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间投融资共生演进与和谐发展状况

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金融—经济”结构发展不对称环境下，从民营经济内部分离出来的民间金融与营运民间投资的实体经济形成互通融资的共生界面，双方互利合作，民间金融机构经营货币，民营实体经济从事一般产品的生产经营，在资本供求的交互过程中投融资共生演进创造利润，形成推动发展的能量，结成一种类似生物学的“共生依存”关系。

第一节　我国民间投融资共生发展状况

民营经济中的民间投资与民间金融共生演进，是我国经济转制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一方面，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居民和民营企业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形成了民间融资的供给方；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以及农户个体经济的迅速发展，形成了民间融资的需求方。所谓民间投融资共生和谐，是指我国民营经济与民间融资在地方性投融资“合作—博弈”中共生和谐发展，投融资规范有序，双方恪守信用、平等互利，促进发展提升。“共生和谐”最早由美国经验社会学派提出，其认为“共生和谐”是支配区位秩序的最基本因素（Portter，1966；Khathert，1972）。共生发展理论包括以下4个方面内容：

其一，民间金融随着包括农户经济在内的民营经济兴起而散开发展，主要是为民营经济中的民间投资提供融通资金服务，与民营经济构成一种最为直接的共生依存关系。

200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经过系统的、全面的调研，该报告指出民间融资活跃与一个地区的民营经济发达程度有关，当年，浙江、福建、广东民间融资规模分别约为580亿元、500亿元和470亿元，相当于各省当年贷款增量的15%~25%。民间投融资交易先是在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广泛存在，之后在全国城乡广泛展开，主要是满足民营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小额紧急支付。图2-1为我国20个省份民间金融规模指数的排序。民间金融规模指数是采用非平均赋值法，用调查中选项选择的百分比乘以赋值得出的。数据显示，国内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以及东北和陕西、内蒙古等地区的民间金融规模指数较高，反映出民间投资共生单元需要民间金融单元支持以及民间金融在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正是通过民间金融组织独特的优质金融服务，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才获得更好的发展。

民间投融资依存演进符合自然生物界“共生依存”规律。民间投资和民间金融是经济系统中不同类型的经济单元，一方面，民间金融的资金供求均来源于民营经济实体，其发生和演变均依存于民营经济发展，以民营经济发展为存活条件，没有民间投资的发展，就不复有民间金融生存；另一方面，民间投资获得资本要依靠民间金融渠道，民间金融活动大都发生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即使是在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同样与包括农户经济在内的民营经济发展存在共生依存关系。这种共生关系是正规金融、民间金融和民营中小企业三类市场主体博弈的均衡结果（虞群娥、李爱喜，2007），是在现有制度空间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和次优均衡解。

其二，民间投资与民间金融通过共生单元的分工与合作，提高了共生单元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使民间投融资生态达到一个高水平的依存状态。

民间金融与民营经济形成了共生关系中产权一致、结构对称、最有凝聚力的一种共生形态，通过共生单元的自发分工与合作结成共生体，显著地提高共生单元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使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获得同等的进化机会；进一步，如果“共生依存是民间投资与民间金融互动的内在基础”命题成立，鉴于民间投资单元已列属于市场经济所合乎需要的经济成分，那么与其共生的民间金融单元在各式打压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情况就能得到很好的合理解释。表2-1是浙江温州地区2000—2009年民间金融与民营经济发展指标样本数据。数据显示，私营企业与个体工业户的总产值（X）与民间借贷规模（Y）呈正向变动，民营经济单元通过民间金融机构融资进而扩大生产，获得相对于借贷之前更高的利润；对于民间金融各单位而言，通过对民营经济单位的资金融通服务，获取了更多的贷款利润。

其三，民营经济部门通过民间自由借贷、互助会、民间集资、私人钱庄与私募基金等多种形式从事民间融资活动，根据已有的统计，无论城镇还是农村，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大多民间金融活跃集中，民间投融资共生发展关系越发明显。

·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是民间金融形式中历史最悠久、最常见的一种金融行为。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显示，2003—2009年，全国农户借款中来自私人的贷款占71%；其中，东部地区农户资金有81%来自民间金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这一比例则分别为76%和60%。民间借贷资金主要为家庭和企业的闲置资金，其交易活动主要集中在比较熟悉的人之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的地区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民间借贷形式，如金融职业中介、金融机构兼职放款人或其他有闲余资金的个人提供的信贷。通常民间融资的利率较高，但民间借贷大多从事无抵押的信用借贷，风险相对较高。民间信用借贷最常见的是短期融资，主要源于企业资金周转的短期紧急需要，特点是其借贷期限短，利率一般高于银行利率。

