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兼综百家　择善而从

中医学源远流长，流派纷呈，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形成的。各家学说不但丰富了医学内容，而且对临床都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因此，余对明代医家李中梓主张淹通百家之长的治学观点颇为费同。《黄帝内经》兼收黄老儒道各家之学而成书，说明中医学的博大精深，以见其兼容百家的特点。当今是科学迅猛发展的时代，现代中医药学必须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知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互相渗透，互相促进，才能不断发扬光大，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宫廷秘方医疗佚事选评》再版前言）。

余通读了自《内》《难》以下，诸如仲景、叔和、《病源》《千金》《外台》、刘、李、朱、张、李时珍、叶、薛、吴、王等人著作；并旁涉了赵献可、韩飞霞、虞抟、绮石、张景岳、喻嘉言、傅青主、徐灵胎、陈修园、黄元御、张璐、王洪绪、程国彭、王泰林、王勋臣、唐容川、张锡纯等历代医家名著，从中吸取精华，以为己用，服务于民。

学习医家，首先要了解其学术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其治疗方法，才能灵活运用于临床。如仲景创立伤寒六经理论，以六经辨证论治为特点。然而其六经不但为治伤寒而设，同时亦为百病立法。如小柴胡汤原治伤寒少阳病，寒热往来，胸胁苦满，心烦喜呕等症。其立法是和解少阳枢机。其方寒热并用，攻补兼施，可宣通内外，疏利三焦，调达上下，和畅气机。若将其应用于杂病中，如感冒、黄疸、胆囊炎、肾盂肾炎、胃炎、胰腺炎、肠炎、胸膜炎、产褥热、便秘、前庭神经原炎及定时发作性疾病等，凡有少阳见症者皆可用之。

又如李东垣治病以脾胃元气为本，若寒温不适，或饮食劳倦，或七情失调损伤脾胃，以致元气不足，阴火上乘，湿气下流，导致气高而喘，身热心烦，头痛，口干，不任风寒，脉洪大等症，乃创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益元气、升清阳、泻阴火，此即东垣之学术要点。将此观点指导临床，则不独脾胃元气不足气虚发热者可用，他如气虚头痛、久疟、久痢、久痹、眼睑下垂、内脏下垂、疝气、癃闭、淋症等气虚无力达邪者用之皆可取效。

对前贤之论应有所取舍，不可刻舟求剑。如朱丹溪创六郁相因说，而立越鞠丸一方。证之临床，凡六郁兼备者并不多见。因此，在用此方时，必以火痰湿食气瘀之有无轻重而权衡增损，若阴虚者则非所宜用之。

又如缪仲醇创治吐血三要法，医家多推为至论。然余认为，“三要法”有不明达者，亦有与医经相抵牾者，指导临床，原非确论。其一谓治吐血“宜行血，不宜止血”。行血是用活血化瘀的药物以流通血脉，吐血并非因瘀血导致者，此法显然不适宜。至于止血，要看吐血时寒热虚实之不同原因，或温止，或凉止。证诸临床，凡吐血来势急骤者，莫不急宜止塞，以防气随血脱，可见缪氏之言失于明。其二谓吐血症“宜补肝，不宜伐肝”。余按此说只从肝虚立论。肝内藏相火，其气实者，冲心犯胃，尤易致吐衄之症，所以肝火偏盛，横决而不可遏，致令血不能藏者，唐宗海有逍遥散加阿胶、山栀、胆草、胡黄连、车前仁、牛膝、青皮、牡蛎之治法，甚者用破泻肝火之重剂当归芦荟丸，则缪氏之说又失之偏。其三谓治血“宜降气不宜降火”。然观仲景用泻心汤以治吐衄，实为泻火宁血法之正宗。陈修园称“此为吐衄之神方”，可见缪氏此论与经旨相悖而失之当，说明读医家书不可盲从，必须详察深思，才能做到正确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