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本书原名《越南史略》，为了避免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的明峥的《越南史略（初稿）》相混淆，根据全书内容及其所附的法文译名（Histoire du Việt-Nam），译作《越南通史》。
作者陈仲金（1882—1953年），是河静省人，出生在一个儒生的家庭，自幼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年轻时，曾就读于河内翻译学校，毕业后赴法国入默伦（Melun）师范学校留学。学成回国，在“保护学校”（今河内朱文安学校）和河内师范等校任教，并担任过河内督学（1935年）。他精通汉文和法文，是越南现代第一流的汉学家、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的著述主要有《初学师范科要略》（1916年）、《越南语法》、《伦理教科书》、《儒教》（1930—1933年）、《佛录》（1940年）、《佛教今昔》、《宇宙大观》（1939—1943年）、《人生观》、《王阳明》、《越南文范》、《越南诗学》、《翠翘传》（校注）、《幸蜀歌》（注释）、《唐诗》（翻译）、《黎朝四十七条教化》（译为法文）以及本书等十余种，还在《南风》杂志和其他刊物上发表过许多篇学术论文。2
陈仲金的一生，主要从事学术活动。但在晚年，却参与了反动的政治活动。1945年侵占印度支那的日军，在越南发动“三·九”政变，一脚踢开残存的法国殖民政权，独霸印度支那。同年4月17日，日帝扶植越南阮朝末代皇帝保大（阮永瑞）在顺化组成傀儡政府，陈仲金当了4个月的“首相”。同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越南8月革命风暴的打击下，顺化小朝廷土崩瓦解。但是，陈仲金拒绝与胡志明主席领导的新政府合作，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直至1953年12月2日病死于大叻。
尽管作者晚年失节，但不能因人废言。他的这部书，写于1917年，初名《初学安南史略》，次年再版时，改名《越南史略》，是现代越南人用“国语字”（拼音文字）自编的第一部通史。作者在生前，曾对该书进行过多次增补和修订。这本书是越南的史学名著，在越南国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前南越政权的新闻部部长陈文宣在悼念陈仲金的文章中，把这本书誉为“无可比拟之杰作”，并说此书的问世使作者“跻于越南史学家、博学家第一流人物之林”3。北越的学者也不能忽视该书的影响，他们不仅经常加以参考和引用，甚至抄袭它的错误。例如，明峥的《越南史略（初稿）》把元代的昔戾基王误作昔戾、基玉两个人，就蹈袭本书照录了《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错误做法，而失于详考。4早在20世纪50年代，越南著名史学家陈辉燎就曾在《越南文史地研究集刊》杂志上发表专文，批判该书的观点，但他不能不承认，这本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属时期最为流行通用的史书。而且直到今天，仍未被完全淘汰。因此，它的作用和影响非同小可。许多人在苦心孤诣地批判它的时候，却不得不使用它，因为没有别的堪与匹敌的史书可以代替它”5。外国研究越南史的学者，也熟知此书，并把它列为研究越南史的重要读物。1987年3月，在新加坡出版的《南洋与中国——南洋学会四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中，收有著名越南史专家、现任日本创价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的陈荆和教授的《越南文明开化之步骤——阮长祚与陈仲金》一文，对陈仲金的《越南史略》给予很高的评价。陈荆和说：这本书“以实证主义与科学之方法为准则，除历朝之政治、征战外，官制、丁田、学制也概略说明，更将有问题之处加以短评以提供读者参考。总之，此书是以客观之立场，可以信赖之史实，用越南文字写成的最早之越南通史，在越南史学上具有划时代之意义”6。
这本书之所以受到多方面的重视，不是偶然的。它具有自己的突出的优点。
第一，这本书简明扼要，用不多的文字为两千多年的越南历史勾勒出一个基本轮廓。作者把越南史概括为五个时代，分为五卷五十三章来写。
第一卷，上古时代，起于鸿庞氏，止于赵（佗）朝。这是越南的传说时代。
第二卷，北属时代，自汉武帝平南越，止于五代越南吴氏自立，建立自主封建国家。这就是中国在越南设置郡县直接统治时期。作者认为，在长达1000多年的北属时期，越南深深濡染了中国文明，这种影响年深日久，已变成越南自己的“国粹”，今天也无从消除它。
第三卷，自主时代（统一时间），起自吴朝，止于后黎初叶。自此之后，越南摆脱了中国的直接统治（仍保持藩属关系）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丁、黎初立，为巩固独立，大修武备，文化未得到应有重视。到了李朝（1010—1225年）、陈朝（1225—1400年），社稷巩固，文化发展，越南已成为一个“北可抗拒中国、南可开疆扩土”的强大国家，经受住了元朝几次入侵的严峻考验。及至陈末，胡季犛篡位，明朝借机进军越南，一度重建短暂的郡县统治。黎利起兵，驱逐明人，建立后黎朝。后黎初叶的百余年，越南较为强大。特别是光顺（1460—1469年）、洪德（1470—1497年）年间越南达于鼎盛。但后来昏君庸主当政，朝廷腐败，奸臣作乱，君、王争权，酿成南北分裂的局面。