·民间集资。民间集资是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以组织生产和经营企业为目的，集中社会闲散资金的一种直接融资方式。民间集资按照用途可分为生产集资、公益和福利集资，按照利率水平不同可分为高息集资、低息集资和无息集资。我国存在的企业集资形式大约有七种：一是通过违法违规发行有价证券、会员卡或债务凭证等形式非法吸收资金；二是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行股份化，通过出售其份额的处置权进行高息集资；三是利用民间“会”“社”形式进行非法集资；四是以签订商品经销等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五是以发行或变相发行彩票的形式集资；六是利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式非法集资；七是利用果园或庄园开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民间借贷中介与私人钱庄。作为融资经纪人的“银中”“银背”（南方一些地方把金融中介称为银中或银背）是在民间融资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充当借贷中介人的职业机构，主要利用职业中介人在信息和信用上拥有的优势，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促成信贷交易，向借贷双方收取佣金（中介费、手续费或者担保费），按规定它们一般不能吸收资金建立资金池，但以自有资金进行放贷是显然存在的。银背作为职业中介，长期从事金融交易，一般拥有较强的资金实力或信息灵通。一些银背从做金融中介收取手续费开始，后转为收取客户存贷利差，成为经营货币业务的事实上的私人钱庄。相对于银背而言，私人钱庄是相当于银行的一种古老的传统金融形式，主要将自有资金作为信用担保，以低息从外部揽入资金，再以高息向外贷出。在温州等一些地方，许多钱庄都是在银背、银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金融呈会。金融呈会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金融形式，在国外称为轮转储蓄和信贷协会（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ROSCAs），在我国称为合会、轮会、钱会、摇会和抬会等，是一种熟人间带有互助合作性质的融资组织。金融呈会集储蓄和信贷于一体，形式多种多样，各地称法不一。按照会员使用的次序和方法分类，可分为摇会、轮回、标会；按照收会和转会的期限分类，可分为月会、季会、半年会和年会；等等。虽然金融呈会种类繁多，但其本质为入会成员之间相互的有息借贷。规模比较小的金融呈会，其会员之间彼此相互熟悉，会员人数也较少，互助性强。但随着金融呈会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员人数增多，相互之间了解的程度降低，会费变高，其盈利功能逐渐突出，安全性不断下降。有的甚至会蜕变成金融诈骗组织，有的会主携款潜逃后倒会，有的打着“合会”旗号聚敛资金后宣布倒会破产，使其成为金融诈骗的工具。

其四，随着民间融资的网络化转型，网络金融跨界混业发展，投融资共生发展关系更加紧密，投融资效益显著提高，但投融资共生博弈矛盾和融资风险问题也更加突出。

民间互联网金融跨界混业，是指实体经营的企业在大数据网络技术推动下，通过构建互联网金融，将互联网金融的支付、转账和信贷等业务与其从事的实体经济（如电子商务、物流和生产制造等）融合在一起，实现互联网金融与实体产业的深度融合和跨界发展，共享企业品牌、市场信息和用户群体，使商务模式从以往的投融资分离状态下摆脱出来，向投融资产业集合演进，创造“投资—金融”一体化共生发展新模式。现实中互联网金融“跨界混业”发展的情况非常普遍，以阿里、腾讯等为代表的众多企业依托实体产业的基础，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支付等信息技术手段，创造了所谓“第三方支付”“B2B”“B2C”和“众筹融资”等新的商务模式，从事与其实体经济相关的金融服务活动，从而使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业务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创造了互联网金融与实体产业“跨界混业”发展的新契机、新模式。

从经济生态角度来看，民间投融资恢复了曾因产业区划而被切断的资源共生本性，使各单元之间不断消除行业性内耗，从战略层面上共同推动金融、实体、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实现融合发展，持续放大共生乘数效应，促进各单元之间在共生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共生意愿，促成共生行为，形成共生资源，实现共生价值，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参见图2-2。

