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优绩主义不过是一场骗局。

这是一个与当前文明相悖的结论。每一个正派的人都赞同，一个人的优势或成就理应来自其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而非世袭的社会阶层。优绩主义社会所崇尚的理念就是：一个人得到的社会与经济回报理应与其成就而非家世和血统挂钩。[1]这种理念是今天这个时代自我形象建构的基础。贵族社会早已逝去，优绩主义才是当下所有先进社会公民信仰的基本准则。

优绩主义承诺要将此前只面向世袭权贵的精英阶层的大门敞开，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能和抱负跻身精英阶层，以此来促进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它还进一步承诺，要坚持个人必须有所成就才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以此来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些理念汇聚到一起，旨在打造一个回报与个人努力和才能相匹配的共同愿景，从而将整个社会团结起来。

然而，如今优绩主义的运作早已不再像它先前所承诺的那样。今天，中产家庭的孩子在学校里输给富人家庭的孩子，中产阶层的成年人在工作中输给名校毕业生。优绩主义本身正在成为中产阶层努力向上的阻碍。[2]然后，它又将责任归咎于在收入和地位竞争中落败的一方；可即使每个人都遵守规则，赢家还是只是富人。

优绩主义同时也在损害精英阶层本身。优绩主义制度下的学校教育要求富裕的家庭投入数千个小时和数百万美元，只为了让孩子接受精英教育。优绩主义制度下的职场则要求身处精英阶层的成年人以高强度工作，毫不留情地利用所受的教育以“榨取”在精英教育上的投资回报。优绩主义“诱捕”了一批充满焦虑的伪精英人士，让他们为了保持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而投入残酷无情的终身竞争之中，不断地内卷和内耗。

最终，优绩主义在当下分隔了精英阶层与中产阶层。它一方面导致中产阶层对现有制度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又诱使精英阶层紧抓阶层的腐败特权不放。它让必须由两个阶层共同享有的社会陷入了互相指责、彼此蔑视且功能失调的混乱之中。

优绩主义的超凡感召力掩盖了所有这些危害。人们很难接受，甚至很难去认真思考，优绩主义本身正是造成这些危害的根源。就连这个时代最愤怒的批判者也在拥抱优绩主义的理想。他们指责那些虚伪的精英分子只是假装践行“优绩优酬”，实际上却在“追求特权”。他们通过指责个别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徇私舞弊”行为来从根本上肯定优绩主义的价值。

然而，如今日渐充斥着美国社会的各种不满和纷争，其实问题根源来自深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而非个人的不良行为。无论优绩主义最初有着怎样的理想，早期实现了怎样的成就，今天的它都在垄断优势，固化不平等。问题的根源不是优绩主义的缺失，而是它的大行其道。

优绩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虚伪的美德和虚假的幻象。曾经倡导仁爱、公正的优绩主义，如今变成了一种财富和特权集中并代际传递的机制，一种滋生仇恨与分裂的等级制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新贵族制度，而这种机制或制度正是优绩主义最初旨在对抗的。

优绩主义的虚假承诺

我是一名优绩主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正是本书想要揭示的所有这些力量的产物，也是它的推动者。

1987年的夏天，就在优绩主义的理念开始流行之际，我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一所公立高中毕业，而后前往美国东北部进入耶鲁大学读本科。在那之后的近15年，我又先后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一路拿到了一串学位。[3]

目前，我就职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我的学生总会让我不安地想起年轻时的自己：他们大都名校毕业，父母也都是专业人士。我将之前我的老师赋予我的优势又传递给了他们。从这些层面来说，我的个人成就和社会地位得益于这些精英机构以及它们所提供的培训和就业机会。