第四卷，自主时代（南北纷争时期），起自莫氏篡位，止于阮朝统一越南。先是南黎、北莫，后则南阮、北郑，各霸一方，国土分裂，互相攻伐，人民涂炭。虽则如此，但北方的改革颇有建树，南方并占城，侵真腊，开扩了疆域。平地一声巨雷，西山邑一阵狂飙，摧垮了君位主业。但西山兄弟驰骋天下不到20年，阮朝中兴，创建了统一的王朝。
第五卷，近今时代，起自阮世祖（阮福映），止于法国的“保护政府”，即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时期（1802—1945年）。阮世祖初与法国人交涉，是为了借助他们的势力讨伐西山。但是，后来其子孙诸王改变政策，严禁天主教，并不准外国进入贸易。其廷臣大多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刚愎自用，不能因时而变，对外国经常制造不和，迫使法国不得不用兵保护自己的利益。由于这种政策，才造成现今的保护制度。7
以上就是作者在本书中所分的五个时代和他所概括的越南史的梗概。不难看出，作者的观点是不足取的。但是，作者在每个时代之中，都按王朝体系，写得脉络清楚，条理分明，便于检索。每个朝代还开列了“世谱”。书后附有大事年表，使读者一目了然。
第二，史料翔实，内容丰富。作者主要取材于《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一统志》、《大南实录》等越南官修汉文史书和中国的正史以及有关越南的专著。除此以外，还参阅了不少野史、传说、家谱等资料，吸收了法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越南汉文史书在我国并不多见，作者所搜集的这些材料，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宝贵的。作者对于这些史料还进行过一番整理考订的工作，“屏弃其荒诞不经之说”，史料堪称翔实，远比当前流行的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那种空泛之作充实得多。作者对每朝每代的典章制度和南北纷争时期南阮、北郑的情况以及它们之间的战争，都有详细的记载，这也是当前越南史学家的著作中少见的。越南的史籍大多用汉文写成，译成现代越语后往往有误。作者充分注意到了这个特点，在本书中所有重要引文及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都附有汉文原文，且经我们查对基本正确无误。
第三，作者对2000多年的越南历史，重客观叙述，少有空论，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远比当前某些有关的历史著作要严肃得多，公允得多。目前某些有关的历史著作不顾历史实际，根据一些不可靠的神话传说，将越南古代史尽量提前。他们把传说中的“文郎国”说成是信史。而陈仲金对这个问题却比较客观。他根据旧史所载，“文郎国”从壬戌年（公元前2879年）到癸卯年（公元前258年），共存在2622年，君王凡二十易，指出：“若取长补短平均计算，每位君王在位约150年！虽系上古时代之人，也难有这么多人如此长寿。”据此而看，“文郎国”之说难以确信。他还认为，“文郎国”遭到中国殷朝军队侵略的说法，“实属荒谬”。中国殷朝位于今河南、直隶、陕西、山西之黄河流域一带，而长江流域一带则仍为蛮夷之地。从长江到北越相隔甚为遥远的路途，倘若当时越南有鸿庞氏为王，肯定不会有什么纪纲可言，无非像芒族的一位郎官而已。这样，他与殷朝毫无往来，更没有交战的可能。而且，中国历史也没有记载此事。因此，“有什么理由说殷寇就是中国殷朝之人呢？”这只是传说，不能信以为真。8
当前某些有关历史著作，一方面严厉批判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侵略，另一方面，缄口不谈越南封建统治者对其周围邻国的侵略，反而把越南对柬埔寨和老挝的侵略说成是什么“特殊的友谊”，为封建统治者的侵略行动辩护。这样做显然不妥。陈仲金的著作不是这样。陈仲金说：“我们越南人的苗裔日益繁衍增多，而在北面已有强盛的中国，西面则山多林密，交通不便，因此才沿海岸逐渐南下，攻林邑，灭占城，占领真腊之地，开拓出今日的疆域。”他在书中用不少篇幅比较实事求是地叙述了越南封建统治者对占城和柬埔寨、老挝的侵略过程，明确承认：“观今南越六省之地，是夺取真腊国的土地。”书中还记述了阮朝对真腊的侵略、控制和迫使其朝贡的史实。特别是明命时期（1820—1840年），越南曾在真腊驻兵和设置府县进行直接统治，承认“我越南官吏在那里做了许多不合理的事情，骚扰民间”，引起“真腊之民人人怨恨”，而引发了起义，使“官军被迫放弃镇西城，撤回安江”，遭到可耻失败。他说：“此亦是因为我国之人不知维护弱者，只知以贪残之心欺凌他人，所以招致耗损兵粮，将士疲惫，惨遭失败，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很大损害。”9
