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的全球史

现代中国“群众”的问题化，亦即群众成为解读和规训的场域，是与20世纪上半叶一系列概念和再现形式的跨国流通分不开的。中国政治理论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们正是在与译介过来的理论和文艺作品的对话中找到自己的声音，对群众新鲜的阐释和描述也才得以不断涌现、传播，并在不同的时间点或不同的范围内，或被奉为圭臬，或被弃若敝屣。因此，中国群众话语的出现必须理解为全球交流网络中的一环。就关于现代群众叙述的研究来说，近年来涌现出一批重要著作，这些研究都强调群众和现代性的关系，都强调群众话语的国际性。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匹克（Daniel Pick）指出的，这些新近研究体现出一种研究的转向：“从群众的社会史转变成群众理论和形象的历史……［转变成对］群众的文本性（the textuality of the crowd）的研究。”(52)但是这些研究都以欧美为中心和立足点，欧美之外关于群众的理论和文艺作品少有人涉及，更鲜有人把它们放在一个全球性的知识文化流动的背景下来考察。(53)换句话说，群众话语的全球史里还缺着中国的一章。研究中国文本在本国文化、政治语境下的特殊性以及它们与跨国知识文化流通的共振，不仅是希望为关于现代群众的故事添上中国的一页，而且希望以此反射出欧美案例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或者借用后殖民学者查卡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话，是为了将欧美关于群众的书写“地方化”（provincialize，或直译为“行省化”）。(54)

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思考的语境和观察的视野本来就是全球性的。比如民国时期的心理学家高觉敷，在其旁征博引的著述中，他视纽约市大道上的人群或者北美苏族印第安人战士的报道和自己在窗外街头的见闻同等重要。(55)大量学术研究和文艺作品——作者既包括像勒庞这样举世闻名的大家，或像爱德华·罗斯（Edward Ross，1866—1951）、埃弗里特·迪恩·马尔丁（Everett Dean Martin，1880—1941）这样已经鲜为人知的社会学家，也有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1893—1939）、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1903—1933）等一大批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被广泛翻译，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对群众的书写和理解。比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小说要表现整群的人，而不是其中某几个代表、领袖。熟悉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人知道，丁玲的名篇《水》就是这样。把群众作为表现的“主体”（当时著名的左翼评论家阿英语），(56)这是对经典意义上以表现个体为主体的现代小说革命性的反动。这样的文学现象不仅跟中国文学内部的发展逻辑有关，还与当时一股跨国的反个人主义现代革命美学思潮密不可分。这类小说的作者与外国意趣相投的作家遥相呼应，以自己的文学实践为当时方兴未艾的文艺潮流——文学史家迈克尔·丹宁（Michael Denning）谓之为“庶民现代主义”（subaltern modernism）——推波助澜，从而参与了世界文学地图的重绘。(57)

追溯这些跨国流动的因素不是想要为现代中国的群众叙述找到什么欧美的源头，也不是要证明某些西方话语的“全球性”，而恰恰是要强调这些现代理论、概念、美学诉求强有力的、跨越边界的流动性取决于他们在当地如何传播、如何被赋予意义。这种视角会让我们警惕一种简单的扩散与吸收的叙述：在这类叙述中，“跨国”的概念如同被放进绝缘的真空袋，洁身自好地扩散开去，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与本土资源接触所产生或激发出的特殊变化往往被视而不见。正如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 Cooper）指出的，与判断“某些知识分子所用术语到底是否真的具有‘普世性’或‘全球性’”相比，“分辨出知识分子的理论框架到底是什么，分辨出他们揭示了什么又解决了什么，找到他们之间的联系以及自身的困境”更为重要。(58)当这样观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张抽象知识天衣无缝的大网”就像著名的思想史和国际史学者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所说的，“原来只是由各种偶然因素镶嵌而成的脆弱的马赛克拼图”。(59)中国作家和学者对群众的书写不仅是这面跨国拼图里的图版，而且本身就是一块充满张力的拼图。因此，探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群众形象的出现及其含义，需在一个国际思想史的背景下，考察新兴的人类科学、政治哲学和文学想象三者间的互动和呼应，如此才能追踪群众书写内部的一些标志性的矛盾和张力（比如理论与直觉、孤独与团结、群体的内在活力与领袖的必要性等等）如何跨越文类、学科和地理的界隔，而变得愈发清晰而富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