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泽

滨田庄司是当代日本最著名的陶艺家，也是20世纪屈指可数的几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陶艺家之一。他和英国陶艺家伯纳德·里奇常被相提并论，这位滨田的挚友及工作伙伴被称为“工作室陶艺之父”。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滨田和里奇共同构想出一种观念，即陶艺家在自己的工坊中独自或与学徒、雇工一同手工制陶，这在当时是相当新颖的。在同时期的英格兰，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理念正在重振手工艺，使其成为一种与工业革命相对立的、独立的行业。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工作室陶艺已是蓄势待发。东方的滨田和西方的里奇试图效法非科班出身的农人对实用手工艺品的投入，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陶瓷艺术家的生活与创作方式。

伯纳德·里奇生于中国，父母都是英国人。当他决定学习日本名家尾形乾山(1)的陶艺时，已经是个颇有成就的版画家。里奇稍年长于滨田，在他们相识的时候，里奇已经以陶艺家的身份展出自己的作品了。滨田告诉我，他曾把脸贴在一场伯纳德·里奇陶艺展的橱窗玻璃上，于是被邀请进入。他笑称他们滔滔不绝地畅谈了三天。1920年，他们环游世界，去往英格兰，里奇希望在那里找到陶土并创立自己的陶艺工坊。滨田庄司毕业于东京的一所工科院校，主修化学与地质学，曾在京都市立陶瓷器试验场工作。因此，他比里奇更懂得陶艺工作室的配置，于是在康沃尔郡圣艾夫斯协助里奇，驻留了三年。两人分别在陶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之道，而正是从英国乡间的奶酪师、鞋匠、木工那里，滨田学到了用手劳作的价值。在英格兰，滨田也结识了以手工艺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例如著名的纺织艺术家埃塞尔·梅雷（Ethel Mairet）和雕塑家埃里克·吉尔（Eric Gill）。滨田深受明治日本阶级意识的影响，但他对朴素的民间手工艺和知识分子化的手工艺都全心接纳，并从中汲取养分。

滨田庄司的另一位人生挚友是著名陶艺家河井宽次郎，他们在京都工作时相识。滨田从英格兰返日后在河井家住了几个月。他们共同结识了柳宗悦——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的门生，并被他主张的思想所深深吸引。柳宗悦发展出了一套佛教美学，在其写作中描绘一种独特的美。当他在民艺中发现了这种美后，分析了“无名手工艺者”的重要性，即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每天重复相似却不尽相同的手作劳动，直至技艺由心而生。因为在日文中找不到合适的词语传递这种精神，滨田庄司、河井宽次郎与柳宗悦遂创造了“民艺”这一概念。他们试图用这个词指代由心而生，而非由智而生的手工艺品，正如那些无名的手工艺者所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民艺不再是一种哲学，更多地成为一种风格和潮流，因此背负了并非源于创始者本意的、具有争议的内涵。

滨田庄司选择在东京北部山谷中的益子村创建自己的陶艺工坊。他儿时记忆中的一把绘有树景山色的茶壶正是出于此地。益子并非古窑口，但也有四百年的日用制陶历史，这刚好符合滨田的理想。他在不同的制陶工坊工作了几年，才攒够钱购买建立自己的工坊院落所需的土地和建筑。

1926年，柳宗悦、河井宽次郎与滨田庄司隐居至一座山间寺院，并在那里决定创立日本民艺协会，以此推动民艺理念的发展。三人而后在东京创建了日本民艺馆，展出滨田和柳宗悦的众多民间手工艺藏品。很快，冈山县仓敷市及日本各地，甚至冲绳岛都开设了民艺馆。这些民艺馆以及滨田庄司和伯纳德·里奇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唤起了对民间手工艺的热爱，时至今日仍生生不息。柳宗悦则著书立说，在工业化的社会背景之下，将“美”作为作品是否成立的先决条件。

滨田庄司与伯纳德·里奇这一传奇组合迅速扬名世界。1952年，我邀请滨田、里奇和柳宗悦到洛杉矶邱纳德艺术学院（Chouinard Art Institute）开展了为期三周的演示与讲座课程，而对滨田和里奇的作品及生活方式的认可，当时还远不及如今深刻。在那次工作坊后，我们又多次跨洋相会。有次滨田来访时，他邀请我写一本关于他的生活及工作的书。