民间网络金融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无疑带动了金融产业的洗牌和革新，它拓宽了金融的服务范围。世界第一家P2P英国Zopa和全球最大P2P平台Lending Club产生之后，中国第一家网络信用借贷平台拍拍贷问世，当时比较活跃且有知名度的网贷公司有陆金所、红岭创投、铜板街、人人聚财、拍拍贷、宜人贷、小企业e家、有利网、人人贷、合拍在线、翼龙贷、团贷网。一些中小型网贷公司与专做平台的P2P公司合作，引领和培育了一批金融服务机构，链接网贷行业的上下游，优化产业链，形成一个新的互联网金融产业群体。任意一种全新的同客户打交道的方法都可能催生出一种新的模式。在未来社会里，无论以互联网、移动通信网还是物联网等方式实现，网络将会无处不在。阿里巴巴、腾讯等大型互联网企业依托自有电子商务平台，通过第三方支付系统与各类金融商品供销相连接，从最初单纯的消费支付业务向转账汇款、跨境结算、小额信贷、现金管理、资产管理、供应链金融、基金和保险代销、信用卡还款等传统银行业务领域渗透，并在集团层面上同时具备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的媒介功能。

互联网金融与实体产业集合发展，契合了企业融资与产业发展和大众消费、投资、理财等多种需求，跨越了“投资—金融”分业“鸿沟”，化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使资金供求能够形成充分交易的“可能性集合”。由此，互联网金融催生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市场需求，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更好的便捷与便利，实现了资金“碎片化管理”，提高了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同时，互联网金融“跨界混业”将商业活动中的商流、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有机整合，在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加快了商流、物流和生产的循环，引领相关产业的共同进步和实业领域内的发展升级。因此，以大数据为支撑的互联网金融“跨界混业”被称为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革命”（Mayer-Schonberger and Cukier，2013）。

毋庸置疑，互联网金融受到大众追捧而快速发展，但是，在“共生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同时，互联网金融“跨界混业”常伴有“滋生”“偏利共生”“衍生”和“寄生”等方面的金融生态问题，如催生新的金融机构、业务和产品，滋生“金融投机”“资金池”“恶意骗贷”以及“赖债、逃债、躲债”和“暴力讨债”等非法行为，还衍生了“洗黑钱”“黑社会”等非法组织，从而使互联网金融完全可能成为金融投机和违法犯罪所利用的“温床”。如“套现贷”提供商，以一家在百度搜索上投放广告名为“上海稻收信息科技”的公司为例，该公司打出了“智能代还”项目的全套解决方案，称可以做到：①智能还款：仅需5%账单本金即可执行全额还款计划，无额度限制；②超低费率：提现手续费低至0.55%，秒到；③模拟真实交易：真实商家消费记录，消费有积分；④操作便捷：App内一键快速设定，智能还款提现；⑤通道稳定：银行直清，稳定运行，保证通道安全、稳定性。在“信用卡套现贷模式”下，信用卡持卡人通过手机客户端将卡片与代偿平台绑定，导入账单后，代偿平台便可以模拟持卡人在商家刷卡消费，把信用卡余额的资金套出，再将套出的资金交给指定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由其向银行还款。在这个过程中，代偿平台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作为回报。按照通行规则，信用卡账单日后的消费全部为下一期账单还款额，而还款日前的还款都算作本期还款。“套现贷”还款的套路，实际上是通过在账单日和还款日的间隔内循环套现、还钱，将本期信用卡账单挪到下期，并一直滚动下去，这种模式不仅需要持卡人的身份证号和信用卡号，还要求填写信用卡CVV码、有效期等大量隐私信息，极易出现信用卡被盗刷现象。类似“平台代偿”的通常做法是拥有信用卡的用户在消费贷平台上申请平台代偿后，平台使用资金帮助用户还清信用卡，用户实际上是主动把债务转移给消费贷平台，可以缓解持卡人受限于现金流不足、无力偿还卡账而逾期造成信用不良等情况。现实情况中，各种金融网站“鱼龙混杂”，野蛮生长，同质竞争严重；一些企业一味追求跨进金融行业，减少或放松实体经济投资，甚至蓄意将网络金融作为其牟取暴利的工具；部分企业以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投资咨询公司、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等形式存在，而开展的业务“名不副实”；有的变相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或融通的资金不进账户，进行非法集资活动；还有的通过跨界业务设计，达到擅入金融业、规避监管和融资套利的目的。因此，在互联网金融超常发展的背后，金融风险在加速累积，而个别实体产业投资则呈现某种程度的衰减，从而对金融监管和实体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现实挑战。

