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优绩主义及其诱发的不满
第一章
优绩主义革命
翻开人类的历史，辛劳与收入从来都背道而驰。
穷人往往需要长时间地辛苦劳作。1800年，英国普通劳工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是64小时；1900年，美国普通劳工每周的工作时间是60小时；[1]直至20世纪20年代，蓝领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长仍超过50小时。[2]可以说，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无尽的辛劳。后来，中产阶层的兴起缓解了劳动阶层的辛苦，同时也吸纳了大量的普通工人，但是情况并没有完全改观。一度带动中产阶层蒸蒸日上的制造业工作，在吸纳了大量普通劳工的同时，也使他们疲于奔命。
相比之下，富人则一直过着奢侈浪费的悠闲生活。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甚至是上千年里，上流社会崇尚高雅的消遣方式，鄙视辛苦劳作。[3]
低廉的工资水平必然意味着劳工阶层收入微薄。19世纪的劳工即使再辛勤劳作也无缘过上小康生活。尽管二战后的经济繁荣让20世纪中叶的工人得以达到中产阶层的小康状态，但是精英阶层的财富对普通人而言始终都难以企及。
相比之下，凭借继承而来的土地、工厂或者其他资本，富人一直过着悠闲安逸的生活。而且，无论是富人还是其他人，都将自己的生活际遇归因于出身不同，而非个人选择或成就的差异。尽管正式的贵族头衔早已被大众忽视甚至被废除，但是世袭贵族统治的社会依然存在。只要问问穷人有多辛苦，就能知道他们的日子有多艰难。[4]
今天，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布局颠覆了这些由来已久的社会关系。中产阶层的工作正在消失，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担负着经济发展中最繁重工作的劳工阶层越来越轻松。然而，并不是中产阶层变得懒惰不想工作，而是他们正在丧失工作机会，越来越多地被闲置起来。一场全面、深刻的技术转型淘汰了中产阶层的工作，让拥有中等技能的劳动力在今天的经济环境中供大于求。在这种社会趋势下，减少的工时总数接近20世纪中叶男性和女性的工时差距。也就是说，新的社会经济秩序对今天劳工阶层和中产阶层在就业方面的压制程度，与两代人之前女性由于性别原因而遭受的就业压制程度差不多。[5]它剥夺了中产阶层从工业发展中获得财富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机会。
新兴技术并没有淘汰所有的工作。实际上，它提高了社会对拥有超高技能的精英人士的需求。历史上一度悠闲安逸的富人，如今却与被闲置起来的中产阶层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努力程度不仅前所未见，而且超过了社会上的其他人。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且正值壮年的成年人，无论男女，放弃工作的可能性不及仅拥有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同龄人的一半。[6]另外，在职场上，与中产阶层相比，精英阶层工作时间更长，休闲时间更少。[7]的确，尽管省时省力的家用电器早已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精英阶层在今天所享受的闲暇时光与20世纪中叶相比反而减少了。[8]
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也顺势发生了改变。上流社会开始转向，如今的精英阶层崇尚努力付出，轻视安逸享乐。对一位有钱人而言，如果有熟人朋友问他/她：“最近怎么样？”标准答案是：“特别忙。”老一辈的富人羞于承认自己很忙，而新一代的精英人士则通过“忙”来凸显自己的重要性。
工资革命则完善了这种新的工作秩序。今天，中产阶层的工作收入仍然无法使其变得富有，而精英们的高强度工作却能为其带来巨额收入。高级职位的年薪可以达到50万、100万甚至500万美元，还有少数职位的年薪可以达到1 000万、1亿甚至10亿美元。[9]事实上，今天富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劳动，他们获取财富的主要渠道是工作。[10]另外，精英阶层之所以能得到这些高薪工作是因为他们拥有超高的技能，而这些技能是经由严格密集的培训获得的。他们通过高强度、有竞争力且富有成效的努力保住自己的工作。如今，我们通过询问一个人接受了多长时间的教育，工作有多辛苦，就能知道他有多富裕，而不再是有多穷。
这种新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谁可以获得并保持领先地位。新秩序彻底否定了由贵族等级制度主导的旧秩序。相反，它拥抱的是优绩主义的理念，即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优势不应与其出身有关，而应与其能力、努力和成绩挂钩。[11]要在这三个方面脱颖而出，则需要一个人在持续不断的竞争中证明自己，一开始是在学校，而后是在职场。
过去，悠闲安逸的贵族阶层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统治并剥削下层劳工。对于奴隶、农奴、契约仆人，甚至产业工人（他们发起的劳工运动将原本被认为有失尊严的“劳动”重塑为骄傲的象征）来说，劳动本身就构成了从属关系。如今，勤劳工作的富人精英占据了主导地位。几千年来一直垄断社会资源与地位的悠闲贵族终于让位于一个新的由勤奋努力造就的精英阶层——他们不是下层劳工，而是上层的劳动者。[12]
在新秩序中诞生的精英阶层的主要成员，包括上文提及的可以从工作中赚取超高收入的核心群体（可能占全美家庭收入的前1%），以及围绕在核心群体周边的、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仅次于核心群体的人群（这一人群的规模相对更大，可能占全美家庭收入的前5%~10%）。优绩主义主要通过两步来构建精英阶层。这两步都涉及激烈的竞赛。它们共同打造出了精英阶层，并设置了优绩主义陷阱。
首先，优绩主义将教育变成了一场为加入精英阶层而进行的严酷、激烈的竞争。它集中培养少数能够在顶尖中小学和大学占得一席之地的杰出人才。其次，优绩主义改变了职场，创造了要求极高且报酬丰厚的职位，以此来维持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优绩主义崇尚技能，将努力与酬劳集中在少数高级职员的手中。
优绩主义的这两个面向——精英教育的高强度、激烈竞争和精英工作的高努力与超高额回报，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看上去非常合理，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这样，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但事实上，这两方面都是以往从未出现过的，对这些现象的描述为我们了解优绩主义的运作机制打开了一扇窗，仔细研究它们的兴起，能够揭示优绩主义为何会引发不满。
优绩主义下的教育
历史上的精英教育从来都与高强度不沾边。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顶级大学的入学标准看重的还是出身而非成绩。当时的常春藤盟校既不招收也不旨在培养“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而是将目标放在如何维护并提升美国主要家族的社会光环上。即使是研究生学院和专业院校，选拔学生的方式也极其随意。例如，一个于20世纪中叶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人告诉一位口述历史学家，他之所以进入耶鲁大学是因为当时的招生主任杰克·泰特在一次招生会上，仅基于与他的一场交谈便直接表态：“你只要申请，就能被录取。”[13]
这种情况在20世纪中叶开始发生了改变。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与（比他晚些年上任的）耶鲁大学校长金曼·布鲁斯特为了吸纳新鲜血液、扩充美国的精英阶层，修改了招生制度，明确提出要拒绝“出身论”，转而以学业成绩作为选拔标准。到了1970年，长期以来负责维系上流社会精英阶层的美国老牌家族与顶尖高校之间的联盟被彻底打破了。激烈的学业竞争成了进入顶级名校的必经之路。这次改变引发了一场革命，它不仅在程度上，更是在性质上彻底地改变了美国精英教育的基本特征。
高校招生人员一改往日对学生社会适应性的草率评估，转而开始以细致、严格的方式筛选人才。申请者也一改往日因为家族传统而偏爱某一两所大学的习惯，转而以纯粹的大学排名来进行评估选择。
前面的例证已经说明了这种转变。现在，每年有超过5万名候选人申请美国法学院，其中约有3 000人申请顶尖的耶鲁大学法学院。[14]如今的耶鲁大学法学院可不会随意录取，而是由3名教职员工独立审核评估每位申请者提交的文件材料。在严格把关之下，申请成功的概率大约只有8%（这使得今天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录取竞争激烈程度是20世纪中叶的4倍）。成功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的成绩中位数为A，并且在专门的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中的得分超过99%的人。[15]最终，申请者几乎都是纯粹看排名，在录取他们的学校中选择排名最高的学校就读。约80%的收到耶鲁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申请者最终都会注册入学。[16]
