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发展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经历了（也许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在这场变革中，没有一个机构不发生改变。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单位，亦是如此。男性和女性所面临的机遇有了深刻的变化，对女性而言，这种变化尤为重大。机遇的变化同时带来了行为和选择的改变。例如要不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要不要生孩子？什么时候生孩子？要不要离婚？什么时候离婚？这些选择的结果推动了另一个同样巨大的转型过程，即中国的第二次人口结构转型——出生率下降（第一次人口结构转型源于死亡率的降低）。联合国预测，到21世纪末，中国的人口总数将从13亿缩减至7.7亿。亚洲许多国家正在经历与中国相似的人口结构变化。
可以说，发展对女性的影响远比对男性深远得多。在发展初期，女性全体参加体力劳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首先出现的是越来越多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并转而投入非正式的家庭劳动。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繁荣，父母可以通过付费在养育子女方面获得帮助，也有钱让女儿接受教育，于是女性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每一段经济发展的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这种U形变化曲线，只是不同时期和地区变化的幅度存在差异。以南亚和中东大部分地区为例，当地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预期要低20个百分点。可是在现代中国，女性相对较高的劳动参与率贯穿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国女性无疑为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她们通常要兼顾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劳动，但总的来说这也实现了女性在生产力和创造力方面的潜能，丰富了职场的多样性。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受益于过去50年来全球健康状况的巨大改善。女性能够更多地接触和使用不断进步的避孕方法以及（相对较晚才出现的）试管婴儿技术，在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如此。要不要孩子以及什么时候生孩子（甚至是要独自生育还是和伴侣一起）的决策极大地改变了女性的职业和婚姻选择，而且在未来它们的影响可能还会不断增加。现在女性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为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包括在那些需要提前投入大量资金的职业领域。此外，避孕手段也降低了推迟婚姻的成本。也许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只有女性自己可以决定她们的生育选择，或者至少可以说，在未经女性同意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替她们做决策。
本书试图通过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上述变化，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其中，还包含了作者的个人经历，反映出她想要通过分享自身经验帮助年轻女性——以及男性——应对社会深刻变革的责任感。作者将焦点放在中国以及中国女性的处境，但是书中的理性讨论普遍适用于目前正在经历类似经济和人口结构转型的众多国家。本书结合了学术研究、个人经历以及对问题的深刻见解，使它不仅能让中国的读者受益，对更广泛的读者群体都是有价值的。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劳动经济学家，她熟悉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也很清楚惰性思维的缺陷。在经济学中，没有哪一个领域比劳动经济学更专注于对抗人类想要在那些本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件中寻求因果关联性的本能，也没有哪一个学科分支比它更关注忽略遗漏变量。刘倩博士整合了丰富的研究中国性别范式的经济学文献，它们大部分是关于世界历史上（中国经济社会巨变）这一非凡时期的研究成果。此外，她还补充了许多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研究发现，尤其是我的母国瑞典——刘倩博士正是在那里取得了博士学位。通过上述工作，刘倩博士在书中对中国乃至全球许多重要的典型和不那么典型的现象进行了有趣且发人深省的分析和讨论。
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降低机会不平等。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都存在惊人的机会不平等现象，甚至在许多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80%的女性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这无疑会造成经济效率的巨大损失。事实上许多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况。正如刘倩博士所说，没有比投资女性教育更好的资源使用方式了，而且在这些（女性参与率极低的）经济体中，投资女性教育往往是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的唯一且最重要的动力。然而，仅靠教育并不能让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各个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女性群体——不论高低——都存在劳动参与率低下的现象。