第二节　投融资共生发展假说与理论揭示

出于资金融通的价值创造和供求双方需要，民间投融资共生发展（李娟，2013）。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先有非正式的民间金融，然后才有类似银行的正式金融（Keilin，1999）。民间非正式金融就是正式金融单列成形前的经济部门的金融活动（联合国粮农组织，1965），这是因为在当时观察到正式金融未覆盖到的地区发生了大量经济部门的信贷活动。谈樱佳（2008）以东南沿海地区相关数据为例，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我国民间金融和民营企业之间确实存在互动关系。李亚娟等（2013）通过系列实证和研究认为民间金融与民营经济之间存在着“生存与共、发展共荣”的共生关系，二者通过投融资界面活动，提高了彼此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赵玉珍（2014）通过运用数理模型分析，证实我国民间金融与中小微企业之间确实存在十分紧密的共生关系。

一、民间金融内生于民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

我国民间投融资供需关系形成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民营企业资金不足，需要新的融资渠道增补资金，进而形成了庞大的资金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拥有大量闲散资金，为寻求更高的利息，可以为民间金融市场提供资金。Stiglitz等（1981）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信贷配给的存在，民营经济很难获取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民营企业为了缓解自身融资困境，在系统内部裂生出民间金融这一独特的融资模式。姜旭朝（2004）认为，内生于民营经济的民间金融，能够为我国发展不完善的金融体系拾遗补缺。Aryeetey和Nissanke（1997）在对非洲四国的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由于民间金融内生于民营经济，因此更易动员家庭储蓄，进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Isaksson（2002）认为不平衡的政策和扭曲的信贷关系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推动民营经济内生出民间金融。曲红（2002）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民间金融为民营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李亚娟（2013）认为内生于民营经济的民间金融与民营经济有多层次的利益需求更加贴切。

二、民间投融资共生演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早期文献研究经济增长时受限于理论和实践很少直接考虑环境，但最近已产生了不少关于环境与经济增长关联的研究，如Acemoglu等（2012）、Bretschger（2016）及其与合作者们的系列研究。Bretschger（2016）研究得出，在资源（包括资本）约束下，内生增长模型的BGP均衡都需要特定条件。对增长可持续性的思考自然会涉及自然资源，还会延伸到发展环境。传统理论虽未直接讨论投融资环境变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但相关的理论奠定了这一研究的基础。譬如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强调要素应用和收益递增，突破了古典增长理论关于边际要素收益递减导致长期增长衰减的局限。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内生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Solow，1956；Swan，1956），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可以导致经济长期增长（罗默，1986；Schumperter，1934；舒尔茨，1990；贝克尔，1989；卢卡斯，1991）。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长理论扩展到金融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金融技术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King and Robson，1993）。John Laitner（2000）讨论了网络金融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率随金融结构变化而变化。

随着金融改革和金融方式的发展进化，众多学者从动态方面的多个视角，通过建模和实证等方法对金融创新的发生、运行、扩散及风险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吴念鲁、杨海平（2014）讨论了金融中心成立的条件，分析了中国国内相关城市建设金融中心的机遇和挑战，并从战略的高度评价了金融中心的问题。王纲（2010）、吴晓光（2011）、谢平（2013）、张然（2012）、吴晓勇（2013）、孙刚（2013）、康继军（2013）、沈越（2013）等认为应当让社会资本参与金融业务，实现社会金融资本的最大化增值和循环发展。苏晓红、胡义祥（2013）认为，作为一种制度创新，金融在促进产业发展方面具有优势。

三、民间投融资共生和谐激活民营经济发展

当投融资环境和谐时，企业会优先选择该融资方式（Bretschger，2016；Gurley，1985）。古典经济学认为，和谐理论精髓就是达成福利经济学最大满足（马歇尔、威克塞尔，1898）。和谐主题是按照一定规律和秩序产生的结果（哈耶克，1990），资本及其自由流通是一种存在性的“和谐秩序”（凯里，1989；巴斯夏，1986）。杨燕兵等认为，投融资是否和谐是衡量一个地区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杨燕兵，2018；马迪，2018）。张于和黄玥等从企业提升和品牌建设等不同角度阐述了投融资和谐“促进发展创新”（张于、黄玥，2017；赵勇、朱武祥，2000）。陈劲松和邱静（2014）认为，为了达到区块经济持续增长，地方政府有强烈改进投融资环境的动机。当然，要按照有利于“发展、创新、提高”的要求改善不和谐的方面和状态（黄宏，2017；唐超，2018），以加强和激发经济社会的正能量释放（董正青，2003）。