今天，优绩主义盛行，那些集中培育精英的机构纷纷高举优绩主义的大旗。例如，哈佛大学自称是“全世界最雄心勃勃的学者的天堂”[4]。它宣称自己的使命不仅是要追求学术成就的卓越，更是要“为我们的社会培养公民和公民领袖”，以使他们能学会“如何最好地服务于全世界”。[5]那些吸纳了哈佛大学及其他顶尖高校大量毕业生的公司，也在成年人的精英世界中大力推行着相同的理念。高盛公司被称为“可能有史以来全世界精英聚集程度最高的工作社群”[6]。公司网站上大肆宣扬着它在精英世界之外所促成的“进步”，例如通过促成投资，使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得以“复兴”，使新奥尔良“再度崛起”。[7]这个熟悉的脚本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在鼓吹精英阶层非凡才能的同时，调和着精英世界的等级制度与民主社会的道德要求，具体途径是将精英与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联系起来，以促进共同繁荣。

优绩主义的这些承诺标志着一场革命。曾经，贵族依据种族或血统在一出生便享有优势地位，并且滥用自己的不正当特权来积累并不公正的优势。今天，精英阶层声称他们是通过自身的能力和努力赢得了社会地位，而且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正大光明地获得成功。曾经，懒惰的贵族不事劳作，通过剥削他人的劳动而过着奢华的生活。今天，努力奋斗的精英们自认为已经尽职尽责，坚称他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为他们所引领的社会贡献出相当多的价值。

过去的等级制度是邪恶的，而优绩主义声称是彰显公正与仁善的健全制度。优绩主义的英文“meritocracy”源自拉丁语，[8]正如该词源所显示的，优绩主义制度只赞美通过努力而挣得的优势。它承诺要让精英适应民主时代的要求，以弥补等级制这一观念的不足。

优绩主义通过各种仪式将所崇尚的理念变得具体且可见，以此来使应得优势的理念深入人心。业已成为美国夏日气息一部分的大学毕业典礼，就完美地诠释了优绩主义的运作方式。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会持续两天，比尔·克林顿[9]、乔·拜登[10]、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和索尼娅·索托马约尔[11]等知名人士受邀上台发表演讲，鼓励毕业生们要追随内心的热忱，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教授们戴上色彩鲜艳的学位帽，身穿用羊毛、丝绸甚至毛皮制成的学位服。校领导们佩戴着镶有宝石的衣领，手持典礼权杖。学院的一位前院长还穿上了全欧洲最古老且仍在持续运营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授予他法律荣誉博士学位时他所穿的学位服。[12]

这些庆祝活动既不随意也不轻松。相反，它们犹如婚礼一般有着庄严的目的，并在政治和个人层面承载着深远的意义。典礼上的演讲者会一再强调精英阶层要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一自中世纪传承下来的庄严仪式使优绩主义有了它所取代的贵族等级制度的遗韵——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一切不过是旧瓶装新酒。[13]在这座哥特式的方院建筑里，夏日午后的阴影在不断被拉长，历史让人感觉真实而鲜活。大学就像一条平滑的带子，在一代又一代毕业生之间不断地延伸着。毕业典礼则在永恒的过去与必然的未来之间实现了无缝衔接。它吸纳了所有历史变迁的重负，让站在成年门槛前的毕业生们感到释然。仪式让尚未到来的未来变得熟悉起来，将优绩主义深深地融入了现代生活的主流叙事。

优绩主义的表达方式和展示场景始终如一，由此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语言。随着在不同情境下反复出现，它也成为这个时代每一位公民都熟悉的一种生活方式。这让优绩主义富有魅力。它璀璨的光芒俘获了大家的想象力，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也同时钳制了批判性的意见，扼杀了改革。通过将自身的理念塑造为最基本的体面，并将这一理念巧妙融入日常生活经验的默认背景，优绩主义对所有遭遇到它的人所造成的伤害统统被掩藏了起来。事实上，它让其他奖励优绩的途径看上去很荒谬：要么就如同基于偏见或裙带关系来分配特权，是不公平的或充斥着腐败的；要么就像通过抽签来分配权位，显得愚蠢至极。