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例子也许有些极端，但绝非特例。将视角放宽，这种模式依然完全适用，而不会有任何事实上的改变。全美排名前五的法学院分别来自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它们总体的录取比例是15%。[17]这五大法学院录取的学生的成绩中位数为A，在法学院入学考试中的成绩排名前3%。[18]尽管没有精准的数字统计，但是根据合理的估计，每年大约有2 000人获得这五大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些人中，最多有5人[19]——相当于没有人——会选择入读全美排名前十以外的大学。
顶尖法学院的招生竞争并不是这些精英学子人生中的某个异常或个别的时刻。相反，申请法学院只不过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严格教育的最后一环。研究生阶段在顶尖学院就读的绝大多数精英学生，本科阶段都是在名牌大学成绩拿A的佼佼者。如今，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入学竞争的激烈程度是20年前的3倍。[20]另外，这些天之骄子大都曾就读于竞争激烈的明星高中、万里挑一的小学，甚至幼儿园。换言之，为了获得真正的精英教育，一名学生必须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多阶段精英竞赛中不断拔得头筹。显然，在其中的每一个阶段，究竟哪些学校属于第一梯队，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在精英培养链条上的每一所学校都会提供与其领先地位相匹配的高强度训练。也就是说，顶尖学校会对学生的教育进行大量投资：美国顶级私立学校每年为每一位学生的花费高达7.5万美元（是全美公立学校平均支出水平的6倍多）[21]。精英大学和研究生院平均每年对每一位学生的投资金额是9万美元。[22]精英教育的投资总额高达数百万美元，远超过中产阶层的教育所能负担的范围。
精英教育以及学校的巨额投资都获得了相应的回报。竞争性的学习和考试让学生在勤奋用功的同时野心勃勃，各种训练提升了他们的技能。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在欢迎新生时承诺：“没有哪所法学院能更好地为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培育律师、公职人员以及领导人。”[23]而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近期一位院长告诉每一位毕业班的学生：“简而言之，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法律毕业生。”[24]这些断言听上去似乎大言不惭、自吹自擂。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所言不虚，均有具体、明确的事实予以支持，并在招生名额和学生选择的双向竞争中得到了证明。过去近30年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与其他顶尖大学及研究生院的各个专业的毕业生一样，不断地学习、工作、实践、接受训练。他们经过层层选拔，一路过关斩将取得了胜利。毕竟，这就是他们跻身精英阶层的意义所在。
以精英高等学位为顶点的终身教育，以及为了获得这种训练和学位而进行的竞争，从未像今天这样激烈过。过去用来证明出身不凡、培养礼仪涵养的精修学校，如今已经转变为严格的强调学业成绩和技能培养的培训中心。因此，精英学位代表着要求严苛、抱负远大且富有成效的训练。经过如此高强度培训而产生的优绩主义精英远比过去的精英更勤奋、更能干，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精英阶层完全无法与之媲美。
优绩主义下的工作
优绩主义下的工作是优绩主义教育模式在成年生活中的延续。精英的工作反映的是精英学校的学习强度、竞争力，并过分看重精英学校培养的技能。与此同时，顶级职位赋予上层职员的收入和地位则与这些职位所需要的劳动强度相匹配。今天，精英工作的要求和回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过去，精英的工作习惯，也就是富人的生活节奏，就像曾经的精英教育一样轻松。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因为旧时贵族既缺乏特殊才干又懒于勤勉奋斗，他们必然缺乏努力工作的动力和手段。20世纪中叶的经济秩序自然而然地甚至不可避免地使中产阶层的劳动者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中心。他们负责制造和销售，主管公司的财务和运营。来自中产阶层的拥有中等技能的劳动力几乎主导了20世纪中叶经济运作的方方面面：中等技能的产业工人主导着制造业，当地中等技能的独立商人主宰着零售业，中等技能的社区银行业者、信贷员和股票经纪人把持着金融业，中等技能的中层和部门经理掌控着美国的企业。旧时代的贵族阶层本能地将劳动力市场拱手让给了中产阶层。一个闲散安逸的旧精英阶层主动邀请勤劳的中产阶层来主导美国的经济。
然而，情况早已不再如此。
过去的贵族曾把工作交到中产阶层手中，但是在优绩主义理念下成长起来的精英劳动者不但技能高超，而且更愿意埋头苦干。他们自然掌控了经济发展的命脉。在过去40年里，计算机、机器人和其他的新科技早已改变了商品的制造方式和服务模式。这些颠覆性技术（由感兴趣的创新者发明，并根据精英教育提供的新技能量身定制），将生产中心从掌握中等技能的劳动者手中转移到了拥有超高技能的专业人才身上。
例如，自动化工业机器人以能够设计和编程的高级技术员工取代了具有中等技能的制造工人。[25]物流配送、仓储和电子商务的创新则使中产阶层的独立商人被两个群体取代[26]：一是处在底层的员工，比如沃尔玛接待员和亚马逊仓库管理员；二是处于顶层的、拥有大型商店的超级富豪，包括全球最富有的家族（比如沃尔玛背后的沃尔顿家族）和全球最富有的人（比如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金融产业的各种衍生品及其他金融新技术让华尔街的精英员工不再需要中产阶层的社区银行业者、信贷员和股票经纪人。[27]新的管理技术也让高层管理人员和CEO可以直接跳过中间的部门经理，来运用权力组织和控制生产线上的工人。[28]所有这些与其他无数的创新让中产阶层掌握的技能毫无用武之地，精英们的地位因此得到了大幅提升。精英们所具备的技能对于经济发展变得至关重要。总体而言，原本属于中产阶层的工作被转移到了精英的手上，从而形成了一个上层劳动者群体。
今天的律师行业就反映并见证了这种变化。1962年，精英律师的收入仅为现在的1/3，当年的美国律师协会曾自信地宣称普通律师每年“大约有1 300个计费小时”[29]。然而，今天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也可以自豪地表示“如果管理得当”，一年平均有2 400个计费小时也“不过分”，而且它还是“有望成为合伙人的必要条件”。[30]一年2 400个计费小时意味着每周工作6天，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全年没有休假或病假。顶尖法学院的毕业生所进入的律师事务所，通常要求律师甚至律所合伙人一周工作60、80，甚至100个小时。
律师的计费时间以6分钟为最小单位，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参照来观察所有精英的工作强度。金融业的精英之前是根据“银行业者的时间”来工作的。所谓“银行业者的时间”是指自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银行业内规定的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的营业时间，后来用于泛指任何轻松的工作。[31]以前的精英管理层是作为“管理者”捧着“铁饭碗”，而且企业内部看重的是论资排辈而非个人表现。[32]如今，借用一位投资银行业者的话来说：“我们一天工作17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33]另一位则说：“我们通常会工作至深夜或凌晨1点，周末也不休息，可能每隔一两周还需要通宵达旦。”[34]无独有偶，曾经的管理工作如今已让位给了《哈佛商业评论》所称的“极限工作”[35]，即“每天到岗时间至少10小时”，需要“大量出差”并“随时随地为客户提供服务”，还要“经常在工作之余参加各种与工作相关的活动”并“肩负远超自己岗位的职责”。[36]
以上谈及的法律、金融和管理工作的发展变迁都反映出了一个普遍的大趋势。这个趋势绝非某个行业的特色，而是一种精英工作的新法则。今天，在全美最富有的1%的家庭中，超过一半有家庭成员一周工作超过50小时。[37]这个工作时长是全美最贫穷的20%家庭的15倍。总体而言，美国收入所得最高的1%的壮年男性的平均工作时长要比在收入最底层的1%的壮年男性高出50%。[38]