四、民间融资网络化促进社会投融资转型发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我国民间融资从传统结构模式向网络金融形态转化。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加快了货币流通（余翔，2017），有效地放大了货币乘数，同时提高了资金的流动性，有利于利率的市场化，促进了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郭田勇（2013）、米建国和李建伟（2013）、杨琳（2013）、王广谦（2013）、熊德平（2013）、王定祥（2013）、周劲波和何相海（2009）等认为互联网金融有力支持微观经济发展，对于我国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杨林（2013）、李广明（2011）等认为，我国“三农”经济的发展需要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多方面支持。李婧（2013）、范如倩（2008）认为电商第三方支付构建，有效地弥补了政府金融体系的不足。

第三节　投融资共生和谐激发创新发展

民间投融资共生和谐，会为投融资发展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民间金融伴随民营经济的融资需求快速发展，是我国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投融资环境是指伴随企业资金营运活动整个过程的各种周围境况和条件（Irwin，2014；Acemoglu et al.，2012）。实现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是包括融资在内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2018）。投融资环境是资本要素集聚可以实现的条件（方军雄，2007；王舵，2017），对激发经济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Patrick，1996；Hamplova，2014；肖作平，2004；郭娜，2013），优化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综合竞争力（杨占文，2018；张季平等，2017）。为说明环境建设的重要性，马岩（2012）通过相关指标构建分析，证实企业的规模和营运能力与企业发展环境正相关；董志强和魏下海等运用多个模型分析得出和谐环境与人均GDP高度正相关（董志强、魏下海，2012；朱芮，2016）。优质营商环境有利于加快中小企业的创新进程（杨志勇，2018；夏雪花，2006），经济行为主体需要通过改善环境达到有支撑可持续的稳健增长（Young，1991；郭志仪等，2013；陈武朝，2013）。肖作平（2004）从动态视角研究影响公司发展的因素，沈根祥（1999）、夏雪花（2006）以物流行业公司为例，考察企业微观环境对物流企业发展的影响，包括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等，实证分析了微观环境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环境与企业的发展（包括成长性、获利能力、股权结构等）呈显著正相关。

金融广化通过民间途径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张军、金煜，2005），首先，金融产业的广化增加资源的流动性，减少了民营企业投融资的交易成本，从而导致投资增加（Merton and Bodie，1995）；其次，金融广化提高了民营企业货币资源的创造效率以及回报率，从而提高生产率（King and Levine，1993；Beck et al.，2000）。

当民间融资环境良好时，企业会优先选择民间融资方式；当民间投融资环境不理想时，企业则会避开融资选择甚至放弃投资。马岩（2012）构建了企业规模、营运能力等指标来证实企业的发展会受到投融资环境因素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相关性检验，研究表明，企业发展规模与提升能力均与投融资环境正相关。蒋海棠（2014）研究认为，运输企业在作出融资决策时，必定要考虑外部的环境形势和可能的政策，提高融资效率。陈劲松和邱静（2014）认为地方政府通过对民间融资干预，为当地企业提供信贷环境，直接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为了达到区块经济快速增长的目的，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改善投融资环境，提高市场治理水平，融进不断流动的新资源，积极促进新企业的建立与发展。而邱明珠（2011）研究发现，宏微观经济环境能够影响企业的发展。营造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持续发展的要求，对任何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于、黄玥，2017）。要按照“多服务、少干预，多帮忙、不设障”的要求，积极改进对民营企业的管理与服务（黄宏，2017；唐超，2018）。董志强和魏下海等运用OLS回归分析得出营商环境与经济发展（人均GDP）高度正相关（朱芮，2016；董志强、魏下海，2012；马迪，2018）。

为真实反映和说明近年来民间投融资共生发展情况，表2-2节选了浙江温州2016年3月发生的民间投融资原始数据。

根据表2-2的原始数据资料，我们利用Stata12.0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2-3。