然而，随着优绩主义的不断发展，它产生了一种新的压迫性的等级制度，甚至上一代人都无法识别出这一等级制度。一种前所未有的、明显由优绩主义所带来的不平等，正在让一个新的镀金时代失去光泽。精英阶层不光日渐垄断收入、财富和权力，还逐渐霸占勤劳的品质、外在的荣誉和内在的自尊。优绩主义不仅全面剥夺了中产阶层的社会和经济优势，而且让精英阶层本身为了保持其优越地位而陷入了恶性竞争之中。优绩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即富人和其他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让美国转而踏上了一条不祥之路。

随着优绩主义的不平等持续加剧以及负担日益加重，它所宣称的道德主张逐步衰落，隆重的仪式感也正在丧失魅力。渐渐地，优绩主义的准则不再能钳制人们的想象力，同时人们对其教条理念的抗拒与日俱增。优绩主义通过促进公共利益来获取自身优势的老套承诺已不再具有说服力，昔日动人的腔调也不再能抚慰人心。

取而代之的是，对优绩主义不平等的不满为反思与批判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观点是，造成美国人生活痛苦的根源并不在于优绩主义没有被完美推行，而在于这个制度本身。

优绩主义如何压迫中产阶层和剥削精英阶层

优绩主义制度下的竞争将美国的中产阶层排除在了魅力十足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之外，让他们无缘向上流动，无法触碰到社会地位、荣誉奖励和财富积累的门槛。尽管优绩主义理念具有的能量、雄心与创新曾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但是它将这些充满活力的创意之源日趋集中在少数精英阶层的手中，使其越来越远离广大中产阶层的现实生活，甚至超出其想象范围。

优绩主义让美国常春藤盟校、硅谷和华尔街成为野心勃勃的精英们的竞技场。这里的创新者能够重塑世界——斯坦福大学和谷歌的创新者改变了互联网，哈佛大学和脸书的创新者改变了社交媒体，普林斯顿大学和华尔街的创新者改变了金融业，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领域。然而，对于在优绩主义制度下被置于边缘地带的中产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不仅不太可能是下一个伟大创新的引领者，反而更有可能是未来创新的受害者。优绩主义已然将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公民驱逐至社会的边缘。中产阶层的孩子因此受困于平庸的学校，而中产阶层的成年人则被限制在毫无前途的工作之中。

优绩主义与机会均等时常被混为一谈。[14]尽管优绩主义一度就是为机会均等服务的，也确实在早期使精英阶层对外开放，但是现在的它更像是在阻遏而非促进社会流动。曾经引领着美国普通人家的孩子通往精英阶层的“大道”如今已越来越狭窄。一方面，中产阶层的家庭无力负担富人家庭花重金为子女购买的精英教育；另一方面，普通学校无论在教学资源还是在教学质量上，都已远远落后于精英学校。尽管美国的顶尖名校一直强调它们的选拔重点是学业成绩而非家庭出身，但事实上，中产阶层的孩子在这些学校的招生选拔中明显没有胜出的机会。从学生比例来看，精英学校显然倾向于录取富人家的孩子。简而言之，如今在美国的优绩主义制度下，教育的服务对象是精英阶层而非普罗大众。

优绩主义同样使工作机会更倾向于在顶尖名校接受过精英教育的毕业生。于是，学校教育产生的不平等进一步延伸到了职场。良好的个人能力和职业素养已不再能确保一个人可以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一个日益强调精英教育和大量培训的职场中，中产阶层没有顶尖名校学位的加持，处处碰壁、屡遭歧视。