中国利用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本对女性教育进行了大量投资，让她们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和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中国女性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如今，在高中，女学生的成绩更好，中国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中女性的占比也都高于男性。这些反过来又影响了女性对待婚姻和育儿的态度，进而对男性也产生重大影响。刘倩博士注意到“剩女”这一概念。在过去，“剩女”通常是指在抗日战争和内战爆发后数十年里因为男性人数短缺而“被剩下”（无法进入婚姻市场）的女性。在独生子女政策和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的男童数量过多，现在越来越多的男性“被剩下”，“剩女”现象已经逐渐被“剩男”的现实取代。
本书也是一位成功职业女性深入的自我探索。作者离异并育有一女。她和中国所有女性一样，要面临春节回老家后亲朋好友的各种质疑：你为什么不结婚？如果找不到老公，读那么多书、事业上取得那么多成就有什么用？婚姻可以为你和你的孩子提供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安稳，你怎么能离婚呢？邻居家的孙子都已经会打酱油了……
刘倩博士试图为自己和新一代的女性寻找一些答案。她们单身、不生孩子或者离婚并不是因为在婚姻市场的失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自我解放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考虑到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教育模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接受更高教育，新时代女性的这些变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一个正在经历残酷人口结构转型的国家来说，上述变化也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
许多国家为缓解人口老龄化推出了各种雄心勃勃的计划。刘倩博士在书中提出了她自己关于扭转出生率下滑趋势的政策建议。不幸的是，以往的政策试验结果并不是非常理想。一些原本被视为典范的国家，例如瑞典和法国，也未能有效阻挡出生率的下降。极少数地区的成功案例却是以高昂的经济成本为代价——多出生一个婴儿的政策激励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
作者在书中将学术研究和自己的职场生活经验相结合。对于诸如在职场穿什么衣服、如何征服男性以及什么时候分手等看似充满少女心的问题，作者也通过引用学术研究慎重地给出了建议，突显出这些看似浅薄的问题的重要性。从刘倩博士的研究及她对其他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的介绍中，可以隐约窥到她的个人经历。我可能错了，但是刘倩博士所描述的由女性在职场的成功所引发的婚姻契约——“（婚姻内两性的）角色和分工”——的重新谈判在我看来和她自己的故事很像。这种个人感悟和分享意愿使原本生硬枯燥的统计分析和演绎推理变得生动起来。
根据瑞典的研究，刘倩博士指出职场上的成功会增加女性的离婚率，却不会影响男性的离婚率。研究结果表明，在市长竞选中当选或被任命为CEO使女性离婚的概率增加了一倍多，但没有改变男性离婚的概率。正如刘倩博士所说，这可能是性别不平等的一种体现。但它也可能是女性解放的表现，即女性不论在经济上还是社会上都不再必须依赖男性。她还引用其他文献表明组建家庭虽然对男性有益，却会对女性的自我实现形成阻碍。
我在生活中亲眼看见女性为家庭牺牲事业的这种现象。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有大量证据表明我的母亲在专业技能方面更优秀，但她在职场上总是不断地退缩以确保我的父亲不会被比下去，而且她（几乎）总是迁就我父亲的职业选择。母亲在九年内生育了六个孩子，她承担了家庭内几乎全部的家务，而且常常要干到深夜。最终她对自己的选择感到非常沮丧和不满。这一切都发生在瑞典，一个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性别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幸运的是，正如刘倩博士所说，瑞典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且改变仍在持续。
刘倩博士写道：“这些为了维持婚姻而在职场上做出的妥协不仅阻碍了女性的职业发展，更影响到整个社会和经济。要事业还是家庭，不应该是女性群体独自面对的选择，而应该是全社会共同正视的问题。只有在男女共同的努力下，我们才可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个体、家庭和社会的更高稳定度，以及更高的幸福效用。”
在书的结尾，刘倩博士提出了许多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提及政府和雇主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帮助女性应对上述所有转变，以及如何从这些变化带来的机遇中获益。归根结底，这也关乎男性可以做些什么，或他们应该如何鼓励彼此在育儿和家庭劳动中承担起更重要的角色。令人鼓舞的是，在亚投行举办的关于经济包容性和性别多样性的讨论活动中，我总是可以在观众席看到很多中国男性的身影。
本书还展现了刘倩博士富有冒险精神和风趣的一面。她是一名出色的高空跳伞员。她的幽默在书中随处可见。从本书结尾所呈现的一系列充满活力的人物对谈和关于经济学家夫妻的可爱介绍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她的幽默感。书中提到介绍的经济学家夫妻，丈夫和妻子的学术成果与影响力并不总是势均力敌。如果说即使在这样的夫妻关系中，女性依然做出了大量的妥协，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本书讨论的主题非常丰富，但依然有很多未能涉及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中国在政治领域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这么少？为什么女性（以及男性）没能够更多地团结起来影响决策者，以求改善母亲在职场中的处境？我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关于在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女性所承担的压力不断累积的讨论。即使本书并未正面提出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书中的分析和讨论窥见一些答案的雏形。我希望在刘倩博士的下一本书中，她能够更多地展现自己“高空跳伞的一面”，并谈一谈这些没来得及讨论的问题。
白乐夫（Erik Berglof）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前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