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觉、现实、双步骤模式

以上的讨论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考察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对其他人的认识，就无法解释重大决定和政策是怎样形成的。也就是说，这些认知因素构成了部分行为的近因，其他层次的分析无法直接说明这些认知因素是什么。即使我们发现人在相同的环境——无论是国际、国内，还是政府部门——中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只要在决策者的知觉和现实之间存在差异，就有必要对决策过程进行分析。人们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但是由于这类行动可能是基于对世界的错误认识或者是缺乏高度理性，从而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观察者会因而被弄得迷惑不解。26本书中提出的许多假设属于决策过程分析的范畴，所提出的一般性观点涉及决策者怎样认识他人的行为，怎样对他人的意图做出自己的判断。对这些问题所做的解释借鉴了人根据模棱两可的信息进行推断的一般性方式，所以可以帮助解释许多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政策，同时也具体说明了高度理智、认真谨慎的政治家以什么方式、出于什么原因、在什么情况下会错误地认识环境并做出不合理的决定。

书中的其他假设研究了另外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决策分析是必要的，因为处于同样环境中的人表现出不同的行为。这种现象往往是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同、对其他行为体的看法不同所造成的。有的时候，有必要分析谁是正确的（如果真有一方是正确的话）；但是，通常更有意义的做法是察看人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认识、为什么他们会以他们现有的方式观察世界。

我们要探讨行为体的认识形成并发展上面讨论的两种假设，就应使用一个包含干预变量的模式，或称之为双步骤模式。27我们不准备把对外政策作为上面提到的三个分析层次变量的直接结果加以研究。我们希望分析的是行为体的知觉：把行为体知觉作为其行为的一个直接原因变量加以研究。比如，英国和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德国的威胁。也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担心是错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担心是正确的，但是可以把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研究，讨论英法两国反应行为的直接原因。

理解行为体的印象和认识会影响我们如何进一步研究行为体经历的事件和行为体在其他事件中的预期行为。例如，大家普遍认为，多数美国决策者相信越南战争的升级会使美国在战争中取得迅速的胜利。对此，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是：为什么美国决策者会有这样的错觉？他们采用了什么方式使得一连串的小举措增强了冲突的分量？如果决策者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取得胜利，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但是，国防部文件和一些相关评论已经证明决策者对胜算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些文件指出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参战越南会被认为是极端重要的事情，其重要程度足以使美国值得付出所预料到的极高代价。这就使我们要从认知这一概念的角度考虑在越南参战以及美国的其他行动，即考虑美国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多米诺骨牌”理论，而不是只考虑美国无意中发展起来的国际承诺和坑陷不谨慎政治家的“泥潭”。同理，关于古巴导弹危机引发的苏联人行为问题似乎不应该是“苏联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准备接受多大的风险，才会采取这样大胆、危险的行动”？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如此错误地理解美国可能的反应”28？并且可以重新分析苏联以前的行为，观察这样的行为是否是同样的错觉造成的。我们在下一章里会讨论一个问题，即这样的分析对决策者和学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知觉，更具体地说是对其他行为体的知觉，不是惟一重要的决策变量。两个行为体具有同样的知觉不意味着他们必然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如果有这样的知觉，就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即便没有采取同样的行动，也比较容易发现他们的行动为什么会有差别。有人认为，对敌方持有不同认识的行为体也可能就采取何种行动达成一致的看法，就像人们出于不同原因赞成同一政策一样。不过，这种一致不可能是持久的。我们在以下的章节中可以看到，之所以会出现涉及政策的许多重大意见分歧，其根本原因就是认知差异。在诸多决策案例中，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也就错误地理解相互之间的意见分歧，并因之卷入毫无意义的争辩之中。

但是，认识并非起始原因。所以，我们试图发现普遍错误知觉和知觉差异两种现象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模式中的第二个步骤是将两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第一个因素是行为体的认识；第二个因素，即便不是客观现实，至少也是行为体已有的信息。譬如，政治家怎样形成了对其他行为体的看法？政治家对什么现象最为关注？什么因素使政治家感到威胁？在什么条件下政治家认为其他行为体虽然怀有敌意但仅制定了有限的目标？以什么区别合法诱导与贿赂？什么行为最可能改变业已形成的认识？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用知觉因素解释所有国家行为。就像我们在对从历史经验中学习进行讨论所发现的那样，关于认识的原因和结果的假设只能是概然性的，许多其他变量都会发生作用。在我们研究的案例中，决策者面对大量相互竞争的利益、高度复杂的客观环境和极端模棱两可的信息，产生错觉和意见分歧的几率是很大的，原因也是很多的。正因为如此，在这一领域建立理论通则十分困难，例外情况经常出现，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影响结果的因素会被大部分理论家认为是具有偶发性质的。我们可以发现重要的知觉取向，但是对这样的偶发性因素却往往无法控制。

注释

1．尤其参见哈罗德·斯普劳特（Harold Sprout）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Margaret Sprout）的以下著作：Man-Milieu Relationship Hypothes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56）；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uman Affair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和An Ecological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Princeton University，Research Monograph No.30，March 1968）。

