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史学的软肋

现代史学的兴起，初见之于受到启蒙思潮影响的历史叙事，开风气之先的是意大利哲人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提出人类共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从神权时代到英雄时代，再到人权时代，历史是不断进步既有规律又有理性的直线发展，把人类从野蛮带往文明，展现人类愈来愈好的高度乐观主义。现代史学又认为历史的成长像生命体，犹如生物般有机发展，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之演化论增强了这种看法。故现代史学认为：今日由既往发展而来，以宏观视之，历史乃人类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历史的进程实由重要概念所主导，特别是以理性、进步与自由三大概念为主轴，甚而认为由大概念所界定的历史进程，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此一“发展论述”（developmental narrative）将进步视为发展的秩序，是每一个社会的必经之途。

所有的学术（包括史学），在启蒙精神感召之下，无不追求真相，且有信心发现所有的真理。历史的内涵原有二义：一指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二指史书所载。在汉语世界里，“历史事件”（historical events）与“史实”（historical facts）可以通用；西方现代史家对两者亦少作区隔。然而对后史而言，两者绝对有异，所谓历史事件是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白璧无瑕，但已如鸿飞冥冥，虽偶尔鸿爪留痕，已非原样，所留下者实乃史家之记录而已。记录虽有文献佐证，然在记载的过程中不免掺杂偏见、主观取舍与判断，所以经过史家处理过的史实，已不再清白无瑕，而史家也绝无可能复制既往的事件，借尼采之言，用实证方法可以复制往事乃“现代的迷信”（modern superstition）[1]。史家有意或无意塑造自以为是的史实，引发史实是否正确？有无偏见？曾否增删？以及是否有其他人为制约的疑问？因而要能客观公正重建历史，绝无可能。

后史认为：当史家书写历史时不可能如唐太宗所说“以古为镜”，照出完整而无瑕的过去。简单的史实可以真实不误，例如武昌起义发生于1911年的10月10日，但这仅仅是记事，史家的任务不仅于此，尚需解释与叙述。武昌起义只是辛亥革命的一件事，若要用概念去串联其他许许多多的事情，就需要判断主次与分析轻重，这就不再是简单的事实陈述，而是史家的书写。历史书写必须要串联许多陈述加以解说，如说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已具史家的判断。史家继之还要整合许多相关事件加以分析，而后形成概念才能完成历史叙事。

经过史家的判断、整合与解释后的史实，与真实发生的事件未必相符，或已面目全非。史家所写与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之间，必然会有无意的走漏或有意的增添，不可能重现事件的原貌，以至于辛亥革命的过程、性质，以及由谁领导等等便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叙事的规模愈大，则牵涉到的取材、分析、假设、综述、总结等议题愈是错综复杂，从事实转变成叙事的过程愈不可能客观。后史于此挑战现代史学坚持的客观叙事，认为史家一直在做判断，而判断必受其时代的影响，每一时代有其史观，也有不同关注的议题，故不能够真实陈述既往的历史事件。历史叙事不是不相干事实的堆积，而必须使所陈述的事实具有意义，史观便在其中。于此后史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质疑，就是史事的不稳定性，认为凡自信能够重建具有权威性的历史事件者，都忘了无可避免的道德裁判，因所谓确实之事其中就有道德因素在作祟。所谓道德因素包括种族、民族、宗教等信仰在内。所以后史将“史实”（fact）、“史事”（event）、“史述”（narrative）三项作了明确的区分。故后史不认为有权威论述，特别要颠覆号称具有权威性的普世价值观。

按照英裔美国史家路易斯（Bernard Lewis，1916—2018）所说，历史约有三类：（1）“记忆的历史”（history remembered），包括留存下来的个人与实物的记忆，诸如日记、回忆录、经文、纪念碑、小区地标等等；（2）“重建的历史”（history recovered），即利用各种可以获得的数据重构被遗忘的过去，诸如人、事、思想等等；（3）“发明的历史”（history invented），即具有某种目的之历史解释，或为宗教，或为政治，或为意识形态之用[2]。这三类都出自史家之手，并非完全是原来发生过的事实，也说明了历史就是文字的记录，并不是往事一五一十的重建。

