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决策者如何衡量对手意图是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事务的基本问题。鉴于各国对对方的动机和类型不确定，以及存在歪曲这些因素的动机，确定他国的外交政策计划是非常困难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决策者难以收集到关于对手意图的有价值信息。相反，大量“噪音”加上故意的欺骗企图，常常使得决策者面临信息过载的难题。当同时面临相互矛盾与杂乱的信号时，决策者就无法确定应该相信哪一个。本书表明，信号识别结果取决于决策者对哪些指标可信的主观判断：决策者关于对手意图的结论、在解释评估时向他人提供的理由，以及他们将选择采取的外交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还体现在：在本书所研究的三个不同的历史事件中，同一政府的决策者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情报机构很少就什么是可信的意图指标达成一致。在观察对手的相同行为时，他们对手头信息的信息价值以及它对对手长期外交政策计划的意义，作出了不同的推断。这些差异不是源于个人的特质，而是呈现出独特与系统性特征，这对现有大部分昂贵信号理论文献提出了挑战。

探究观察者如何推断对手的长期意图，特别是一国领导人及其情报机构——具体负责评估威胁的部门——如何衡量敌人的外交政策意图，对国际关系文献中的不同流派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此外，研究问题也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与政策意义。例如，如果英国决策者在20世纪30年代了解纳粹德国对欧洲的意图，那么20世纪的历史就可能大不相同。如今，预测潜在对手的未来政策行为仍然十分重要。

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2012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强调了意图识别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报告指出：“对长期意图的相互不信任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之一。”1实际上中美官方声明也相互印证了这种看法。2012年1月18日在一次采访中，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就指出：“我想全世界的人民和政府都有一个疑问，中国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2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最近在其沿海水域和海洋周边的行动特别令人担忧。还有人担心，中国释放的关于“军事现代化的速度、范围和最终目的的有限信息”，引发了外界对其“长期意图的合法性担忧”。3而中国官方声明显示，中国政府同样认为美国的政策是“旨在挫败中国发展的‘阴谋诡计’”4。然而，尚不清楚的是，一国政府到底依据何种数据来为自己的敌对立场与对对方长期意图的担忧进行辩护。毫无疑问，关于崛起中国（或者是拥核的伊朗或复兴的俄罗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程度评估结果，都取决于观察者用何种指标来预测这些国家的意图。

然而，目前很少有实证性分析探明决策者与情报组织在评估时将会使用或忽略哪些指标。5例如，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情报专业人员对所谓苏联军事能力的争议主导了关于苏联威胁的辩论，但很少有实证研究表明，对武力水平或军事平衡的计算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决策者对苏联意图的评估。例如，什么因素最能解释罗纳德·里根对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意图认知发生了变化呢？这类指标是否可以与导致卡特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评估苏联意图的指标，或者那些内维尔·张伯伦在1939年用来重新评估阿道夫·希特勒的意图指标，进行有效的比较？最后，理解国家领导人和情报机构解读他国意图信号的过程与偏见，并探索一国行为如何影响他国对自己意图的理解，将为决策者更有效地遏制或安抚敌人提供重要启示。

选择性注意理论与替代假设

为弥补现有文献的分析局限，本书提出并检验了一个被称为“选择性注意理论”的分析框架，并与三种主流解释框架（能力论、战略军事学说理论和行为信号论）进行比较。根据信息处理和组织理论的见解，选择性注意理论认为，决策者的意图判断方式与情报界的判断方式是不同的。个体认知偏差、组织利益与实践差异可能会决定，哪类指标被当作传递对手意图的信息性信号（informative signals），同时影响行为者如何解读这些意图信息。换句话说，作为心理和组织偏见的函数，有限理性的呈现方式在个体和组织中是不同的。整体而言，选择性注意理论提供了三大关键假设：生动性假设、主观可信度假设与组织专长假设。其中，生动性假设与主观可信度假设与决策者的推理过程有关，组织专长假设则试图解释国家官僚机构——即情报组织——如何处理有关意图的信息（参见图1）。

