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华民国说好的钱没给，你能怪溥仪吗？
——故宫国宝沉浮记

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的藏量，据说约占了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的百分之二十二，但真是如此？紫禁城的精华文物，如今大部分都已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或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其实只是当年溥仪精挑细选、“赏赐后”剩下来的？

当年紫禁城的文物，是由乾隆皇帝盖了章收藏，却让嘉庆皇帝给装箱封存的。时迁季移，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让溥仪在时代动荡之际，重启了箱子？1933年日军侵华，文物迁运到上海、南京，之后兵分南、中、北三路，辗转又到了四川、重庆，之后搭船来到台湾，仓皇的搬迁旅程中又都遭遇了什么？

风雨飘摇之际，是否真数得清、算得明，故宫文物到底流失了多少？这故事，得要从1912年说起……

说好的清室优待条件呢？

历经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清朝急于变法图强，立宪派和革命派争斗了一番，北洋军阀于是与南方革命军达成协议，由袁世凯代表北洋军阀，与当时垂帘听政的隆裕皇太后协商政权转移。

袁世凯在获得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辞职让位保证后，加紧了与清廷议和的进程：他先游说、买通庆亲王奕劻与大臣那桐，同时又贿赂隆裕皇太后身边受宠的太监张兰德（小德张），去威吓隆裕皇太后，称清王朝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攻进北京，皇室可能被灭族，但若是同意退位，就可以享有优待条件。

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接受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简称《清室优待条件》），颁布《清帝退位诏书》，历时268年的大清帝国正式终结。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圆，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1912年2月12日《清室优待条件》（摘录）

据说隆裕皇太后在《清室优待条件》上签了名后，将笔一扔，掉头往屋里走，边走边大哭：“祖宗啊！祖宗啊！”泪奔而出……

然而，说好的每年给予退位皇族四百万两，中华民国政府根本无力支付，据《太监谈往录》的记载：

入民国后，皇室优待费年年锐减，内府大臣极力罗掘供应皇上、后妃及四位皇阿娘之经费，渐感支绌。

清朝皇室退位后，帝制虽然被废除，但溥仪及后妃家人、皇室大臣们，仍然居住在紫禁城里，维持着小朝廷的运作模式。皇宫中日常开销庞大，但又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这让被逼辞位的溥仪备感压力。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回忆录中提到：“内务府是吸干王朝血液的吸血鬼。”

紫禁城的总管：内务府的压力与贪婪

关于内务府，在北京城的胡同里、巷弄间，百姓们口耳流传有这么些小故事：

一天，道光皇帝发现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让内务府去缝补一下。补完了，道光皇帝问花了多少钱，内务府回答：“三千两银子。”

道光皇帝一惊：“为何要三千两银子？”（当时买个家奴只要五两银子。）

内务府解释：“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湖绸，剪了几百匹绸缎才找到对应相配的图案，所以贵了。一般的补丁，如果不需要配对的图案，只需要五两银子就好了。”

一次，道光皇帝看到军机大臣曹文正朝服的膝盖上打着块醒目的补丁，突然问他：“外面给破衣服打个补丁需要多少银子啊？”

曹文正一愣，看看周围的太监，发现太监们都不怀好意地瞪着他。曹文正硬着头皮虚报价钱：“外面打一个补丁需要三钱银子。”（其实，三钱银子当时可以买整套普通衣服。）

道光皇帝惊叹：“外面就是比皇宫里便宜，我打个补丁需要五两银子呢！”

光绪皇帝早餐要吃四个鸡蛋，内务府管理的御膳房报价三十四两银子，平均每个鸡蛋耗银八两多。

清代规定一两银子折新钱一千文，旧钱则可折一千四百到一千六百文不等。当时北京市价，一个鸡蛋大约两文钱，一两银子可买五百个鸡蛋。也就是说，御膳房浮报的蛋价是市价的四千倍以上！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换算一下，光绪皇帝每年耗费在购买早餐的鸡蛋上，就要花掉一万两千三百零八两白银。

内务府这样花钱，皇帝压力能不大吗？

庄士敦，苏格兰人，是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1919年进入紫禁城内教授溥仪英语、数学、世界史、地理，对溥仪竭诚尽忠、倾囊相授，也因此备受溥仪敬重，师生情谊极为深厚。在他的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庄士敦对溥仪的处境有这样的描述：