由表2-2和表2-3可以看出：第一，民间融资的资金都用于满足包括个人、个私单位和公司在内的民营实体经济的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2016年3月温州各网点记录的单月民间融资交易为712笔，平均每天交易23笔，民间融资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是现实经济社会环境下的客观存在。第二，民间融资中个人融资占90.58%，个私单位融资占6.17%，其他为公司融资，反映了小微企业对民间融资有更大的需求。第三，从资金用途来看，民间融资分布在农业、制造业、渔业及其他服务行业，反映了各行业对民间融资市场以及借贷利率的接受和认同。资金用途方面都是以满足实体经济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为主，其中用于银行还款的占1.96%，用于资金周转的最多，占76.54%，说明进行民间融资的大多用于像资金周转这样的资金急需，对企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从而也说明民间融资是融资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第四，从借贷期限来看，最长的24个月，最短的1个月，反映民间融资大多为短期贷款。第五，从融资金额来看，单笔最高融资2734.6万元，最小融资2万元，平均55.68万元，中位数20万元，对企业来讲，民间融资金额小，在资金链条上只是拾遗补缺，不构成企业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经济的健康发展”。[1]民间金融作为不同于正规金融的单列的融资模式，正是基于此背景条件应运而生。由于民间金融内生于民营经济，一般基于地缘、血缘、亲缘结成投融资关系，更易适应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困境。民间金融不同于正规金融，其诞生之初缺乏政府的政策支持，发展过程充满了坎坷。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金融一直延续发展至今，这也从侧面证实民间金融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模式，对于重视和建构民间投融资和谐环境，促使民间投融资产业健康发展具有特殊作用。民间投融资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民营企业长期亟须拓宽和增加融资渠道，因此形成了庞大的民间融资需求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内部存量充盈的闲置资金可以为民间金融提供庞大的资金。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纵深改革发展深化，国家开始越来越重视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金融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遵循金融发展规律，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2]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要改善金融服务，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尤其是进入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管道”。[3]民间金融作为资金融通服务的供给方，让民营经济的闲置资本在供需双方之间流转，拓宽了民营企业获取资金融通服务的渠道，提高了民间闲置资金的利用效率。因此，民间金融的存在提高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完善了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符合金融改革发展的大政方针，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健康发展。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已经逐渐承认民间金融对于缓解民营经济融资困境的作用，开始注重民间投融资发展的良好环境建设和政策支持。然而，作为民营经济内部自发的融资模式，民间金融不同于正规金融，具有隐匿性高、散发性强、规范难度大等特点，加上一些民间融资机构经常游走于法律边缘打“擦边球”，政府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投融资一旦出现风险问题，将会给经济的繁荣稳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民间投融资共生经济体是一种复杂性经济适应系统，有其发生的“自然特点”，其产生有客观的内在原因，是共生客观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具有与自然界生物共生所体现的同样的自生、自发、必然、无序和无规则等特点；但同时，民间投融资共生经济体又有其私有资本特性引发的社会秩序问题，近几年连续发生多起影响恶劣的社会事件，无不说明民间投融资共生结成的融资网络具有较大的隐患风险。民间投资与民间金融共生发展，必然要寻求其与生态发展相符的认识、解释、逻辑、理论、说明，才能因势利导，促使其和谐健康发展。

第四节　投融资共生和谐问题与治理困境

民间金融是一种建立在资金供求双方彼此相互了解、高度信任基础之上的自发市场活动，既可以是贷方以借方的信用做保证实现借贷，也可通过双方都高度信任的第三者居间牵线搭桥缔结信用关系。当投资主体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时，便求助于民间金融来实现，这种“特别条件”下的借贷无疑削弱了“好贷好还”的预期实现。除少数私人钱庄融资和民营企业的内部集资外，大多数民间融资活动都是分散的，不具有地域上的集中性和时间上的连续性。一旦借方到期无力偿还贷款，或是民间金融组织倒闭破产，就可能引发赖债、逃债和废除债务等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

一、共生单元不完善

民间投融资共生经济体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是一种复杂性经济适应系统，既有其生态发生的自发和无规则的“自然特点”，表现出主动适应性、多层次性、开放性、聚集性、多样性等特征，也有私有资本呈现出的唯利是图、贪婪、偏利的特点。民间金融自发性强，经营不规范（如高利贷、非法揽储等），贷款时缺乏严格的调查和严谨的合约，财务管理措施和审计稽核制度缺失；民营中小企业缺乏完善的信用体系和管理档案，一旦债务人破产或者携款潜逃，将给贷款的民间金融机构造成极大的损失。

