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来研究文学史的人在谈到汉代特别是西汉的文学时，比较着重论述的往往为散文和辞赋，而对其诗歌则似少注意。这种看法由来已久。例如梁代的锺嵘就曾说过“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的话。不过，锺嵘此语实仅就五言诗尤其是五言的徒诗而言。因为他所撰《诗品》，其评论范围仅限于五言，而且主要是文人创作的徒诗，至于那些三言、四言和杂言的诗歌都不在他论述之列。和他差不多同时的刘勰，论诗虽不限于五言，却把“乐府”与“诗”分为二体，且从正统儒家的立场出发，对《汉郊祀歌》一类乐府诗颇有非议。因此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西汉一代在诗歌方面并无多大成就。其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平心而论，西汉一代现存的诗歌为数并不算太少。其中有一部分像《安世房中歌》《郊祀歌》等固属庙堂之作，但也有一部分民歌及文人言志缘情之作传世。那些庙堂之作，虽常被人们认为是模仿《诗经》和楚辞的作品，但在诗歌的发展史上自有其地位。我们知道，在秦汉以前，我国曾经是一个诸侯割据争雄的时代，各国的种族、社会状况、语言和文化传统都很不一样。《吕氏春秋·音初》提到“东音”“南音”“西音”和“秦音”等的起源，虽未必全合事实，却说明了秦统一以前各地曾存在各种不同的乐种。这各类音乐自有其不同的唱法和歌辞，必然会造成各地诗歌在文体、风格和技巧等各方面的差异。例如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诗经》和产生于江汉流域的楚辞，其形式和内容就有很大差别。但作为同一种文化的不同分支，其相同、相似及互相影响之处，总是不可避免的。秦代的统一，无疑加速了各地文风的交流和融合。但短促的秦代，显然远远完不成这个任务。真正完成这种融合的是汉代。汉代的建立者刘邦是丰（今江苏省丰县）人，战国时属楚，因此史书上说他“乐楚声”是很自然的。现今所见刘邦自作的歌辞如《大风歌》近于骚体，《鸿鹄歌》虽属四言，但他称之为“楚歌”；刘邦的姬妾“唐山夫人”所作的《安世房中歌》，据《汉书·礼乐志》说，也是“楚声”。不过，这些歌辞之为“楚声”恐怕主要表现于音声和曲调方面，光从文辞来看，像《鸿鹄歌》这种作品好像和《诗经》中某些作品并无太大不同。《安世房中歌》的文体比较复杂，四言、三言和七言的句式都有。四言自是周代《雅》《颂》和秦代石刻的基本句式，而三言和七言的句式亦为数不少。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句式实为构成《荀子·成相》篇的主要句型。更有意思的是近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为吏之道》中，有一部分文字其句式和《成相》篇几乎全同。云梦地处今湖北中部偏东地区，确为战国楚地，而荀况晚年终老于楚，那么“成相辞”这种形式亦属楚声范畴，大约不成疑问。稍后于《安世房中歌》的《郊祀歌》在内容方面当亦深受楚声的影响。《史记·封禅书》明确地记载谬忌对汉武帝说“天神贵者泰一”，而所谓“泰一”，又与《楚辞·九歌》中的“东皇太一”明明是同一个神。《郊祀歌》的句式，亦以三言、四言和七言为主。所以这些庙堂歌诗应当说仍继承了汉初“尚楚声”的传统。和朝廷君臣的“尚楚声”同时，一些士人所作的诗，则似乎更近于《诗经》中《雅》《颂》之体，这大约和秦亡以后，儒家思想的复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汉武帝的表彰儒术又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在韦孟及其子孙韦玄成的那些四言诗中体现得最为突出。许多研究者对那些庙堂之作及士人的诗评价不高，因为它们模拟《诗经》、楚辞的痕迹确实很多。不过即使这类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亦不容忽视。例如《安世房中歌》中像“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这样的比喻手法和句式，有其一定的创新意义；《郊祀歌》中对天上和诸神的幻想式描写，亦未必没有其特色。当庙堂和士人们尚致力于使各种传统渐趋融合的时候，一些更显清新活泼的民歌亦已产生。如《铙歌十八曲》中的《战城南》《长相思》和《上邪》诸作，大约都产生于西汉。前者诉说战戍之苦，后者则写男女恋情，这种诗歌显然来自民间，纯属真情的流露，应属抒情诗的杰作。《铙歌》据说本是军歌，但上述几首诗未必适于鼓舞士气，恐怕是后来的乐官们取民歌配乐以供军官们享乐之用。这个问题一时似难究诘。有些《铙歌》在内容方面显然不同于庙堂之作和不少文人诗，但在形式上，似仍以杂言为主。至于魏晋以后盛行的五言诗，在西汉亦已萌芽。《史记·项羽本纪》，《正义》引《楚汉春秋》所载虞姬答项羽的诗，纯属五言，但有不少人对此持疑。不过像戚夫人的《舂歌》、李延年作歌中已多有五言句；成帝时的歌谣“邪径败良田”，更是一首较成熟的五言诗。此外像《相和歌辞》中的《江南》，究竟出现于西汉还是东汉？现在尚难论定，至少我们可以说五言诗之兴大约亦起自西汉民间。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当刘向奉成帝命整理图书时，诗歌一类作品有三百一十四篇之多，其成就不可忽视。