民国建立后，满洲之所以接受既成事实和服从袁世凯领导，乃是因为清朝皇帝接受民国的优待条件而发布退位诏书之故。

溥仪很清楚自己当时的处境，他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紫禁城根本无法维持开销，中华民国政府答应要给他的每年四百万两白银，不仅从未完全支付，就连1916年国民政府另外购买热河行宫及沈阳故宫的文物，更是连一毛钱都没有支付，皇室随时面临着破产的命运。

要节省开销，溥仪首先想到的是解散内务府，但庄士敦认为在紫禁城财产清点尚未完成之前并不适合，溥仪对宫中到底有多少财产，其实也完全不清楚。

因此，为了支应日常开销，内务府偶尔会在溥仪的授意下将宫中物品拿去典当，以弥补财务赤字，国民政府对此也从未干涉。庄士敦表示，国民政府除了不把这些财宝当国家财产外，对于因为不能履行退位优待条件导致皇室财政困难也感到歉意。

记得吗？优待条件还提到：皇室成员可暂居紫禁城，但永久居住地是颐和园。

庄士敦认为搬入颐和园有许多好处，不但可以避免成为别人控诉的把柄，生活也会比在紫禁城简朴，顺便还可裁撤内务府的官员，又可借着转变环境，让溥仪身心能健康发展。

但内务府官员自然不愿意丢了肥差，一直拖延搬迁的时间。他们用以抵抗搬迁的借口，就是建议要把紫禁城所有的物品都搬到颐和园，而这当然无法在短时间内达成。

1922年12月1日，溥仪与婉容大婚，虽然距清帝退位已经十一年，但这场婚礼仍依清室祖制，以满族传统进行，各地的军阀、王公贵族、满蒙王公、寺院喇嘛等都送了礼。据庄士敦的说法，大婚除收到的各方厚礼外，还有一百万银元现金。但是，溥仪被赶出宫后，冯玉祥没收了所有礼物，仅把自己送的白玉如意归还给溥仪。

婚礼中，庄士敦被赏为一品顶戴，之后更兼任“修缮颐和园大总管”。就在庄士敦被任命全权处理颐和园事务的当天，溥仪和婉容一起去颐和园游玩，本该负责安排溥仪行程的内务府官员却百般拖延，还找了国民政府官员出面阻止，最后溥仪车队只有六辆摩托车护驾。庄士敦在回忆录中表示，内务府官员们只要溥仪还活着，让他们有钱拿，可以合理地偷偷中饱私囊，至于皇室的处境如何，根本就不在乎。就连颐和园的修缮费用，事后发现内务府工匠的估价，都比市价多出了六倍。

1923年6月26日，建福宫花园的静怡轩、延春阁、敬胜斋以及花园南侧的中正殿等建筑在火灾中焚毁，建福宫花园连同收藏的珍宝悉数变成灰烬。

打更太监马来禄是第一个发现火灾的人，但太监对消防知识一无所知，对如何灭火更是一窍不通，只能抢救物品。意大利公使馆的消防队于城外发现火灾，立即开着救火车赶到紫禁城，但却被挡在皇宫门口，因为城内仍遵照清朝宗法规定，没有皇帝的旨意，任何外人都不能踏进皇宫内苑一步。内务府大臣绍英阻止消防队进宫的同时，派人报告溥仪，但找到溥仪时，大火已经烧了一个多小时。溥仪命令内务府官员打开紫禁城东墙侧门，让意大利与荷兰的消防队进宫救火，但东墙的入口距离建福宫花园将近1600米，从东交民巷闻讯赶来的各国使馆消防队，虽急忙入宫救火，但紫禁城内没有自来水，消防车与消防水管无法使用，后来只好把所有的水管接在一起，取紫禁城外护城河的河水来扑救，但完全无济于事。无奈之下，意大利消防队指挥大家拆除宫中尚未被波及的房屋，试图隔断火道，才终于将大火扑灭。最后，静怡轩、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华室、延春阁、积翠亭、广生楼、凝晖堂、香云亭等完全烧毁。自此，建福宫花园将近八十年，都在废墟瓦砾堆中。

事后调查，有一说，失火是人祸。

1923年，溥仪听说北京街上新开了多家古玩铺，许多珍品疑似从宫内被盗出贩卖。因此，溥仪决定要全面清点存放历代皇室收藏的库房：建福宫。但是，就在清点的前一夜，建福宫失火。溥仪的堂弟溥佳，对失火原因有这样的描述：“建福宫大火后，根据消防队说，他们初到宫中救火时，还闻到煤油气味很大。溥仪听说，就更认为是看守自盗而故意放火了。”