生动性假设认为，决策者倾向于关注那些特别生动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是“无成本”的。“生动性”是指“信息的情感特征，信息的具体性和可想象性，以及信息的感官、空间和时间上的接近性”。这一假设植根于情感决策模型，该模型认为生动信息受关注的程度要超过其本身的价值。6特别是在面对面交流中，生动信息常常会被认为承载了特别的信息；或者用罗伯特·杰维斯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难以被操纵的“指标”信号。7这一假设预测，与对方领导人的私下互动所形成的私人印象，或对手对“试金石”测试（litmus test）的反应，尽管可能“无成本”而可信度不足，但是决策者却依靠这些信息来推断对方意图。

主观可信度假设认为，决策者经常对学者认为可信的意图指标进行辩论，或者完全忽视这些指标。事实上，本研究表明，个体决策者对同样的指标信息的反应各不相同：哪些指标富含意图信息，取决于决策者的个人信念和对对手行为的预期。这一假设植根于认知（无动机）决策模式，该模式认为，为了避免重新评估的认知成本，决策者会对不确定的证据进行打折或曲解，而不是改变自身预先存在的信念。8这基本上意味着，当关于对手意图的信息（即便是“昂贵信号”）与他们先前的印象和信念不一致时，决策者倾向于淡化或忽视这些信息，而当这些信息与既有信念一致时则倾向于过度关注这些信息（无论昂贵或廉价）。换句话说，决策者会“感知他们所期望感知的东西”。9此外，这一假设还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决策者对特定行动与基本特征之间的联系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那些坚信政权类型对外交政策行为有因果关联的决策者，会特别关注对手的国内制度和规范指标，以推断其意图，却忽略或不考虑与政权类型特征无关的信息指标。10总之，主观可信度假设认为，决策者对信号的选择和解释受到他们自身信念和对对手的原有立场的影响。因此，改变他们对对手意图的看法很可能是困难的，他们甚至对昂贵信号也无动于衷。然而，改变意图信念并非不可能，只是往往需要一系列特定条件。例如，当某种体验过于生动或突出而难以忽视，或者非常清晰而难以低估，或者与决策者的期望直接冲突时，那么放弃原有信念而不是试图容忍这种不一致性，在认知上就变得更划算。11

组织专长假设借用了组织信息加工理论的见解。该假设认为，情报分析人员所处的组织环境使他们关注的指标与决策者不同。在情报组织中，由于各种原因，收集和分析关于对手军事库存的数据通常会得到优先考虑。军事力量是战略攻击的必要条件，而情报组织的职责是通过早期探测来防止战略攻击。此外，军力存量相对容易跟踪和监测，它们是有形的，因此可以量化，并且可以以一种准科学的方式提交给决策者。情报组织对这些物质性指标进行了大量研究，然后依据这些研究来预测对手的意图。这并不是说情报组织只知道如何计算导弹和军队的数量。相反，该假设认为，由于分析意图是情报组织的一个核心任务，而且由于没有直接或简单的替代方法来预测对手意图，那么情报机构就有强烈的动机将其拥有的专业知识用于意图预测分析。这种相对的专业知识常常体现在对对手军事能力的深度分析上面。由此，情报组织作为一个集体，倾向于以军事武库的棱镜来探析对手意图。然而，与能力论不同，组织专长假设认为，偏好能力的逻辑源于情报组织自身的官僚与实践特点。12

相互竞争的理论命题

能力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强调军事能力的不同衡量标准，以及军备政策的重大变化——例如单方面削减军事能力——如何揭示意图信息。13战略军事学说假设认为，对手的军事学说、军事训练模式和战略思想揭示了其政治和军事意图的信息。行为信号论假设则指出，特定类型的非能力行动——例如撤回海外军事干预或加入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可以作为推测意图的指标。然而，上述三个相互竞争的假设都存在两个基本问题。首先，它们都或明或暗地借鉴了昂贵信号研究，该理论强调信息对国家行为的关键影响作用。14昂贵信号研究指出，国家通过策略性地采取昂贵成本行动，可以向其他国家传递自己的利益和意图信息。根据这一观点，在衡量他人的意图时，观察者只需关注那些代价高昂的行动，因为这些行动要么涉及无法撤回的大量资源投入（“烧钱”），要么严重制约国家的未来选择空间（“束手束脚”）。15这类方法的基本逻辑是，任何行为者，无论其意图是良性还是恶性，都可以采取无门槛的廉价行为，如此便无法提供有关其意图的可信信息。16鉴于廉价话语不会对感知者有关他国利益或意图的信念产生任何影响，因此需要忽略。17其次，所有这三个论点都不自觉地假定，国家对对手的意图评估逻辑是单一的，没有认知到决策者和情报组织在进行意图推断时所关注的信号类型是不同的。18