如今，各种类型的精英工作都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它已经成了一种新常规。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在以往生活悠闲的美国上流社会看来这是有失体面的。几个世纪以来，旧秩序让那些不是出于个人喜好，不是为了荣誉、趣味或使命，而是为了钱而努力的工作蒙上了一层为人不齿的阴影。这种态度直到20世纪中叶依然存在。然而时至今日，它已荡然无存，甚至还出现了反转。现在，各界精英人士都重视长时间的工作，并且会以一种引人注目甚至强迫性的方式将自己的勤奋广而告之——比如通过自己的语言习惯——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优绩主义让勤奋（换个说法就是“忙”）成了一种被看重、被需要的标志，一块荣誉勋章。[39]
精英阶层所接受的培养、获得的技能以及勤奋努力的态度不仅为他们赢得了社会地位，还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今天，在纽约和其他大城市，顶级律师事务所的一年级律师的年薪约为20万美元[40]（对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来说，只要他们想就能找到一份类似的工作）。另外，精英律师的收入会随着职业生涯的日益成熟而大幅增加。在美国，有一家律师事务所能够为每一位合伙人每年带来超过500万美元的收益，[41]有70多家律师事务所能够为每一位合伙人每年带来超过100万美元的收益。这些事务所的合伙人基本上都是顶尖法学院的精英毕业生。在全美获利最丰厚的五大律师事务所中，超过一半的合伙人来自美国老牌的排名“前十”的法学院。在每位合伙人每年收益超过500万美元的那家律师事务所中，4/5的合伙人毕业于排名“前五”的法学院。[42]
专科医生、金融专家、管理顾问和精英经理人都需要拥有顶尖学位，通常这使他们每年能赚取数十万美元的酬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些专业领域，年收入超过百万美元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其中，真正的高收入者，譬如投资银行的总经理、大企业的高级主管以及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每年收入所得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法律界也一样，最顶尖的事务所只会雇用来自最顶尖的法学院的毕业生，譬如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也许还有麻省理工学院和威廉姆斯学院。[43]它们通常不会招收其他学校的毕业生。[44]正因如此，学校教育所带来的经济回报率[45]在近几十年突飞猛进，尤其是精英学校所带来的经济回报率，是股票或债券投资回报率的2~3倍。[46]由此也产生了因教育不同而收入差距惊人的阶层划分。
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劳动力市场越发看重精英教育所培养的技能。拥有超高技能的精英开始主导就业市场，而拥有中等技能的劳动者供大于求，变得冗余。在某些工作领域，中产阶层的就业市场一直未能恢复，例如中等技能的制造业、零售业、中层管理职位都已日渐消失。在其他一些领域，新的工作秩序将底层劳工与上层精英人士完全区分开来。掌握中等技能的社区银行业者被满大街的底层文员和华尔街的高级投资人取代。与此同时，由于富人需要长时间的工作来赚取高额报酬，基本无暇照顾和打理家庭事务，所以出现了一个由底层劳工专门为富有家庭提供个人服务的繁荣市场。[47]
无论如何，创新已使工作越来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暗淡的工作和光鲜的工作：暗淡是指这类工作不能提供即时的回报，而且看不到晋升机会；光鲜是指这类工作可以带来高收入和社会地位，但并不代表工作本身一定是有意义的。随着优绩主义理念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中等职位被或暗淡或光鲜的职位取代，其中绝大多数的中间阶层都跌入了暗淡的一方。[48]优绩主义的阴影笼罩在中等技能的工作之上，它使暗淡的工作陷入无尽黑暗，同时为光鲜的工作镀上了一层虚假的光泽。[49]当一个社会将经济生产集中在少数精英的手中，认可勤奋努力的精英文化自然成了支撑高强度工作的基石。
前所未有的不平等
优绩主义的两个面向——精英教育和精英工作经过共同发展与相互作用后合二为一。精心规划的精英教育培育出了具有极强的职业精神和非凡技能的上层员工。他们的出现促成了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在使整个市场向精英的技能倾斜的同时，也让精英成了利润丰厚的新型工作机会的主导者。这样的转变等于将拥有中等技能的劳动者闲置了起来，使忙碌的精英成了生产力极高且报酬丰厚的代表。成功的果实随着优绩主义制度下竞争的日渐激烈而增大。对于站在全美劳动力收入金字塔塔尖上的1%的人而言，甚至是对于这1%中的前10%（即全美收入前0.1%）的人而言，他们总收入的2/3甚至3/4都来自劳动所得。[50]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所接受的精英教育。新一代的精英因此又会将自己的财富大力投资在子女的教育上。如此一来，循环往复，没有终点。
精英教育的花费和精英劳动的收入总和已庞大到难以估算的程度。优绩主义下的经济不平等在整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而美国的情势又比其他的富裕国家更严峻。
今天，全美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占据了全美人口总收入的约20%；而这1%家庭中的前10%（即全美收入前0.1%）的家庭占据了全美人口总收入的10%。[51]这就意味着，在每100户美国家庭中，最富有的那个家庭的收入相当于20个普通家庭的收入总和；在每1 000户美国家庭中，最富有的那个家庭的收入相当于100个普通家庭的收入总和。与1950—1970年这一时期相比，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收入翻了一番，最富有的0.1%的家庭收入增长了2倍。[52]尽管人们常常抱怨资本越来越主导经济生活，但这些增幅的2/3甚至3/4都来自精英阶层不断上涨的劳动报酬——不光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长大幅增加，还因为他们通常是上层员工。[53]因此，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并非收入从劳动转向资本，而是收入从中产阶层转向精英阶层。[54]
当这种经济收入差距变得足够大，量变就会引起质变。20世纪中叶，美国的经济分配情况与加拿大、日本、挪威等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大体相似。[55]然而，今天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了印度、摩洛哥、印度尼西亚、伊朗、乌克兰和越南。[56]这些国家层面的数据是其内部地区差异的综合体现。如果我们缩小比较对象，那么原本笼统的统计数据会变得清晰，我们会沮丧地发现，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县的经济不平等程度远高于泰国的曼谷。[57]
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都已经由优绩主义主导，具体体现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由激烈竞争、评估、成就与奖赏相结合的机制。这个机制始终围绕着教育培训和劳动就业展开。当前的情势是，在一种贫富状况严重失衡的经济秩序之下，最富有的0.1%的人还在为了生活而拼命工作，这是人类历史上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未曾出现过的现象。
优绩的诱惑
然而，面对这种贫富落差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存在一股强大的本能力量在为之辩护。优绩主义的理念在早期因为反对出身论而占据道德优势，再加上新一代精英阶层的努力勤奋和精湛技艺，人们很难争辩说个人优势与其努力和天赋挂钩是不合理的。当然，用优绩主义的理念取代旧时贵族的出身论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因此，即使在这一理念之下出现了贫富差距的极度不平衡，人们依然对优绩主义赞誉有加。
优绩主义的拥护者发展出了一种直觉式的认知。他们坚持认为，学业评级和考试成绩衡量了学生的学习成果，薪资高低体现了劳工的劳动成果，这两个过程都将个人优势与公共利益相结合。而优绩主义制度下具体的社会实践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联性。行业中普遍存在的操作——教育行业的考试制度和咨询行业的薪资补偿——都致力于改善并认可这种关联性。通过这种方式，优绩主义将勤奋，即转化为社会和经济产品的努力和技能，变成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优势的标准。
