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意图理论与注意力问题

对手意图：哪些观念很重要？

在本书中，感知对手意图是指国家观察者关于其对手改变或维持现状的外交政策目标（政治意图）以及使用军事力量实现这些目标的倾向（军事意图），所持有的一系列信念。1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对对手长期意图的看法，因为这会影响一国外交政策和战略选择。2此外，本书考察了和平时期对手之间的意图评估。这意味着，在本书的分析中，感知者已经将对手确定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

被感知的政治意图分布在从良性到敌对的连续体中，但我根据对手改变现状的决心程度及其修正主义意愿，将政治意图简化为五种理想类型。3这些类型分别是：无限扩张主义、有限扩张主义、无限机会主义、有限机会主义，以及维持现状意图。

扩张主义意图：有限或无限

若一个对手被认为有强烈的决心在其边界之外扩张权力与影响力，那么它就具有扩张主义意图。扩张主义可能包括追求国际霸权地位的积极计划（无限扩张主义）或追求有限的权力分配变化（有限扩张主义）。那些积极和持续地寻求改变现状的对手，其领导人秉持修正主义的政治目标（无论是有限还是无限），被认为是难以威慑的。因此，外部观察者可能会认为它不受约束、极其危险。

机会主义的扩张意图：有限或无限

一个机会主义国家被认为企图在权力分配上实现对自己有利的变化，无论这种企图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但机会主义并不积极寻求改变现状。相反，敌人被认为具有改变现状的中等程度决心；它可能有抓住修正主义机会的权宜之计，但当成本过高时，就不愿或没能力立即兑现修正主义目标。4扩张主义国家和机会主义国家在兑现修正主义目标的决心上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对于那些试图衡量其意图并制定应对之策的决策者而言非常重要。面对机会主义对手，决策者必须对冲机会主义国家权宜扩张的可能性。因此，决策者也可以对机会主义对手采取强制外交，结合威胁来劝阻对手采取投机行为，且在对手维持现状的情况下给予安抚保证。然而，面对一个决心扩张的对手，决策者就需要执行坚定的制衡与对抗政策，如有必要甚至会使用武力，以拒止对手的修正主义目标。5

维持现状的意图

“认为对手意图是维持现状的”这样的看法并非一种规范性信念，即维持现状在道德上是公正的；它只是一种战略信念，即对手寻求“维护”而非“扩张”。6应该看到，当国家决策者认为对手具备维持现状意图时，可能会支持一种信念：认为对手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保持现有的国际体系地位，因而不可能创造或利用机会来扩张权力与影响力。

除政治意图外，本书还研究了军事意图识别问题，即对手是可能使用军事手段支持其政治目标，还是更有可能依靠非军事手段，如使用口头或书面宣传、政治颠覆、经济援助或制裁实现目的。7

选择性注意理论

本书提出和检验了选择性注意理论，其逻辑出发点是：个人决策者和官僚组织（如国家情报部门）处理信息的方式存在差异。文职决策者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对信号的选择与解释受自身信念、需求和预期的影响。同时，情报分析员所处的组织环境，以及国家情报部门的组织任务，都会塑造其注意力偏好与信息选择与解释偏好。

决策者如何推断意图？

关于意图的信息往往是复杂的、模糊的，并可能被操纵和欺骗，因此需要细致解读。心理学分析表明，人类的大脑在处理众多刺激物信息时存在局限性，何况还需准确区分可信信号和无意义噪音，就更加需要使用一些推理策略或启发式捷径。这种简化现实世界的认知模型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将感知者的注意力引向某些意图信息或指标，而忽视其他类型的信息。基于心理学对信息处理和态度改变的一些重要见解，本书提出了两个并不相互排斥的假设——生动性假设和主观可信性假设，以解释生动信息、决策者信念、期望（无动机的偏见）和需求（有动机的偏见），是如何决定领导人关注哪些意图指标，以及如何将这些指标视为可信的。8

生动性假设

生动性假设的核心是，人们对信息的推断权重与其生动性成正比。生动性是指“信息的情感吸引力、具体性与可想象性，以及信息在感官、空间和时间上的接近性”9。近年来心理学和政治学研究表明，人们的情感反应塑造了其选择偏好与确定性信念。10这一发现与早期关于信息显著性的研究是一致的。11正如尤金·博吉达（Eugene Borgida）和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经典地指出：“人们在权衡证据方面可能存在一种‘目击者’原则，即对第一手的、感觉印象中的数据赋予更多重要性。”12用哈伊姆·考夫曼（Chaim Kaufmann）的话来说：“高度显著的信息（生动、具体、直接、有趣或激动）将获得比其证据价值更高的权重。与不太生动的信息相比，人们更关注特别显眼的信息，也更受其影响。”13因此，生动的、个性化的、涉及情感的意图类信息更有可能被记住，在影响推论方面有很大的优势。相反，缺乏生动性的信息，如抽象的、单调的、不太具体的信息，更有可能被忽视或低估。14

本研究关注两种形式的生动信息：一种是与对手领导互动时所形成的个人印象，另一种是对手对“试金石”测试的反应，测试反馈影响观察者的看法。若对手没有遵守预期反应，则观察者可能认为其意图是敌对的；若对手看起来通过了测试（即使事实上对手并没对其作出反应），这种行动就会类似生动信息，可能让观察者认为其意图是良性的。

本书认为，对生动信息的情感反应是一种自发的行动实践，将深刻影响决策与判断。因此，这种推断过程可能更理性，也可能更不理性，这取决于决策者在使用生动信息推断意图时的严谨程度。而神经科学研究最新成果表明，在一个复杂不定或模糊危险的环境中，行动者需要依赖情感与情绪保持一种更高效更便捷的认知反应。正如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所解释的那样，理性不仅是分析性思维的产物，也是体验性思维的产物。15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指涉情感的能力，人们就无法作出所谓理性决策。从这个角度来看，争论私人会晤或“试金石”测试中的个人印象是否理性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诸多研究表明，无论情感的原因是否被有意识地感知到，情感都是塑造偏好的重要条件。16

决策者经常会把个人印象作为评估对方诚意的显眼指标，这些印象往往来自峰会或私人谈话中的个人化观察。因而，决策者认为这些互动为识别对手意图提供了重要证据。这种个人印象具有显著的情感性质，是一种私人化的感受，因而更有可能被视为十分显眼的信息。鉴于决策者迅速形成并诱发刻板印象，而不必吸收各种复杂、抽象的信息，这种个人印象的形成就可以降低认知负担。例如，2001年乔治·W.布什总统在与俄罗斯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后，对其意图作了如下评论：“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发现他非常坦率，值得信赖。我们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我能够触及他的灵魂。”17小布什总统当然不是唯一一个以个人印象来判断对手诚意的政治领导人。事实上，温斯顿·丘吉尔、安东尼·艾登和富兰克林·罗斯福(1)等显赫人物都受到自己关于约瑟夫·斯大林个人印象的强烈影响。18丘吉尔有一次甚至说：“可怜的内维尔·张伯伦曾认为他可以信任希特勒，事实上他错了。但我不认为我对斯大林的看法是错误的。”19

决策者对这种私人印象的关注和回应有一定的道理，并在有些时候可以带来一定好处。人际互动提供了一个全面交流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领导者不仅通过对方的话语内容，而且通过面部表情、身体语言、态度语气，甚至是无意识的动作或反应等大量渠道交流信息。“当行动者能够直接观察其对手时，他将……仔细研究那些可能不受控制的个人行为，这些行为与对手的目标、对形势的估计和决心有关。”20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曾断言：情绪倾向——通过表情、声音和姿势等线索显示——提供了关于意图的真实信息。21因为这些行为并不完全在个人的控制之下，可以帮助区分“合作者”和“叛逃者”。杰维斯认为这些情绪行为是一个难以操纵的信号，因此与对手的意图密不可分，也就是杰维斯所说的“指标”（index）(2)。22

当然，从私人会面中形成的印象可能会产生认知误导与潜在风险。亚历山大·格罗思（Alexander Groth）指出，大多数政治家往往对自己判断他人意图的能力过于自信，因此可能把个人印象作为理解对方意图的可靠信息。这在对手选择欺骗的情况下是很危险的。23无论如何，私人接触可以基于对方行为指标形成个人印象，这些印象不仅影响明确的意图评估，也影响情感性评价。这些印象构成了对他人意图进行消极或积极判断的直觉基础。尽管这些感觉不是客观事实，但它们确实形成了一种主观体验的信息。此外，这些印象不是静态的；在互动过程中，人们不断地、无意识地根据消极或积极的体验更新对对手的情感印象。24

很难准确预测领导人会注意哪些行为，以及他们会从会谈中获得哪些印象。就其本质而言，个人印象的形成受制于高度个人化的背景因素。本书假设，在下列三种情况下，有关对手行为的个人印象会影响对其意图的评估。首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独立判断权的领导人将有更多的自由裁量空间，以在决策中利用自己的个人印象。相反，如果决策者认为对方领导人因受制度约束而缺乏自由裁量权，那么就可能会淡化对这些领导人的个人印象。其次，在信息稀缺、模糊或矛盾的情况下，缺乏信息来源的领导人更依赖个人印象。在认知能力下降或危机导致决策压力增大的情况下，领导人也可能依靠本能的个人印象。25再次，当领导人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且对官僚机构的评估不信任或不屑一顾时，他们更有可能依赖自己的个人印象。对自己的对手有强烈偏见的决策者，也可能会在个人互动中固守自己的主观评估。26

然而，我们不应该预期个人互动总是能让领导者作出意图推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对其对手的印象强度。有时，决策者可能会与对方领导人会面，但对其意图或诚意没有留下任何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重要印象，这时就很难依靠个人互动来推断对手意图。

除了个人印象之外，决策者还可能认为对手对“试金石”测试的反应会传递意图信息。但是决策者对哪些指标更能预测意图存有执念，或者存在夸大自己影响力的“自我中心”偏见，从而容易忽略其他重要因素，高估自己行为与他人行为之间的联系。27如此，决策者在解释其对手的特定行动时，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核心参考点，这可能会产生重大的情绪反应，以至于对手的行为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显眼的信息。本书在案例中分析的三位主要决策者——卡特总统、里根总统和张伯伦首相——都表现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这些决策者都认为对手的某些积极或消极行为是对自己“试金石”测试的直接反应。