案例分析

为检验上述四种假设，本书分析了三大案例：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前对纳粹德国意图的评估，美国在吉米·卡特总统执政期间对苏联意图的评估，以及美国在里根总统第二任期的冷战结束前对苏联意图的评估。这些案例在自变量和因变量方面都表现出重要的案例内差异，从而可以分析不同意图评判指标的相对影响。而且每个案例都涉及一个民主国家与一个非民主国家对手之间的互动交流。这些敌对关系都有一段军事化争端历史（不同程度的暴力）。此外，即使撇开历史意义不谈，这些案例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触发了诸多理论争论。卡特对苏联意图评估的变化，标志着美苏战略缓和关系的崩溃，观察家们对其外交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大量辩论。观察家们还争论，在苏联解体时，对苏联意图的修正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19新一轮的研究则重新审视了关于张伯伦绥靖政策的传统观点。20

分析表明，主流研究路径不足以解释案例分析中所观察到的模式。决策者根据自身的理论、期望和需要，得出不同的含义和解释。他们有时会关注无成本行动，而忽略昂贵行动。而且组织隶属关系和角色分工也很重要；与政治决策者不同，情报官员大多关注其他类型的意图指标。总之，决策者之间以及他们与国家情报部门之间的信息推理差异，导致对对手意图解释的持久分歧。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信号传递与感知

现实主义者围绕意图信息在国家战略选择中应发挥何种作用展开了激烈争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由于意图既难以辨别，又可能发生变化，谨慎的决策者必须始终对对手的意图作最坏的假设，并仅根据相对的物质指标来制定政策。21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也强调对国家物质能力的计算判断，但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拒绝对意图进行最坏情况的分析，并认为对他人意图的评估应该在国家决定是否对另一国采取竞争或合作政策时发挥重要作用。22基于安全困境的洞察力，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发现，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关于意图的信号在诱导合作方面也有关键作用。他们认为，通过采取某些安抚性军备政策和放弃可能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的行动，各国可以有效地传达其良性意图与合作愿望。基于杰维斯关于安全困境的研究，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指出，一个国家部署进攻性或防御性武器系统，采取进攻性或防御性军事理论，都会向其他国家传递重要的利益偏好与意图信息。23大量文献探讨了攻防平衡问题，以及某些武器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如何影响国家如何看待对方的意图，并因此与对方互动。24

基于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关于可信度的分析、杰维斯关于形象逻辑的研究，以及经济学的市场信号理论，国际关系学者断言：“信息性”行为是那些能够区分行为者“类型”的行为。25因此，当衡量一个国家是扩张主义国家还是维持现状的国家时，领导人应该只看那些不容易被伪造的国家行为。有些行动对某些类型国家（如修正主义国家）而言是昂贵的，但对其他类型国家（如维持现状国家）而言则不是。昂贵行动也是信息性行动，如放弃军备或加入一个有约束力的条约组织，通过限制国家在未来改变政策的能力传递意图信息。相反，和平意图的声明仅仅是“廉价话语”。无论是扩张主义领导人还是致力于和平的政治家，只要对其国家有利，就可以发表这种声明。

理性主义安全困境学者，如查尔斯·格拉泽和安德鲁·基德（Andrew Kydd）利用这些基本直觉，提出了寻求安全的国家传递非侵略性意图的各种方法，包括签订军备控制协议（尤其是限制进攻能力的协议），单方面采取防御性军事态势，以及广泛削减军事力量。由于具有对方发动侵略的可能性，这种自我限制就是一种昂贵成本信号。26尽管在关于信号传递的文献中，国家军事政策和能力的昂贵变化最为突出，但其他非军事行动也很重要。鉴于国际制度“具有对国家施加成本的独特能力”，新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制度可以成为区分良性意图与侵略意图的工具。例如，制度约束可能会减少或限制国家权力，那些具有良性意图的国家更有可能接受这种限制。因此，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加入国际制度向外传递信号，表明它无意在将来采取侵略行动，从而使其他人相信其意图是良性的。27

