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形本质：形势向好，结构难调

尽管大多数机构和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平稳回升、积极向好的局面，但是内外部形势依然不太乐观——宏观好，微观差，形势向好的背后是少数行业巨头在增长，但大多数企业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中央到民间，都在谈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谈“六稳”和“六保”（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那么，中国经济问题难在哪？

归根结底，中国经济正面临诸多结构性难题，而且，这种难题不是周期性的。不可否认，一国经济增长总会面临周期性的波动。过去几十年，中国基于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城市化进程的经济周期正在变弱，加之需求周期、供给周期、政策“去产能”等多周期嵌套，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经济连锁波动。但这种周期性变化和结构性难题的动因是不一样的，周期性波动用短期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应对便可取得成效，但结构性难题具有一定的趋势性，而改变趋势的难度要大得多。具体来说，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调整压力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

第一，人口的总量见顶与结构失衡。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正经历一场人口结构变革。一边是人口总量见顶。2022年全国人口负增长85万，是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总人口的负增长。另一边是在少婚、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的共同作用下，少子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危机日益加剧，引发“大国空巢”“人口悬崖”等忧虑。过去十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年减少300万左右。中国人口已经迎来由劳动力过剩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2]，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国际经验表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使一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会放缓，难以复制7%—10%的GDP增速。

第二，外贸迎来贸易伙伴的结构性切换。全球产业链调整与重构呈现本土化、区域化、逆全球化特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加快产业链“去中国化”。从国家统计数据看，2017年，中国占美国全部进口额的21.6%，2022年下降至16.5%，2023年1—5月，该占比进一步降至13.0%；2022年，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超过此前占据该位置的中国；印度2021—2022财年最大的贸易伙伴也由多年来的中国变成美国。中国几十年来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开始被削弱。由此，中国迎来贸易伙伴的结构性转变：东盟超过欧美，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3年前8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2%，超过欧盟（13.6%）、美国（11.2%）和日本（5.4%）。放眼未来，中国产业升级会进一步挤压欧美通过科技垄断赚取超额利润的产业空间。在中美处于恐怖平衡、产业竞争激烈的阶段，中国外贸的结构性调整在所难免。

第三，投资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结构性错配。一方面，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低位（2022年全国最终消费只占GDP的53%，居民消费只占37%），而储蓄率却高于大多数甚至所有中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储蓄率为25.5%，而中国储蓄率则高达45.4%）。另一方面，中国的投资率虽长期高于其他国家，但住房和基础设施投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2010年以来，由于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增速放缓，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此外，由于民营资本信心不足等原因，民间资本的投资增速逐月放缓，2023年上半年国有控股投资增长8.1%，但是民间投资增速只有-0.2%。结果，社会财富钢筋水泥化，叠加国企投资上升、民企负增长的格局，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信心和资金流动性，造成债务堆积和消费不足。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格罗斯发表的《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指出，如果中国的储蓄率维持在目前水平，即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但投资率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中国将不得不保持10个百分点的经常账户盈余以保持经济平衡。

第四，“双碳”目标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变革。中国目前已制定了“3060”双碳目标。其中，“碳达峰”要求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逐渐脱钩；“碳中和”则要求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技术的根本性再造。这倒逼中国从一个粗放的以煤为基础，能耗效率较低的经济体系，转变为一个完全以电为基础，但能耗效率较高的高科技现代化经济体系。如此一来，中国不得不面对经济增长与“双碳”目标的长期两难性。以能源结构为例，从消费角度来看，如果中国想在2060年达到美国目前的煤炭消费水平，则煤炭消费必须以每年8200万吨的速度减少。从生产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继续以煤炭为主要的发电能源，并继续生产世界上近半数的钢筋和水泥，那么摆脱煤炭将不可能实现。

以上四大结构性问题并非单独作用，而是同频共振叠加交织在一起，验证了“中国经济下半场”的判断。市场笼罩在情绪面的阴影之中，包括内部消费潜力和市场信心严重不足，潜在的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威胁，国际关系恶化和外贸萎缩，技术封锁、资本外流与产业外迁，国民心态的变化，长期的人口萎缩趋势等因素。这些危险因素正在造成影响，刺激政策加码的市场预期越来越强，各部委不断跟进推出一系列维稳措施。只不过，当下刺激政策只涉及短期以维稳为目标的“见招拆招”，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焦虑情绪，但只有刺激而缺乏普遍性的经济制度安排，难以形成系统拐点。

形势向好，结构难调，可以说，这一次的经济困难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复杂和最难消解的局面。放眼未来，结构性压力的触底调整难免会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以及经济的震荡波折。不过，虽然政策仍在“挤药膏式”救市，但若未来经济形势依旧严峻，届时出台大政策的概率会加大。总之，破与立的辩证关系是指导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