历史是复杂的。当西山农民起义推翻黎朝封建统治而招致清军干涉时，起义领袖阮惠率兵抗击清军无疑是正义的。但是，当阮惠成为西山王朝的皇帝，蜕变成新的封建统治者时，对他的所作所为，也必须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当前的越南史学著作，却不是这样，而有意为前人讳。他们为阮惠掩盖罪责，对他攻占万象、侵略老挝10并准备进攻中国两广的活动只字不提。这一点，他们又不如陈仲金。他在书中辟有专节，记述阮惠企图进攻中国的情况：“前此，光中帝（即阮惠。——引者）向中国求和并接受封号，主要是为了等待有足够力量之时而进攻复仇。因此，当国内安定之后，便日夜筹划进攻中国。”11为了进攻中国，他征集士兵，命令各地“攒造丁田簿籍”，实行“信牌制度”。根据《大南正编列传初集》卷三十《伪西列传》载：“簿民人给一牌，号曰信牌（著姓名、贯址，押手指为记，内印‘天下大信’四大字）。无牌者为漏民，给充房役而罪其里长。吏役因缘为奸，四出搜捕小民，至有藏穴以避，不胜其苦。”丁田簿籍编定，规定三丁抽一，招募了大批兵士。军队分为道、奇、队，令其常加训练。诸事准备妥当，到壬子年（1792年），“惠令修表如清求婚，以探清帝意，亦欲借此为兵端”。只是因为阮惠“遭疾”，方“不果行”。陈仲金据此如实介绍了这一情况。并说明，阮惠蜕变为新的封建统治者后，不仅开始侵略扩张，而且还压迫农民。忽视和有意掩盖这些事实，便不可能对阮惠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一味地宣扬阮惠抗清，而曲意为他遮丑，更不是严肃的治史态度。
陈仲金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在这本书中贯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观点，是无足为怪的。诸如他颂扬帝王将相，把越南历史上的起义农民视为“盗寇”等。自然也不能指望他完全正确地阐述历史上的越南同其诸邻国的关系。他往往是站在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阐述这些问题的。凡此等等，不胜枚举。我们认为，本书应该着重加以批判的，有以下几点：
陈仲金在书中认为越南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由此引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是“卓越人物”的思想动机。“好像任何历史事件都是按‘卓越人物’的愿望而实现出来的。”12例如，他认为，明朝之所以能在越南建立短暂的郡县统治，就是因为胡季犛有篡位夺权的“贪心”。如果胡季犛能“始终如一辅佐陈朝”，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陈仲金不能正确阐释越南历史上无数农民起义的真正原因。他在阐述越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西山起义的原因时说：“阮岳曾任云屯巡卞吏，因此后来人们常称其为卞岳。然因性喜赌博，花光税钱，恐被惩处，遂入山为盗。”13如果阮岳不是如此，而是一个好的官吏，似乎就不会有“西山起兵”，越南历史就会改观。事实上，到了16至18世纪，越南的封建社会已陷入严重的危机。南北两个封建集团——先是南黎北莫，后则南阮北郑——连年不断的战争，给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仅就南方而论，北方移民和战俘开垦出来的土地，被阮氏封建集团的大小官吏所掠夺，成为他们的“官田庄”和“官屯庄”。强迫农民作他们的佃户，进行奴隶式的劳动。此外，农民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要服沉重的劳役和兵役。在阮氏集团的重压下，农民无以为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阮岳三兄弟振臂一呼，南北方的农民群起响应，才爆发了越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西山农民起义如此，越南历史上大大小小300多次农民起义无不如此。但是，陈仲金却做出了错误的归纳。他写道：“倘若读书之人因某种原因而未考中，做不成官，便铤而走险，转为盗寇，以寻求显荣之法，所以国内常有盗寇。”14换句话说，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并非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由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和压迫所造成，而是由科举或者官场失意的知识分子所挑起。陈仲金的这种论断，是抓住了农民起义有知识分子参加的表面现象，而完全掩盖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的罪恶事实。