民间金融是自发产生的市场融资活动，是具有民营经济属性的一种内生金融形态，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民营经济自身需要和催生的，是部分民营经济由“产品经营”转为“货币经营”的形态改变。民间金融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即没有与之对应的成熟的金融监管体系。在我国，正规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农村信用社等均已有较成熟的金融监管制度，在这范围之外的经济主体所从事的融资活动则很少受到金融监管，均属于民间金融范畴。国内学者对民间金融内涵的界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早期研究中，民间金融为一切非官方的、非公有制的金融形式，这主要是由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所决定的。在这个定义中，显然，民间金融与官办金融相对立。这时的民间金融所覆盖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包括了民间借贷、地下钱庄、各种合会（如标会）等，以及各种集资活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将民间金融作为官办金融对立面的定义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由于投融资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在具体的调控操作中，原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却又产生（史跃峰，2012）。民间金融存在一定的负效应，由于它是自发产生的，缺乏专业指导和监管，发展的野蛮和无序状态容易诱发风险，引起债务纠纷，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影响民营经济发展。一些企业主体借监管不完善之机采取各种手段恶意逃废债务。加之民间融资案件“判决容易执行难”，有的案件多年久拖不决，在相当程度上，投融资不和谐影响和损害了民营经济平稳发展。李蕴祺（2005）、韩平（2005）认为金融和谐体系的建立应该“加大对‘三农’等薄弱环节项目的支持和监管力度”。白世春（2005）认为投融资和谐体系意味着为小企业和农民解决最迫切的短期融资问题。刘永好（2005）通过对农业类的企业融资难、负担重等问题进行研究，认为金融和谐体系的建立应该“加大对农业类企业的支持力度”。江其务（2005）认为和谐意味着应用宏观调控工具提高金融配置效率。谢朝华（2005）认为建设投融资和谐体系必须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李扬（2022）认为金融和谐体系的建立应该注意“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金融和谐环境的优劣对新增不良贷款与贷款风险有着很大的影响（郑兵，2018）。

二、共生模式不成熟

程恩富（1988）在讨论经济学共生理论时指出，市场经济下经济活动除了激烈的竞争，也存在共生发展。袁纯清（1998）借鉴生物学的共生概念及理论，建立了“共生理论”在经济学分析中的构架，对多个国家的小型经济开展了对比研究。此外，不少学者陆续引入数理模型对不同产业、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展开分析。

根据共生理论，民间投融资共生形式包括“互惠共生”“偏利共生”“衍生”“寄生”以及熟人圈的“点共生”“局部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等多种形式。一般认为，民间投融资互惠共生可使双方受益；而偏利共生（如高利贷，借贷各方“收益—风险”不对称，最终容易导致一方受益一方受损的偏利问题）、衍生寄生（民间投融资共生发生的同时，会衍生像“金融中介”“金融呈会”“地下钱庄”等非法组织，也会衍生“借资赌博”“赖债、逃债、躲债”“金融诈骗”“洗黑钱”等非法行为，还会出现诸如“讨债公司”“黑社会”等各种非法寄生组织）则会带来安全和秩序问题，引发金融风险，甚至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基于“以信为本”的民间投融资共生只适合于具有良好信用、彼此熟悉的“熟人圈子”，一旦融资范围扩大必然造成“道义作用”的力不从心。

和谐环境理念意在投融资双方追求“恪守信用、平等互利、相互支持、共同繁荣”的局面，即力求“经济—金融”系统各部分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民间投融资交易存在“利益冲突”，且民间融资多为不符合贷款要求的“紧要高风险融资”，每当货币从紧或地方性资金有缺口时，总有各种违规金融投机跑偏。就已有凸显情况而言：一是部分实体经济向虚拟看齐，热衷于“金融投机”和“炒钱捞金”；二是民间融资网络化转型，出现大量网络平台，如P2P、B2B、B2C。由此，民间投融资存在“损人利己”的道德风险和“法律冒险”情况，“事前算计”如“骗取贷款”“违规基金”“套路贷”“合同要挟”“网络欺诈”，“事后变卦”如“拖欠还款”“拒绝履约”“逃废债务”“暴力讨债”“黑恶势力”，以及“违规揽资”“资金池”“融资转贷”“跑路事件”等时有发生。