另一说，则是因为天灾。

建福宫花园失火后，外界议论纷纷，各种阴谋论随即出现……

第一个可能性：电线失火。内务府为了平息溥仪和外界的猜测，对外界通电并登报说明，建福宫失火的起因是神武门电线短路走火，造成建福宫德新殿起火。

第二个可能性：油灯失火。紫禁城虽已采用电灯照明，但许多房间和院落仍采用油灯照明，油灯挂在木柱上，天长日久，极易引发火灾。

官方最后对外发布的正式说法是“电线失火”。负责保护清室安全的国民政府步军统领聂宪藩亲自在现场指挥，事后发布通电：“本月二十六日夜十二时，神武门电线走火，由德日新斋（敬胜斋内悬挂匾额的题字为‘德日新’，所以又称德日新斋）内延烧。”当时，紫禁城经常放电影消遣，电影机、电灯房就设在德日新斋，负责管理的太监缺乏用电常识，漏电失火也有可能。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内务府后来发表的一部分糊涂账里，说烧毁了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这是根据什么账写的，只有天晓得。”

溥仪当时正想找块空地建网球场，这片火场正好派上用场，于是命令内务府马上清理。整理场地时，发现许多被烧熔的金银铜锡，数量不少，内务府于是找了城里的各家金店来投标，最后某金饰店以五十万银元买下灰烬的处理权，在灰烬里捡出熔化的黄金一万七千多两。在金饰店把值钱的东西都拣走之后，内务府又把剩下的灰烬装了许多麻袋，分赠给属下的官员。

后来还有个谣传，内务府的某位官员子孙说，叔父施舍给北京雍和宫和柏林寺每庙各两座黄金坛城，直径和高度均有一尺上下，这些黄金就是用麻袋里的灰烬提炼出来的。

国宝流浪记：靠变卖文物为生的末代皇帝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23日冯玉祥前往前线的途中突然折返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取得政权后，就打定主意要驱逐溥仪出宫。11月5日上午9点，冯玉祥的参谋官鹿钟麟，突然率军包围紫禁城，勒令皇室三小时内必须离开紫禁城，同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拿出《清室优待条件》之“修正版”，要求溥仪无条件接受。最后，溥仪与家人只被允许带走可以带得动的随身物品，与一两个宫人双手所能带走的东西，随即在军队戒护下，由神武门仓皇离开紫禁城，自此展开流亡生涯。

◎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

◎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摘录）

溥仪离开了紫禁城后，国民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开始查点清宫遗物时，发现许多文物遗失！委员会依据“赏溥杰单”、溥杰手书的“收到单”的记载，编印出《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在序言中提及：

……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笈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国宝散失，至堪痛惜！

据记载，里头包含了书画手卷一千二百八十五件、册页六十八件、宋元善本二百零九种，计五百零二函（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绘画类收藏，也才三千多件呀）。

1925年2月，溥仪逃往天津，定居于日租界。他的财源来自出宫前存入银行的款项、庄园和房产的收入，直到1932年逃离天津前，国民政府于《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内承诺的“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分文都未曾支付。身为皇帝，溥仪必须照顾一大家子的人，由于财源支绌，他通过郑孝胥、陈宝琛、宝熙等人，靠变卖文物维持日常开支。溥仪在天津的几年中，究竟卖出多少法书名画已无案可稽，可知的只有溥仪离开天津时还拥有的数量。

溥佳于《1924年溥仪出宫前后琐记》曾描述：

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税收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

护照果然很顺利地办妥，之后就由溥佳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十三号路166号楼内。

关于溥仪运出的国宝，比如“赏溥杰单”的一千三百多件中，有哪些目前知道下落呢？有两件文物流传的小故事：

文物大清点中发现的“赏溥杰单”，记载着《出师颂》的流向。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再次“退位”，此时这件文物早已失去它的踪影，何时卖出，流落何方，都不得而知。直到2003年，《出师颂》再次出现在中国嘉德征集拍品的过程中，随即轰动整个文物界，北京故宫博物院还特别在拍卖前派了专家去鉴定。最终，北京故宫博物院行使优先购买权以2200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购得。

历代记载的《出师颂》有两个版本：宣和本有宋徽宗手书及年号“宣和印”；绍兴本则是因为曾收藏于南宋绍兴内府，有米友仁的鉴题“隋贤书”。现今一般认为是绍兴本较优，因为上面盖的章、手书题跋都比宣和本多。此帖流传有序，入唐以后，经皇室太平公主、李约等人收藏，南宋绍兴年间进入宫廷，明代再由大收藏家王世懋收入，乾隆皇帝更将其刻入《三希堂法帖》。直到1922年，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此卷携带出宫。