当决策者认为他们已经通过私下或公开渠道向对手表明他们希望对手采取什么行动以揭示意图时，“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可能在意图推断中显得特别突出。对手不愿意回应或拒绝对“试金石”测试作出反应，可能会对决策者造成显著的负面情绪影响。28

“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也可能发挥相反的作用：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对手对“试金石”测试的反应可能被视为一种显著的安抚信号。即使对手采取这些行动是出于不相关的原因，观察者也可能将对手的反应归因于自己先前的测试。这种机制也可以与所谓“自利性归因偏差”（self-serving attribution bias）联系起来。这意味着，当对手按照观察者的意愿行事时，观察者很容易高估自己对其行为的影响程度，因为这可以提高其自尊心，或者因为其轻视未知影响因素的作用。29总之，对手的行为，特别是当观察者设置了“试金石”测试时，很可能被观察者视为私人化反应，导致其在评估对手意图时过度关注这些行为。因此，无论“试金石”测试成功还是失败，决策者都会特别关注对手的反应，尤其是当决策者亲自将测试信息传递给对手的时候，就更看重对方的反馈。

观察者有关对手意图的初始信念，对个人印象形成或“试金石”测试中的意图感知非常重要。“我如何感知你的信号，受到我对你既有印象的强烈影响。如果感知者的想法已经形成，即使是看起来最清晰的信号也不会留下任何印象。”30由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认知一致性原则认为那些对对手意图持有鹰派信念的决策者面对生动的正面信息时，相比持有鸽派信念的决策者，改变初始信念的速度将更慢；而当信息是负面的时，改变初始信念的速度将更快。31

最后，对生动性信息的研究表明，在缺乏个人经验或第一手信息的情况下，决策者更依赖生动具体的传闻信息，而更不愿意依赖抽象的、乏味的、客观的证据——比如关于对手武器库存或理论学说的描述——即使该客观证据可能“极其可靠”。32对观察者而言，这类客观信息远不如对手所展现的生动、显眼、充满情感的个人反应更有吸引力。正如我们在经验案例中所看到的，可以说大多数评估对手威胁的情报报告都是相对乏味的。例如，美国对苏联意图的评估经常包括对苏联军事能力的统计，而英国对德国威胁的战略评估亦是如此。根据生动性假设，即使抽象的报告有很强的客观证据基础，但决策者也时常会忽略或轻视这些信息。33

主观可信度假设

基于心理学的注意力理论对可信度的理解比博弈论更细致，尽管它的一些观点可能与关注先验信念变化的理性主义路径有所重叠。34主观可信度假设认为，可信度及其含义取决于感知者的主观预期，该预期涉及对对手特定行动与意图关联的因果信念。35因此，对昂贵成本行动的关注程度取决于观察者对对手的看法和预期。

主观可信度假设植根于无动机决策模型之中。根据该模型，部分认知机制，例如“关注确信证据以及对矛盾证据进行贬损或有选择性吸收，可以使信念免受反驳”36。当观察者形成有关对手意图本质的核心信念时，情况尤其如此。因此，当观察者已经认定对手的意图是敌对的，那么其他有参考价值的不同信息就很可能被忽视，被认为是宣传伎俩或是对手软弱的迹象。37由于本研究涉及对对手意图的评估，因此理论上所有决策者一开始就对对方持有负面印象，不信任其行动，认为其展现了某种程度的恶意。

与一些理性主义模型类似，主观可信度假设的前提是，不同观察者对同一对手的不信任程度可能不同，估计对手意图的敌对程度也不相同。38这些信念差异可以解释，不同决策者是否以及何时会将对手的昂贵行动视为可信信号。具体而言，那些对对手意图持鹰派观点的决策者，不太可能视对手的昂贵安抚行动为可信的良性意图信号，因此这些信号不一定会改变他们对对手意图的看法。相比之下，那些对对手意图持相对不那么鹰派观点的人，并不认为安抚性信号与他们原有信念相悖。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将这些信号作为良性意图的信息证据。相反，鹰派可能会对对手传递恶性意图的昂贵行动作出反应，因为这些行动符合他们的原有信念。鹰派甚至会把对手模棱两可的信息视为恶性意图，有时会利用证据来证实自己的原有信念。由此，面对敌对行动时，同一政府内的鹰派相比鸽派可能会更容易将之归因于对手的恶意。

然而与信号传递的博弈理论模型不同，主观可信度假设强调，观察者对对手意图的信念差异并不仅仅源于获取信息的渠道差异。部分观察者尽管收到共享的信息性信号，可能根本不会改变既有信念。这意味着，即便观察者之间获取信息的渠道相似，也难以就同一个对手的意图达成共识。换言之，部分观察者即使收到大量公开昂贵的安抚信号，仍可能认为这是对手欺骗自己的伎俩。其他观察者也可能认为，对手传递安抚信号或许是出于经济或国内政治需要，因此不能被视为良性的外交政策意图信号。39

如上所述，决策者的信念影响其对对手意图的预期。与之相关的是，决策者的预期也受到个人理论偏好的影响，即对对手言行与意图关联的认知逻辑。如杰维斯所指出的那样，不同的观察者会对昂贵成本行为作出不同解释，“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了某种关联，而另一些人要么没有看到，要么认为这种关联是非常不同的”。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决策者相信“转移注意力战争”(3)的逻辑，那么很可能比较关注对手国内的社会动荡指标，将之作为对手即将采取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信号证据。在持有这种理论信念的决策者看来，社会动荡是一种意图指标（an index of intention）——对手很难通过操纵这个指标来塑造一种假象。然而，同一政府内的其他人可能会不同意这种理论逻辑，因此不会把社会动荡作为意图指标。40事实上，很难确定决策者持有什么样的理论信念，本研究并不致力于从经验上检验这一命题。相反本书关注的是：决策者的主观期望将影响他们重视还是忽视某些信息，而这些期望受先验信念与个人理论偏好的影响。

关于主观可信度假设，有必要做一些澄清。首先，先验信念对吸收新信息的重要性，是心理学和多数理性主义路径的分析核心。然而，选择性注意理论与部分理性主义模型的区别在于：具有相同先验信念与不确定感知的观察者，是否对昂贵信号的新信息有同样的解读。主观可信度假设强调，具有相似先验信念与信息获取渠道的观察者，可能在哪些信号能够可信地传递意图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不管这些信号的真实性如何，都没必要期望决策者们就指标形式与主观解释达成一致。41同样可以看到：即便外部观察者把某些指标归类为重要的昂贵信号，但其他观察者可能认为特定行为指标与对手意图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事实上，在纯粹的理性主义（贝叶斯）信念更新假设下，与先验信念不符的新信息总会导致部分信念发生改变，或者至少降低对现有信念的信心。42相反，在主观可信度假设下，一些决策者即使面对有价值的、昂贵的新信息也拒绝修正信念。这可能是由于存在强烈的“确认性偏见”、信息的生动色彩不足，或者对手行为与决策者的主观偏好不匹配。43

组织信息加工与情报部门

组织环境塑造了情报分析员与文职决策者不同的感知特点。众所周知，组织任务与目标引导着人们的注意力，并影响信息选择与信息解释偏好。通常情况下，情报部门的任务是分析预警敌对行动，因此它们往往将大量时间精力用于收集、制作和分析对手军事能力的信息。并且这些能力信息往往是可量化的，适合进行准科学分析。这些量化军事能力的专业知识常常被用来预测和推导对手意图。44

组织专长假设

与大多数文职决策者不同，情报分析员长期在正式的、专业的和制度化的组织中工作，成为官僚机构的一部分。45官僚组织过程决定了信息选择与评估重点。在很大程度上，信息关注度差异受组织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标准操作程序与规定的影响。46任何一个情报组织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即使不是主导目标），是防止突袭。换言之，一个情报组织可被指责的最重大失误就是没有提前发出警告。这一使命决定了该组织搜索、收集、解释与传播信息的重点。发动攻击的前提是要具备能力，因此所有情报部门最谨慎的做法是分配资源来监控现有或潜在对手的军事能力，包括当前能力与未来潜力。这就使情报部门对信息的搜索和处理会产生可预见的偏差。

此外，军事能力的数据比较方便收集，也很容易保持长期跟踪。正如马克·洛文塔尔（Mark Lowenthal）写道：

被部署的常规部队与战略部队尤其难以隐藏，因为存在可识别的驻军营地，而且必须不时进行演习。作战部队也需要在不同地区驻扎或部署，这使得隐藏或掩盖踪迹是不切实际的。每个国家的军队管理都致力于保持规律性与精确性，这反而让情报收集变得容易。47

军备库是实实在在可观察的，由于它们可被量化，因而能以一种准科学的方式呈现给决策者。美国情报界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监测和报告苏联的物质能力、国防开支等，却忽略了一些无形的因素，如苏联国家的凝聚力或普通民众和卫星国对其领导人的支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预先建立的路线会造成战略近视。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描述的那样，组织过程在某个时间段t的行为与t-1或t+1的行为的差别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在情报分析员的聘用、培训和社会化过程中所遵循的标准操作程序，可能导致情报部门过度强调有关对手物质能力的专业知识，并以此支撑对对手意图的评估判断。那些负责撰写战略评估报告的情报分析员，在反映整个情报部门认知风格的同时，会强调情报部门所获得的最突出信息。48

对对手的军备库进行广泛监测，既能形成专业知识，又能聚焦注意力。用以塞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比喻来说，情报专家可以被看成“刺猬型的专家”49。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lip Tetlock）在评论专家推理风格时指出：“一个智力激进的‘刺猬’型专家知道一件大事，并积极寻求扩大这件大事的解释力，以‘涵盖’新的情况。”50冷战期间的美国情报界和二战前的英国情报界都依靠自己对对手能力的专业知识来推断其政治意图。此外，拥有专业知识优势可能会让情报部门不愿意根据新信息调整其评估方向。与非专家相比，泰特洛克发现“刺猬”不太可能改变他们的信念，不会以理性主义的信念更新（贝叶斯）原则修正其观点，也不太愿意接受削弱他们信念与偏好的不和谐信息。结果，它们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的能力就较差。51

组织专长假设的分析存在某些条件限定。一方面，毫无疑问，情报部门的专业知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分析对手的军备库与实力平衡计算。虽然多方协调后的情报评估虽然通常会整合各部门共享知识与标准做法，但更有可能将能力指标作为意图评估的主要影响因素。另一方面，组织专长假设并没有说明情报部门、情报分析员或官僚机构负责人会对对手意图得出什么结论。该假设只涉及集体情报产品。它唯一的论点是，对手能力是影响长期政治意图评估的主要因素。