悠久的中国传统史学意识似乎早已认定历史就是文字的记录。例如潘荣有言：“圣贤吾不得而见之矣，而得见圣贤于书；治乱吾不得而见之矣，而得知治乱于史。事纪于言，理寓于事，非事则理不可见，非言则事不可传。大哉，书与史之功乎！”[3]汉字史的意涵不是指史官，就是指史书，所载也认为是曾经客观存在之往事。6世纪之初，刘勰所写的《文心雕龙·史传篇》，明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就是说今日之所以知道过去的事，唯有靠文字的记载。除了文字记载之外，根本无从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刘勰之后，唐代史家刘知幾继续发挥此意，认为不朽完全要靠“书名竹帛”，即《隋书·经籍志》所说：“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4]。如果没有竹帛，没有史官记录，则过去所发生过的事，一旦物化便将永灭。反过来说，如果“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5]。所谓“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者也。大唐以后出现“史事”一词[6]，也应指史册所载的往事。所以，后史点明所谓历史仅出自史家手笔，可获吾华史学传统之认同。

然而西方现代史学认为史书用科学方法，从文献资料着手，经过实证可以重建既往真实的历史；易词言之，书写的历史能等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尤重档案史料，深信历史可以如实直书[7]，他认为历史可以既科学而又客观，不受制于当代任何政治或哲学系统，历史也不能预知将来，兰克因而被公认为“现代史学之父”，建立了被称为信而有征的学院派史学。书写客观而真实的历史，足以与学院内其他学科并肩。兰克主导下的现代史学，力求往事之重建，相信史家经过严格的方法训练，利用充分的档案数据，便能够将往事写成客观、公正而真实的历史，建立了兰克的实证史学典范。所以现代史学基本上认为历史乃客观之存在，而由史家来面对、来叙述，史家且有能力摆脱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等影响，能够分辨事实与价值。史事有其内在理路，公正的史家自可发现客观存在的历史而重建之。再者，现代史家凭借理性思维可以掌握历史的实质，叙事也能遵循进步史观，有日臻完善的进程。最乐观者更深信史学之精确，直可比拟自然科学。英国史家伯里（John B. Bury，1861—1927）就曾说过：“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history］ is herself simply a science，no less and no more）[8]，其所谓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但是伯氏晚年及时觉悟到史学科学化之不可能实现，黯然放弃旧说[9]。傅斯年自欧洲留学归国，欲将史学建设为像地质学、生物学一样的科学，显然在呼应伯氏，惜傅氏不及知伯氏晚年已迷途知返。其实早在1930年代，哲学家金岳霖已经明白辨别科学与历史之异，科学永远是可以证实的，科学实验可以屡试不爽；科学之观察可以一再复制，但历史不能。他引幽默大师比尔博姆（Max Beerbohm，1872—1956）之言说：“历史从来不会重复，只是史家彼此一再重复。”虽语带讽刺，但历史事件确实不可能重复，故而无从获致普遍的法则；有之，仅仅是具体的历史事实与人物[10]。

其实伯里之名言乃一口号，因现代学者大都不认为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实证派更想用普遍法则来解释历史，既然要历史信而有征，必须在概念上或书写结构上靠近科学。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虽说因果解释的逻辑，历史与科学相同，都从普遍法则演绎而来，但历史只能假定法则而不能组成法则。历史与科学解释的逻辑虽都与预测相关，然预测不是未卜先知而是测试假设；两者虽说不异，无奈历史具有特殊性格，无法重演，不可能成为由普遍法则来规范的科学。所以波普尔也并不认为科学是历史追求的目标[11]，他虽力挺历史的客观性，但仍得承认历史难以试验，更何况每一个世代有其自身的问题，必有其自身的利害与见解[12]。波普尔虽有心捍卫客观信史，然因其对客观的严格定义，不得不有“史不足尽信”的结论。