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汉代诗歌中的大部分名篇皆产生于东汉，这大约是事实。但汉诗的繁荣却在西汉已奠定了基础。自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1，民间俗乐便被大量集到朝廷，并得到许多达官贵人的喜爱，在上层人物中广泛流行。《汉书·礼乐志》记载西汉末年情况：“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彊、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即位后，下诏罢乐府，直到东汉也没有恢复。但“俗乐”的流行，并非撤销一个官署所能阻止的。随着“俗乐”得到广泛的人群喜爱，不但搜集、整理者日多，乐官们采用文人诗和自撰曲辞的例子亦已出现。因此现存的“相和歌辞”“杂曲歌辞”等，大多出现于东汉。从这些歌辞中，很可以看出东汉一代的盛衰。例如东汉初年，虽经战乱，而在一二十年的恢复之后，有些城市又趋兴盛。例如长安是西汉二百年的故都，豪门旧族很多聚居于此，他们对光武帝之迁都洛阳并不赞成。正如班固《两都赋序》所说：“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这些“西土耆老”确有其经济实力，如著名的《相逢行》，写这种人家“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这种人家不但富裕，在政治上亦有优越地位，正如与之相似的《长安有狭邪行》所称：“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但好景不长，随着东汉朝政的腐败及“羌乱”之起，关中就日趋衰落。王符在《潜夫论》中反复谈论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在乐府诗中亦有反映。如《艳歌何尝行》：“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这里写的虽是“白鹄”，其实是指人。东汉自羌乱之后，西北人口大量向东南流亡，造成关中人口的锐减和江南人口的激增。在乐府中，多方面地写到了人们生活的种种情况，如婚姻、爱情、社会习俗、神仙迷信等等方面。尤其可贵的是出现了《孤儿行》《妇病行》这样描写普通百姓的疾苦和《东门行》那样直接写到人们被饥寒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的情景的作品。至于像《陌上桑》中的秦罗敷、《羽林郎》中的胡姬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刘兰芝和焦仲卿，更是至今为人们所熟知和津津乐道。这些作品无疑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瑰宝。
由于乐府民歌受到人们普遍重视，于是有些文人开始仿效那些乐府的技巧和形式，创作自己的言志缘情之作，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要算所谓“古诗”和“苏李诗”。“古诗”中最有名的是《文选》所收的十九首。我们现在谈论这些作品，往往称“古诗十九首”。不过今存的“古诗”实不止此数，据《诗品》所说，当时至少有五六十首，像《玉台新咏》中所载的《兰若生春阳》等恐怕均在锺嵘所说的五六十首之中。这些作品有的较重辞藻，有的则较质朴，仍可见其脱胎于乐府的痕迹（如《上山采蘼芜》）。这些无名氏的文人诗和乐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有的学者就认为出于《相和歌辞·西门行》，但笔者则认为是乐官们取此诗改写谱曲而成为《西门行》的“本辞”，再由“本辞”而演化为“晋乐所奏”的歌辞。不管二说孰是，“古诗”与“乐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总属事实。这些乐府和“古诗”正是建安文学的源头。清人沈德潜说“孟德（曹操）诗犹是汉音，子桓（曹丕）以下，纯乎魏响”，这种情况显然有时代及个人的原因，但曹操诗全属乐府体，而曹丕、曹植兼学“古诗”，亦其重要因素。锺嵘曾说“古诗”中“《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植）、王（粲）所制”，大约亦有鉴于此。这部分诗过去曾有人猜想有一部分为西汉枚乘所作，但并无确据。现在看来，像“十九首”中屡次提到“洛中”“宛与洛”和“上东门”等，那么判定其为东汉作品当无疑问。和“古诗”比较相似的是所谓“苏李诗”。这些诗不是李陵、苏武所作，这是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早在六朝颜延之在《庭诰》中就说过“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原）是假托，非尽陵制”；《文心雕龙·明诗》亦有“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的话。