有理由认为，一些情报部门或个人由于其狭隘的组织利益或个人信念，比其他机构更偏向于高估对手能力，因此得出更惊人的意图推断。例如，美国国防情报局（Us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DIA）或军事情报服务机构相比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State Department's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INR）更有可能对对手的能力得出令人震惊的结论，因为令人震惊的结论可以为增加预算与军力提供合法性，并增强国防情报局或军事部门威信。然而，这种计算对特定情报组织层面的意图评估产生了何种影响，组织专长假设认为是不可知的。相反，本书认为，在意图评估协调的层面上，情报部门基于特定的知识与专长更倾向于依赖能力，尽管不同部门可能对对手能力的估计有所不同。52

选择性注意理论中的国家评估

鉴于决策者和情报部门在评估对手意图方面的差异，我们将如何预期观察国的意图评估结果？尽管本书并不试图建构一个关于意图的国家主义理论，但需要强调可以从选择性注意理论中得出的几个重要的观察。

第一，由于决策者与情报组织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各自偏好的指标种类也不同，两者对对手的意图评估也很难随时间推移趋于一致。事实上，文职决策者和情报部门对对手长期意图的评估方面可能存在分歧或紧张。另外，在对手的军事能力与外交行为同向变化的情况下，决策者与情报界对对手意图的评估也可能趋于一致或出现同向变化。根据选择性注意理论，观察方是决策者还是情报部门会产生不同的评估变化。当决策者对其情报部门的评估不满意，可能会选择忽视这些评估，或强化情报指导与改进情报分析，或通过将情报政治化来操纵情报。53

第二，尽管决策者与情报部门对对手长期政治意图的评估存在分歧，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最高决策者的意图评估变化相比情报部门更可能引发外交政策变化。54情报工作旨在为决策者服务，因而它从属于政策，毕竟情报部门没有为决策者指正或反思决策选项的任务。当然，官僚机构的行动范围和重要性也不总是以总统或总理的偏好为转移。

第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主要决策者（总统或总理）的意图评估变化相比其顾问的评估变化，将对国家政策产生更大的因果影响。同时，主要决策者与最亲密顾问对对手意图的评估越一致，这种意图评估变化对国家整体政策影响也越大。当然，正如在本章后面指出的，意图评估只是影响国家对其对手政策的因素之一。因此，主要决策者的意图评估并非总能准确反映总体政策的轮廓和变化。相反，我们应该探究决策者的意图评估变化是否会影响相关的政策，以及这些变化是由选择性注意理论的变量还是由下列其他变量所造成的。

有关意图的竞争性理论

基于国际关系文献的分析，本书总结了观察者如何评估对手意图的三种竞争性解释。55这些论点都假定地认为，特定指标与观察者的意图评估结果之间存在特定因果关系。56

能力论假设

能力论认为，观察者以可预测的方式从对手当前军事实力指标中推断其意图。这一假设借鉴了部分现实主义理论——如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进攻-防御理论，以及其他应对安全困境的理性主义分析——它们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与军备政策可以揭示并显著塑造其意图。57

现实主义理论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难以确定他人的意图，而意图不稳且易变。基于此，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的决策者必须对其他国家的意图作出最坏的假设。58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隐含假设是，观察者不仅应该预计到他国会追求权力最大化，而且这种权力优势可能被用来实施侵略计划。由此，对手的威胁程度根本上是实力的函数。这意味着，即使观察者不愿或不应忙于对他人意图的评估，但他们确实可以从能力中推断出意图：一个拥有强大军备库的国家必然会被视为具有侵略性的意图。根据这一理论，其扩张主义计划的范围、特定军事意图以及执行计划的时间框架，仅受物质能力的限制。59

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相反，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和其他理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在物质实力因素之外，国家可以有效传递其意图信号。60根据这些解释，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昂贵成本信号来揭示意图信息，从而缓解（或强化）安全困境。例如，通过军事集结保持超过维持现状所需的军事优势，可以发出敌对信号，因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比现状国家更有可能需要这种军事优势。而通过限制自己相对于对手的军事优势来表现克制，应被视为传递良性意图的昂贵成本信号。61

除了纯粹的军事数字变化外，学者们还强调国家通过区分进攻性或防御性力量以作为展示意图的潜在重要方式，从而产生了所谓进攻-防御理论。62进攻-防御理论的因果逻辑之一是，当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可以被区分时，国家就能更容易表达自己的和平意图，并能更快识别他国的侵略意图。若武器的战略用途很明确且防御占优时，那么大量部署进攻性武器就会被视为敌对意图。而当进攻占优时，部署防御性武器就是一个昂贵的良性意图安抚信号；该信号的昂贵性体现在：该国必须大规模投资防御性武器，以抵消对手依靠进攻性武器建立的潜在优势。在防御或进攻优势都明显，或者进攻性与防御性武器无法区分时，武器部署传递意图信号的作用就会大大下降。63

虽然该理论的逻辑很清晰，但其关键概念的操作和衡量却很困难。64不过，进攻性武器通常与夺取领土或摧毁资产的系统规划相关。增强军队机动性的技术据称对进攻的贡献大于防御。通过创造性增强火力来阻止攻击力量的武器往往被视为防御性的。在核领域，大多数攻防理论家都认为，核革命创造了一个威慑主导的世界，其中攻防是可以区分的。65在确保相互摧毁的条件下，部署包括旨在削弱报复性威慑的反击武器，将被视为在抢夺军事优势，从而传递出潜在的进攻意图信号。66另一方面，打击社会财富的能力（countervalue capabilities）尽管威胁实施恐怖性破坏，但只是增加了报复能力并没有提供防御优势，因而没有传递恶意信号。67

从能力论中推导出的假设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对手的军事能力与国家意图评估之间的关系提出两个假设。第一种假设被称为“数量优势”假设（numerical preponderance），观察者基于军事能力数量趋势（或大或小）和相对能力比较推断对手的意图。这种对绝对和相对能力的衡量产生了对对手意图的四种可能看法。鉴于意图源自能力，有利于对手的能力平衡则与敌对意图有关。在对手保持军事优势条件下，对手集结部队则引发对其意图作出更令人担忧的推断。对手能力的下降则会被视为克制的信号指标，传递出敌意减少的安抚信号。在对手实力较弱的情况下，逻辑是相似的。一个不那么强大的对手将被视为不太可能采取侵略行动，但是如果对手物质能力的增加超出了维持现状的需要，那么这种推断将被更新。在上述所有情景中，对手军事能力减弱或增强幅度越大，对其意图评估的变化就越大。

进攻-防御假设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逻辑，特别是进攻-防御理论。它认为，当进攻性和防御性力量可以被区分开时，观察者将从对手正在研发或部署的武器技术特点来推断其意图。在防御或威慑主导的条件下，将资源用于进攻性或反击性武器将传递敌对意图。在进攻占优的条件下，将资源用于防御性武器则传递了良性意图信号。68

由于本书关注的是如何感知意图，因此主要从监视对手的观察者角度来分析军事能力、相对规模及其类型变化。因此，在每个案例研究中，本书研究了官方机密和解密评估报告，这些报告详细展示了当代军事平衡评估，以及国内各行为体对进攻和防御平衡的感知。69

战略军事学说理论

战略军事学说理论认为，观察者从对手的军事学说中推断其意图。一些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和攻防学者指出，由于一个国家的军事理论提供了一套关于如何使用军事力量的想法，因此它很可能被看作衡量意图的一个有价值的指标。正如巴里·波森（Barry Posen）所言，“军事理论和能力难以隐藏，但隐藏在军事准备背后的政治意图却很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在相互监视时，往往会关注军事理论和军事能力”，而不是政治意图。例如，波森指出，阿拉伯国家从“以色列国防军的进攻性军事学说中推断出恶意”70。然而，关于一国的军事学说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被用于推断对手的政治或军事目标，学术界缺乏实证研究。因此，本书接下来将提出战略军事学说理论及其关键变量。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攻防理论

战略军事学说理论解释了进攻性、防御性和威慑性理论是如何揭示对手的长期政治和军事意图的。71进攻性理论旨在通过摧毁对手的军事能力来解除其武装，经常呼吁尽早进行大规模甚至是先发制人的攻击。72与此相反，防御性理论的目的是不让对手达到它所追求的目标。73威慑理论则旨在惩罚侵略者以提高对手成本，而非减少自身成本。74区分威慑性核理论和进攻性核理论的重点在于该理论的目标是什么。国家发表的公开声明，其军力部署的模式，以及制作战争应急计划的方式都有助于区分威慑性和进攻性核理论。

根据进攻-防御理论，核革命创造了一个威慑主导的世界，其中进攻能力很容易被识别出来。根据进攻-防御理论逻辑，强调财富打击报复能力（countervalue retaliatory capabilities）的核威慑理论应该在不威胁对手安全的同时增加自己的安全感。相反，强调反击能力和损害限制的战争理论是进攻性的，可能会暴露出敌对意图。75由于核革命创造了放弃进攻和接受相对不具威胁性的威慑学说的机会，据此可推论，发展进攻性核理论显得特别具有挑衅性。打击军事力量战略（counterforce targeting）以及旨在控制冲突升级与保护本土的策略会被视为“明显的‘可选择的’‘进攻能力’——这是超出威慑所需的能力，因此比起仅仅满足威慑所需的做法更能传递恶意信号”76。

从军事学说论中推导出的假设

根据进攻-防御理论的逻辑，进攻性的常规或核学说预计会增加他国对该国的侵略意图认知。反之，采用威慑性核学说或威慑与防御性的常规学说，将会被视为良性意图指标。

行为论

虽然前两个理论关注的是对手的行为选择，即与发展和部署军事力量有关的行为。但行为信号论认为，某些基于非物质能力的行动有助于揭示意图信息。这项研究考察了一些行为指标与意图评估之间的关系，例如加入或退出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建立或废除国内民主机制，签署或背弃军备控制协议，以及参与军事征服、干预和撤退等。77所有这些行动的共同点在于揭示了对手的意图信号，因为采取这些行动需要对手要么付出沉没成本，要么自缚手脚作出可信承诺。78在考虑了这些指标之后，本研究提出关于行为行动与意图评估的时间性假设，可称之为“当前行动论”与“过去行动论”。