波普尔不认为历史法则可能建立，但亨普尔（Carl G. Hempel，1905—1997）则在其引人注目的名篇《普遍法则的历史功能》（“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一文中，肯定历史能由法则规范，相信实验科学之因果率能解释历史事件，强调人文与自然现象的解释结构并无不同，所以不认为史家可以仅凭理解之“同情”（empathy）治史。亨氏在自然科学当红的20世纪，固然希望将史学建设成科学，认为自然科学里的普遍法则可用之于历史研究，唱之甚力，故欲在史学范畴内建立“科学解释的逻辑结构”（logical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13]，相信在普遍法则或规律引导下，历史事件可以得到预期的解释，因经由理性、合乎普遍法则的逻辑推理，也就是亨普尔所说预测不是凭空预言，而是“理性的科学预测”（rational scientific anticipation）[14]。亨普尔不可能看不到历史科学化的困难，但他认为即使在自然科学内，普遍法则与理性推理也经常是可能的假设，不一定放诸四海而皆准，不是铁律而是机遇率。此外他觉得史家虽不能作货真价实的科学的历史解释，但至少可以科学模式作为指引。类此说法只能说是权宜，而非放弃原则。亨氏之说被称为“覆盖法则”（covering law）[15]，但他承认史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严格，只能见其大概，可称“科学之初阶”（rudimentary science）[16]。即使如此，亨氏仍遭到挑战，学者大多认为历史不可能在封闭的演绎系统中运作，史事也不可能重复出现，历史研究的成果更不可能像科学那样超然公正[17]。“覆盖法则”既被否定，又有哲学家拟以“通则”（generalization）取代法则，认为历史解释是一综合的过程，使事实的细节得以明朗[18]。唯心派如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1901—1990）强调历史乃特殊而又不会重复的事件，不可能适用科学模式，直言若将史实视为普遍法则之例，“是无史矣”（history is dismissed）！他认为历史是“变”（change）与“常”（continuity）环环相扣的过程，史家不宜用“通则”（generalization）来治史；他不认为任何法则有助于历史事件的变迁与延续，也从未考虑历史事件之间是否有通则可寻[19]。唯心史观讲得最具体的是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1889—1943），他指出人世间之事与自然现象迥异，不能用同一种方法来理解。自然现象可从外部观察，人事更需要内省；不仅要发掘人事，而且要洞见呈现人事的思想；也就是说，历史人物的作为，另有可资了解其作为的思想，所以史家要理解历史人物的作为，必须重新思考历史人物之所思，包括对其所处情境的概念、知识、理据、信仰、规划，以及应该如何作为在内[20]。他不讨论没有思想面的人事，也不提如何处理非理性的思维；不过重要的是，他提供了解历史的准则，也包括非自觉的或非理性的思维在内。可见柯林伍德对历史的看法，若非形而上的自由意志论，至少也足可比拟“真正的自由思想”（thetruth of libertarianism），与实证派截然异趣[21]。类此争论见诸现代西方，而传统中国与传统西方均无之。更有学者强调，史家不讲究法则，而是作可能的解释，所优为者无非是总结、校勘、衡量，无须如科学之严密[22]。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直指历史是不同于科学的人文价值与志趣，两者在心智上有异，科学需要“解释”（erklären），而历史需要“理解”（verstehen），根本是不同的学科[23]。史学科学化遂被史家讥之为“精致的呓语”（sophistical flimflam）[24]，可说史学从科学全面撤退，以承认失败告终。

现代史学欲跻身自然科学之林的努力，虽未如愿，却与社会科学于20世纪结了不解之缘。史学成为社会科学之一，成为20世纪现代史学的主流。社会科学的核心是社会学理论，初见之于19世纪早期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诸辈，继而有马克思、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又译迪尔凯姆）、韦伯（Max Weber，1864—1920）等大师所领之风骚。追随社会科学之现代史家遂重分析而轻叙事，致力于模式的建构，讲求普遍法则。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锁定历史发展有五个阶段，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再进入封建社会，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二战后风靡一时的法国安娜学派（Annales）（俗称年鉴学派），也呼吁史学与社会科学为邻，守望相助，以气候与地理为历史发展最基本的因素，有谓气候可决定国家或文明的兴衰[25]。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欲成为人类道德与基本信念的指引，也属于乐观的实证主义。韦伯更被视为社会科学巨子，欲补马克思唯物史观之不足，认为马克思忽略了经济生产力与政治、军事、社会、心理诸方面的互动。然而不论何种学派，莫不认同历史有法则可循，有真相可求，有进步的日程可达，而且相信历史是实证的学科，无关美学，“古”足可以为“今”之用。现代史家谨奉实证方法与启蒙精神为基本信念，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