优绩主义阻碍了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在这些实质性伤害之外，它所代表的价值理念还平添了一份道德羞辱。它一方面剥夺了中产阶层接受优质教育和从事有意义工作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将一个人在学校和工作中所能取得的成就变成荣耀的化身。优绩主义阻碍了人们为达到它所宣扬的标准而付出的努力，从而确保大多数人无法满足这一标准。精英阶层之外的美国人对此深有体会。精英阶层的活力只是凸显了中产阶层的懒散倦怠、无精打采。即便物质条件的差距尚可忍耐，优绩主义之下的不平等也让中产阶层的精神生活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缓慢而具有毁灭性的沉沦之中。[15]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优绩主义带给精英阶层的不再只是优势和特权。它将过去平均分布在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和工作机会集中在了少数精英手中。然而，规模有限的精英阶层根本无力承担如此重任。当初耗尽中产阶层的重担，如今也让精英阶层不堪负荷。

如果说贵族是天生的，那么精英一定是培养出来的。旧的世袭贵族依靠与生俱来的继承权，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其社会地位与特权传递到子女手中。上一代贵族撒手人寰，下一代贵族自动继承父辈的头衔和豪宅。相比之下，优绩主义则要求：凡是期望下一代能继承并延续优势的家庭，必须不断建立和积累他们的特权。换句话说，每一代人都需要依靠自身的努力和成就来确保其精英地位。精英阶层的成员通过让子女接受精英教育来完成这一目标。因此，旧时贵族对子女的教育既欠缺热忱又缺乏能力，相较之下，当代的精英——尤其是女性，她们宁愿牺牲自己的事业也要履行精英母亲的职责——越来越将财富、技能与精力投入子女的教育之中。

富人家庭的孩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接受教育。在人生1/3的时间里，即从出生到成年，他们在受惠于精英教育的同时也在背负沉重的学业压力。这种压力是今天出身于中产家庭的孩子，甚至是富人家孩子那生活在半个世纪前的祖辈都无法想象的。美国宪法规定，年满35岁的成年人才有资格竞选美国总统。这个规定是为了确保参选者具备担当一国重任的成熟心智。[16]然而，如今一名35岁的精英很有可能还在求学。

优绩主义制度越成熟，精英阶层的压力就越大。今天，那些曾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社会顶层的人也转过头来开始声讨这种高强度的恶性竞争。千禧一代是完全在优绩主义理念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他们对这种重负的感受尤为深刻。千禧一代的精英阶层可能娇贵又脆弱，但他们绝非嘲讽者口中的“独一无二的雪花”。面对竞争压力，他们既没有伤心难过，也没有萎靡不振。他们既不放荡也不颓废，只是充满了紧张与疲惫。

他们的自我意识也日渐强烈。可以说，我在耶鲁大学的学生就是在优绩主义理念下成长起来的范本。面对自己享有的明显优势地位，他们并没有流露出自满甚至自信，反而更多的是深感压力与困惑。他们想要在业已取得的成绩之外寻求意义，并以一种近乎绝望的胆怯态度来回看这一路的过关斩将。他们绝大多数来自精英家庭，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已被过度渲染，并在心底里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拥有各种特权。（特权主导着美国顶尖大学的校园文化。因此，少数出身普通的精英学子为了缓解自己在进入一个陌生世界之后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开始“抱团取暖”，通过建立“第一代大学生”社团来彼此互助。）来自精英家庭的学生在被大力培养的同时，也在接受学校的熏陶、调教、训练、塑造和包装——所有的不懈努力都是为了确保他们学业出色，进而能够继续保持其阶层优势。同时，他们又对这种垄断优势的操作方式嗤之以鼻，并揶揄自己是身处其中的同谋。他们充满了一种在事关收入和地位的“声誉经济”中拔得头筹的“集体狂热”（援引最近一项调查中的话）。[17]

我的学生，与同属精英阶层的同龄人一样，纷纷陷入了一种担心自己掉队的“集体焦虑”[18]之中。他们怀疑自己过去取得的成绩，担心在未来会一再地“重蹈覆辙”——只是从高度竞争的校园走向同样高度竞争的职场。即使是那些已经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精英分子，也基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很合理的理由相信，优绩主义本身并没有促进繁荣，所以他们虽然会生活富足，却远谈不上生活幸福。