国内与国际制度

决定加入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是国家缓解安全困境压力和消除他国意图识别困难的一种重要途径。79一些国际机制可以对参与者施加有效的成本约束，因此有助于观察者区分良性意图国家与侵略意图国家。80一般认为，这种约束性机制通常会削减或限制一国的军事实力，这就使得有良性意图的国家才愿意接受此种限制。由此，通过加入国际机制有助于传递自己不会在将来实施侵略的良性意图。国际机构作为意图信号来源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特点，例如“强制执行的性质（集中、分散或没有）、外部或内部否决点对国家决策的影响，以及其影响成员国国内政治制度的能力”81。基于此，退出约束性国际制度的决定可能被其他国家理解成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即表明该国家的意图变得更加恶劣。

根据民主和平论观点，潜在对手的国内制度也能影响他国对其意图的看法。这类研究认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决策者“能够很好理解其他民主国家的意图，而且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意图总是和平的”82。该理论的一般含义是，民主国家根据国内制度的性质来推断对手的意图。83有关民主制度与意图评估的关联，存在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强调了制度制衡对领导人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会产生制约作用。第二种解释强调的是民主制度的透明度，这使外国领导人更容易对民主国家意图作出准确的推断。84因此，民主和平论认为，若对手的国内政治制度从威权制过渡到民主制，这就构成一个表明良性意图的可信信号。85

外国军事干预和领土征服

外国政府对弱国的军事干预或领土征服，也是另一种重要的行为信号。一个国家为改变弱国的政治现状或对其施加控制而付出代价，传递出一种昂贵可信的侵略意图信号。根据安德鲁·基德的观点，拥有敌对意图的国家通常“想要支配，即便不征服与吞并周围国家。它们往往希望填补权力真空，并在权力所及范围内培育保护国和追随国”86。一个国家如果对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或征服，很可能会被他国认为具有敌对意图。相反，信号理论指出，如果强国放弃军事干预或单方面退出干预，则可能向外传递出良性意图的安抚信号。87

军备控制协议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讨论军备控制协议是否有助于传达意图和促进对手之间达成合作。查尔斯·格拉泽认为，当进攻和防御可以区分时，军备控制协议（特别是限制进攻性部署与实施核查的协议），可以传递安抚性的良性意图信号。一个企图扩张权力与影响力的侵略性国家往往不愿意牺牲军事优势，因此不愿意让自己的军事设施接受大量严密的监督。88

有关军备控制协议的案例表明，能力论和行为信号论可能会有交集，因为这两类信号最终都涉及一国军事政策与他国对其意图评估之间的关系。然而，作为一种意图行为信号，签署军备控制协议可能与能力论所关注的指标不同。一方面，如果能力论是正确的，那么只有当协议的实施导致对手能力实际下降时，观察者的意图感知才会变化。而如果行为信号论是正确的，意图感知变化应该更早发生，甚至在签署军备控制协议时就已发生。另一方面，如果能力论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看到决策者将能力的实际变化作为改变意图评估的动力。然而如果行为论是正确的，我们可以预期决策者将签署协议的行为视为关键要素。尽管如此，也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观察者可能将签署军备控制协议解释为军事能力变化的证据与意图的行为信号。

当前与过去行动

诸多学者强调了过去行动对声誉形成的重要性。例如，在托马斯·谢林的引导下，冷战理论研究专家们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坚定应对共产主义国家在边缘利益上的有限试探，则可能招致后者对核心利益越来越具侵略性的行动。89然而，一系列对重大历史危机的分析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领导人高度关注对手的过去行动记录。90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过去的行动记录如何对当前的决心评估产生影响。而本研究则重在测试：领导人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依靠对手过去的昂贵行动，来推断其长期的政治与军事意图。如果领导人确实使用“历史类比”与“过去教训”来形成当下的意图判断，那么即便对手过去与当前的意图可能不同，领导人在评估对手当前意图的声明或著述中也应该会提及对手的过去行动。91

从行为信号论中推导出的假设

如果某些非能力行动（noncapabilities-based actions）被视为可信的意图指标，无论是因为沉没成本机制还是自缚手脚效应，而且如果这些行动的时机很重要，那么就可推导出两个假设。当前行动假设认为，观察者最关注的是对手国家在同一任政府期间所采取的昂贵成本行动。观察者不应该认为“廉价”行动包含意图信息，因为廉价行动不可能成为一种可信的意图信号。为捕捉昂贵成本信号逻辑，本书对过去行动假设进行了狭义的操作，并分析观察者如何从对手前任领导人的昂贵行为信号中推断出对手当前领导人的意图。92换言之，过去行动与当下行动假设的重要区别在于：昂贵成本行动是在对手当前领导人还是前任领导时期所实施的。这种区别使我们能够探究感知到的意图是否与具体领导人有关。

从理论中观察到的含义

从上述理论的洞见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明显的含义。首先，这三个理论命题都以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即它们可以指引与解释理性国家的行为。当然，这些理论并不分析国家会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按照理性规则行事。93其次，这三个理论命题都假定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因此，它们并不试图从理论上解释观察者在评估意图时关注的指标类型的差异。然而，总体上，观察者应该预料到，随着对手能力、战略军事学说和行为的变化，他们所感知到的意图也会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察者在如何评估对手意图方面可能出现趋同，这是每个理论的关键变量发生昂贵变化的结果。例如，在安德鲁·基德的理论中，“相比不正确信念，正确信念更有可能走向趋同”。也就是说，尽管嘈杂的外交学习过程容易出现各种错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而言信念更有可能与现实一致，而非偏离现实。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选择性注意理论并不认为观察者的意图评估将趋于一致，决策者之间以及决策者与情报界之间可能会存在不同评估，且这种差异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持续存在。再次，观察者在私人声明与报告中的意图评估推理，可能会涉及三大理论命题所关注的相同变量。最后，个人决策者对对手意图看法的声明与他们对对手的政策行动之间存在相关性。94

与上述三个理论命题不同，选择性注意理论具有下列可观察的理论启示。首先，从信息处理角度来看，文职决策者和情报界是不同类型的信息感知者，即在感知对手意图类型的证据信息方面，存在不同的个人偏见与组织过程偏差。由此导致每一组行为者会参考不同意图指标来进行其推理。将多种指标整合到单一的意图评估过程是很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诱使观察者产生依赖单一指标的动机偏见。95正如雅科夫·弗尔兹伯格（Yaacov Vertzberger）所指出的那样，“单一的主导指标作为判断的决定性输入……简化了搜索与评估信息过程”，因为这种简化模式可以预先避免“多个指标产生的不一致，以及不一致导致的行动选择与价值权衡的风险”。96这意味着，观察者可能不会同时关注各种意图指标，而只关注其中一组指标。97

在一定程度上，选择性注意理论可观察到的启示与能力论的启示相重叠。事实上，两者都高度重视对手的能力，将其作为政治意图的衡量指标。但是，两者对能力依赖逻辑的理解是不同的：从能力论所依据的现实主义逻辑来看，是国际无政府状态驱使国家去关注对手的军事能力；而从昂贵成本信号论的角度来看，是信号的信息价值吸引了观察者的注意力。这与指导和塑造情报组织的信念逻辑不同，组织逻辑认为行动者确信自己能够准确并有规律地生产专业知识。98能力论与组织专长假设的可观察启示也存在一些差异。最重要的是，能力论预测决策者与情报部门都将遵循“意图反映在能力中”的逻辑，而组织专长假设只适用于情报界的推理过程，而不适合个人决策者。

此外，对文职决策者而言，行为信号论和选择性注意理论的预测有一些相似之处。然而，两者的机制与可观察启示在某些条件下似乎又是不同的。行为信号论认为，所有感知者都会识别与对手采取非能力行动相关的成本，并相应地改变他们对对手行动的信念。相反，选择性注意理论则认为决策者关注的意图评估指标不同，这源于观察者所面临的信息生动性与可信度解读的主观差异。

根据表1的总结，三个替代性理论命题（能力论、战略军事学说与行为信号论）与选择性注意理论存在较大的逻辑差异。

案例分析

为评估上述假设的解释力，本书采用了比较历史案例研究法。本研究的潜在案例范围包括所有成对的国家对手。在这个群体中，本书选择了二战前英国对德国意图的评估（1934—1939年），美国在战略缓和瓦解前对苏联意图的评估（1976—1980年），以及美国在冷战结束前对苏联意图的评估（1985—1988年）。这三个案例提供了多个维度的观察，每个案例都包括若干时间段。本研究重点分析每个时期内的两个群体——决策者与情报部门，并对不同决策者个人的推断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评估。因此，每个案例都提供了若干数据要点。

上述案例的选择基于下列几个标准。第一，这些案例代表了因变量（对对手意图的感知）的不同取值，分析被感知的对手意图是变得更加敌意还是善意。20世纪30年代的英德互动和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苏关系都展示了对手意图的恶性演变逻辑，而20世纪80年代末的美苏互动则展现了苏联意图的良性演变过程。本研究对这三个事件的分析聚焦于决策者如何推断对手意图。在这些案例中，对对手的意图发表意见所涉及的风险很高，正因为如此，有关对手意图的声明更有可能反映观察者的真实想法。第二，为检验选择性注意理论的命题，本书研究了卡特总统、里根总统和张伯伦首相以及他们的高级顾问，探讨这些决策者在与对方领导人进行个人会晤之后，其原先的看法是否会发生变化。

第三，在这些案例内部与案例之间，能力论、军事学说理论与行为信号论等竞争性理论的自变量也不断变化。对手的相对初始能力以及对手能力的变化程度，在这些互动案例中都有所不同。鉴于此，两个冷战案例都假定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能力相对均等，但在不同阶段苏联的能力有一定的增强（1976—1980年）或衰弱（1985—1988年）。相比之下，在二战案例中德国军事实力一开始是远不如英国的，但随着德国军事能力空前提高最终颠覆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因此，二战期间的英德案例是检验能力论的一个绝好案例，因为在观察者看来德军能力的急剧增长与英德力量平衡变化，将是推断意图信号的重要指标。此外，军事学说在不同案例中也有差异。一般而言，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军事学说是进攻性或反击性的，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则变得更具防御性。虽然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并不了解德国“闪电战”的具体内容，但他们显然认为德国军事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里具有进攻性。这些案例也展示了对手昂贵成本行动的变化，以及这些行动变化对人们意图评估变化的影响。这些昂贵行动包括军事干预和撤军，加入和退出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建立和摧毁国内民主制度，以及签署和背弃军备控制协议等。特别是，冷战后期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一系列昂贵的安抚行动，包括从阿富汗撤军以及接受《中导条约》约束。戈尔巴乔夫的昂贵成本行动对观察者的信念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后，在这所有三个案例中，主要决策者——张伯伦、卡特、里根，及其各自顾问，在案例前后对敌人的最初印象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此外，每个案例中的决策者都能同等地获取有关对手昂贵行为与军事能力的信息。