这种关联性让优绩主义革命得以推翻沉闷、迟缓、懒散的贵族制度，让原本被世家子弟把持的精英阶层的大门面向所有有抱负、有才能的人敞开，激发了一大批高级人才，他们的活力和动力带动了整个社会文化，推动了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优绩主义的确促进了社会的普遍繁荣。优绩主义精英的庞大生产力确保了在经济失衡的情况下，尽管富人过得更好，但其他人生活得也不会太差。此外，优绩主义进一步确保了优势来自个人功劳，上层职员认为自己的巨额收入就来自自己的勤奋努力。事实上，这种“必胜主义”的论调认为，优绩主义改造了不平等本身，重构了它在道德上的公正性。也就是说，优绩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不是通过剥削他人或滥用职权造成的。相对于旧时贵族制度下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低效和不公，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宣称自己是高效且公正的。
在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优绩主义者的自尊心之前，这种必胜主义的理念及其变体主导着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而未遭受任何实质性的批评或质疑。即使是在今天，在优绩主义制度下必胜主义的强势论调面前，批评的声音始终微小，或至少遭到了扭曲和贬低。
优绩主义对其外部效应和内在逻辑都进行了伪装。它的运行机制和仪式（譬如大学的毕业典礼），强化了这种伪装。优绩主义的实践将优绩主义理念投射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创造了一个围绕着它构建人生节点、展开人生故事的生活场景。优绩主义的大行其道依靠的不仅仅是逻辑体系，更是切实的生活经验。它捕获了人们的想象力，限制了身处其中的人们的批判和反思能力。事实上，优绩主义的理念与其造成的经济不平等互为关联，彼此推动——就如同一套免疫系统的选择可能会造就越来越抵抗人体免疫的寄生虫，而这反过来又会使免疫系统变得更加不可或缺。[58]优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偶然的、新近的、异常的趋势，但经过伪装之后看上去是必要的、自然的且不可避免的。[59]优绩主义通过将不平等塑造成一种看似不可避免的趋势，从而使它的批评者无从立足，进而走向无从选择的暴政。[60]
即使有人对优绩主义造成的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进行批判，他们也并不会直接朝优绩主义开火。在美国政坛，左右两派普遍存在的一种批评意见是，美国富人的收入远非仅限于个人的劳动所得，而更多是来自与老式贵族制一脉相承的裙带关系和机会主义。[61]根据这种观点，精英学校的招生规则最后看重的还是学生背后的文化资本、阶层背景、家世渊源，而非学生个人的智商和学业成绩。[62]相应地，精英雇主在招聘时所依据的是申请者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出身，而不是技能和才干，[63]因此精英职员的高额收入完全是一场追逐利益的寻租和公然欺诈。[64]第二种批评的声音则将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归咎于人们的收入所得从劳动转向了资本操作。这种资本操作还在极端条件下促成了寡头垄断。托马斯·皮凯蒂对这一论点进行过详细论述。[65]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和政治力量正在重新集结财富，并在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将天秤倾向于资本密集型领域，且更集中于顶层社会，以此重建旧时代的食利精英，使其成为主导经济和政治的阶层——一种21世纪版本的世袭资本主义。
这两种批评的声音所攻击的都是当前的精英阶层在践行优绩主义时丧失了初心。他们将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归咎于优绩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偏离了它最初的“正道”，间接说明了他们还希冀着有一个发展良好的优绩主义可以解决目前出现的问题。可以说，即便是对优绩主义所造成的经济不平等持最猛烈抨击态度的人，也并没有否定优绩主义本身。他们至少和那些对当前经济秩序持赞扬态度的人一样，深受优绩主义的魅惑。他们只是在传达优绩主义的社会承诺，而并不否定这一承诺。优绩主义已经成了有关经济不平等的传统争论得以展开的共同框架，是这个时代的主导教条。换句话说，优绩主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普遍接纳的基本常识。
这种现状直接源于优绩主义的本质。首先，人们对没有通过剥夺或剥削形成的经济不平等很难予以看似理性的谴责。只要中产阶层过得还不错，那么精英阶层即使拥有更多的财富又有什么不妥呢，尤其是如果他们的所得源于他们的努力和技能？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的抱怨似乎都带有嫉妒的意味。对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欺诈、裙带关系和家族资本进行指责，的确会给那些批判不平等的声音蒙上一层体面的外衣，因为它们指出了优绩主义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明显错误，为发出这些声音的批判者赋予了一种道德光环。然而，道德义愤会自行发酵，不受控制。它使得强调经济不平等源于精英教育、个人努力和精湛技能的观点听上去是对富人过度宽容，对世界的认知过于自满，甚至是要大家安于现状。
对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普遍所持的反对意见，很容易就使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的群体免于被指责。提出这些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的专业精英很可能就属于站在社会金字塔塔尖上的1%，不过，他们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既不是欺诈者也不是食利者。这些精英是优绩主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的受益者。他们通过批判以权谋私现象和复兴的世袭资本主义来谴责这种经济不平等，但实际上并不真正质疑自己的收入和地位，更不质疑保障了自己收入和地位的优绩主义体系本身。他们辩称问题出现在别人身上，而自己只是无辜的旁观者，对业已产生的经济不平等也只能表示遗憾。他们会公开地大声谴责，但坚决不承认自己就是共谋，更拒绝承担相关责任，同时也不放弃对自身生存至关重要的东西。的确，将矛头指向某些邪恶个体的恶行，并且果断地与这些恶行划清界限，非但不会为广大精英群体带来恶名，反而能擦亮优绩主义的光环。
社会大众的普遍看法在美化优绩主义的同时也在遮掩它的更多问题。传统上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发出的指责虽然千真万确，但是那些腐败行为只是在优绩主义制度的边缘运作。诈欺、寻租与世袭资本主义的兴起的确使经济不平等的情况加剧，针对它们的抨击也算是找准了靶子。[66]然而，不平等背后真正的成因存在于优绩主义的内部。因此，这些针对经济不平等的“隔靴搔痒”式的批评必然会苍白无力。
精英学校的招生和精英职场的招聘是有裙带关系成分，但总体上的评判标准仍以申请人的学业成绩和工作技能为基础，也就是仍以善意的优绩标准来评价。[67]富人家庭为子女提供的经过精心规划的教育和培训使他们与同龄人相比具有巨大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说，精英学校的招生显著地向财富倾斜。优绩制度下的精英其实不需要裙带关系就可以自成圈层。[68]事实上，这种效应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尽管一些顶尖学校的招生政策加强了学业成绩的比重，减弱了家世背景的影响，但是它们所招收的学生依然更多的是非富即贵。[69]高校的校友子女优先录取制度常常受到诟病，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制度让裙带关系在高校招生中的影响难以量化。不过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当学业成绩而非裙带关系在大学招生门槛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招生结果依然倾向于财富群体。耶鲁大学法学院长期以来面临优绩主义带来的压力，其中包括为维持学校排名而要确保录取的新生拥有超高的法学院入学考试成绩。最近，该校废止了为校友子女加分的招生规则。尽管如此，在该校的学生群体中，来自收入最高的1%家庭的学生数量与来自收入垫底的50%家庭的学生数量持平，甚至在某些年份前者还更多。[70]
同样在职场上，尽管确实存在精英以权谋私从而增加财富的现象，但是他们的基本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努力所得。银行或许会以某种精明的或带有误导的手法赚取上百万美元的利润，例如高盛推出了一款叫作“珠算”（ABACUS）的金融产品（后来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存在诈欺行为），通过营销这款投资组合产品吸金高达1 500万美元，但它对该投资组合的操刀人之一——对冲基金经理人约翰·保尔森做空该产品的行为只字未提。[71]不过，这笔钱与高盛动辄数十亿美元计的营业额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72]更普遍地讲，虽然有一些精英凭借诈欺手段获得了数十亿美元收入，但那也只是整个精英阶层不断增加的高达数万亿美元收入中的一小部分。[73]总的来说，精英阶层的收入增加主要还是依赖于与其工作表现相关的薪酬的大幅上涨。[74]