1970年，我前往益子为本书的撰写进行文字和图片记录。与他同住在陶坊的家人，包括滨田太太、次子晋作和三子笃哉、次女比佐子，以及工坊和农庄的工人，都对我慷慨相助。我曾经的陶艺学生德博拉·史密斯（Deborah Smith）会讲流利的日语，便前来帮我翻译，协助访谈。滨田不想让我录音，所以我白天时常会停下来记录所见所闻，晚上再和德博拉一起完成注释。我手中的相机会不停打断他的思绪，这是他为本书出版做出的一大牺牲。回头看来，滨田为了接待我们，的确费了不少周折。

滨田庄司是位聪慧、敏锐且坚韧的陶艺家，他浑身充满干劲，能够同时安排很多事情。他对陶坊工作的组织安排五十年如一日，整套运转模式深刻在每一个人心中，无须滨田发号施令，即可平静、永续地开展下去。陶坊大约每六周会装满一个五室柴窑，双室盐烧窑一年烧五到六次，一个月烧几次釉上彩，还有一个八室的大窑一年烧两次。

我在益子的每一天，从清晨到深夜都有新的故事展开。滨田当然对我还不知晓的事情了然于心，所以我必须日复一日地观察，才能理解整个陶坊的体系和他的陶艺之道。为此，他先让我和德博拉在日本游览了数周，拜访他希望我们参观的陶艺工坊和博物馆，这样我才能为驻留益子做好准备。

我们决定本书所涵盖的内容始于我们在1952年的相识，通过二十年来在日本和美国的相互拜访，成就了今日的益子之行。滨田曾邀请德博拉翻译他关于自己的生平、工作和哲思的文章。日本以外的世界并不知晓滨田用日文撰写了多部书籍和文章。事实上，在1970年都柏林世界手工艺大会上，滨田曾对观众说，他做陶而不写作，他把写作留给伯纳德·里奇。我把德博拉翻译的滨田著作拿给在圣艾夫斯的伯纳德及其妻子珍妮特，因为滨田这些优美的文章写于与我相识前，不会用于本书的撰写。我和珍妮特说服伯纳德，以这些翻译和他自己强大的记忆力为素材，写下了传记《滨田》（Hamada），并和本书的初版一样，由讲谈社国际部发行。

1975年1月，我带着本书初版拜访滨田，那时他正因病在宇都宫市住院治疗。病房很小，但床尾放着他最喜欢的一幅伯纳德·里奇的画作。滨田太太每天为滨田带来家里的饭菜，在医院陪着他。虽然他平躺在病床上，但还是拿着书轻轻翻阅，微笑着说“谢谢”。滨田通过这本书让世界认识自己，他的直觉告诉他，他的陶艺之道是独特的，而其中的精神对所有陶艺家而言，又是不言而喻的。

在滨田去世前，我又几次拜访益子。他在自家院落监督修建了个人纪念馆，使用冲绳风石材建造，最前方则是他从别处移来的最后一座老门房。纪念馆常设他的作品回顾展，并举办世界各地民艺的特展。在滨田正式揭幕纪念馆的时候，我还遇见了美国驻日本大使、尊敬的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先生。滨田忙前忙后，并指出他最心仪的几件藏品。女佣们穿着传统的农裤，在仪式前最后一刻扫净石阶上的落叶。县政府会将滨田的院落作为纪念场所保存维护，并依照其意愿，保管他的大量藏品。

滨田每次住院康复后都会继续做陶。我见过他最后烧制的一些作品。这些陶器似乎愈发强劲、生机盎然，手绘笔法健朗，淋釉流畅，真实而生动地凝萃了他活跃的一生。

滨田庄司于1978年去世，次年伯纳德·里奇离世，被他们二人推崇为真正的民艺家的美国印第安陶人玛丽亚·马丁内斯（Maria Martinez）则于1980年去世。他们的生命都献给了他人难以企及的价值与理想，他们为我们指明了道路，而这条道路也由于我们许多人的追随而日渐明朗。

益子因陶艺和滨田庄司而出名。四十年前，当我初来益子时，只有一条主要的土路和几条小岔路，如今这里已经延展出了更多的街道。村里的传统陶人已经所剩无几，民间工厂用机器批量生产看起来像手工拉坯的器皿，陶艺家们则因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藏家纷纷迁窑至此。曾经街头巷尾都是如诗如画的木房，售卖陶瓷、五金工具、杂货或者服装等，如今这些老店都被现代的水泥和玻璃建筑取代，变成了当代艺术画廊。除了几家店仍展售传统益子陶瓷，其余都转而出售雕塑或者类似那种在国外陶艺杂志上出现的作品。