2．“Decision-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Richard Snyder，H．W．Bruck，and Burton Sapin，eds.，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New York: Free Press，1962），p.33.相似的论点可参见Fred Greenstein，“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on Politics: An Attempt to Clear Away Underbus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September 1967），pp.631—633。这与涉及发展次序的辩论有关联。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参见Herbert Hyman，Survey，Design and Analysis（Glencoe，Ill.: Free Press，1955），pp.254—263；Travis Hirschi and Hanan Selvin，Delinquency Research（New York: Free Press，1967），pp.82—85。（后一本书[再版简装本书名为Principles of Survey Analysis]在与本主题相关程度方面比其书名所表示的要广阔，它不仅在解释调查分析数据的使用方面有着极大的价值，而且在讨论理论、因果关系和证据等一般性问题上也有极大的价值。）

这个问题还与另一个意义更为宽泛的辩论有关，这就是莫里斯·纳坦松（Maurice Natanson）称之为“社会科学作为根基的两种截然对立的哲学观点，即：‘主观’和‘客观’的世界观”之间的辩论。（Maurice Natanson，ed.，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 Random House，1963]中的前言，p.viii。）

3．Hirschi and Selvin，Delinquency Research，p.38.就像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所说的那样，“我不希望只是在我们发现与前提之间的微小联系或是相信这样的条件存在的时候才说事物得到了解释”。（“Noncausal Explanation，” in Daniel Lerner，ed.，Cause and Effect[New York: Free Press，1965]，p.146.）

4．引自Townsend Hoopes，The Limits of Intervention（New York: McKay，1969），p.30。

5．没有必要在这里深究现实的存在与实质这一问题。就本书的目的来说，后来观察人员之间的共识足以作为一个对现实的可操作定义。

6．Arnold Wolfers，“The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Baltimore，Md.: Johns Hopkins Press，1962），pp.3—24；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and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James Rosenau，“Pre-Theories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in R.Barry Farrell，ed.，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Evanston，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55），pp.29—92.

7．我们使用国际环境而不是国际体系，因为我们不是讨论国际体系理论。我们关注的是解释具体对外政策，不是发现互动的一般规律。

8．引自Robert Butow，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506；又引自Egmont Zechlin，“Cabinet versus Economic Warfare in Germany，” in H.W.Koch，ed.，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 Macmillan & Co.，1972），p.165。

9．参见K.J.Holsti，“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4（September 1970），p.165。

10．很有意思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知觉方面，人们往往对对方个人性格决定其行为的程度估计过高，而对外在环境的影响程度却估计不足。可参见Gustav Ichheiser，Appearances and Realities（San Francisco: Jossey-Bass，1970），pp.49—59。但是当一个人解释他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就会将自己的行动归于环境因素，而不归于自己的性格。参见Edward Jones and Richard Nisbett，The Actor and the Observer: Divergent Perceptions of the Causes of Behavior（New York: General Learning Press，1971）。

11．最近有两篇文章讨论了对外政策研究中问题领域概念的使用，但没有涉及分析层次问题。参见Thomas Brewer，“Issue and Context Variations i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7（March 1973），pp.89—114和William Zimmerman，“Issue Area and Foreign-Policy Proc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December 1973），pp.1204—1212。

12．James Rosenau，“Pre-Theories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pp.47—48；Stanley Hoffmann，“Restraints and Choice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aedalus（Fall 1962），pp.692—694.

13．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在“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on Politics”一文中大部分假设涉及在什么条件下个人性格是最重要的因素。格林斯坦的论述可以归于此类。

14．所以才有了一位内阁成员的这句名言：当总统把一项命令重复到第三遍的时候，你再去执行也为时不晚。

15．在这方面对证据的精彩讨论是迪娜·津尼斯（Dina Zinnes）的定量分析研究“Some Evidence Relevant to the Man-Milieu Hypothesis”，载于James Rosenau，Vincent Davis，and Maurice East，eds.，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Free Press，1972），pp.209—251。但是，对于我在本书里提出的问题来说，这类研究由于没有充分测量客观环境的相似程度和国家反应的相似程度，所以用处不大。使用事件比重测量方法研究这类问题的成果也越来越多，但是同样用处不大。霍尔斯蒂的研究对此处理得较好，这一研究发现决策者之间知觉差异随着局势紧张程度的增加而缩小。参见Ole Holsti，“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4（September 1970），pp.303—310。

16．关于一般性讨论，参见Herbert Blumer，“Society as Symbolic Interaction，” in Arnold Rose，ed.，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Proces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2），pp.180—191。关于学术成果汇总，参见Kenneth Terhune，“Personality i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Paul Swingle，ed.，The Structure of Conflict（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0），pp.193—234。过去几年里，这一主题受到心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关于对这类研究的综述和探讨，参见Daryl Bem and Andrea Allen，“On Predicting Some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Psychological Review 81（1974），pp.506—520。

17．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p.13.