优绩主义如何撕裂社会

优绩主义所带来的压力层层叠叠、环环相扣，[19]犹如一个主题衍生出来的不同变体，又或是一场灾难的两副面孔。这套综合机制聚焦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它一方面将中产阶层排除在了获得真正优势的可靠机会之外，另一方面又迫使整个精英阶层过度追求有名无实的成果。结果，精英阶层与中产阶层、富人与其他人陷入了一个互为关联却又彼此充满敌意的漩涡之中。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造成了不同阶层之间普遍存在的敌意、误解、摩擦、冲突以及公开的对立。优绩主义正在滋生一种系统性的阶层冲突，而这种冲突正在撕裂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中产阶层觉得是精英阶层侵占并剥夺了他们原本（在教育、工作、收入、地位等方面）拥有的机会和优势——强加给他们一种“你不够努力、不够优秀”的屈辱感。因此，他们无法原谅精英阶层将自己排斥在外的行为。这种排斥自然孕育出了对彰显优绩主义理念的理想及制度的怨恨和不信任。渐渐地，在中产阶层眼中，精英学校、大学和专业机构成了“异域之地”：往好了说是纵容怪异价值观念，往坏了说是将这些价值观念强加在每一个人身上——就像社团，成员们聚在一起读无用之书，谈政治正确，充斥着傲慢的以权谋私的暗箱操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因为被排斥在外而产生的怨恨齐齐投向了优绩主义高调宣扬的社会包容性，尤其是优绩主义倡导的多元文化精英的理念（常见于对政治正确的抱怨中），尽管这种聚焦是符合深层的内在逻辑的。

而且，这些怨恨导致了直接而强有力的后果，甚至足以改变世界。唐纳德·特朗普正是通过不断地攻击现状，否定他所谓的“当权派”，并将美国的“衰落”归咎于精英统治与外来文化的共同腐蚀而登顶大位，成了这个富有、强大且向来以乐观著称的国家的总统。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以世界末日式的阴暗论调取代了昔日明媚的美国梦。他声称美国正在向下沉沦，深陷于被贫穷、犯罪和经济衰退捆绑的“国之浩劫”[20]。他那凭空想象的世界形象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譬如他喊出的“美国优先”口号），激发了美国普通民众对这个国家的失望和愤恨情绪。在内，他们正饱受国内经济大衰退之苦；在外，他们承受着经济危机和战争失利的打击。一个强大繁荣的社会怎么会是这么一副失败屈辱的模样？优绩主义所造成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所滋生的怨恨恰好解释了美国为什么会如此糟糕。

特朗普主义所传播的怨恨以及它所追求的对“当权派”的否定，恰恰反映出了在优绩主义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民众的精神负担。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我们国家中被遗忘的男男女女再也不会被遗忘了。”[21]最令这些底层民众兴奋的是，特朗普要用“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救赎性叙事来取代传统政治中的进步叙事。调查显示，有将近2/3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表示，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样阴暗且愤怒的演讲完全表达出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感受。[22]同时，在共和党内部，有将近3/5的人认为高校对美国有害无益。[23]

优绩主义造成的不平等和阶层冲突，包括被精英阶层鄙视的特朗普政治的操作方式（再次让人感到讽刺），同时也在侵蚀精英阶层本身。中产阶层的孩子被排除在优势之外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富人家庭的孩子就可以高枕无忧。随着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使社会分层的金字塔越来越尖，即使是享有特权者也会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精英们生怕丧失阶层地位，随之而来的焦虑感自然使他们疏远中产阶层并表露出自身的优越。此外，精英们知道优绩主义的砝码实际上更偏向于自己。他们怀疑那些为精英阶层增光添彩的力量同时会给中产阶层蒙上一层阴影，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对这种局面要做何解释。无论精英阶层的动机有多纯粹，无论他们如何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胜利果实，他们，连同他们引以为傲的成就，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他们所谴责的不平等之中。