选择案例的最后一个标准是档案材料的可及性。涉及英德互动、美苏缓和关系崩溃与冷战结束的档案文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很有保障，有助于更好评估竞争性解释。

关于本书案例选择的可能批评是，每个案例都关注西方民主国家如何评估非民主对手意图。尽管囊括非民主国家会优化研究设计，也可能让我们能够评估这些国家如何推断对手的意图，但研究西方民主国家有两个重要优势。其一，现有民主国家的数据足够丰富，有助于基于决策者与情报部门的所思所想，合理考察各国评估对手意图的过程。这使本书能够基于这些过程得出结论，并以更大的信心检验竞争性解释。其二，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不能先验地认为非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决策者有不同的意图推断逻辑。当然本研究的结论是否也适用于其他非民主国家，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经验问题，值得在获得足够的解密档案与信息后再进行研究。

测量与方法

为了评估竞争性解释，本书在每个案例中都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对对手政治与军事意图的认知）进行了编码，下文将论述操作标准。接着，本书使用两种不同的因果分析方法：（1）案例内一致性分析（within-case congruence procedures），即考察理论假设与所感知的意图连续或变化之间的契合度，以及考察决策者的意图声明与各自政策主张之间的契合度；（2）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即考察支撑意图评估的推理，以及这种评估的变化过程。下文将介绍对相关变量进行编码的方法，以探讨不同解释变量与意图感知之间的因果关系。

为对因变量和非因变量进行编码，本书使用标准化问题作为模板，然后在实证章节中评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一组问题有助于确定对手在有关时期内的关键人物和核心意图。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哪些人最接近最高决策者（总统或总理），或对外交政策有重大影响？档案文件在多大程度上讨论了对手的意图？99与情报有关的一般性问题包括：情报部门当时作了什么样的协调评估？情报部门在多大程度上负责研究特定对手的意图？

接下来的一组问题旨在捕捉关于感知意图的话语性质及其演变。作为第一步，本书测量了每个关键决策者在每个时期之前和开始时对对手的看法。100本书并不分析决策者对对手意图的看法在其任前是如何形成的，而是关注其在任期间对对手的看法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变化。情报部门感知意图的基线是根据最新情报评估来编码的，这些情报评估的发布早于本研究的时间段。本书致力于确定每一位观察者对对手政治意图的感知是维持现状、机会主义还是扩张主义，认为对手的目标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此外，本书还致力于确定观察者是否认为对手会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目标。最后，本书研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决策者之间或情报部门之间对对手意图的评估是否存在共识。

在对四种假设进行评估后，本书确定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同构性。为此，首先检验对手军事能力、军事学说以及昂贵行动的变化与意图变化之间的关联，且对选择性注意理论的变量也作了同样检验。例如，特定决策者与对手领导人进行了多少次互动？决策者表达出何种印象？在这些会晤之后，对手领导人的意图是否发生了变化？其次，检验四种假设预测与不同时期意图评估间的契合度：意图感知变化的时间与方向是否与选择性注意理论或三个替代性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决策者对意图的基准信念与他们对对手不同行动的理解是否契合？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情报部门发布的集体评估文本。当分析指标发生变化后，“国家情报评估”对意图的评估是否有变化？仅仅依靠一致性测试难以证实或证伪竞争性论点，也难以确定哪些假设的因果机制最重要。但是案例内一致性分析有助于检查观察结果与理论预测是否一致，也有助于建立一个过程追踪的框架。

在第四组问题中，本书通过评估观察者推测对手意图所使用的推理证据来确定因果过程。例如，如果当对手军事能力指标被用来推断意图，那么就能找到一些证据证明：决策者与情报部门通过参考对手的军事实力、权力平衡或武器发展趋势，以衡量对手意图。如果与意图评估无关，对手实力、军事学说与昂贵行动或私人互动等变量就会被视为不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推理证据也可跟踪观察者是否以及为何关注特定证据却没有改变其对对手意图的看法。类似的问题也可以被用来推测情报界集体评估的推理论证。决策者和情报界的推理证据变化，构成选择性注意理论的潜在重要证据。

过程追踪法则评估了决策者针对对手的政策过程。鉴于情报评估的目的不是为了支持或否定某项特定政策，过程追踪法只适用文职决策者的记录文件。首先，分析主要决策者的政策主张。尽管政策选择受各种因素影响，但若决策者认为对手意图变得更有敌意时，他们就很可能对对手采取更具竞争性或对抗性的政策。101相反，当决策者认为对手意图相对良性时，就会采取对冲政策，强调合作与安抚。102若决策者评估对手意图的声明与其倡议或反对的政策出现不匹配，那么就会引发人们对声明可信度的怀疑。同时，某些政策倡议可能出于与意图评估无关的各种原因（例如，对国内政治的考虑）。然而仔细分析政策出台的时机与政策倡议理由，有助于理解决策者的意图评估对政策选择的塑造作用。

然后，本书对意图信念变化与集体层面的政策主张（与决策者的政策主张相对）之间的一致性进行了简要研究。通过观察一个政府整体政策的演变，我们也许能够评估意图感知对塑造国家政策的重要性。如果研究发现意图并不影响政策，那么研究意图来源对国家实际行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如果决策者的意图认知的变化与政策变化相匹配，并且如果政策转变时机与表达理由指向意图感知的重要性，我们就可以拒绝意图感知不影响政策的无效假设。103

上述调查方法带来了两个值得注意的方法论问题。104首先，很难确定决策者关于对手意图评估的理由陈述是否真实。然而，决策者是否出于某些原因会故意歪曲评估指标是存疑的。在经验案例中，观察者在他们评估对手意图的思维过程中基本上是前后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混淆或扭曲不同指标，而是在案例时期内关注一组特定的指标。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少提及其他指标，即使这些指标可能具有一些言辞功效。然而本研究也补充了其他类型的证据（如访谈和参考决策者主张的其他政策）来综合评估决策者关于他们如何以及为什么评估对手意图的陈述的可靠性。退一步讲，决策者可能连自己都没能理解自己是如何评估对手意图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加工可能是无意识的。105若果真如此，观察者可能会列出那些推动自己评估的因素，即使这种评估实际上受其他诸多指标的影响。虽然上述疑问可能是合理的，但经验分析尚未发现支持性证据。106

第二个问题来自文职决策者与情报部门之间权力的不对称。正如洛文塔尔（Mark Lowenthal）所言：“决策者可以在没有情报部门的支持下运作，但反之则不然。”107这种不对称性可能使决策者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而操纵情报或使之政治化。108这就对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方法论挑战，即文职决策者对对手意图的评估及其总体政策偏好可能会极大影响情报部门对对手目标的估计结果。若果真如此，对情报部门的协调评估的考察不一定能反映出情报组织的推理过程，而实际上反映的是政府的信念与政策议程。109

为解决这一实证研究问题，本书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与参考资料。首先，探究情报评估的波动是否可以由解释变量（即对手能力、军事学说或昂贵行为）或通过获取新信息进行解释。这种外生变量与情报估计之间的时间相关性，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政治化影响。如果对情报评估的重大变化没有替代性解释——或者尽管这些外生变量发生了变化却没有更新情报评估——就可能表明情报带有政治偏见。110这种方法当然并不完美，不能完全排除政治化影响。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至少在本书检验的两个冷战案例中，美国情报部门对苏联意图的评估与关键决策者的看法并不相关。这意味着，即使决策者可能试图影响情报判断，也是不成功的。对英国二战期间的案例分析更具挑战性，因为英国情报部门的结论似乎与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存在一定关联。不过，大量审查原始档案有助于追踪英国情报界的战略估计变化，尤其是这一时期权力平衡的评估变化（无论这些评估后来被证明多么有缺陷）。

附录总结了这些理论命题的预测结果。接下来的三章将运用本章所讨论的诸多假设来探讨英国领导人及其情报部门在二战前几年为预测希特勒德国的意图所作的努力。

注释

1．短期和长期评估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危机和战争期间观察者很可能会关注一些特殊问题，这通常会影响他们对对手意图的评估。本书将意图定义为在特定情况下对手预计会采取的行动，这个定义最准确地展示政策制定者试图预测的东西。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48。区分意图与动机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格拉泽对国家动机分为贪婪型国家和安全型国家。贪婪型国家基本上是扩张型国家，其扩张的动机源于非安全的反应。与此相反，安全型国家是那些在感到不安全情况下愿意冒风险，但不会为非安全因素冒风险的国家，参见Charles L．Glaser，“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World Politics，Vol.44，No.4，1992，pp.501—502；Charles L．Glaser，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Logic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38—39。

2．换句话说，如果这些评估并不影响观察者对该对手长期意图的解读，那么本书就不关注一国认为对手会在危机或战争中打算做什么。这种划分与情报界的“当前”和“长期情报”的概念相似。在这项研究中，我感兴趣的基本上是任何由文职决策者或情报界制作的、具有战略政治性质的、时间跨度超过未来一两周的评估。请参见Mark M．Lowenthal，Intelligence：From Secrets to Policy，Washington，DC：CQ Press，2009，pp.61—63，115—116。

3．这种类型学是如下研究的综合：Keith L．Shimko，Images and Arms Control：Percep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pp.15—17；Richard W．Cottam，Foreign Policy Motivation：A General Theory and A Case Study，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7；Hans J．Morgenthau and Kenneth W．Thompson，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6th ed.），New York：McGraw-Hill，1985；Ole R．Holsti，“The ‘Operational Code’ as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Belief Systems,”in Final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Grant SOC 75-14368，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77；Glenn H．Snyder and Paul Diesing，Conflict Among Nations：Bargaining，Decision Making，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4．例如参见Douglas Seay，“What Are The Soviets' Objectives in Their Foreign，Military，and Arms Control Policies?”in Lynn Eden and Steven E．Miller eds.，Nuclear Arguments：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c Nuclear Arms and Arms Control Debat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p.47—108；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5．在某些问题或领域中，对手可以被看作机会主义的，而在其他方面则是扩张主义的。本书接下来将研究观察者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以及他们的看法是否以及为什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6．Holsti，“The ‘Operational Code’ as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Belief Systems,”p.95.