18．Paul Kecskemeti，Strategic Surrender（New York: Atheneum，1964），pp.19—20；Ole Holsti，“The 1914 Cas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9（June 1965），pp.365—378；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p.14.

19．可参见Charles Marier，“Revision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ld War Origin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4（1970），pp.313—347；Robert Tucker，The Radical Lef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ltimore，Md.: Johns Hopkins Press，1971）；James Richardson，“Cold War Revisionism: A Critique,” World Politics 24（July 1972），pp.579—612；Ole Holsti，“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kes Strange Bedfellows: Theories of the Radical Right and the Radical Lef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March 1974），pp.217—242。如果与欧洲政治家相比较，则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人的知觉是否是特殊的。

20．Marshall Shulman，Stalin's Foreign Policy Reappraised（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21．Michael Gordon，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Labour's Foreign Policy，1914—196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6；M.A.Fitzsimons，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British Labour Government，1945—1951（Notre Dame，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53），p.26.

22．这组人包括可能成为政治领袖的人物，由他们掌握权力不会引起国内政治体制的根本变化。存在与这些人意见相左的观点这一现象并不会削弱认为国家性质十分重要的论点。实际上，如果有些人因为观点不同而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反倒证明了这一分析层次的重要性，而不是说明决策分析层次具有的独立意义。

23．关于这一主题，大部分观点来自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的著作。参见Philip Selznick，TAV and the Grassroot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7）；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Evanston，Ill.: Row，Peterson，1957）。亦参见Morton Halperin，“Why Bureaucrats Play Games，” Foreign Policy，No.2（Spring 1971），pp.74—88；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4），pp.26—62。

2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建立了一个情报机构，试图再现德国人的观点。英国人成功地预测了德国各个政府部门的观点，但是从来没有顺利地预测希特勒何时会赞同某个部门的观点，何时会强行实施自己的意见。（Donarld McLachlan，Room 39[New York: Atheneum，1968]，pp.252—258.）

25．Ernest May，“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Military Consul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aron Wildavsky，ed.，The Presidency（Boston: Little，Brown，1969），p.668；Patrick Gordon Walker，The Cabinet（New York: Basic Books，1970），p.67；W.J.Reader，Architect of Airpower: The Life of the First Viscount Weir（London: Collins，1968），p.270；Roger Brown，Fashoda Reconsidered（Baltimore，Md.: Johns Hopkins Press，1970），pp.24—32，85.

26．关于人是怎样观察世界和处理信息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国家的行为规律，不考虑决策过程的人是不会发现这样的行为规律的。譬如，我们可以说，有两种环境，虽然以后对其进行研究的学者可能认为这两种环境并不相同，但当时的决策者却认为它们是相同的，因之也就认为应该采取同样的反应行动。所以，如果我们研究许多案例，发现共同的偏差现象，查明其原因，那么就可以把这样的知识应用到不需要使用大量决策过程分析的理论中去了。

27．参见Charles Osgood，“Behavior The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Ronald Yong，ed.，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s（Evanston，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58），pp.217—244。关于最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应用问题，参见Richard Jessor and Shirley Jessor，“The Perceived Environment in Behavioral Scienc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6（July/August 1973），pp.801—827。罗伯特·戈尔曼（Robert Gorman）发表了一个有意义的批评意见，他问道：“我们是否必须集中分析决策者本人，以求发现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的知觉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集中分析决策者置身其中的社会组织，以及分析组织与决策者本人都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呢？如果我们采用第一种方法，社会因素就成为第二位的、工具性的因素了。如果我们采取第二种方法，那么，决策者的知觉似乎从逻辑上依赖于外部规则，因此探究个人知觉的性质也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事情了。如果我们将两者结合使用，就像决策理论家所做的那样，我们就发展了一种理论，其中任何一个前提都会被另外一个前提的存在所否定。这个一般性理论本身也就会在徒有形式但毫无意义的混合体中蹒跚。”（“On the Inadequacies of Non-Philosophical Political Scienc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Decision-Making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4[December 1970]，408.）使用双步骤模式会避免这种矛盾。

28．Daniel Ellsberg，“The Quagmire Myth and the Stalemate Machine，” in Papers On the War（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72），pp.42—135；Leslie Gelb，“Vietnam：The System Worked，” Foreign Policy No.3（Summer 1971），pp.140—167；Klaus Knorr，“Failures i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d：The Case of the Cuban Missiles，” World Politics 16（April 1967），pp.455—467．西奥多·德雷珀在解释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预时未能考虑到这类问题的重要性。（“The Dominican Intervention Reconsidered,”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6[March 1971]，pp.26—28.）借鉴一个其他领域的例子，非政治性家庭的年轻人比高度政治性家庭的年轻人更趋于不接受父母的政治观点，这不是因为前一群体不愿意接受父母的政治观点，而是因为他们对父母的信仰缺乏了解。（Richard Niemi，How Family Members Perceive Each Other[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4]，pp.2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