人们对特权及其责任的常见理解仍然将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与公共利益视作是一致的，暗示着只要精英表现良好，必然会造福于全社会。然而，随着精英的负担加重，社会的不平等加剧，这些观念成了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早期优绩主义制度下精英阶层的崇高的必胜信念，如今已让位于夹杂着恐慌和脆弱的傲慢。

脆弱的精英为了避免自我怀疑，对中产阶层的习惯和价值观嗤之以鼻。他们崇尚功成名就，轻视平凡，这其实是为了抵御内心的不安。他们坚守任何能证实自身优势和价值的态度与做法，从荒谬的食物鄙视链到冷酷无情的企业裁员，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并确保自己在他人特别是在自己心中的优越地位。这种扭曲又混乱的态度进一步引发了中产阶层的反感，同时削弱了精英阶层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时至今日，美国的精英们对美国政治已不再抱有幻想，无法再将一种洋溢着乐观气息的社会愿景重新赋予美国政治，甚至在他们内部也难以维系这一愿景。这种不满情绪使特朗普的悲观民粹主义主宰了政治想象，甚至在那些持鄙视态度的精英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优绩主义的悖论

优绩主义那光鲜亮丽的外表俘获了大众的想象力，就连社会评论与分析人士也为之目眩神迷。它主宰着当代人们的自我形象认知，使任何批评和指责都显得无立足之地。然而，褪去光鲜亮丽的外衣，优绩主义内部存在着深深的不满情绪。优绩主义之下的这种不满具有如此强烈的讽刺意味，以至于从内部来看呈现出了一种悖论。

中产阶层对精英的怨恨似乎受到了误导。原则上，任何人在今天都可以走向成功。教育的经费从未像今天这般充足，教育的覆盖面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甚至连过去只从白人男性基督徒中选拔学生的顶尖学校和大学如今都以学业成绩作为录取依据。同样，工作岗位和职业发展也早已摆脱了过去的沙文主义，转而以努力和才干论英雄。曾经依赖某种明确的资格设定而将普罗大众排斥在外的机构，如今也是只要能胜任即可入职。

精英阶层内部感受到的焦虑尤其令人震惊。精英教育所提供的培训远比过去完备，毕业生的表现远比前辈出色，他们经由教育所获得的社会和经济优势也远比过去显著，他们理应为自己过往的成就感到骄傲，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然而，他们的抱怨和不满却在不断扩大。随着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加剧，以及优绩主义丧失它夺目的光芒，精英日益增加的焦虑与中产阶层已熟知的更早也更成熟的不满两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带有悲情色彩的怨气。这股怨气随着个人的生活经历与一个重要的真相相关联而日益加重。这种关联成了一把万能钥匙，用于解析主导当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问题，这种问题不光存在于个人生活中，也存在于政治生活中。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让原本看似怪诞的美国社会图景变得可信且具有政治影响力。

对优绩主义的不满引来了对现任政权结构上的攻击，其背后是对优绩主义本身的抨击。尽管中产阶层被压迫和精英阶层被剥削看上去互不相干，甚至彼此矛盾，但它们根植于同一片土壤。美国的精英阶层和中产阶层正在经由不同的方式和路径跌落进优绩主义的陷阱。

同所有宏大的建构一样，我们很难近距离地一探优绩主义的全貌。在经济不平等加剧50年之后，精英阶层与中产阶层在乍看之下，似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根据人们的普遍看法，如今世界存在两个美国：一个有钱人的美国和一个其他人的美国。[24]如今这个国家最响亮的声音，无论出自左派还是右派，都坚定地指出美国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领域正走向分崩离析。[25]