三、共生环境不健全

首先，政府监管与引导结合的机制尚未建立，地方政府保护金融产权的成本和界定产权交易费用巨大，政府对民间金融的态度一直以整治打压为主，缺少正向的必要引导，从而使民间金融的作用未能得到更好的发挥，这突出表现在民间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马歇尔冲突”（Marshall's Dilemma）问题。其次，民间金融运行的法律环境还不够完善，金融共生的良性发展既要求完善规范金融共生单元行为的法律法规体系，也要求严格执法以制裁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目前这两方面的法律环境都很不完善，不仅使这些法律法规难以真正起到保障民间金融与民营经济互惠共生的作用，还强化了某些金融主体追求违法违规收益的动机，从而进一步破坏了共生系统的和谐。最后，信用环境方面，目前没有良好的制度安排来规范和约束信用活动，而且在现行法律对失信行为和失信者缺乏有效惩治的情况下，失信的违约成本很低，社会信用观念淡薄，许多人急功近利，失信违约，对借贷市场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民间投融资共生和谐成为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主要在于民间投融资的共生属性，民营经济需要民间金融支持。一方面，民营经济中存在不合乎正规贷款要求的紧急贷款、创始资本和关键项目融资等，有对民间融资的多方面需求；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闲置资金构成对民间融资的资金供给。当民间投融资共生和谐时，民间融资可以起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当民间投融资发生纠纷导致不和谐时，不良民间投融资将对民营经济发展起破坏甚至毁灭作用。

四、从产生的源头上调整民间投融资共生关系，需要在理论构建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引导民间投融资发展方向，构建良好的投融资秩序

众多地方资料显示，民间投融资共生和谐与否已成为影响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负手”和突出的营商环境问题。当民间投融资共生环境和谐时，融资顺畅，投资效率高，民营经济勃发、繁荣、稳定；当民间投融资陷入纠纷、诚信缺乏导致环境不和谐时，民营经济就会发生衰退、停业、倒闭。要完善相关法规，明确界定相关政策，规范民间融资的合规经营。把完善我国金融法律法规和加强交易道德建设相结合，不仅要在立法上着力优化民间金融司法环境，还要完善民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通过舆论、行业自律等手段提高其道德观念，维护和支持整个金融生态的平衡和健康发展。只有切实通过共生系统内外部环境的改革，为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共生模式的进化提供必要的、合理的共生界面，在减少外部阻力的同时也降低内部风险，才能维持良好的金融生态秩序。有学者提出，将民间金融共生限制在有效监督管理的合适范围和规模以内，促使民间金融和谐有序发展。由于民间金融的管理主要依靠“道义作用”，对民间金融合理有效的管理，必然要求通过应用“共生规律”形成对共生的组织干预，将民间金融共生组织活动限制在一定的状态（如亲情直接借贷）和范围内。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鼓励多种形式的金融创新，加强对中小民营企业、农村经济的信贷投入，减少民间投资对民间金融的过度依赖。

五、要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健康有序发展

一是为民间资本的市场供求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大力疏导民间投融资流通渠道，减轻民间资本市场中的供求压力。二是大力开放市场，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各种合法的生产和服务领域，积极培育民间投资主体和市场，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公共产品的生产效率。三是组建专门机构，为融资合约双方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法律咨询服务。四是通过必要的政策机制来干预各种非法的金融衍生寄生行为，将民间金融行为纳入必要的合理规范，禁止以欺骗手段或者以高利率为诱惑吸收他人资金转手借贷，坚决打击各种金融违法犯罪活动。

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到2018年民营企业投资已占全社会投资的60%以上，在制造业中，民营企业占到了78%，成了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军。出口方面，民营企业占46.6%，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力军。就业方面，2017年我国民营经济就业人数增加了1730万人，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80%以上。遵从民间投融资和谐共生，就是要调适好民间投融资的交互关系，避免将二者对立起来打击或抑制一方，其实民间融资也是民营经济生态中的一部分，是民营经济发展进化的共生产物，要守望相助，以互利共赢为指向取代零和博弈，维护和谐，共享和谐，夯实民间投融资和谐共生发展的基础。投融资系统和谐发展，必使投融资运行机制能够得到持续优化，融资效率不断改进，投融资活力不断增强，金融风险得到有效化解，投融资系统资源和利益关系协调发展（高莉，2018；周逢民，2009；常鸽，2016；董春丽，2011；张澄、匡亚洁，2011）。要实现民营经济又好又快“高质量发展”，必须改善和优化投融资和谐生态环境（张炯伟，2008）。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投融资保障体系严重不平衡、金融机构历史包袱沉重的问题（段军山，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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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J］.新长征，2015（12）：19-23.

[2]习近平.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EB/OL］.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7-07-15/docifyiaewh9262083.shtml.

[3]习近平.要改善金融服务　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管道［EB/OL］.http：//kuaixun.stcn.com/2015/0719/1236469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