除上述理性主义路径外，一些学者也使用心理学文献来解释行为者如何评估威胁与识别信息。特别是，外交沟通的心理学路径关注行为者的信念、背景角色、认知限制与利益如何影响彼此的意图认知。这些文献基于微观层面的心理变量，探讨了各种心理偏见和启发式认知捷径如何导致决策者的错误判断。28因此，正如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所指出的，分析家们将错误的决策归结为“对认知一致性的需求、新数据与旧信念的不匹配、避免价值权衡的愿望、小群体思维、特异性模式、动机或情感偏见、启发方认知依赖、对类比的不当使用、信息框定、羞耻感与羞辱感，或悲惨的童年记忆等”29。然而，迄今为止，这一研究议程尚未形成关于错误认知的综合理论框架。由此，上述理性主义和心理学路径为解决本书问题提供了基础，但也留下了一些重要的理论空白。

首先，理性主义的信号传递分析与心理学文献的错误认知分析，本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国家传递意图信号以塑造他人印象的能力，取决于信号接收者如何看待这些信号。30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试图将外交沟通的这两个侧面放在一起研究。31正如珍妮丝·斯泰因（Janice Stein）与雷蒙德·坦特（Raymond Tanter）所指出的那样：“关于有效传递信号与准确感知威胁的条件，人们的理解还远远不够。”32最近，杰维斯也指出：“如果信号传递理论是神秘的，没有阅读过文献的感知者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推论。这意味着，信号理论既不会描述信号接收者的认知，也不会约束信号传递者的行为。”33本书试图通过研究观察者是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会接受昂贵成本信号逻辑，某种程度上将这一行为与可信度关联；以及观察者的信念、倾向与预设如何决定他们认为哪些意图指标是有价值的，从而整合两大文献的研究路径。

其次，一些理性主义的信号研究路径通常假定，在解读他人的意图时，国家可以被设想为单一的行为者。这种简单化有一定优势，但它忽视了决策精英和官僚机构为什么会以不同方式解读对手意图的问题。事实上，当我们发现不同的感知者会以不同的方式推断彼此意图时，那么可能就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汇总不同的政策偏好以满足所有个人。此外，如果选择性注意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会观察到个人决策者之间以及他们与情报部门之间就如何解读对手意图存在广泛分歧。换言之，即便存在多种昂贵行动，且所有观察者获得的信息是相似的，但在归因国家整体意图方面可能缺乏统一的观点。

因此，本书放宽了单一行为体的假设，探讨了两种类型的感知者。一方面，在个人层面研究决策者（即元首或首脑及其外交政策顾问）如何感知意图。另一方面，在组织层面分析情报部门如何评估对手的意图。国家情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评估威胁，决策者往往基于这种估计来支持或拒绝某种安全与外交政策。尽管该组织处于决策核心，但学术界却对情报组织如何评估对手的过程缺乏研究。34因此，本书试图打开单一国家的黑匣子，区分决策者和官僚机构用来理解和解释对方意图信号的认知过滤器。

再次，理性主义路径的一些结论和假设还没有得到充分检验。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之一是，现有理性主义信号分析具有规范性与指令性特点。正如格拉泽所解释的那样，理性主义的信号传递理论问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决策者行为是理性的，那么这个国家将如何发出信号或推断意图。尽管这些理论对决策者在面临约束情况下如何实现目标提供了重要见解，但若决策者并未理性行事，该理论的解释力就很有限。35事实上，有大量国际关系研究表明，领导人很少理性行事，这使人们对理性主义路径的解释力产生怀疑。由于对行为意义的解释模糊不定，理性主义的诸多假设便遭受质疑。杰维斯曾指出，虽然“行为可能揭示了行为者的某些重要信息，但往往不清楚这些行为到底揭示了什么，想要揭示什么，以及其他人会认为揭示了什么”36。