然而，我们后退一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读。精英阶层和中产阶层根本没有分道扬镳。相反，他们是共同陷入了一个单一的、共同的且对彼此均具有破坏性的经济和社会逻辑之中。他们所背负的看似完全不同的重担，实际上是同一种制度性疾病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的症状。精英阶层通过将大多数普通美国人排除在外的残酷竞争来获取和维持自己的阶层优势。然而，那些真正跨过精英阶层门槛的人也同样在遭受无情的打击。一股能强烈感受到却无法言说的挫败感笼罩在两个阶层的上方——中产阶层前所未有的怨恨与精英阶层令人费解的焦虑，犹如一条河流里的两个漩涡，发源于同一股水流。

《精英陷阱》这本书旨在像一名遇到新疾病的医生一样，首先认识和列举出相关的症状。因此，我在第一部分历数了优绩主义所引发的不满，陈述这样一个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外，同时又对进入其中的少数人也造成伤害的社会等级制度究竟带来了哪些问题。这部分旨在设身处地地描述优绩主义所造成的不平等的生活现状以及这种现状引发的民众情绪，让大家在感同身受的同时跨越阶层鸿沟，发自内心地感叹道：“是的，这就是我的现实生活。”由于优绩主义的魅力掩盖了它的危害性，那些身处其中屡遭挫败的人感到困惑不已。可以说，认清现状有助于带来情绪的释放，即使新的认知会带来痛苦的自我审查和自我责备，但是这种释放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宽慰。

本书的第二部分详细描述了优绩主义的运作方式。它解释了优绩主义体系所设立的有关收入、教育和工作的社会与经济安排，记录了优绩主义的发展如何产生了极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方式，并揭示了随之而来的不平等如何同时对中产阶层和精英阶层造成伤害。在逐步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不平等及负担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对优绩主义理念的偏离或回避；恰恰相反，它们是优绩主义在美国社会大行其道的后果。优绩主义机制的内部运作过程揭示了优绩主义陷阱是如何构建起来的。

最后，本书的第三部分揭示了优绩主义的真相。它暴露了优绩主义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新式的贵族统治制度。这种制度的建立旨在主宰一个由人力资本而非土地财产作为个人收入与财富最大来源的社会。优绩主义理念一贯宣称的是对所有人的公平与博爱、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普世自由与机会均等。然而事实上，优绩主义造成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彻底背叛了它所申明的原则和所宣扬的价值。此外，同曾经的贵族制度一样，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也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带来了全面性的影响，它建立了一个持久的、自我维持的等级制度，由优绩主义之下各部分之间的反馈回路支撑。优绩本身不再代表真正的优秀，而是像在旧贵族制度中被吹嘘的虚假美德一样，是一个用来合理化不公平的利益分配的借口。

逃离优绩主义陷阱

《精英陷阱》这本书构思于优绩主义的机制内部，准确来说，它产生于一个力图彰显优绩主义魅力的仪式上。书中处处体现出优绩主义引发的所有复杂性和讽刺性。

2015年5月，也就是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宣布参选美国总统的前一个月，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班邀请我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同许多人一样，我一直在思考美国经济的不平等问题。因此，我决定在演讲时将这些精英毕业生所承袭的优渥资源与普通美国人所能分配到的有限资源进行对比。我原本设想的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说教，提醒毕业生们不要只想着谋取个人利益，而是要利用自己的竞争优势为公众利益积极服务。

然而，当我坐下来准备写演讲稿，想象着自己面对一群熟悉的面孔高谈阔论时，我深知他们那毋庸置疑的优势地位让他们在竞争中胜出的同时也倍感痛苦。于是，我放弃了义正词严的说教，转而产生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想法，那是一种强烈的同理心与不祥预感的奇妙结合。尽管我当时还无法看透优绩主义的悖论并找到解决之道，但是我为自己的演讲稿找到了新的组织框架和情绪姿态。我发现，个人要比大众普遍认为的更善良，而现实环境却要比大众普遍认为的险恶得多。