滨田的儿子晋作继承了陶坊，并将父亲的五室窑和家宅连同内部装潢，都从原本的院落迁至政府在俯瞰主街的山丘上新建立的市立博物馆。晋作也迁出了父亲原本为他盖的房子，并在父宅的旧地上新建了房屋和陶窑。滨田的邻居、朋友及工作伙伴岛冈达三扩建了自己的院落，每年接收国际学徒。岛冈最近受封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民艺陶瓷保持者，也就是“人间国宝”，比滨田晚了大概二十年获此殊荣。

德博拉·史密斯在1970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当年12月，她与我同时离开日本，前往印度南部。她想在位于本地治里的斯瑞·阿罗频多修道院（Sri Aurobindo Ashram）住一段时间，那里因这位大师的著作和当地的传统工艺品——尤其是手工纸——而闻名。我的另一位有建筑相关背景的陶艺学生雷·米克尔（Ray Meeker）也来到这里，在过去的三十二年中，他们二人共同修建并经营着一个独特的炻器陶艺工坊。雷的广博和德博拉对细节的关注相得益彰，让他们的作品有了一种独特的表达，传递着德博拉在滨田的院落中所感受到的制陶的精神与实践。如今，他们雇用了十五名泰米尔（Tamil）工匠为印度、尼泊尔和其他世界各地的来访者制作手工拉坯餐具，他们使用当地的材料，自制竹节把手，使用木头和油烧制，德博拉亲自绘制每一件作品。他们的作品在南亚收获了应得的名望。他们每年招收几名学生，至今已有百人。这些学徒进而在印度建立了许多制陶工坊或艺术陶瓷工作室。金桥陶坊的一切都明示着滨田哲学的核心，并承载着他的遗泽。

近年来举办的几场重要回顾展、新出版的图录，以及许多文章的发表，都重新唤醒了滨田庄司的传奇。博物馆和藏家纷纷垂涎滨田的陶器，以至于在日本都一物难求，欧美的艺廊和拍卖行也趋之若鹜。滨田的作品主要藏于仓敷市大原美术馆、益子陶艺美术馆和滨田庄司个人纪念馆，除此之外，檀香山艺术博物院、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圣地亚哥民艺馆、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以及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也都有滨田庄司的常设展览。

滨田的一生都致力于贯彻并达成那些隽永且普适的根本价值与理想。许多陶瓷从业者和学生都在跟随他的脚步，有些人并不知晓他是那个领路的人，有些人仍在探索他已验证的路径。因为滨田的一生都渴望并致力于明示他的陶艺之道，众人不难上路，但极少有人能够如此彻底地实践与贯彻。滨田的遗泽如今体现在他的陶器作品之中，但更重要的是，潜藏在他那些无形的信仰之中。

我和滨田自1952年相识便关系融洽，许多事情不言自明、心有灵犀。这里我必须要讲最后一个故事。1970年12月底的一天，我就要离开东京，那天我坐在三越艺廊的展厅，希望和滨田最后再碰一次面。我看着他整天忙着从一摞盒子中给不同的客人拿礼物，每个盒子里都是精湛的陶器，盒子上是他的毛笔字和印章。

我暗自期许自己也会得到一个盒子。终于，他领我去了餐厅，我们在铺着亚麻桌布的西式餐桌前坐下，桌上摆放着银质餐具和水晶杯。我们点了草莓冰激凌和浓缩咖啡，不过在那之前，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你有我。”（“You have me.”）我目瞪口呆。他自然知道我垂涎于一个装着陶器的礼盒，但是他不打算这么做。我拥有了比一件陶器更宝贵的东西，因为他对我倾囊相授。

滨田知道，在他离世之后，日本和世界都会发生巨变。他想要保存一些传统的形态、他的生活之道以及他的陶艺作品。他向博物馆捐赠那些在他“洞察的双眼”下诞生的作品，在日本及国外举办讲座，写作，不惧劳累地举办展览，还要为了这本书的出版忍受我的相机快门和滔滔不绝的问题。他每月从益子去东京给裕仁天皇教授民艺课程。他在陶坊也会抽出时间与访客交流，并且前往世界各地向同行和追随者演示工艺。他的陶器承载着他所见的真理，并身体力行地为我们指引着一条生活与工作相融一体的路径——每个细节都构成着一个完整的统一。出乎意料的是，他的授业在今天，比他在世时，更加鲜活、深刻。

苏珊·哈恩里·彼得森

凯尔福利，亚利桑那，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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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尾形乾山（1663—1743）：江户时代陶艺家、画师，生于京都，著名琳派画家尾形光琳之弟，其陶艺作品以笔法自如的花鸟装饰著称。——译者注。本书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