最后，尽管部分收入份额正在从劳动转向资本，但是全美顶尖的1%人口的收入增幅中可能有3/4来自劳动力内部的收入转移，因为中位数工资的停滞不前与上层职员工资的爆炸性增长是同步发生的。[75]这种变化模式有具体的实例来佐证。例如，众所周知，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企业CEO的薪酬大约是普通生产工人的20倍，但在今天已高达300倍。[76]不同行业的收入变化都显示出了相同的规律。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一位心脏科医师的收入可能是护士的4倍，[77]而在2017年达到了7倍以上；[78]那时候一位顶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收益不到秘书薪资的5倍，[79]而如今已超过了40倍。[80]
变化最惊人的可能还是金融业。1969年，戴维·洛克菲勒出任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的年薪约160万美元（按2015年的美元价值计算），相当于一名美国普通银行出纳员收入的50倍左右。[81]而2017年，摩根大通银行的时任董事长兼CEO杰米·戴蒙的酬劳为2 950万美元，是当下一名普通银行出纳员收入的1 000倍以上。[82]
总体来说，美国现在大约有一百万名[83]精英人士从事上面提及的上层工作，并从中获得巨额报酬。经济不平等不断加剧的主要根源并不在于资本参与，而是上层员工越来越取代中产阶层劳动者占据主导地位。[84]
经济不平等不断加剧的罪魁祸首不是所谓的个别恶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他们加以指责忽略了道德上更为复杂同时更具有决定性的结构性错误。事实上，对经济不平等的普遍反对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当批评者从根本上就拥抱优绩主义，那么他们的批评自然是无力的，并在事实上支持了他们所谴责的不平等。道德批判其实小看了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探讨造成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的优绩主义诚意本身，才能挖掘出问题的真正深度和广度。
对于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优绩主义不是解药，而是根源。优绩主义的内在逻辑不仅背叛了民主，更是在反对经济平等。即使优绩主义完全按照它所宣扬的方式运作，它也会造成地位和财富的世代传承，并启动会加剧经济不平等的机制。一般的正派人士面对他们无法控制和逃避的社会和经济力量都会做出理性的反应，但这种反应的结果却是只有少数人从中获益，而更少数的人在为之击掌庆贺。
当代美国的核心悲剧恰恰在于优绩主义的胜利。优绩主义，不是通过背叛而是通过实现它最初的理念，形成了一种阶层固化的等级秩序，而一个主张人人平等的社会本应予以谴责。因此，要对抗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首先需要抵制优绩主义本身。
[1] Hans-Joachim Voth, “The Longest Years: New Estimates of Labor Input in En gland, 1760–183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 no. 4 (2001): 1074. 以下简称Voth, “The Longest Years”。
[2] U.S. Census Bureau,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1945 (Washington, DC,1949), 67, accessed May 24, 2018, www2.census.gov/prod2/statcomp/doc uments/Histori calStatisticsoftheUnitedStates1789-1945.pdf.
[3]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899), 19. 以下简称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4] 这个表述借用自Voth, “The Longest Years,” 1066, 1075。
[5] 参见本书第六章。
[6] 参见Steven F. Hipp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What Has Happened Since the Peak?,”Monthly Labor Review, September 2016, accessed November 17, 2018, table 3 (pp. 10–11),www.bls.gov/opub/mlr/2016/article/pdf/labor-force-participation-what-has-happened-since-the peak.pdf。
[7] 参见本书第四章。
[8] 参见本书第四章。
[9] 在2010年，史蒂文·卡普兰和乔舒亚·劳指出，华尔街的执行董事一般年薪至少是50万美元，美国十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平均年薪是100万美元。参见Steven N. Kaplan and Joshua Rauh, “Wall Street and Main Street: What Contributes to the Rise in the Highest Income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3, no. 3 (2010): 1004–50, accessed November 17, 2018,www.jstor.org/stable/40604776。以下简称Kaplan and Rauh, “Wall Street and Main Street”。此外，在2013—2018年，罗伯特·S. 库扎米在专精企业法的凯易国际律师事务所（Kirkland & Ellis）担任合伙人时年薪是500万美元。参见Ben Protess and Peter Lattman,“A Legal Bane of Wall Street Switches Sides,” New York Times, July 23, 2013, accessed June 2, 2018, https://dealbook.nytimes.com/2013/07/22/alegal-baneofwall-street-switches-sides/。美国200位薪酬最高的CEO的年薪从约1 000万美元到约1亿美元不等。参见“The Highest-Paid C.E.O.s in 2017,” New York Times, May 25, 2018, accessed June 2, 2018, www.ny times.com/interactive/2018/05/25/business/ceo-pay-2017.html。2015—2017年，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的年薪超过了16亿美元。参见Amazon.com, Inc., Proxy Statement, Annu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May 30, 2018, accessed June 2, 2018, 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018724/000119312518121077/d514607ddef14a.htm。
[10] 参见本书第四章。
[11] 这个表述再次采用了斯科特和马歇尔在《社会学词典》中给出的定义。John Scott and Gordon Marshall, eds., A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12] 这个术语来自乔纳森·格舒尼。Jonathan Gershuny, “Busyness as the Badge of Honor for the New Superordinate Working Class,” Social Research 72, no. 2 (2005): 287–314）, accessed June 2, 2018, www.jstor.org/stable/40971766. 以下简称Gershuny, “Busyness as the Badge of Honor”。
[13] 参见Yale Law School Digital Repository Special Collections series, “Lives of Lawyers,” https://digitalcommons.law.yale.edu/ylslol。
[14] “The Best Law Schools in America, Ranked,” U.S. News & World Report, 2018, accessed June 5, 2018, www.usnews.com/best-graduate-schools/top-law-schools/law-rankings?int=9c0f08.