另一件，目前已知最早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是由北宋徽宗朝的翰林图画院画家张择端所作，历经十年完成后，收藏于北宋宫廷。靖康之耻时流入金国，尔后历经各大藏家及元明两代皇室辗转收藏，最终在嘉庆年间，第四度重入宫廷当中，嘉庆皇帝更将其编入《石渠宝笈三编》。这幅名画1924年跟着溥仪一同出宫，之后又被带到长春等地，目前则是由北京故宫博物院买回收藏。

长春“小故宫”：伪满洲国皇宫内的小白楼

1931年，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短短三个月就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谴责日本关东军，这使得日军不敢贸然并吞东北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他们便把脑筋动到溥仪身上。1932年，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溥仪从天津市日租界的住所潜逃往东北。由于要通过国民党军队的驻扎地区，为避免引人注目，必须得轻车简行，因此无法带走溥仪之前从北京运往天津的所有珍宝文物。当时溥仪仅随身携带少量的珠宝玉器，而剩下的那些法书名画则是由醇亲王载沣、溥杰等人留在天津看守着。等到溥仪安全抵达长春后，再由日军将领吉冈安直安排船只，将这些文物运到新成立的伪满洲国皇宫内的小白楼（你可以把小白楼想成“小故宫”，因为从紫禁城千里迢迢运出的许多珍贵文物，都暂时存放在此处，但后来这批文物失散的情况很惨重）。

《五王醉归图》便是其一，这件作品出自元代水利官任仁发之手，描绘的是唐玄宗登基前与他的四个兄弟（宋王李成器、申王李成礼、岐王李范、薛王李业）出游饮酒，醉酒后骑马而归的情景。乾隆年间此画被收入皇宫中，编入《石渠宝笈》，乾隆、嘉庆、宣统皇帝都在上面盖有收藏印。1945年伪满洲国覆灭，原本存放在小白楼的文物流入民间，其中就包含这卷《五王醉归图》。此卷在民间收藏家手中几经辗转，2016年北京保利秋季拍卖时，以3亿港币的价格成交！

日本战败，小白楼文物流向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溥仪13日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危急慌乱中，仅能携带挑选过的晋、唐、宋、元的法书名画出逃。为了多带一点，他甚至不惜把原有的楠木盒及所有的花绫包袱皮都扔掉后再塞进木箱，虽然这对国宝会造成损伤，但此时的溥仪已不管不顾。除了书画外，溥仪也精选了一些珠宝翠玉随身带走，因为这些高价的珠宝玉石，更易于变卖换得好价钱。珠宝不像书画装运体积又大又重，是逃亡时最利于随身携带的高价物品（这也是为什么，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文物中，珠宝藏品极少）。

溥仪在大栗子沟只短暂停留了三天，就匆忙赶往沈阳，打算从沈阳逃往日本。此时，从长春小白楼带出来的珍宝，又再经过一次筛选。溥仪这次仅精选出少量的宝石书画随身带走，把大部分的珍宝文物都留在了大栗子沟。这些遗留在大栗子沟的书画珍宝，最终有的被偷盗、哄抢、瓜分，有的在混乱中被撕毁或烧毁。大量国宝流散民间，文物浩劫莫甚于此。

1945年8月17日，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由大栗子沟搭乘小型军机前往沈阳，企图在沈阳转机逃往日本，但就在行经沈阳时被逮捕，溥仪及其随从人员由苏联军押往西伯利亚赤塔楼看管，之后又移往抚顺的战犯监狱。随身携逃的书画及珠宝玉翠，最后则由人民部队上缴，交由人民银行代为保管。在苏联期间，溥仪将藏于行李箱夹缝中的珠宝交献出来，以支援经济建设为由，向苏联政府表明希望留居苏联的心意，这些珠宝目前多由俄罗斯冬宫美术馆收藏。

据《国宝沉浮录》记载，20世纪60年代初期，某位住在通化大栗子沟的老先生去北京琉璃厂探听古画行情，因此说出了当年大栗子沟之事：溥仪1945年逃难至该地，一行人数众多，日用浩繁，只好变卖随身的珠宝名画。但当时一没有懂珍宝的人，二来也没有大财主愿意承认这些文物的价值，出重金收购，溥仪无奈只能以最低廉的价格换取一群人的生活消费，这也是后来大栗子沟这个小村子出现了大量的故宫文物的原因。这位老先生更表明了他手上藏有赵孟頫最好的画之一——《水村图》，之后北京故宫博物院设法以八千元购得。