本书针对各种一手或二手资料，对各种信号分析路径的核心见解争议进行检验。基于这种检验，我们能够审视有关领导人应该如何行动的理性基线，与领导人实际行为经验之间的差距，并讨论其启示。我们也可以评估既有文献关于不同类型信号的信息价值的因果机制争论。例如，行动者关于对手意图的认知变化，很可能并非源自昂贵成本信号的影响。追踪这些推理过程也可以揭示行动者倾向于使用或忽视哪些昂贵成本信号。毕竟，信号感知者往往需要解释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信号。部分信号可能表明对手意图正变得更加良性，而其他信号则可能导向相反的结论。形式模型没能解释为何信号感知者会注意某些昂贵信号，而忽略其他信号。本书的实证分析不仅检验和修正了现有理论，而且有助于形成新观点，即不同行动者的意图评估存在差异。

最后，危机谈判文献最近研究了无成本沟通对冲突过程与结果的塑造作用。37本书并不专门关注国家在危机中如何评估他人的决心。然而，确定对手在特定时间的意图，特别是对改变现状的承诺，对国家在危机情况下确定对方的决心有重大影响。如果决策者认为对手是一个无限扩张主义者，即强制性政策很难改变其外交政策目标，那么就会断定对手的决心很强。因此，研究决策者评估意图与决心水平的差异，可以为判断可能的危机风险提供重要线索。

重要的是，需要说明一下本书的研究范围。第一，本书主要关注一国如何理解对手长期政治意图的问题，因为这会影响一国自己的外交政策和战略选择。区分短期意图与长期意图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危机和战争期间，信号感知者可能会关注与对手意图不相关的信号。第二，本书不关注决策者或情报组织是否正确识别了对手的意图。是否正确识别对手意图，是一个重要却也非常复杂的问题。例如这就需要确定，纳粹德国和苏联领导人当时实际上认为他们自己的意图是什么。相反，本书关注的问题是：对意图的评估是如何从现有信息中得出的。第三，本书并不寻求对外交政策与国防规划进行全面分析，而是集中分析意图评估。最后，本书并不试图彻底探究领导人信念改变的条件，而是关注领导人和情报部门在评估政治意图时倾向于优先考虑或忽略哪些指标，行为者的主观信念如何影响其期望，以及组织实践如何塑造观察者解读意图信号的方式。

研究发现

关于昂贵成本信号的三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能力论、战略军事学说、行为信号论——未能解释决策者与情报部门推断对手意图时的系统性视角差异，也不能解释决策者之间就哪些类型行动可以传递意图信息的认知差异。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和20世纪80年代，美国决策者和情报界对苏联的意图判断就存在分歧，并从不同视角评估意图。在二战爆发前，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其他官员对德国长期意图也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歧并非源于领导人的个性特质，而是体现了独特的、系统性的意图识别模式差异，对此可以用选择性注意理论进行解释。

战时的英国决策者和美国两届政府的决策者在评估其政治意图时，都对与对手的非能力行为相关的指标给予了最大的重视。然而，与行为信号论的预期相反，每届政府决策者就对手的哪些昂贵行动应该被归类为可信行动发生分歧，而且在评估意图时并没有将注意力完全局限于昂贵行动。与生动性假设的逻辑一致，当信息以高度显眼和生动的方式传达时，决策者往往更关注无成本信息。在与对方领导人互动中所形成的基本印象，被反复用来推断对手意图并验证先前的评估。此外，正如选择性注意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决策者的意图期望影响其对可信信号的分类：与最初持相对温和观点的人相比，那些一开始认为对手更好战的领导人，更可能将对手行动归类为可信的敌对意图信号，反之亦然。

能力论在解释决策者如何评估意图方面表现不佳，但它更准确地反映了情报部门的推断过程。具体而言，对手军事能力的变化本身并没有改变决策者对对手政治意图的看法。私下里，决策者很少将对手的能力与政治意图联系起来，即使证据支持这种论点。相反，在这三大案例中，对手的军事能力都是情报部门评估意图时依据的最重要指标。这一模式与能力论和选择性注意理论的预测一致。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情报部门对政治意图的评估对文职决策者的影响有限。文职决策者主要依靠个人观察和与对手会面时形成的私人信念。