[15] 耶鲁大学法学院2020届毕业生的绩点中位数是3.91，法学院入学考试成绩的中位数是173。在2016年6月到2017年2月参加法学院入学考试的学生中99.2%的分数都在173以下。参见Lisa Anthony, “Score Distribution—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 Law School Admissions Council, June 20, 2017, accessed June 5, 2018, www.lsac.org/docs/default-source/data-(lsac-resources)-docs/lsat-score-distribution.pdf; “Entering Class Profile,” Yale Law School, 2018, accessed June 5, 2018, https://law.yale.edu/admissions/profiles-statis tics/entering-class-profile。
[16] 准确地说，耶鲁大学法学院去年新发出的录取通知中有85%被接受，耶鲁的全部录取通知中被接受的比例为83%。参见“Entering Class Profile,” Yale Law School, 2018,accessed June 5, 2018, https://law.yale.edu/admissions/profiles-statistics/entering-class-profile。
[17] 根据美国律师协会（ABA）公布的法学院509报告，2017年美国排名前五的法学院录取情况如下：耶鲁大学法学院，录取率8.4%，录取人数240，班级规模205人；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录取率9.9%，录取人数392，班级规模180人；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率15.8%，录取人数900，班级规模560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录取率21.5%，录取人数958，班级规模188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录取率20.4%，录取人数1 188，班级规模389人。这五所学校2017年的平均录取率为15.2%。参见“ABA Required Disclosures: Standard 509 Disclosur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ection of Legal Education and Admissions to the Bar, 2018,8, accessed June 6, 2018, www.abarequireddisclosures.org/Disclosure509.aspx。
[18] 2017年，美国排名前五的法学院学生绩点中位数为3.7~3.91，法学院入学考试成绩中位数为170~173，介于第97.5百分位和第99.2百分位之间。参见Lisa Anthony, “Score Distribution——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 Law School Admissions Council, June 20, 2017,accessed June 5, 2018, www.lsac.org/docs/default-source/data-(lsac-resources)-docs/lsat score-distribution.pdf,; “ABA Required Disclosures: Standard 509 Disclosur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ection of Legal Education and Admissions to the Bar, 2018, accessed June 6, 2018,http://www.abarequireddisclosures.org/Disclosure509.aspx。
[19] 这是作者根据知情信息做出的预估。
[20] 参见本书第五章。尽管一开始的竞争并不算激烈，但是精英大学的录取难度在普遍加剧，例如芝加哥大学如今的录取难度是20年前的5倍以上。
[21] 参见本书第五章。
[22] 参见本书第五章。
[23] John F. Manning, “Dean’s Welcome,” Harvard Law School, 2018, accessed June 6, 2018,https://hls.harvard.edu/about/deans-welcome/.
[24] Robert Post, “Yale Law School Graduation Speech,” May 18, 2015, accessed June 6, 2018,https://law.yale.edu/system/files/area/department/studentafairs/document/postspeech.pdf.
[25] 参见本书第六章。
[26] 参见本书第六章。
[27] 参见本书第六章。
[28] 参见本书第六章。
[29]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ommittee on Economics of Law Practice, The Lawyer’s Handbook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287.
[30] Deborah L. Rhode, Balanced Lives: Changing the Culture of Legal Practic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ommission on Women in the Profession, 2001), 14, http://womenlaw.stanford.edu/pdf/balanced.lives.pdf. 以下简称Rhode, Balanced Lives。引自Edward Fennell, “The Lure of the Yankee Dollar,” Times (London), July 18, 2000（原话出自美国凯威莱德律师事务所伦敦办事处的管理合伙人安德鲁·威尔金森）。
[31] 参见“bankers’ hours, n.,” OED Online, accessed June 7, 2018, www.oed.com/view/Entry/15246?rskey=aod4XK &result=2&isAdvanced=false#eid。这个短语早期被用来对比精英的休闲安逸与工人的紧张劳动。正如一份报纸所评论的那样：“百万富翁不像穷人那样每天稳定工作8小时，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采用银行业者的工作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中间午餐休息一小时，所以总计工作4小时。” John T. McCutcheon,“The Pipe Dreamer’s Club—Session No. 3: Where the Millionaire Has the Better of the Poor Man,” Indianapolis News, July 12, 1902, 15. 就在1963年，《华盛顿邮报》还认为“众所周知，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五角大楼工作时可不遵循银行业者的时间”这一信息具有报道价值。Winzola McLendon, “This Early Bird Beats Boss’s Record at Pentagon,” Washington Post, June 30, 1963, F11.这些例子来自耶鲁大学法律图书馆的弗雷德·夏皮罗（Fred Shapiro）的专业研究。
[32] William H. Whyte Jr., The Organization 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6), 3.
[33] Ho, Liquidated, 89.
[34] Ho, Liquidated, 97.
[35] Sylvia Ann Hewlett and Carolyn Buck Luce, “Extreme Jobs: The Dangerous Allure of the 70Hour Workweek,”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December 2006, 49–59. 以下简称Hewlett and Luce, “Extreme Jobs”。
[36] Hewlett and Luce, “Extreme Jobs,” 51.
[37] 2010年，在收入最高的1%家庭中，62%的家庭有成员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1983年这一占比为46%）。相比之下，在收入最低的1/5家庭中，只有4%的家庭有成员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参见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www.federalre serve.gov/econres/scfindex.htm。这些数据来自结构化的深入采访，因此有很高的可靠性。此外，这次调查对最富有的家庭进行了超额采样。基于这两个原因，这次调查为精英工作提供了一个非常权威的衡量标准。
[38] 参见本书第四章。
[39] 参见本书第四章及Gershuny, “Busyness as the Badge of Honor”。
[40] Martha Neil, “First-Year Associate Pay Will Be $180K at Multiple BigLaw Firms Following Cravath’s Lead,” ABA Journal, accessed June 8, 2018, www.abajournal.com/news/article/cravath_raises_first_year_associate_pay_to_180k_efective_july_1.
[41] Gina Passarella Cipriani, “The 2018 Am Law 100 Ranked by Profitd Per Equity Partner,” American Lawyer, April 24, 2018, accessed June 8, 2018, www.law.com /americanlawyer/2018/04/24/the-2018-am-law-100-ranked-by-profits-per-equity-partner/.
[42] 因为有并列排名的情况和年度波动的差异，通常有6所大学被认为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全美大学排行榜的“前五”名，有14所大学被视为全美大学排行榜的“前十”名。这些大学分别是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前五”），还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杜克大学、西北大学、伯克利大学、康奈尔大学和乔治敦大学（“前十”）。
律师事务所的利润通常有三种计算方式：总利润、每位律师的利润以及每位合伙人的利润。第三种方式最常见，因为合伙人往往是律师事务所最高薪的职员。2015年，美国获利最丰的五大律师事务所是：瓦赫特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昆鹰律师事务所、宝维斯律师事务所、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和凯易律师事务所。参见Gina Passarella Cipriani, “The 2018 Am Law 100 Ranked by Profits Per Equity Partner,” American Lawyer, April 24, 2018, accessed June 8, 2018, www.law.com/americanlawyer/2018/04/24/the-2018-am-law-100-ranked-by-profits-per-equity-partner/。
截至2018年，瓦赫特尔–利普顿–罗森–卡茨的合伙人有80%来自美国前五大法学院，96%来自前十大法学院。同年，昆鹰的合伙人有36%来自前五大法学院，53%来自前十大法学院；宝维斯的合伙人有63%来自前五大法学院，79%来自前十大法学院；苏利文–克伦威尔的合伙人有57%来自前五大法学院，72%来自前十大法学院；凯易的合伙人有30%来自前五大法学院，57%来自前十大法学院。参见“Best Law Schools,” U.S. News & World Report, accessed July 25, 2018, www.usnews.com/best-graduate-schools/top-law-schools/law-rankings? int=9c0f08; “Attorney Search,” 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 accessed July 25, 2018, www.wlrk.com/Attorneys/List.aspx?LastName=; “Attorneys,” Quinn Emanuel Trial Lawyers, accessed July 25, 2018, www.quinnemanuel.com/attorneys; “Professionals,” Paul Weiss, accessed July 25, 2018, www.paulweiss.com/professionals; “Lawyers,” Sullivan & Cromwell LLP, accessed July 25, 2018, www.sullcrom.com/lawyers; “Lawyers,” Kirkland & Ellis LLP, accessed July 25, 2018, www.kirkland.com/sitecontent.cfm?contentID=184。
此外，利润最高的律师事务所每年的排名变化并不大。上述五家公司在2012—2016年每年都排在前八。其他经常出现在前五名榜单上的律师事务所，例如柯史莫律师事务所和卡希尔–戈登–赖因德尔律师事务所（Cahill, Gordon & Reindel），也有类似的合伙人结构。
[43] Ho, Liquidated, 11–12.