7．除了这些政治和军事意图的理想类型之外，本书还评估了对手意图是否被认为变得更加敌对或更加良性。

8．无动机或认知偏见来自个人信念的先入为主，以及他们用来理解复杂、模糊世界的简化策略或启发式方法。无动机偏见使人们看到他们期望看到的东西。与此相反，有动机的偏见使人们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参见Irving L．Janis and Leon Mann，Decision Making：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Choice，and Commitment，New York：Free Press，1977；Robert Jervis，“Perceiving and Coping With Threat,”in Robert Jervis，Richard Ned Lebow，and Janice Gross Stein，eds.，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Janice Gross Stein，“Building Politics into Psychology：The Misperception of Threat,”in Neil Jeffrey Kressel，ed.，Political Psychology：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New York：Paragon，1993；Jack Levy，“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in David O．Sears，Leonie Huddy，and Robert Jervis，eds.，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267—268；Daniel Kahneman，Paul Slovic，and Amos Tversky，eds.，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9．Richard E．Nisbett and Lee Ross，Human Inference：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80，p.62；Craig A．Anderson，“Abstract And Concrete Data in The Perseverance of Social Theories：When Weak Data Lead to Unshakeable Belief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19，No.2，1983，pp.93—108；Eugene Borgida and Richard E．Nisbett，“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Abstract Vs．Concrete Information On Decisions,”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Vol.7，No.3，1977，pp.258—271；Chaim D．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A Method for Testing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s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8，No.4，1994，pp.557—586；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Availability：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Cognitive Psychology，Vol.5，No.2，1973，pp.207—232.

10．例如参见Jonathan Mercer，“Emotional Belief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4，No.1，2010，pp.1—31；Rose Mcdermott，“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2，No.4，2004，pp.691—706。

11．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Nisbett and Ross，Human Inference，pp.59—61，123—127.

12．Borgida and Nisbett，“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Abstract vs．Concrete Information,”p.269.

13．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p.563.

14．例如参见Tversky And Kahneman，“Availability”；Borgida and Nisbett，“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Abstract vs．Concrete Information”；Anderson，“Abstract and Concrete Data”；Rose Mcdermott，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p.64。

15．Antonio R．Damasio，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Body and Emotion in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New York：Mariner Books，2000.

16．即使这种推断过程是理性的，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决策者以一种无效的方式使用这种洞察力。换句话说，这样的推断过程可能是合理的，但不是最佳的。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对生动信息的依赖可能与理性逻辑不一致。

17．引自“Press Conference by President Bush and Russian Federation President Putin，Brdo Pri Kranju，Slovenia,”Washington，DC：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June 16，2001。

18．Alexander J．Groth，“On the Intelligence Aspects of Personal Diplomacy,”Orbis，Vol.7，No.4，1964，pp.833—848.

19．引自Daniel Yergin，Shattered Peace：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7，p.65。

20．Robert Jervis，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pp.32—33.

21．Robert H．Frank，Passions Within Reason：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1988，pp.96—145.

22．Jervis，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32—33.

23．Groth，“On the Intelligence Aspects of Personal Diplomacy.”

24．Maria Ida Gobbini，Aaron C．Koralek，Ronald E．Bryan，Kimberly J．Montgomery，and James V．Haxby，“Two Takes on The Social Brain：A Comparison of Theory of Mind Tasks,”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Vol.19，No.11，2007，pp.1803—1814；Brooks King-Casas，Damon Tomlin，Cedric Anen，Colin F．Camerer，Steven R．Quartz，and P．Read Montague，“Getting To Know You：Reputation and Trust in A Two-Person Economic Exchange,”Science，Vol.307，No.5718，2005，pp.78—83；Daniela Schiller，Jonathan B．Freeman，Jason P．Mitchell，James S．Uleman，and Elizabeth A．Phelps，“A Neural Mechanism of First Impressions,”Nature Neuroscience，Vol.12，No.4，2009，pp.508—514；Tania Singer，Stefan J．Kiebel，Joel S．Winston，Raymond J．Dolan，and Chris D．Frith，“Brain Responses to The Acquired Moral Status of Faces,”Neuron，Vol.41，No.4，2004，pp.653—662；Predrag Petrovic，Raffael Kalisch，Mathias Pessiglione，Tania Singer，and Raymond J．Dolan，“Learning Affective Values for Faces is Expressed in Amygdala and Fusiform Gyrus,”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Vol.3，No.2，2008，pp.109—118.

25．Mcdermott，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73—176.

26．此外，那些不具备驾驭认知和整合复杂性的能力的领导人可能更容易依赖这种个人形式的印象形成。参见Rose Mcdermott，Jonathan Cowden，and Stephen Rosen，“The Role of Hostile Communications in A Simulated Crisis Game,”Peace and Conflict：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Vol.14，No.2，2008，p.165。

27．Susan T．Fiske and Shelley E．Taylor，Social Cognition，Reading，MA：Addison-Wesley，1984；Michael Ross and Fiore Sicoly，“Egocentric Biases in Availability and Attribu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37，No.3，1979，pp.322—336；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pp.343—355；Janice Gross Stein，“Building Politics into Psychology：The Misperception of Threat,”Political Psychology，Vol.9，No.2，1988，pp.245—271.

28．参见Melvyn P．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34；David M．Edelstein，“Choosing Friends and Enemies：Perceptions of Int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h．D Diss.，University of Chicago，2000。

29．参见Dale T．Miller and Michael Ross，“Self-Serving Biases in The Attribution of Causality：Fact or Fiction?”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82，No.2，1975，pp.213—225；Miron Zuckerman and Robert W．Mann，“The Other Way Around：Effects of Causal Attributions on Estimates of Consensus，Distinctiveness，and Consistenc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15，No.6，1979，pp.582—597；Jeffrey A．Knight and Robin R．Vallacher，“Interpersonal Engagement in Social Perception：The Consequences of Getting into The Ac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40，No.6，1981，pp.990—999。

30．Robert Jervis，“Signaling and Perception：Drawing Inferences and Projecting Images,”in Kristen Monroe ed.，Political Psychology，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2，p.31.

31．生动信息的影响强度也取决于个人的信念体系结构。核心信念——有助于组织和简化决策者世界的基本假设——比外围或工具性信念受到更强的保护，因此改变的速度会更慢。然而，本研究并没有探究信念系统的这一方面，而是假设对于所有相关的决策者来说，关于对手性质的信念构成了一种核心信念，在面对矛盾的证据时，很难改变。

32．参见Deborah Welc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39；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p.563。

33．Mcdermott，Cowden，and Rosen，“The Role of Hostile Communications,”p.156.

34．在关于信号传递的开创性研究中，杰维斯认为只有对手不可能操纵的信号——他称之为指标（index）——才可能被感知者视为可信信号。参见Jervis，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32—33。最近，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学者发现，昂贵成本行为可以揭示关于意图的可靠信息，而且所有行为者面对新事实时都可能更其新评估。例如参见James D．Fearon，“Threats to Use Force：Costly Signals and Bargaining in International Crises”，Ph．D 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1992；Charles L．Glaser，“Realists as Optimists：Cooperation as Self-Help,”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1994—95，pp.50—90；Andrew H．Kydd，“Trust，Reassurance，and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2，2000，pp.325—327；James D．Morrow，“The Strategic Setting of Choices：Signaling，Commitment，and Nego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David A．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88；Jeffrey S．Banks，Signaling Games in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Harwood Academic，1991，p.23。如果对手行为提供了防止政策逆转的保证也可以被看作昂贵的，在这个意义上，昂贵行动束缚了对手的手脚。James D．Fearon，“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1，No.1，1997，pp.68—90；Deborah Welch Larson，Anatomy of Mistrust：U.S.-Soviet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27.与昂贵信号概念相关的是“比例偏差”的概念。一般来说，领导者希望对手所付出的努力与所追求的目标相称。他们从对手采取行动的成本和后果来推断其意图，因为他们假设对手投入的成本与所追求的目标会基本相称。因此，当对手被认为付出了高昂代价时，观察者就会推断领导人的重要目标正受到威胁。Gross Stein，“Building Politics into Psychology,”pp.254—255；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We All Lost the Cold Wa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329.

35．Jervis，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32—33；Mercer，“Emotional Beliefs.”

36．Philip E．Tetlock，“Social Psychology and World Politics,”in Daniel T．Gilbert，Susan T．Fiske，and Gardner Lindzey eds.，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4th ed.），New York：Mcgraw-Hill，1998.更多关于信念改变的研究请参见Nisbett And Ross，Human Inference。关于认知一致性研究请参见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Chapter 7；Yaacov Y．I．Vertzberger，The World in Their Minds：Information Processing，Cognition，And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113—127；Deborah W．Larson，Anatomy of Mistrust，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pp.32—34。关于形象的研究参见Martha Cottam and Dorcas E．Mccoy，“Image Change and Problem Representation After The Cold War,”in Donald A．Sylvan and James F．Voss eds.，Problem Representa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17—118，123。关于态度改变参见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Jon A．Krosnick，“Attitude Importance and Attitude Chang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24，No.3，1998，pp.240—255。

37．Ole R．Holsti，“Cognitive Dynamics and Images of The Enemy,”in Richard Fagan ed.，Enemies in Politics，Chicago：Rand Mcnally，pp.25—96；Jervis，Perceptions and Misperceptions.

38．关于讨价还价模式中的“共同先验信念”作用的争论参见Alastair Smith and Allan Stam，“Bargaining and The Nature of Wa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10，No.6，2004，pp.783—813；Mark Fey and Kristopher Ramsay，“The Common Priors Assumption：A Comment On ‘Bargaining and The Nature of Wa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0，No.4，2006，pp.607—613。

39．主观可信性假设不能预先指出观察者究竟何时会改变其意图评估。该假设只能预测相对于其他观察者而言，在对对手意图不同初始信念的基础上改变意图评估的可能性。

40．在解释这一逻辑时，杰维斯指出，乔治·W.布什总统明显倾向于第二意象信念。小布什的声明反映了他对民主国家和暴政国家之间的明确划分，这种划分强烈地影响了他的意图感知；这种信念也反映在他对对手的政策上。P．Schouten，“Theory Talk #12：Robert Jervis on Nuclear Weapons，Explaining the Non-Realist Politics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U.S．Military Presence in Europe,”Theory Talks（2008），Http://www.theory-talks.org/2008/07/theory-talk-12.html（accessed August 19，2013）.