陈仲金在本书中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他为法国殖民主义辩护的论点。我们知道，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为了寻求商品销售市场、廉价劳动力和原料供给地，开始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澳洲地区进行野蛮的殖民掠夺。早在18世纪末，法王路易十六就根据百多禄主教的奏议，制订了变越南为法国殖民地的“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并采取了侵占越南的一系列实际步骤。继百多禄之后接踵而至的传教士、商人、探险家，都在积极推行这个侵略计划。到了19世纪，法国殖民者通过一系列殖民战争，把越南变为它的殖民地。但是，陈仲金完全歪曲了这个历史进程，把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归咎于顺化朝廷的“禁教”和“禁止与外国通商”。他在本书序言中说：因为阮朝严禁天主教，不准外国来越贸易，并常常制造不和，“迫使法国不得不用兵来维护其自身的利益。由于这种政策，才造成现今的保护制度”。这就根本颠倒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位置，完全站到法国殖民者的立场上，为侵略者辩护。
由于陈仲金站在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他必然反对反抗殖民主义的爱国斗争。在法国殖民主义武力侵占越南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不愿做亡国奴的士大夫，在“忠君爱国”的旗帜下，领导农民武装抗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绅运动（1885—1896年）。陈仲金把这一斗争称为“文绅作乱”。他写道：“我国不像别国那样开化，也是因为士大夫固守旧习，不愿因势而变。现在，国势衰弱已是明摆着的事实，而仍执迷不悟，不愿正视现实，又因一时之怒，而做出浅薄悖慢之事，增添了损失。这样，士大夫对于国家的罪状，岂不是甚大吗？”15按照陈仲金的逻辑，反抗法国的殖民侵略是犯罪，越南人民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应该俯首贴耳听任法国殖民者的摆布和宰割，祈求他们赐予“开化”，才是因势而变的“识时务”者。他在书中专辟一章，来歌颂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功业”，称赞法国历届总督和钦使修铁路、开工厂、办学校、建医院等“丰功伟绩”，却掩盖了法国殖民者强占越南人民的土地，掠夺原料，钳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实行愚民政策，剥夺人民的自由，用鸦片麻醉和毒害人民，以及残酷镇压一切革命运动的滔天罪行。历史已经证明，法国殖民者长达80年的殖民统治，并没有给越南人民带来“开化”和“文明”，反而正是越南社会停滞落后的根本原因。
对于陈仲金的《越南通史》我们必须持严肃的批判态度。只有去其糟粕，才能供我们更好地使用。
本书所引用的史料，作者仅于书前做了总的说明，并未一一标明出处。对此，译者都尽量加以查核，并做了必要的注释，标明“译者”二字，以与原注区别。正文中括号内是译者所补作者漏引的史料或纠正作者错引的史料。考虑到越南汉文史籍在国内并不多见，译者把一些有关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的重要史料，节录出一部分，补入译注之中，以供研究参考。
为了阅读方便和为今后越南史籍的翻译提供便利条件，译者根据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建议，基本上按照本书1971年版所附索引编制了译名对照表，附于书后。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深得我的老师、北京大学东语系的颜保、昌瑞颐、陈玉龙三位教授以及外交部亚洲司的李家忠同志的大力协助，为我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昌瑞颐教授还校阅了全书，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赐教。
戴可来
1987年9月于郑州大学历史系印度支那史研究室
1 李文雄：《越南杂记》，1948年，堤岸出版。
2 据《陈仲金传》，载《越南作家传略》，越文版，第121—123页。
3 陈文宣：《陈仲金先生——越南人文主义者及政治家》，载《亚细亚中文季刊》，1954年9月第1号，第29页。
4 明峥：《越南史略（初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0页。
5 陈辉燎：《驳斥陈仲金〈越南史略〉一书中的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观点》，载《越南文史地研究集刊》，1955年3—4月的第6期，第21页。
6 《南洋与中国——南洋学会四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南洋学会出版，第112页。
7 见本书序言。
8 参阅本书第一卷第一章。
9 参见本书第五卷第三章第十节。
10 《大南正编列传初集》卷三十《伪西列传》记载，阮惠的军队曾攻入万象，“获其象与
鼓”，并“长驱至暹罗界”。
11 参阅本书第四卷第十一章第十三节。
12 翦伯赞：《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第3编，第2册，第6页。
13 见本书第四卷第八章第二节。
14 参见本书第五卷第六章第三节。
15 参见本书第五卷第十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