表了一个季度的月数和一年中的四季。[15]

天、人、社会，除了类似之外，三者也是相通的，也就是所谓的天人互动。观察天，就可以得知一个人的情况，也可以得知天对政权是否满意。当地上的君主表现得让天感到不满时，天就会降下灾祸，让人明白天的不满；当天子让天感到满意时，天又会降下祥瑞给人间。[16]

所谓皇帝，就是天选来统治民间的，反抗皇帝就是反抗天。但是，天又通过一系列的凶兆向皇帝暗示：如果你做得不好，我就把你换掉。而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暴政，导致天派遣刘邦下来改朝换代。现在的皇帝虽然是天选的，但也必须注意不要让天不满意。

如何让天感到满意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董仲舒终于回到儒家的范畴之内，认为天最满意的状态，就是按照儒家规矩行事。而什么是儒家规矩？那自然就是他所熟悉的《公羊传》。他认为，《公羊传》就提供了一系列的暗示，表明了什么样的政治是理想政治。[17]

首先，他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服从儒家的礼仪，皇帝有皇帝的仪轨，大臣有大臣的规矩，而普通民众也要老老实实听话。如果都各居其位、各司其职，老老实实地做事情，整个世界就会和谐统一。

其次，为了表明对天的尊重，每一次按照天意改朝换代之后，都必须进行一系列仪式化的动作，也就是“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表明自己的正统和按照规律行事。[18]

所谓“改正朔”，是与另一个理论“通三统”相对应的。按照当时的理论，夏、商、周三代，每一代选择了不同的月份作为正月，夏朝以一月为正月，商朝以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秦朝改十月为正月。刘邦继承了秦朝的做法，但汉武帝将正朔又改回了夏朝的一月，完成了一次循环。只是后来各个朝廷并没有继续修改月份，汉朝就成了最后一次修改历法的时期（王莽和武则天曾短时间变动过正月岁首，但都很快又改回来了）。

另一个措施是“易服色”，这项措施对应于五行理论，金、木、水、火、土（也称为“五德”）各有自己的色彩，每一个朝代对应于一个“德”，也就是五行之中的一个，在朝服上，必须使用与这一“德”对应的色彩。黄帝是土德，色尚黄；夏代是木德，色尚青；商代是金德，色尚白；周代是火德，色尚赤；秦代是水德，色尚黑。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刘邦建立的汉朝应该又回到土德，但刘邦以继承秦朝为荣，认为自己是水德，色尚黑。到了武帝时期，在儒教的努力下，终于按照相克的说法，把汉朝改为了土德（土克水），色尚黄。

这里顺便把以后的易服色情况进行总的梳理。到了王莽时期，由于王莽是禅让得天下，没有使用暴力，所以当时的大才子刘歆认为，只有暴力的改朝换代，才使用“五行相克”的理论来决定下一代到底是哪一德，而禅让是非暴力的，应该使用“五行相生”的理论。王莽认为自己是舜的后代，属于土德，根据五行相生，火生土，所以王莽把汉朝的土德又剥夺了，重新封它为火德，色尚赤。

东汉时期，刘秀承认汉是火德，色尚赤。到了曹魏，由于又是和平禅让，所以曹魏又成了土德，色尚黄。而刘备认为自己是汉家正统，选择了火德和红色。孙权认为要想克曹魏的土德，必须选择木德（木克土）和青色。晋朝是金德和白色。南朝宋是水德和黑色，南朝齐和梁是木德和青色，南朝陈是火德和红色。北周是木德和青色，隋朝是火德和红色。唐朝是土德和黄色。五代梁是金德和白色，五代唐是土德和黄色，五代晋是金德和白色，五代汉是水德和黑色，五代周是木德和青色。宋朝是火德和红色。辽是水德和黑色。金是土德和黄色。明朝是火德和红色。可见，易服色理论直到明朝还有市场。

除了“改正朔”“易服色”，还有一个措施是“制礼乐”。这项措施与儒家的礼乐制度息息相关，意味着通过礼乐对各个阶层都进行标准化。这也包括设立国家祭祀的场所明堂和太庙，以及一系列有一定宗教性的典礼，如封禅泰山等。

董仲舒通过构建这一套无所不包的理论，完全满足了皇帝的统治需要，利用当时的认知水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地人生观，用以束缚人们的认知。

但是，要推广这一套理论，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做到。理论构建完毕，董仲舒建议汉武帝依靠政权的力量强行推行这套理论，禁止其他学说。[19]

我们可以把秦皇和汉武进行比较：秦始皇焚书的目的是愚民，让他们接触不到学问；而汉武帝在焚书的基础上，还用统一的理论来控制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政权为后盾的思想控制运动。

董仲舒的提议果然是有效果的。虽然我们总是说人类的好奇心会冲破一切羁绊，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好奇心没有那么大，控制了一代人思想，社会可以维持数千年。

汉武帝之后，所有人都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大神叫作天，也相信皇帝就是天子。人们变得更加迷信，看见电闪雷鸣首先想到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老天爷发怒了，出现灾荒也认为是老天爷的作为。当这一切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时，汉朝的思想控制达到了目的。

到了汉朝后期，思想控制已经过于成功了，以至一旦发生了天灾，皇帝就要开始寻找替罪羊，否则就无法向国人交代。

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据《汉书·翟方进传》记载，因为在此前几年出现了一系列灾荒，到了这一年，又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天象，被认为不吉利。观星的官员乘机上奏：要想破解上天的谴责，必须牺牲一位大臣来承担上天的谴责。汉成帝立即命令丞相翟方进自杀谢罪。

翟方进是当时的名儒，与天灾毫无关系，但汉成帝根据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却认为必须由他来承担罪过，才能缓解老天爷的愤怒。他自杀后，汉成帝亲自吊唁，以高规格的葬礼将其埋葬，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皇帝的做法有何不妥。

到这时，所谓的“儒”早已经脱离了孔子的本意。孔子的儒是一种哲学流派，这个学派强调“礼”，也强调“仁”，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包容一切的宇宙理论，只是试图解决人世间遇到的问题。

但到了董仲舒时期，由于其理论无所不包的特征，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全面控制，加上一系列的仪式和组织，儒学就已经宗教化了。宗教可以用来对人的生活进行规范，哲学却做不到。

当董仲舒写出《春秋繁露》，并鼓动汉武帝罢黜百家时，这一刻，就是儒教诞生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