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说

（一）文献综述

代际不平等刻画了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与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的收入，子代受教育程度受到父代影响的程度是度量社会平等与活力的重要指标。代际流动性越低意味着子代越难依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跃迁。对于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Becker和Tomes（1979）建构的收入分配与代际传递均衡模型，之后国内外学者围绕代际流动做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国内关于代际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代际流动性的测度和代际流动性强弱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首先，关于代际流动性的测度。在代际流动性测度的早期，学者主要通过收入来测度代际流动性。王海港（2005）首次使用1988年和1995年短期收入代替永久性收入来测度代际流动性。但由于调查所得的数据子代处于生命周期的早期，而父代已经处于晚期，此时他们的收入并不能代表他们的永久性收入，并未考虑“暂时性波动”。为了避免暂时性冲击和生命周期偏误的影响，何晓琦、邓晓岚（2006）用父辈3年收入水平的平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但由于样本范围太小而不具有一般性。阳义南、连玉君（2015）根据数据内容提出了主观测量法和客观测量法，主观测量法即根据被调查者对自己及14岁时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的评价度量代际流动性，客观测量法是基于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样本的综合社会地位来测度代际流动性。本文结合所使用数据的特点以及代际收入弹性的弊端，使用主观测量法来测度地区代际流动性。其次，关于代际流动性大小所带来的社会性影响。迈尔斯·克拉克提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阐述了代际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指出代际流动对于收入不平等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代际流动对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路径主要有智商禀赋等智力遗传、教养方式态度等非智力遗传、人力资本投资以及通过寻租为子代获取工作机会等，收入越高的家庭对子代的投资力度越大（陈琳、沈馨，2016）等。除此之外，代际流动性也可显著地促进居民的生育意愿（魏瑾瑞、赵汉林，2019）和主观幸福感（李芳芝、张焕明，2021；刘小鸽等，2018）。

国内现有研究较少直接讨论代际流动对消费的影响，更多的是研究与代际流动相关的社会地位机会不平等以及收入差距等对消费的影响。而代际流动性主要测度的就是社会地位机会的平等性与社会的公正性（李芳芝、张焕明，2021）。从社会地位寻求角度来看，经济社会地位不同导致消费行为有很大的差异。社会地位越高，则代表相应社会地位的炫耀性消费增加（虞楸桦等，2015）。而已有研究与社会地位较低群体的消费行为观点却不一致，一类观点认为，当居民社会地位较低时，居民会降低消费增加储蓄，以期通过积累财富来提高未来的社会地位（蒋姣，2021）；另一类观点认为，居民社会地位对于不同的消费影响不同，对于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资本投资这样的发展型消费，不论居民社会地位高低，为了保证将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或者保持如今的高社会地位，都会缩减这类消费（金烨等，2011）。另外，由于示范效应的存在，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会盲目效仿高社会地位人群的消费习惯，会出现社会地位与消费行为不匹配的现象（杭斌、修磊，2016）。从机会不平等角度来看，机会不平等是指由个人无法左右的因素而导致的收入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可分解为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等，比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财富积累程度、职业类型等（Roemer，1998）。从已有研究来看，机会不平等既可以直接影响消费，也可以通过作用于收入等因素来间接影响消费。父亲的从业状况对于大学生的消费有显著影响，与父亲为领导干部相比，父亲为农民的大学生的消费支出要低得多，而且个人的享用性消费也与父亲的从业状况有关（梁前德，2010）。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吴玲萍等，2018）与职业类型（文洪星、韩青，2018）也会影响消费，机会不平等会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降低个人受教育水平，还会提高稳定工作与创业型岗位的门槛（葛永波等，2021）。机会不平等往往导致收入不平等，是抑制家庭消费升级的主要内因，机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会抑制家庭教育支出，减少人力资本投资（苏冬蔚、叶菁菁，2021），抑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从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主要指城镇居民）倾斜（刘文斌，2000），但在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变动趋势下，我国的消费率却远低于欧美国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收入差距过大，财富和购买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消费需求断层，总体消费倾向下降（马敏娜，2001）。收入差距扩大不仅抑制消费水平提升，还会抑制消费结构的优化（纪园园、宁磊，2020）。

综上，现有研究极少直接研究代际流动对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主要是将与代际流动相关的机会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收入差距等视为代际流动的一个维度进行研究。代际流动性低意味着机会不平等，进而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收入差距扩大。代际流动包含了受访者与其父辈经济地位的信息，是以一个动态的视角来研究父子两代人经济社会地位的动态变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也是从社会公平的新角度来研究代际流动对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代际流动性刻画了子代收入水平、受教育年限及职业发展等与父代社会经济地位的关联程度。近些年，年轻一代比老一代面临更加严重的机会不平等问题（江求川等，2014）。这种机会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父辈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转移导致的，父亲社会地位越高，子女凭借其社会关系获得好工作的机会就越多，也越容易获得高收入（陈东、黄旭锋，2015）。相比之下，父辈社会地位较低的子代就有极大可能无法实现社会地位的跃迁，也无法获得高收入。父代与子代之间经济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的代际传承使得子代获得高收入的机会不平等，收入差距拉大。而影响居民消费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收入，相对收入假说将社会心理引入消费与收入的关系中，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改变人的消费心理进而影响消费需求，在短期内，个体的消费会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在长期内，个体的消费还受到示范效应的影响。其基本思想是个体在消费中会互相影响，并且会产生心理上的互相攀比，是否把收入用于消费不仅由其绝对收入水平决定，而且还由相对收入水平决定，由此可见，收入差距会影响居民家庭的消费需求。收入差距对居民家庭总消费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影响：宏观方面，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水平高的人边际倾向小于收入水平低的人，因此当收入差距扩大时，高收入家庭虽然收入较高，但其边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家庭虽然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低，购买力将集中于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群体，从而导致社会消费需求不足，总消费降低；微观方面，社会地位寻求理论认为家庭有寻求更高社会地位的动机，当收入差距扩大时，收入高的家庭会通过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从而保住社会地位，低收入家庭也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从而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由此可见，当代际流动性较低时，不同父辈家庭背景的子代凭借父代社会经济地位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获得了不同的高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职业的机会，而这种机会不平等导致的收入差距会抑制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优化。进一步来说，当代际流动性提高时，人们对于下一代经济社会地位提升具有较高的期望，就会加大教育等非生存性投资，从而促进消费结构优化。

基于文献回顾及以上观点综合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待检验假设：

假设1：代际流动能够促进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提高、优化消费结构。

假设2：代际流动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来促进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提高、优化消费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