41．参见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Alan Gerber and Donald P．Green，“Rational Learning and Partisan Attitud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2，No.3，1998，pp.794—818；Charles S．Taber and Milton Lodge，“Motivated Skepticism in Th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Belief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0，No.3，2006，pp.755—769。

42．一些理性主义者可能会反对，并指出贝叶斯修正可能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与先前数据相比，新证据的重要性则非常小”。而“对于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作出的高风险决策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当下的信息很可能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参见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p.565。

43．最后，这一假设并不排除将对手军事能力或理论变化指标作为可信的意图信号的可能性。相反，它认为可信度似乎更容易与非能力指标联系起来。这可能是因为，如上所述非能力的行为往往更生动，因此更有可能影响决策者。此外，决策者可能缺乏专业知识从对手军事能力与复杂抽象理论中推断意图。由于在解释能力方面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决策者很可能将此留给他们的情报机构，而自己专注于其他指标来评估意图。鉴于决策者的军事经验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这种区别并不能普遍适用于所有决策者。一些决策者没有军事背景，而有些决策者则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如美国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担任美军上将。

44．这并不是说个别情报分析员不会像个别决策者那样，对生动信息给予额外的重视。然而，一般来说，我们不应期望情报分析员大量使用生动信息，因为正如理查兹·霍耶尔（Richards Heuer）所言：“情报分析员一般都是利用第二手信息工作。分析员收到的信息是通过他人的书面文字来传递的，而不是通过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来直接感知的。部分由于中情局的公开活动存在限制，许多情报分析员在所分析的国家停留的时间较少，与该国国民的接触也比学者和政府官员少。当分析员访问他或她所分析的国家，或与该国国民直接交谈时，会产生令人难忘的经历，这样的经历往往是新看法的来源。”参见Richards J．Heuer，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Publications，1999，p.117。

45．关于组织与小集团的区别，参见Vertzberger，The World in Their Minds，pp.192—193。

46．Martha S．Feldman and James G．March，“Information in Organizations as Signal and Symbol,”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26，No.2，1981，pp.172—175.

47．Lowenthal，Intelligence，pp.234—235.

48．分析者已经注意到国际事务中的这些趋势，例如参见William G．Egelhoff，“Information-Processing Theory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Vol.22，No.3，1991，p.344。

49．Isaiah Berlin，The Hedgehog and The Fox：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53.

50．Philip E．Tetlock，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p.20—21.

51．Ibid.，p.118.

52．请注意，本书并没有对情报组织的领导人进行研究，以验证这一假设。相反，本书使用情报部门的集体评估（如“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来验证相互竞争的假说。

53．关于对情报工作的忽视和政治化，请参见Joshua Rovner，Fixing The Fact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1；Robert Jervis，Why Intelligence Fails：Lessons fro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Iraq Wa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Richard K．Betts，Enemies of Intelligence：Knowledge and Power in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

54．Stephen D．Krasner，“Are Bureaucracies Important?（Or Allison Wonderland）,”Foreign Policy，Vol.7，1972，pp.159—179。

55．这里没有把对手的公开声明记录作为一类指标来分析。这是因为关于安全困境的理性主义文献，以及更广泛的信号传递研究，并没有强调在危机情形之外该信息是一种特别有价值的意图信号。本书将公开声明排除在分析之外并不会使结果产生偏差，因为在实证章节中，本书跟踪了观察者在评估对手意图时是否提到了这些声明。

56．一个被称为“建构主义”的重要文献群体也分析了国家间沟通问题，但本书对此没有明确提及。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认为，由共同的思想、规范和价值观形成的意识形态结构建构了国家利益和身份。参见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不过，他还是淡化了不确定性对国家间关系的强大影响，而且没有提及国家在评估利益和身份时如何从欺骗性姿态中确定真实信号。温特的理论中也没有完全明确哪些行为会导致国家对对方意图作出修正的评估。一个可能的变数是国内意识形态和国内制度的变化。在意识形态和国内制度更加趋同的条件下，信号传递者与接受者会对对方意图作出更积极的评估。然而这一假设预测与上文描述的行为论逻辑是没有区别的，后者声称国内或国际政治中的昂贵行为会传递出可靠的意图信息。因此本书没有直接或明确地探讨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内实践变化本身的作用，另见Dale C．Copeland，“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A Review 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2，2000，pp.199—200，202—203；Mark L．Haa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Reactions to Shifts in Soviet Power，Policies，or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1，No.1，2007，pp.148—149。

57．参见Andrew H．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Glaser，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8．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2001，p.31.

59．米尔斯海默将军事实力和潜在实力区分开来。前者是指军队的规模实力以及各种类型的战斗力，而后者是指建立军事力量的社会经济因素，如财富和人口（ibid.，pp.83—137）。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区分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是没有意义的，而依靠通过国家部署武器种类来辨别其意图既不有效也不谨慎。Harry Kreisler，Conversations with History：John J．Mearsheimer，Berkeley：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April 8，2002，http://globetrotter.berkeley.edu/people2/mearsheimer/mearsheimer-con0.html（访问时间：2008年7月14日）；John J．Mearsheimer，“Conver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view with John J．Mearsheimer（Part I）,”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0，No.1，2006，pp.105—123.

60．基德认为，寻求安全的国家可以通过发出安抚性昂贵信号来减少安全困境并有效地表明其良性意图。根据此观点，一个国家能力积累与力量部署的成本变化都符合这一逻辑，当然昂贵信号并不局限于军事能力本身的变化。例如，寻求安全的国家可以通过调整意识形态、善待国内少数民族或弱小邻国来传递良性意图。这与本章后面的行为信号论相关。参见Andrew H．Kydd，“Sheep in Sheep's Clothing：Why Security Seekers Do Not Fight Each Other,”Security Studies，Vol.7，No.1，1997，pp.114—155；Glaser，“Realists as Optimists,”pp.67—68。

61．Glaser，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76—77.

62．例如参见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1978，pp.167—214；Charles L．Glaser，Analyzing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Charles L．Glaser and Chaim D．Kaufmann，“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4，1998，pp.44—82；Stephen Van Evera，“Offense，Defense，and The Causes of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4，1998，pp.5—43。

63．然而，当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无法区分时，攻防理论家认为，军力部署的数量增减可以作为一种展示意图的信号。国家在增加（或减少）其军力规模上花费的资源越多，其意图信号就越清晰。埃文·蒙哥马利（Evan Montgomery）正确地指出，当进攻和防御无法区分时，一个国家攻击能力的降低可能会使其更容易受到侵略国家的攻击。这就是为什么战略安抚有时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策略，也因此是一种昂贵信号。参见Evan Braden Montgomery，“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Realism，Reassurance，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2，2006，pp.151—185。

64．攻防理论的批评者声称，武器本身很难有效地被分类为进攻或防御，而且大多数武器可以同时用来实现防御或进攻目标。相关争论以及攻防理论的总结参见Sean M．Lynn-Jones，“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Security Studies，Vol.4，No.4，1995，pp.660—691；Keir A．Lieber，War and The Engineers：The Primacy of Politics Over Technolog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65．大多数攻防学者将1945年之后的时代描述为“防御主导”，尽管他们承认在核战争中防御是不可能的，真正具有优势的是威慑。但其他学者认为这种描述是不准确的，具有误导性，应该区分防御和威慑主导的时期。参见Richard K．Betts，“Must War Find a Way? A Review 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2，1999，pp.179—180；Karen Ruth Adams，“Attack and Conquer? International Anarchy and The Offense-Defense-Deterrence Balanc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3，2003—2004，pp.45—83。

66．在这种情况下，进攻性武器包括那些能够在对手核弹发射前将其摧毁的武器，以及那些能够摧毁对手报复性打击或限制这些弹头破坏力的武器。因此在核问题上，攻防理论家将以下内容归类为敌对意图信号：部署高度精确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S）以及可以摧毁ICBMS与地面轰炸机的潜射弹道导弹（SLBMS），可以摧毁对手弹道导弹潜艇的反潜力量，可以击落报复性轰炸机的区域防御系统，可以保护城市免遭报复的全域导弹防御系统，以及限制对手导弹杀伤力的民事防御。参见Glaser，Analyzing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pp.207—211；Barry R．Posen And Stephen Van Evera，“Defense Policy and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Departure from Contain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8，No.1，1983，pp.3—45；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Edinburgh：Keele University Press，1997。

67．Glaser，Analyzing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pp.73—75．这种假设被夸大了，因为有限的反价值选择也可能具有胁迫性。参见Robert Jervis，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Statecraft and The Prospect of Armagedd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p.209—210。

68．在将武器系统与技术归类为防御性、进攻性或两者兼而有之时，本书采用了进攻-防御理论所制定的分类法。例如参见Barry R．Posen，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France，Britain，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Van Evera，“Offense，Defense，and The Causes of War”；Jervis，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本书将解释变量定义为对攻防平衡的看法，实际上并非从系统层面，而是从国家层面测试攻防理论。

69．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其他研究已经表明国家有时会误解真实的平衡，并因此采取错误的策略。例如参见Robert Jervis，“Realism，Game Theory，and Cooperation,”World Politics，Vol.40，No.3，1988，pp.317—349；Bernard Brodie，“Technological Change，Strategic Doctrine，and Political Outcomes,”in Klaus Knorr ed.，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76；Jack S．Levy，“The Offensive/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8 No.2，1984，pp.219—238；Lynn-Jones，“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p.679。

70．Posen，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p.17.

71．这种进攻、防御和威慑的类型学来源同上。关于理论差异使得危机信号传递和可信度评估复杂化的研究，参见Christopher P．Twomey，The Military Lens：Doctrinal Difference and Deterrence Failure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

72．进攻性理论的典型例子是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的闪电战。

7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法国学说是防御性学说的一个典型例子。

74．中国的人民战争理论是以常规手段实现威慑理论的一个典型例子。

75．这基本上反映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两个著名的核战略思想流派，即确保摧毁派与灵活反应派。参见Robert Jervis，“Why Nuclear Superiority Doesn't Matter,”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4，No.4，1979—1980，pp.617—633；Glaser，Analyzing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Robert J．Art，“Between Assured Destruction and Nuclear Victory：The Case For the ‘Mad-Plus’ Posture,”Ethics，Vol.95，No.3，1985，pp.497—516。确保摧毁派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杰维斯和格拉泽有关；灵活反应派与科林·格雷（Colin Gray）、基思·佩恩（Keith Payne）、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和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其他美国官员有关。

76．Glaser，Analyzing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p.97.

