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两次“L形复苏”的考验

严格意义上说，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曾经历过两次近似“L形复苏”的考验。

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济濒临崩溃的时刻，“包干到户”与“改革开放”开启农村体制改革，并由此开始了一系列体制改革，解放、发展了生产力……本质上这是中国告别计划经济、走向世界的开始，其伟大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

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具体来说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三年，也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的第一次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当时很多国家认为中国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国际上，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让当时还算强势的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世界头号敌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对中国“痛下杀手”，以外企撤资、国际禁运、贸易制裁等方式把中国经济拖进“黑洞”。与此同时，国内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并存，GDP增速从1988年的11.3%陡然降至1989年的4.1%与1990年的3.8%，1991年GDP才反弹至9.2%，国内一片愁云惨淡。

然而，就在这样看空、唱空为主流的背景下，1992年“南方谈话”开启了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篇章，结果是随后中国经济进入长达30多年的“起飞”状态，并实现了“超英追日赶美”。其中，最核心的一招就是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分灶吃饭、权力下放，让地方政府获得了极大的财政自主权，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万马狂奔的效果有目共睹。可以说，通过搞市场经济改革，关键是解放了地方思想，让他们有兴趣、有热情主动地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至于“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脍炙人口却又简单易懂的口号，不过是锁定方向、鼓励发展的“白名单”。大道至简，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也是今日国家提出“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一目标的根源所在。

在随后的1998年中国经济又遭遇严重通货膨胀、产能过剩、国企职工下岗失业问题，2008年则是遭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两次经济危机的危害性均不及前两次。1998年我国采取类似如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来去产能，用了3年时间把煤炭、有色金属等亏损行业都做了去产能处理，结果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产值下降到20%以下，另一方面“国退民进”，民营企业迎来了飞速发展阶段，开启了在国民经济中权重持续上升的进程。2008年则是通过“4万亿”投资“救活”了中国经济，后遗症是地方债务膨胀问题也由此进入“快车道”，并演化为今天制约扩张性财政政策推行的首要“堵点”。本质上，应对这两次危机的方式还是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资源配置的道路上“见招拆招”。然而，这些招数对于化解2023年所遭遇的挑战已经力不从心了。

一方面，原有发展模式、体制以及思路纷纷遭遇天花板。高速度发展时期“被忽视的部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始“修正”经济发展本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双碳”战略的执行、企业ESG评价标准、绿色化发展模式、平台经济、地方债、经济内循环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落实等，一系列新要求、新标准基本让原来熟悉的经验模式变成了教训。这是一个缓慢而重大的切换，是一个时代远去的标志。所以，当某些经济专家的思路还停留在希望通过降息、刺激促销等政策来拉动消费，一些决策者还是萧规曹随，习惯用增加投资、扩大出口、超发货币、促销等传统方式来救经济时，要明白其中思想认识上的“断层”与“错位”。

另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压力增加。2016年以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就开始变化，个中原因毋庸多说，恶化的态势也可谓既快又宽，从贸易摩擦延展成近乎“全域战”，从市场经济到国家主义，从脱钩到去风险化，从近岸生产到友岸外包，从产业链重塑到供应链调整，全球化、WTO框架下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今都成为必须重新思考的复杂问题，而这早已超越经济本身……这种变化短中期看来难以缓解。因此，对于大多数企业、个体而言，未来发展遭遇的不确定性要大于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