[44] 参见本书第六章。
[45] 参见本书第六章。
[46] 参见本书第六章。
[47] Hewlett and Luce, “Extreme Jobs.”
[48] 参见本书第六章。
[49] 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进步派，坚持认为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与教育或技术发展的关系不大，而主要与右翼（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占主导的政治形势有关。右翼政治势力打压工会，放宽经济管制，目的是将劳动所得从劳工和中产阶层的手中转入了精英手中。参见Jared Bernstein, “It’s Not a Skills Gap That’s Holding Wages Down: It’s the Weak Economy, Among Other Things,” American Prospect, October 7, 2014, accessed June 13, 2018, http://prospect.org/article/it’s-not-skills-gap-that’s-holding-wages-down-its-weak-economy-among-other-things。
这与先前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即认为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是因为收入从劳动者转移到了资本家手中。和以前的观点一样，这种观点并非完全错误，但是对技能的讨论不够精确，对技术的关注过于狭窄，对真正的原因理解得过于肤浅。它对技能的讨论不够精确，仅仅关注了普通大学学历带来的回报。尽管近些年来这种回报可能已经停止增长，但是精英大学和精英研究生院的教育回报仍在持续增长，而且这些回报正逐渐成为推动收入不平等化的主要因素。这个观点对技术的关注过于狭隘，是因为它未能意识到，它所抱怨的许多政策，甚至一些相关的社会规范，实际上是新一批拥有超高技能的劳动者提供的技术创新的产物。此外，这一观点对真正的原因理解得过于肤浅，是因为它没有探究如今精英阶层对政策所产生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本身是培训、工作和薪酬模式转变的结果。
综上所述，这种进步派的观点重复了先前观点的错误，认为经济不平等源于收入从劳动到资本的转移。这种观点倾向于将不平等道德化为个人选择和私人恶习的产物，而不是在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寻找答案，但正是后者主导了经济分隔中的行为。
[50] 2015年的美国税务数据显示：收入最高的1%群体平均有56.4%的收入来自他们的劳动所得。参见Facundo Alvaredo et al.,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distributed by WID.world, accessed July 3, 2018, https://wid.world/data/（参见“Average Fiscal Labour Income,” wid.world code afilin992t, and “Average Fiscal Income,” wid.world code afiinc992t, by tax unit for adults）。然而，这个数字低估了总收入中的劳动所得。正如本书第四章将会解释的，很多税务表格上标注为“资本收入”的部分实际上来自劳动。
[51] 根据一项统计，2015年，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占据了美国总收入的22.03%，这个群体中最富有的10%的人的收入占据了全美总收入的10.9%。参见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Updated Series(2015), accessed July 3, 2018, Table A3, https://eml.berkeley.edu//~saez/index.html. 以下简称Piketty and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另外一种计算方式得出的结论是，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占据了全美总收入的20.2%。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United States / Pre-tax national income / P99-P100 / Share, accessed October 29,2018, https://wid .world/country/usa/.
[52] 在1950—1970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约占全美总收入的10.6%，不及现在的一半。这个群体中最富有的10%的人同期收入约占全美总收入的3.5%，不及现在的1/3。参见Piketty and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able A3, https://eml.berkeley.edu//~saez/index.html。
[53] 参见本书第四章。
[54] 参见本书第四章。
[55] 参见Table 5 of Carola Grün and Stephan Klasen, “Growth, Inequality, and Well-Being: Inter temporal and Global Comparisons,” Discussion Paper no. 95, Ibero-America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Ibero-Amerika Ins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Göttingen (2003), 21–23（其中列举了1960—1998年150多个国家的基尼系数）。
[56] 根据世界银行的基尼系数资料，美国是41.5%（2016年），印度为35.1%（2011年），摩洛哥是39.2%（2006年），印度尼西亚是39.5%（2013年），伊朗是38.8%（2014年），乌克兰是25.0%（2016年），越南是34.8%（2014年）。参见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GINI index (World Bank estimate),” World Bank Group, 2018, accessed June 13, 2018,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2&series=SI.POV.GINI& country= , and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INI。
[57]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社区调查估计，美国费尔菲尔德县2011年的基尼系数是53.52%。联合国的报告则显示，该年曼谷的基尼系数是40.00%。参见U.S. Census Bureau,“2007– 2011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ccessed June 13, 2018, https://factfinder.census.gov/faces/nav/jsf/pages/index.xhtml, and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Emerging Futures, World Cities Report 2016 (2016), accessed June 13, 2018, 206–7, Table C.1, http://wcr.unhabitat.org/wp-content/uploads/2017/02/WCR-2016-Full-Report.pdf。
[58] 参见Stephen M. Hedrick, “The Acquired Immune System: A Vantage from Beneath,” Immunity 21, no. 5 (2004): 607–15, accessed June 13, 2018,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74761304003073 ?via%3Dihub。约翰·法比安·维特提出了这样一个类比：“通过选择越来越狡猾的寄生虫（上层劳动者），免疫系统（滚雪球式的不平等）成了其必然存在的原因。”
[59] 参见本书第八章。
[60]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The Left Alternative (London: Verso, 2009), 1.
[61] 这种观点在左翼中表现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向外界展示的论点。（从内部看，占领运动采纳了一种极度平等的、参与式的集体生活方式，这比该运动向外界展示的更为接近于拒绝优绩主义。）在右翼中，这种观点出现在某些特朗普主义的思潮中。（而其他的思潮更倾向于精英主义，甚至是寡头政治的立场。）
[62] 例如参见Lani Guinier, The Tyranny of the Meritocracy (Boston: Beacon, 2015), 21, and Richard D. Kahlenberg, “Afirmative Action for the Rich,” New York Times, May 10, 2013,accessed June 14, 2018, www.nytimes.com/roomfordebate/2011/11/13/why-do-top-schools-still-take-legacy-applicants/afirmative-action-for-the-rich。
[63] 例如参见Lauren Rivera, Pedigree: How Elite Students Get Elite Job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5–25。以下简称Rivera, Pedigree。Bourree Lam,“Recruitment, Resumes, Interviews: How the Hiring Process Favors Elites,” Atlantic, May 27, 2015, accessed June 14, 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5/05/recruitment resumes-interviews-how-the-hiring-process-favors-elites /394166/.