无论是优绩主义的忠实拥趸，还是因优绩主义带来的不平等而愤怒的批评者，都误判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对优绩主义和经济不平等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然而，仅仅指出元凶或纠正明显的错误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相反，这些问题恰恰反映出我们对教育与工作的组织安排和奖惩机制存在深层次的、普遍的功能障碍。从一个基本且直观的层面来看，优绩主义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究竟要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们对这个社会症结的诊断没有攻击任何人，但的确会引发每个人的不适。

尽管诊断会引发不适，但它同时也会点燃治愈的希望。我们习惯于将经济不平等视作一场零和博弈，我们假设有利于社会底层的再分配必然会给社会上层带来负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实际上于任何人都无益。换句话说，逃离优绩主义陷阱有益于所有人。逃离优绩主义陷阱，可以让现在被剥夺了尊严与财富的美国中产阶层重新全面地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中。逃离优绩主义陷阱，可以让如今陷入紧张的自我剥削的美国精英阶层用一小部分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来换取休闲与自由，重回真实的自我。逃离优绩主义陷阱，也会让一个因优绩主义的理念而变得充满了压迫和不信任的社会得到治愈。

问题仍然在于，如何才能逃离优绩主义陷阱？如何通过政治协商，设计出能够重建美国民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方针政策？这项任务何其艰难。如果说这本书的诊断是正确的，那么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源于一股社会和经济力量。这股力量的深度之深、能量之大，类似于两个世纪前推动工业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农业社会的力量。如若有人穿越时空回到1800年，他/她会告诉一位好心的英国国王或首相，等到了1860年，工业革命将会彻底破坏目前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让出生在曼彻斯特市区的小孩的预期寿命降至自黑死病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这种下降的趋势根本无从避免。[26]

不过，我们远比先辈更有自我意识和做事效率。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优绩主义对社会造成的近乎全面的伤害，那么我们就能够凝聚政治意志进行疗愈。如果我们能够凝聚政治意志，那么我们在政策制定上就会拥有更高的自由度和更大的影响力。这本书的出发点是相信，关于结构性力量——而不仅仅是道德指责——的政治认知，是采取理性分析和有效行动的必要条件。本书渴望将这种认知转化为推动变革的强大政治力量，并提出具体的政策来重建公平与民主的社会经济秩序。

这些希望要实现，需要借助于那些通常被视为与优绩主义相关的美德，即清晰的头脑和将认知转化为有效行动的能力。认为优绩主义可以解决自身问题，摆脱自身陷阱，从而重拾其最初的民主承诺，重塑一个精英在其中大力促进公共利益的公平开放的社会，这与诊断它目前的病症并不矛盾。

不过，怀抱希望并不等于有具体的执行计划。想要摆脱优绩主义陷阱，我们需要在政治上克服优绩主义带给公众生活的脆弱性和不良影响。无论是富人还是其他人，都必须能够看透目前导致他们分裂的各种形式的焦虑，无论是民粹主义、仇外思想、狭隘的竞争思维还是傲慢自大的优越感；认识到他们的痛苦乃至对立情绪其实都是优绩主义这一棵树上结出的恶果。由此，各阶层的人们理应携手团结，对于目前优绩主义的重负施加给其他人的痛苦，要报以同情甚至与其共担，从而缓解自身的痛苦。

即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民主复兴中受益，但要建立这种跨越阶层的联盟也需要自律的想象力。可惜，优绩主义滋生的各种不满让大家缺少这种彼此宽容、救赎自省所需要的政治美德。与此同时，焦虑和痛苦也使得富人和其他人难以看清，一些看似及时出现、颇具诱惑力的替代方案，实际上只会引发一场场肆虐的风暴。如今，具有强大操控力的寡头与心怀愤恨的民粹主义者正在结盟，他们企图完全否定优绩主义，转而建立某种更黑暗的制度来取代它。

对这种风险的视而不见，让茫然无知的美国民众成就了唐纳德·特朗普的迅速崛起。这无疑是对优绩主义政治最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