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办额费不资

数额固定的库银额费远不足以支付采运盘费。不仅运输成本没有计算在内，官方采买价格也比市场价格低不少。工部颁布的《物料价值则例》有助于我们大致了解皇木官价偏离市价的程度。该则例汇编于1769年，作为公共建筑成本估值的参照，它记录了下至县一级的建筑材料、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报酬的市场价格。该则例的编纂始于1761年，目的是调查市场价格并作为统计清单提交给工部，它是朝廷尝试要求各省和县府应以市价采购必要材料和雇佣劳动力的一个环节。［46］在湖南奏报木材市价的六个县中，木价最低的是靖州宜章县（见表1.2）。宜章县是沅江流域的木材输出县，它代表例木采买地区市场价格的下限。不过，即便这些市价的最低价也远高于皇木采买的固定官价。

对于普通的“架木”和“桐皮槁”，湖南例木采办的官员以较低的官价强制从途经常德的商运木筏抽征，每百根木按官价抽征一到两根。这种官府抽征实质上是对商业木材征收的过境税。然而，对于大木，官价和市价之间的差异给委办皇木的官员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无法从普通商运木筏中抽取这类木材。1729年，辰沅靖道的道台王柔奏报的“桅木”和“杉木”的市价比官价高出数倍，这是他从湖南例木采办官员的支出账簿中获得的信息（见表1.2）。［47］在18世纪70年代，一根好的桅木即便在贵州也要卖到50多两，而官价却只有20两。［48］

表1.2　进贡木材的官方价格与市场价，单位：两／每根原木

资料来源：除注释外，均来自光绪《大清会典事例》

注：加粗行是次级级别在18世纪60年代引入前的，因此1687年和1759年的水平和价格适用于整个级别；

*　各省平均水平。一般而言，湖南和江西的官方价格比江苏和浙江的更低；

a　1729年湘西常德的市场价，来自辰沅靖道道台王柔的奏折，《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

b　架木和桐皮槁的市场价，通过湘西靖州宜章县的杉木原木价格而推算，《湖南省物料价值则例》（1769年）。这条史料列出了每个县六种不同规格的杉木原木的价格。这些规格近似于架木和桐皮槁的分类，但是并不完全对应表中的每个级别。不过，每个县的定价似乎遵循了一个统一的单位价格，云南府的《物料价值则例》中也以此为定价原则。该单位并不是体积，而是以半径乘以长度，也就是以平方尺为单位。可以推测出宜章县每平方尺杉木原木的单价为0.027两。湖南另外五个有该项价格信息的县的市价要高得多。资料来源：物料价值则例数据库。

负责采买皇木的官员偶尔会试图凭借地方官的威权迫使上等的“桅木”以低价出售。但各省的代办和其他木商都在争夺稀有的大木。结果就是，这种强制力在卖方市场的效果微乎其微——最终的价格可能只比开价低个几两而已，仍然比官价高得多。［49］通常情况下，皇木采办官员在市场买入的大木会以高价成交，因为他们担心一旦错过就可能没有足够的木材来完成皇木的解额了。正如英安对其派往靖州的亲随所建议的那样：

其（在靖州）所买桅木价银，较苗内似觉稍贵。然只好木，则公项可无虑矣。弟处遇有桅段，自当尽买，断不放松。惟靖州买价，切勿实告托口客人等，恐传说到此，将来难以购办。［50］

显然，英安亟待完成木植的办解，即便超出库银资费，他也愿意支付更高的市价（他是如何做到收支平衡甚至从中获利的，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从英安的建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例木采办官员对市价差异的敏锐感知和对限制商业情报传播的警觉意识。皇木的采买应理解为皇木办解官员整体经营运作的一部分，其最终目的是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