[64] 例如参见Russell Sobel, “Crony Capitalism Pays Well for Rent-Seeking CEOs,”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July 9, 2014, accessed June 14, 2018, www.investors.com/politics/com mentary/ political-activity-and-connections-dont-make-business-profitable/。
[65] 参见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 Arthur Goldhammer(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以下简称Piketty, Capital。
[66] 除了皮凯蒂的著作之外，这些方面的经典论述还包括Joseph E. Stiglitz,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2012)以及Anthony B. Atkinson, 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67] 参见本书第五章。
[68] 参见本书第五章。
[69] 参见Thomas J. Espenshade, Chang Y. Chung, and Joan L. Walling, “Admission Preferences for Minority Students, Athletes, and Legacies at Elite Universiti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5,no. 5 (December 2004): 1422–46, 1443, Figure 1; Douglas S. Massey and Margarita Mooney,“The Effects of America’s Three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Social Problems 54, no. 1 (2007): 99–117, 100（“埃斯彭沙德及其同事于2004年的研究是唯一一项针对所有试图控制资格变量的优先录取进行的全面研究。”）
[70] 参见本书第五章。
[71] 有关高盛的“珠算”产品的电子文档可以在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科学研究所金融数学主任的网页上找到。参见ACA Management, LLC, ABACUS 2007-AC1, February 26, 2007,accessed June 19, 2018, www.math.nyu.edu/faculty /avellane/ABACUS.pdf。更多有关“珠算”的资料，参见Louise Story and Gretchen Morgenson, “S.E.C. Accuses Goldman of Fraud in Housing Deal,”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2010, accessed June 19, 2018, www.nytimes.com /2010/04/17 /business/17goldman.html; Dan Wilchins, Karen Brettell, and Richard Change, “Factbox: How Goldman’s ABACUS Deal Worked,” Reuters, April 16, 2010,accessed January 27, 2019, www.reuters.com/article/us-goldmansachs-abacus-factbox/factbox-how-goldmans-abacus-deal-worked-idUSTRE 63F5CZ20100416;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Goldman Sachs to Pay Record $550 Million to Settle SEC Charges Related to Subprime Mortgage CDO,” July 15, 2010, accessed January 27, 2019, www.sec.gov/news/press/2010 /2010-123.htm; Michael A. Santoro and Ronald J. Strauss, Wall Street Values: Business Ethic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16–17, 134–36。
[72] 2015年，高盛公布净利润为60.8亿美元，净营收为338.2亿美元，全球平均核心流动资产为1 990亿美元。2016年，该公司净利润为74亿美元，净收入为306.1亿美元，全球平均核心流动资产为2 260亿美元。2017年，该公司净利润为42.9亿美元，净收入为320.7亿美元，全球核心流动资产平均为2 110亿美元。The Goldman Sachs Group,Inc., Annual Earnings Press Releases, January 20, 2016; January 18, 2017; January 17, 2018,accessed June 19, 2018, www.goldmansachs.com/media-relations/press-releases-and- comments/archive/index.html.
[73] 参见本书第四章。
[74] 参见本书第四章。
[75] 参见本书第四章。
[76] 1965年，一位典型的美国大公司的CEO的收入约为普通生产工人的20倍；2014年，一家类似规模公司的CEO的工资大约是普通生产工人的300倍。Lawrence Mishel and Alyssa Davis, Top CEOs Make 300 Times More Than Typical Workers: Pay Growth Surpasses Stock Gains and Wage Growth of Top 0.1 Percent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15), accessed June 21, 2018, www.epi.org/publication/top-ceos-make-300-times-more-than-workers-pay-growth-surpasses-market-gains-and-the-rest-of-the-0-1-percent/.
[77]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私人护理护士1965年日薪是14~27.5美元；诊所或医院护士1964年的月薪是350~397美元。由地方政府雇用的公共保健护士在1964年的年薪是5 313美元。
目前缺少有关专科医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收入资料。不过，1965年，受联邦政府雇用的医学院毕业生年薪为10 420~12 075美元，是护士收入的4倍。1963年，私人执业医师的平均净收入是19 000美元。参见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 1966–67, 117–25, accessed June 21, 2018,https://fraser.stlouisfed.org/files/docs/publications/bls/bls_1450_1965_1.pdf。
[78] 2017年，美国注册护士的年薪中位数为7万美元。参见U.S. Department of 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Registered Nurses,” 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 last updated April 13, 2018, accessed June 21, 2018, www.bls.gov/ooh/healthcare/registerednurses.htm。男性心脏病专家的年平均工资超过50万美元。参见Reshma Jagsi et al.,“Work Activities and Compensation of Male and Female Cardiologis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67, no. 5 (2016): 535。
[79]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职业展望手册》，1963—1964年，秘书岗位（包括不同类型公司的秘书岗位）在美国平均每周赚取99.50美元，即每年约5 000美元。参见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 1966–67, 283, accessed June 21, 2018, https://fraser.stlouisfed.org/files/docs/publications/ bls/bls_1450_1965_2.pdf。根据劳工统计局1965年针对全国专业、行政、技术和文员薪酬的调查，收入最高的律师平均年薪为24 804美元。参见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National Survey of Professional,Administrative, Technical, and Clerical Pay 1965, 16, accessed June 21, 2018, https://fraser.stlouisfed.org/ content/?item_id=498147&filepath=/files/docs/publications/bls/bls_1469_1965.pdf。
[80]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职业展望手册》，秘书或行政助理的年薪中位数为37 870美元。参见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Secretaries and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 last updated April 13, 2018,accessed June 21, 2018, www.bls.gov/ooh/office-and-administrative-support/secretaries-and-administrative-assistants.htm。在《美国律师》发布的百强律师事务所（按总收入排名）中，每位合伙人的平均利润为155万美元。参见“The Am Law 100: A Special Section,” American Lawyer (May 2015), 92–93, www.siia.net/archive/neals/2016/filez/ 442072/688_1732 _442072_e9f58fe-510d-40fb-9133-5863e7854558_82357_3_1.pdf。
[81] 洛克菲勒的薪酬在当时很常见。1963年，鲁道夫·彼得森担任美国银行CEO，基本工资约为137 500美元，外加37 500美元的递延薪酬；1968年，托马斯·盖茨担任摩根担保信托公司董事长，收入约为267 255美元；1967年，沃尔特·里斯顿担任花旗银行董事长兼CEO的薪酬为128 139美元。参见Nomi Prins，All the Presidents’ Bankers:The Hidden Alliances That Drive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14), 271–72。1964年，美国的银行出纳员每周的收入从45美元到150美元不等，具体取决于他们工作的大都市区。参见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 1966–67, 618, accessed June 21, 2018, https://fraser.stlouisfed.org/files/docs/publications/bls/bls _1450_1965_4.pdf。
[82] 2017年，戴蒙的工作总薪酬为2 950万美元。参见Anders Melin, Hugh Son, and Jenn Zhao, “JP Morgan Boosts Dimon’s Pay 5.4% to $29.5 Million for 2017,” Bloomberg,January 18, 2018, accessed June 21, 2018,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1-18 /jpmorgan-boosts-dimon-s-pay-5-4-to-29-5-million-for-last-year。同年，美国的银行出纳员的年收入中位数为28 110美元。参见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Tellers,” 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 last updated April 13, 2018, accessed June 21,2018, www.bls.gov/ooh /ofice-and-administrative-support/tellers.htm。
[83] 参见本书第四章。
[84] 参见本书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