最后，有证据表明，决策者并没有将对手的军事学说作为其意图的指标。情报组织发现很难就对手的军事学说的性质达成一致，并且经常争论从军事学说中是否可以推断出对手的意图。因此，对战略军事学说的支持也很薄弱。

章节安排

第一章为本书的论点提供了理论框架。它确定了本研究试图解释的内容，并概述了选择性注意论的理论基础和三个相互竞争的假论：能力论、战略军事学说与行为信号论。

本书的实证部分包括三个案例研究，各分三章。第一个案例分析了英国在二战前（1934—1939年）对纳粹德国的意图评估。第二章概述了四种解释对预期意图的预测，并追踪了德国在这一时期的能力、军事学说和行动的变化。第三章利用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分析英国主要决策者对德国意图评估的演变，涉及希特勒意图指标，以及英国的评估政策。第四章讨论了英国情报界在同一时期提供的情报分析内容。

第二个案例考察了1977—1980年，即导致冷战战略缓和结束的那段时期，美国对苏联意图的看法。第五章阐述了国家如何评估意图的替代性假设。第六章利用美国档案证据以及对相关决策者的采访，探讨替代性假设如何解释美国总统卡特、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与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对苏联意图的评估。第七章利用解密的“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NIEs）和“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SNIEs）的证据，以及对前美国情报专家的采访，将理论预测与美国情报界的集体评估进行对比。

第三个案例分析了在里根总统的第二任期内，美国决策者与情报界是如何对苏联意图作出评估的。第八章讨论了1985—1988年美国对苏联军事能力、军事学说和行为的看法。它从选择性注意理论和三个竞争性假设来分析观察者如何评估意图。第九章使用最新解密的档案、公开资料和访谈，分析总统里根、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和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er Weinberger）对戈尔巴乔夫意图的评估过程。第十章重点分析美国情报部门，探讨在冷战结束前“国家情报评估”和“特别国家情报评估”对苏联威胁的评估，以及它们如何推测戈尔巴乔夫的意图。

本书的最后一章，即第十一章，总结了经验证据，解释了这些发现对理论发展和当代国际政治的意义，同时提出了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建议。

注释

1．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2012，p.vi.这份报告指出：“两国的国家安全、国防机构与情报部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美关系不友好的假设进行工作的”（ibid，p.35）。

2．Gary Locke，“China is a Country of Great Contrasts,”National Public Radio，January 18，2012，http://www.npr.org/2012/01/18/145384412/ambassador-locke-shares-his-impressions-of-china（访问时间：2012年5月16日）。

3．Us 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February 2010，31.

4．Mark Jeffrey A．Bader，Obama and China's Rise：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Washington，DC.：Brookings Press，2012.例如，中国的观察家很快声称，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11月对东亚峰会的访问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并维持美国在该地区正衰落的主导地位”。引自“Some Cast Obama's Trip as Effort to Contain China's Influence,”USA Today，November 20，2011，http：//www.usatoday.com/news/world/story/2011-11-21/China-US-relations-obama/51321096/1（访问时间：2012年5月16日）。

5．关于类似问题的研究请参见David M．Edelstein，“Choosing Friends and Enemies：Perceptions of Int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h．D Diss.，University of Chicago，2000；关于冷战期间情报评估意图的谬误请参见Raymond L．Garthoff，“On Estimating and Imputing Inten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No.3，1978，pp.23—24；关于冷战后的相关研究请参见Robert Mandel“On Estimating Post-Cold War Enemy Intentions,”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Vol.24，No.2，2009，pp.194—215。

6．关于生动性的心理学文献请参见Craig A．Anderson，“Abstract and Concrete data in the Perseverance of Social Theories：When Weak Data Lead to Unshakeable Belief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9，No.2，1983，pp.93—108；Eugene Borgida and Richard E．Nisbett，“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Abstract Vs．Concrete Information on Decisions,”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Vol.7，No.3，1977，pp.258—271；Chaim D．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A Method for Testing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s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8，No.4，1994，pp.557—586；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Availability：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Cognitive Psychology，Vol.5，No.2，1973，pp.207—232；Richard E．Nisbett and Lee Ross，Human Inference：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80；Robert Jervis，“Understanding Beliefs,”Political Psychology，Vol.27，No.5，2006，pp.641—663。

7．参见Robert Jervis，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

8．Richard E．Nisbett and Lee Ross，Human Inference：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80，pp.167—188；Susan T．Fiske and Shelley E．Taylor，Social Cognition，Reading，MA：Addison-Wesley，1984，pp.270—273.

