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扩张与边疆的木材贸易

西南边疆被纳入跨区域的木材贸易体系，这不仅是经济力量发展的结果，也是明代国家扩张这一更大的政治和社会进程的一部分。起初，西南边地在蒙古人入侵南宋的军事行动中沦陷，之后历朝历代逐步将其置于更严格的行政和军事控制之下。明清统一西南地区的行动源自多个动机，包括抵御蒙古和西藏的威胁、获取矿产战略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通过汉人的迁居来缓解人口压力。这片广阔的区域——包括后来变成行省的贵州、云南、四川的山脉，以及广西和湖南的西部——并非杳无人烟，而是千年来不同民族的定居之所。虽然官方史书呈现的是民族同化的宏大叙事，但历史学家业已揭示出，帝制晚期的国家集权统治的努力不断受到当地群体和环境能动性的抵制、调和与制约。［21］

明代遵循先制，在西南通过土司制度承认当地世袭土著首领的统治，从而实现名义上国家控制的扩张。在整个明代和清初，国家采取各种军事和政治策略来处理地方起事、分化大土司的势力以及限制他们的自治权。明代还在西南地区推行卫所制和军屯制，鼓励汉人从中原向西南迁居。这些措施在18世纪初达到顶峰，清代的雍正帝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这一运动曾在明代和其父康熙统治时期以有限的形式开展，此举旨在废除土司，改由国家任命的流官直接进行行政管理。然而，雍正帝雄心勃勃的举措却引发了苗民的起义，清廷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将其镇压。［22］与这场镇压一样，几个世纪以来明清朝廷在西南开展的其他大规模军事行动都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当地情报收集等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当初为了便于国家的军事行动而建设、整修、疏浚的道路和河流，后来成为便于平民和商品流动的必要条件。有关当地环境、交通线和民族志的志书，无论是官方编纂的还是民间商业性出版的，都为前往西南的旅行者提供了指引。［23］随着国家的军事介入、行政改革以及断断续续的移民计划的开展，西南边疆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环境变化。［24］

汉人木商前往西南日益便利，与此相关的最重要因素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当地局势更好的了解，以及他们更熟悉的行政架构的建立，这些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国家扩张的副产品。位于贵州东南和湖南西部的沅江流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的山区森林密布，苗民世代居住于此。18世纪，在雍正皇帝军事镇压了苗民起义之后，沅江流域开始为国家和民间提供大量的木材。［25］朝廷在刚刚平定的“苗疆”上建立州县制度，引入了汉人商贾所深谙的行政原则以及儒家士大夫的权威。汉商们知道如何与士大夫打交道，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能得偿所愿。

在18世纪30年代平定苗民起义的军事行动中，动员当地劳工疏浚沅江上游的河道是该地木业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26］疏浚工程本是为了促进军队调配和物资运输，但也为沅江河谷的森林资源开辟了进入长江水系流域的运输路线。自此之后，沅江地区出产的木材，即所谓的“苗木”或“西湖木”，在满足下游市场的需求和清廷的皇木采办中变得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