国宝厄运不止于此，在溥仪逃离小白楼后，一位国军派驻的看守士兵因好奇进入小白楼，起初因为不懂书画所以兴致索然，只是顺手拿几卷回到警卫室，但终究开始引起其他人注意，消息传开后，警卫室的看守兵都在换班前进入小白楼里大肆搜刮：开始只是拿几卷，后来演变成财宝争夺，甚至为了争夺一件宝物，而将其一分为二、三、四，更有人因为没抢到喜欢的而撕毁或焚烧文物。

北京的古玩市场当属琉璃厂最具代表性，几百年的文化沉淀，造就了琉璃厂古玩行业的良好传统，凡是大的古玩商，往往具有深厚的人文学识涵养，绝对不只是一介商人。1911年至1927年是北京古玩市场的黄金时代，这时期大批文物从紫禁城陆续流出；1927年以后，内外战争不断，北京古玩市场便开始走向萧条；直到1945年，溥仪离开居住的长春“帝宫”，小白楼的文物流出至长春的古董店，引发了琉璃厂的搜购热，为北京古玩行带来短暂的繁荣。

因伪满洲国的建立，溥仪与昔日的皇族亲贵、遗老遗少等陆续来到长春，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珍宝，因此长春古玩店铺便逐渐增多；与此同时，因为日本政府推行日本人移居伪满洲国的政策，有更多的日本人也来到了长春。当时在长春的日本人约有十万人，他们热衷于中华文物，是古玩店最主要的顾客。其次是伪满洲国官吏。普通老百姓的玩家很少。

话说回小白楼的文物流向。在抢夺、撕毁文物的事件发生之后，小白楼里剩余的一批宋元善本图籍，就由国民党张嘉璈派助手凌志斌负责清点整理，随即点交由当时沈阳博物院院长金毓黻先生典藏，又有一部分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但在小白楼内被损毁的部分文物，已经无法修复了。据记载，被抢夺破损的米芾《苕溪诗帖》，李东阳篆书的引首“米南宫诗翰”五字被撕去，内文残缺破损，“好懒难辞友，知穷岂念通。贫非理生拙，病觉养心功。小圃能留客，青冥不厌鸿。秋帆寻贺老，载酒过江东”中，“岂念”“养心功”“冥不厌”“载酒”，总计有十字残缺。

1949年之前的古玩界，一般都把由溥仪带出宫且最终流失于东北民间的清宫文物称为“东北货”。1945年伪满洲国政权垮台，军队抢劫大批珍宝文物后，到市场廉价出售。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是在长春开设古玩店的商家，由于他们知道这批文物的来历，收到后就带到北京的琉璃厂转售。长春市场自此便开始陆续出现从小白楼散出的历代珍宝书画等物品，这也成为各地古玩商及收藏家争相竞购的标的。

当时许多东北客商来到京津地区，持手卷待价而沽，古玩业界眼见价格从几十两黄金迅速飙升到几百两，但同业仍不断竞购哄抬，于是几家古玩店家便联合起来买下一件珍品，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情。这是为了避免抬价竞争大伤元气，古玩店家会临时组织起来出资合作，约定将价位压到一定数额以内，不论最终是由哪家收购到物品，所得的利润都是均分。幸运的是，小白楼所流出的珍贵文物，历经几番辗转，最后大多数仍出售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而上海博物馆的藏物则比较特殊，当时文物一路辗转要运到台湾之前，先到了上海，但船实在装不下了，只好把部分文物先存放在码头边的仓库里，但很遗憾的是，再也没有机会回来再运一趟了。

因为这些辗转，让清宫文物四散各处。到了这会儿，我们可以总结并合理推论：文物离开紫禁城时，溥仪就先精选了一批；到了天津之后，又被卖掉一批；剩下的东西，又从天津运到长春，放到了小白楼里；在伪满洲国垮台后，溥仪离开长春，又挑选一批带到大栗子沟；剩下的则留在小白楼，再被监守自盗的警卫们抢夺变卖——所以，现今无论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是上海博物馆等各大博物馆中所看到的故宫文物，都还是紫禁城文物中的精华吗？说实话，可能泰半都是剩下的文物，因为好东西，都被拿走了。

溥仪带出宫的文物，以手卷和册页为最多，不好带的大型书画类最少。溥仪的“赏溥杰单”里一千三百多件文物多半不见了，只剩下名称还在而已，所以我们如今踏进台北故宫博物院欣赏各式文物的同时，万万别忘了这段“溥仪精选”的坎坷辗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