9．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117；Ole Holsti，Crisis，Escalation，War，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72；Ole Holsti，“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A Case Stud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6，No.3，1962，pp.244—252；有时，决策者不仅会将模棱两可的证据视为与预先存在的信念相一致，而且会将其视为对这些信念的确认，参见Robert Jervis，“Understanding Beliefs,”Political Psychology，Vol.27，No.5，2006，pp.641—663。

10．感谢杰维斯指出了这一点，参见Robert Jervis，“Understanding Beliefs,”p.650。

11．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81—187；Nisbett and Ross，Human Inference，pp.188—191；Fiske and Taylor，Social Cognition，pp.278—279.有关信念改变的研究表明，信念及时改变取决于决策者对矛盾信息的开放态度，以及这些信念在个人认知体系中的地位，参见Arie W．Kruglanski，“Motivated Closing of The Mind：‘Seizing’ and ‘Freezing’,”Psychology Review，Vol.103，No.2，1996，pp.263—283；Philip E．Tetlock，“The Impact of Accountability on Judgment and Choice：Toward A Social Contingency,”in Mark P．Zanna ed.，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92。

12．关于组织如何影响信息加工过程的分析，请参见Philip E．Tetlock，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Martha S．Feldman and James G．March，“Information in Organizations as Signal and Symbol,”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26，No.2，1981，pp.171—186；Yaacov Y．I．Vertzberger，The World in Their Minds：Information Processing，Cognition，and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Isaiah Berlin，The Hedgehog and The Fox：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53。

13．Charles L．Glaser，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Logic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14．本书中的“信号”是指一国行为中可能影响另一方的任何方面，也不一定意味着一国有意影响观察者对其意图的看法。

15．James D．Fearon，“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1，No.1，1997，pp.68—90；Andrew H．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16．Robert F．Trager，“Diplomatic Calculus in Anarchy：How Communication Matter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4，No.2，2010，pp.347—368.因此观众成本实际上是没有成本的，参见Anne E．Sartori，Deterrence by Diploma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58。此外，昂贵成本与公开性并非信息性行动的必要条件，萨托里认为，如果派遣国希望维护讨价还价的声誉，那么廉价私人外交沟通是可信的；而虚张声势则有可能损害这些声誉。类似的论断参见Alexandra Guisiner and Alastair Smith，“Honest Threats：The Interaction of Reputa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6，No.2，2002，pp.175—200。罗伯特·特拉格（Robert F．Trager）研究表明，即使是无成本的沟通机制也会对冲突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17．根据经济学文献中的模型分析，当信号传递方与接收方的利益变得更加一致时，廉价话语的可信度就会提高，参见Vincent P．Crawford and Joel Sobel，“Strategic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Econometrica，Vol.50，No.6，1982，pp.1431—1451；Joseph Farrell and Robert Gibbons，“Cheap Talk Can Matter in Bargaining,”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Vol.48，No.3，1989，pp.221—237；关于非技术性的讨论请参见Joseph Farrell And Matthew Rabin，“Cheap Talk,”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0，No.3，1996，pp.103—118；Trager，“Diplomatic Calculus in Anarchy”。关于“廉价话语并不重要”的理由，请参见Thomas C．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詹姆斯·费伦（Fearon）则更为谨慎，但他在“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一文中强烈地暗示，只有昂贵行动才具有信息含量。

18．不存在统一一致的信号传递的理性主义视角。相反各种博弈理论模型都有自己的一套条件和参数，也并不总是采用单一行为者的假设。

19．参见David Skidmore，Reversing Course：Carter's Foreign Policy，Domestic Politics，and The Failure to Reform，Nashville：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6；Mark L．Haa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Reactions to Shifts in Soviet Power，Policies，or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1，No.1，2007，pp.147—179；Dale C．Copeland，“Trade Expectations and The Outbreak of Peace：Détente 1970—74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85—91,”Security Studies，Vol.9，No.1—2，1999，pp.15—58。

20．Norrin M．Ripsman and Jack S．Levy，“Wishful Thinking or Buying Time? The Logic of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3，No.2，2008，pp.148—181.