77．该研究关注最近理性主义文献的昂贵信号类型，但这绝不是一份详尽无遗的意图潜在指标的清单。

78．参见James D．Fearon，“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1，No.1，1997，pp.68—90。这种洞见源自Thomas C．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Thomas C．Schelling，Arms and Influence，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79．参见Robert O．Keohane and Lisa L．Martin，“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1995，pp.39—51；Philip E．Tetlock，Jo L．Husbands，Robert Jervis，Paul C．Stern，and Charles Tilly eds.，Behavior，Society，and Nuclear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Lisa L．Martin，Democratic Commitments：Legisla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Seth Weinberger，“Institutional Signaling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Security Studies，Vol.12，No.4，2003，pp.114—155；Celeste A．Wallander，Mortal Friends，Best Enemies：German-Russian Cooperation After The Cold Wa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Stephen D．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Kydd，“Sheep in Sheep's Clothing”；Celeste A．Wallander and Robert O．Keohane，“Risk，Threat，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in Helga Haftendorn，Robert O．Keohane，and Celeste A．Wallander eds.，Imperfect Unions：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Morrow，“The Strategic Setting of Choices”；James D．Morrow，“Alliances：Why Write Them Down?”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2000，pp.63—81；Jana Von Stein，“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Ratific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and The Kyoto Protocol,”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2，No.2，2008，pp.243—268；Alexander Thompson，Channels of Power：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US Statecraft in Iraq，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80．这些文献指出了通过国际机制产生昂贵信号的几种方式。正如赛斯·温伯格（Seth Weinberger）所指出的：“国际制度可以促使成员履行兑现承诺的义务，如承诺从军武库中削减或去除某类武器，或承诺同意国际监督检查。国际制度可以建立外生性否决点或作出超越国家行动的决定……。国际制度可以要求各国改变其国内政治体制，以获得成员资格……。国际制度也会产生更微妙的代价，因为被内部化的国际规范和法律将改变成员国的偏好与信念。”参见Weinberger，“Institutional Signaling,”p.88。

81．Ibid.，p.27.

82．John M．Owen，“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2，1994，pp.87—125.

83．国内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差异会构成威胁来源，参见Mark Haas，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Great Power Politics，1789—1989，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84．Kenneth A．Schultz，Democracy and Coercive Diplom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Fearon，“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Jessica L．Weeks，“Autocratic Audience Costs：Regime Type and Signaling Resolv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2，No.1，2008，pp.35—64.

85．然而，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led）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研究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因为民主转型期的国家容易发生冲突，其他国家可能会对其意图更加警惕。参见Edward D．Mansfield and Jack L．Snyder，Electing to Fight：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Cambridge，MA：MIT Press，2005。

86．Kydd，“Sheep in Sheep's Clothing,”p.143.

87．Kydd，Trust and Mistrust，p.230.

88．Charles L．Glaser，“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World Politics，Vol.50，No.1，1997，pp.171—201；Glaser，Analyzing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

89．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Schelling，Arms and Influence。信誉在威慑理论中也起着核心作用，领导人有动力去履行他们的承诺，因为不这样做会削弱他们在未来的可信度。Anne E．Sartori，Deterrence by Diploma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声誉研究，请参考Michael Tomz，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overeign Debt Across Three Centuri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90．参见Snyder and Diesing，Conflict Among Nations；Richard Ned Lebow，Between Peace And War：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Ted Hopf，Peripheral Visions：Deterrence Theor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Third World，1965—1990，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决策者是否真的依靠对手过去行动来推断其危机中的可信度，部分定性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Jonathan Mercer，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Daryl G．Press，Calculating Credibility：How Leaders Assess Military Threat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Shiping Tang，“Reputation，Cult of Reputation，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ecurity Studies，Vol.14，No.1，2005，pp.34—62。

91．例如参见Richard E．Neustadt And Ernest R．May，Thinking in Time：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Makers，New York：Free Press，1986；Ernest R．May，“Lessons”of The Past：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Jack S．Levy，“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2，1994，pp.279—312；Yuen 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Korea，Munich，Dien Bien Phu，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杰维斯认为，人们倾向于从在个人生活中亲身观察到的、具有重大直接影响、最近发生的事件中进行学习。然而决策者到底学到了什么，其学习的过程以及这些教训对决策的影响仍然是不清楚的。一些观点还认为，这种因果关系的箭头可能是相反的或虚假的，也就是说决策者可能会有选择地提及支持当前意图评估立场的过去行动或事件，基于认知或动机偏差故意增加政治争论的杠杆。参见Jack Levy，“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in David O．Sears，Leonie Huddy，and Robert Jervis eds.，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267—268。

92．对手的过去行动可以在互动前塑造观察者的先验信念。然而在这里，本书只分析观察者是否明确依靠过去行动来支持其对对手长期意图的评估。

93．Charles L．Glaser，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Logic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23，30，270.

94．Kydd，Trust and Mistrust，pp.18—19；Glaser，Ration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61.不过理性主义理论对寻求安全者传递其意图的能力持怀疑态度。

95．在探讨决策者评估过程时，决策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适用的，但在讨论情报界观点时却不适用，因为情报界很少提出外交政策建议，而这种建议在书面文件中更少见。

96．参见Miron Zuckerman，“Attribution of Success and Failure Revisited，or：The Motivational Bias is Alive and Well in Attribution Theory,”Journal of Personality，Vol.47，No.2，1979，pp.245—287。

97．Vertzberger，The World in Their Minds，p.67.

98．情报组织与决策者一样受到动机偏差的影响，以减少权衡、避免模糊、减少认知不一致，其结果导致可能只使用一套指标来推断对手意图。以色列国防军未能预料到安瓦尔·萨达特（Anwar el Sādāt）在1973年10月会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证据记录表明，以色列国防军依靠一个首要指标来评估攻击的可能性，它假定埃及不会进攻，除非埃及获得了打击以色列纵深的能力，特别是打击其机场的能力。因此，情报部门将埃及进攻的主要指标简化为埃及空中打击能力的增强。Janice Gross Stein，“Calculation，Miscalculation，and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e View from Cairo,”in Robert Jervis，Richard Ned Lebow，and Janice Gross Stein，eds.，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

99．如果报告中包含对敌方意图的广泛分析或意见，这表明该问题对观察者来说是突出的。另外如果没有关于意图的讨论，这可能意味着该问题在当时对观察者来说并不重要，或者说观察者们对对手意图有一个基本共识。

100．在可能的情况下，本书寻找决策者在上任前对对手意图看法的证据。然而，这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随着决策者上任，他们会接触到关于对手的新的、重要的和秘密的信息，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信念或评估。

101．当决策者认为对手充满敌对意图时，他们可以使用几种不同的策略，包括制衡、拉拢、捆绑、安抚或推卸责任。关于这些策略的精彩总结，参见Randall L．Schweller，Deadly Imbalances：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

102．关于此逻辑的更多分析参见Edelstein，“Managing Uncertainty”。

103．本书并不试图对英国或美国政策的演变提供详尽的说明；一个国家对其对手政策的诸多影响因素相互交织，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

104．分析这些文件的另一种方法是对档案数据和公开声明进行内容分析。然而，这样的分析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本书感兴趣的是观察者如何讨论与评估意图有关的不同指标，而不是对手构成的整体威胁。使用内容分析法可能很难掌握对推断过程的这种情境化理解。参见Barbara M．Montgomery and Steve Duck，Studying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1；Stuart J．Sigman，Sheila J．Sullivan，and Marcley Wendell，“Conversation：Data Acquisition and Analysis,”in Charles H．Tardy，ed.，A Handbook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Methods and Instruments for Observing，Measuring，and Assessing Communication Processes，Norwood，NJ：Ablex，1988；Deborah Welch Larson，“Problems of Content Analysis in Foreign-Policy Research：Notes from The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Cold War Belief Syste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2，No.2，1988，pp.241—255。

105．Richard E．Nisbett and Timothy D．Wilson，“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Verbal Reports on Mental Processes,”Psychological Review，Vol.84，No.3，1977，pp.231—258；Timothy D．Wilson，Strangers to Ourselves：Discovering the Adaptive Unconscious，Cambridge，MA：Belknap Press，2002.

106．根据标准化问题对文件进行编码后，本书随机选择了10%的文件并重新编码，结果没有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107．Mark Lowenthal，“Tribal Tongues：Intelligence Consumers，Intelligence Producers,”Washington Quarterly，Vol.15，No.1，1992，pp.157—168.

108．关于情报工作的政治化，参见Richard K．Betts，“Incorruptibility or Influence? Costs and Benefits of Politicization,”in Richard K．Betts，Enemies of Intelligence：Knowledge and Power in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Robert Jervis，“The Iraq WMD Intelligence Failure：What Everyone Knows is Wrong,”in Robert Jervis，Why Intelligence Fails：Lessons fro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Iraq Wa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Rovner，Fixing the Facts。

109．决策者很少直接操纵情报分析，以获得支持其偏好的政策的产品。但更微妙的政治化，如暗示情报结果的预期方向的默示，则更为常见，也更难证明。相反，在另一个极端，即情报部门提出的估计可能会严重影响关键决策者对对手意图的评估。我们应该能够从决策者为支持其评估而提出的推理中发现上述情况。

110．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采访了情报分析员和政策制定者，以探讨该时期情报界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公开听证会（如1994年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的听证会）或二手文献（例如关于B组报告对后来苏联意图评估的影响）也是重要的资源，可以研究当时同意评估结论的情报分析员与政策制定者的观点，以及那些反对这些结论的人。

(1)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L．S．Churchill）于1940—1945年和1951—1955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英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和副首相等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为美国第32任总统（1933—1945年），美国历史上首位连任四届（病逝于第四届任期中）的总统。——译者注

(2)　用罗伯特·杰维斯的话说，信号是一种“期票”（promissory notes），本身不包含内生可信度，是一种载体凭证。相反，指标是带有可信证据的声明或行动，是真实可信的。概言之，“信号”是一种可操纵的信息；而“指标”是不可操纵的信息。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徐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译者注

(3)　政治领导人转嫁国内危机、诉诸对外冲突的做法被称作“转移注意力战争”（diversionary war）。——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