这些诗的作者虽难确定，但艺术上确属杰构，如《文选》所录李陵诗三首和苏武诗四首，洵为精品。而且可以肯定，当时人所见的“苏李诗”肯定不止这七首，后来《古文苑》中所载的一些诗，当与这七首产生于同一时代。所以距萧统时代不远的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提到“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其中苏武一雁用《汉书·李广苏建传》所说汉帝在上林苑中从雁足上得苏武书信之典；而“李陵之双凫”即出今《古文苑》中所载“苏李诗”的《双凫俱北飞》。后人有的既笃信《文选》所录为真出李陵、苏武之手，而又对《古文苑》所录持怀疑态度，于是又列出了一个《拟苏李诗》的名目，并谓“拟诗非不高古，然乏和宛之音，去苏李已远”（《古诗源》卷四），这恐怕并无根据。应该承认这些诗在艺术上似与《文选》所录有一定差距，但这只是艺术上的高下，与真伪无干。这些所谓的“苏李诗”，虽非苏李所作，但其成为诗歌中名篇绝非偶然。不然，大诗人杜甫就不会有“李陵苏武是吾师”的诗句。这部分作品的产生年代，大约也在东汉。从文风方面看来，似与“古诗”的产生年代差不多。逯钦立先生认为这些诗产生于东汉，且和当时流亡至南方尤其是交州等地的文人有关，其说确有见地。因为据《后汉书》，东汉时确有一些文人避地至交州，而“苏李诗”中有些句子如“山海隔中州”等，似亦可得到解释。“古诗”和“苏李诗”是六朝作家学习的重要范本。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是专为模仿“古诗”而作，拟作的目的自然在学习其技巧。在今人看来，模拟之作似不值得提倡，其实古人往往以此为吸收前人技巧的重要方法。当然，陆机的拟作虽不乏“照之有馀晖，揽之不盈手”（《拟明月何皎皎》）这样的警句，但毕竟不若“古诗”之自然浑成，出于天籁。至于“苏李诗”的模拟者，迄今所知，江淹之《杂体诗三十首》也许较早，但从《诗品》看来，在上品中首提“古诗”和李陵，亦可见“苏李诗”的地位2。
汉诗名篇多为乐府和无名氏之作，其有主名的作品，虽不乏传诵名作，而这些诗相传的作者有不少颇有疑问。如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班婕妤的《怨诗》，人们都疑其主名；辛延年、宋子侯虽有其名，而我们对其生平则颇茫然。大抵东汉前中期有主名的诗，非无佳作，如张衡《四愁诗》之类仍近骚体而非五言。只有后期的郦炎、秦嘉才略具特色，而真正在文学史上留下巨大影响的则为蔡琰和“七子”中的王粲、刘桢等人，那已经是汉末的建安时代了。关于建安文学，历来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把“七子”中除孔融外的六人皆算魏人，因为他们都在曹操手下做官，另一种办法是把七子全部算成汉代人，因为“七子”中死得最晚的徐幹，死时下距曹丕代汉还有两年左右。再说以“建安”属魏实有困难，因为在建安初年，曹操还没有封为“魏公”，何来“魏朝”？所以本书采用的是后一种做法。
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汉代诗歌的全貌起见，本书选录了一些现代选本较少选录的作品如《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等。笔者认为这些作品虽为庙堂之作，却可窥见汉初诗歌的多种形式，而《郊祀歌》似更具文采，笔者过去在《乐府诗选》中，曾选录过若干首。现在看来，像《天地》《景星》诸首，在艺术上虽不无长处，而文字过于艰深，所以仅取几篇比较平易好读的诗为代表，其中《天门》一首，仍不免有些难解之处，但它对后代诗人的影响最为明显，所以保留以备一格。其他像韦孟等人的一些诗，说教气较重，本来也可不收，但考虑到《文心雕龙·明诗》和萧统《文选序》（“退傅有《在邹》之作”）都提到它们，所以也加收入，以供读者了解其情况。在选录这些作品的同时，对另外一些较为有名的诗，本书没有收录。例如《柏梁台诗》，虽常被古人提到，但经历来学者考证，已可确证出于伪托。既非汉诗，自不宜入选。又如所谓的《胡笳十八拍》，在艺术上自有长处，而经学者考证，亦足以说明其非蔡琰作，亦非汉诗，当然只能割爱。又如《玉台新咏》中的“苏伯玉妻《盘中诗》”也有人说是汉代作品，但此诗既首见《玉台新咏》，而据最近徐陵原貌的明寒山赵氏覆宋本又列于傅玄后、张载前，明为晋人，自然也只能弃而不录。
本书的出版，首先应该感谢中华书局特别是张耕先生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但限于笔者的水平，更由于近日“非典”肆虐，查阅图书资料殊为不便，因此疏误在所不免，还望读者指正。
曹道衡
二〇〇三年八月于北京
[1] 关于“乐府”之设立，近年来因陕西出土秦代钟上有“乐府”字样，而被认为不始于汉武帝，但这和“采诗夜诵”似无直接关系，姑用《汉书·礼乐志》原文。
[2] 《诗品》未提苏武，但在六朝时，“苏李诗”何者为“苏”，何者为“李”，本来分得不太清楚，如《诗品》提到“子卿《双凫》”，实指前面提到的庾信所谓“李陵之双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