21．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2001.

22．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David M．Edelstein，“Managing Uncertainty：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Security Studies，Vol.12，No.1，2002，pp.1—40.

23．Robert Jervis，“Cooperation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1978，pp.167—214.

24．Stephen Van Evera，“Offense，Defense，and the Causes of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4，1998，pp.5—43；Charles L．Glaser，Analyzing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Charles L．Glaser and Chaim D．Kaufmann，“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4，1998，pp.44—82.

25．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Jervis，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ames D．Fearon，“Threats to Use Force：Costly Signals and Bargaining in International Crises”，Ph．D 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1992.

26．Charles L．Glaser，“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World Politics，Vol.50，No.1，1997，pp.171—201；Glaser，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Andrew H．Kydd，“Sheep in Sheep's Clothing：Why Security Seekers Do Not Fight Each Other,”Security Studies，Vol.7，No.1，1997，pp.114—155.

27．部分论点强调制度在传递意图方面的作用，参见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Seth Weinberger，“Institutional Signaling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Security Studies，Vol.12，No.4，2003，pp.80—115；Songying Fang，“The Informational Rol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Domestic Politic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2，No.2，2008，pp.304—321；Terence L．Chapman，“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Domestic Politics，and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1，No.1，2007，pp.134—166。

28．Barbara Farnham，Roosevelt and The Munich Crisis：A Study of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Deborah Welc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Robert Jervis，Richard Ned Lebow，and Janice Gross Stein，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Chaim D．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A Method for Testing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s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8，No.4，1994，pp.557—586.

29．Jonathan Mercer，“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1，2005，p.88；Janice Gross Stein，“Building Politics into Psychology：The Misperception of Threat,”Political Psychology，Vol.9，No.2，1988，pp.245—271；Jack S．Levy，“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in David O．Sears，Leonie Huddy，and Robert Jervis eds.，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253—284.

30．事实上，大多数理性主义者的论述核心是信号的可信度问题。他们研究了良性国家在何种条件下（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信地将其意图传达给其他具有良性意图的国家并实现合作。因此，这些方法将信号传递国与感知国都模拟成单一行为体，使用昂贵信号来揭示和更新意图信息。不过，心理学路径则较少关注允许国家确定他人意图的因素，而更多关注行动者因主观误解与心理病态而偏离理性逻辑的案例。

31．Robert Jervis，“Signaling and Perception：Drawing Inferences and Projecting Images,”in Kristen Monroe ed.，Political Psychology，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2.

32．Janice Gross Stein and Raymond Tanter，Rational Decision-Making：Israel's Security Choices，1967，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0，p.263.

33．Jervis，“Signaling and Perception,”p.297.

34．大部分有关情报组织的文献都集中在情报失败或情报政治化方面。最近有关情报失败或情报政治化的分析，参见Joshua Rovner，Fixing The Facts：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llige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1；Robert Jervis，Why Intelligence Fails：Lessons fro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Iraq Wa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

35．Glaser，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23，29，30.

36．Jervis，“Signaling and Perception,”pp.293—314.

37．例如参见Trager，“Diplomatic Calculus In Anarchy”；Sartori，Deterrence by Diplomacy；Alexandra Guisinger and Alastair Smith，“Honest Threats：The Interaction of Reputa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6，No.2，2002，pp.175—200；Jervis，Logic of Images；Shuhei Kurizaki，“Efficient Secrecy：Public Versus Private Threats in Crisis Diploma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1，No.3，2007，pp.543—558；Andrew H．Kydd，“Which Side are You On? Bias，Credibility，and Medi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7，No.4，2003，pp.597—611；Kristopher W．Ramsay，“Politics at The Water's Edge,”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8，No.4，2004，pp.459—486；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关于无成本外交信号的效力分析参见James D．Fearon，“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3，1995，pp.379—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