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大经济走廊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结构与特征

（一）“一带一路”建设总体进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发生深刻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五通”为重点内容，赋予了经济全球化新的内涵。截至2022年9月，我国已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区域内联系不断加强，推动贸易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释放了各方发展潜力。六大经济走廊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对于促进“一带一路”跨区域合作发挥了关键节点与枢纽作用，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了持久增长的内生动力。

对外贸易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贸易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3—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超过11万亿美元，年贸易额从1万亿美元增长到1.8万亿美元，沿线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2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服务贸易方面，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成服务进出口额844.7亿美元，其中服务出口377.3亿美元，服务进口467.4亿美元。

贸易合作网络体系更趋完善。六大经济走廊助推“一带一路”贸易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国际产业合作的重要平台。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的合作区已累计投资3979亿元，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越南龙江工业园、中阿（联酋）产能合作园区、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中匈宝思德经贸合作区等建设成效显著，遍布六大经济走廊。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的跨境经济合作区有3个，即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经济合作区。依托17个边境经济合作区和7个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疆省区和边境城市积极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有中缅瑞丽—木姐、中越红河—老街2个跨境经济合作区，中越凭祥—同登、东兴—芒街、龙邦—茶岭3个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中蒙俄满洲里跨境经济合作区，中俄绥芬河—波格拉尼奇内跨境经济合作区等。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中国与13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了7个自由贸易协定，与14个国家成立了贸易畅通工作组，与12个国家建立了投资合作工作组，与14个国家建立了服务贸易合作机制。同时，还与五大洲22个国家签署了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并建立了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共同开展政策沟通、规划对接、产业促进、地方合作、能力建设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此外，中国还与14个国家签署了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文件，其中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在推动“一带一路”贸易合作深度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对外投资方面，2013—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流量为1 398.5亿美元，年均增长8.6%，比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高出3.4个百分点。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3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占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从2013年的12.5%上升至2021年的17.9%。2021年，沿线国家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首次超百亿美元，达112.5亿美元。

对外工程承包方面，2013—202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由715.7亿美元增至1 414.6亿美元，年均增长10.2%；完成营业额由654.0亿美元增至911.2亿美元，年均增长4.9%（见图0-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中海外业务占比超过一半。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国际承包工程市场面临巨大压力。根据商务部发布的相关数据，2020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 559.4亿美元，同比下降9.8%，新签合同额2 555.4亿美元，同比下降1.8%，但占比有所上升。2020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1 414.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911.2亿美元，分别占同期总额的55.4%和58.4%。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持续稳步推进，“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资产规模越来越大，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也越来越强，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生力军”。2020年度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中，共有74家中国承包商上榜，业务占比达25.4%，居各国之首。

金融与投融资合作方面，中国与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与8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并与35个沿线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签署了合作文件，金融服务沿线国家企业能力持续提升。人民币国际支付、投资、交易、储备功能稳步提高。截至2020年年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范围已覆盖98个国家和地区，吸引1 046家金融机构参与。

绿色金融代表着未来金融发展的方向。“一带一路”倡议是可持续发展的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目标、原则、实施路径上高度契合。《2015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中数据显示，“一带一路”原沿线国家约占世界总土地面积的40%，二氧化碳排放量则占全球的55%，同时，“一带一路”的一些项目对环境影响较为突出。2018年11月，中国绿色金融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牵头多家机构发布《“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提出将可持续性纳入公司治理，充分了解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充分披露环境信息，加强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充分运用绿色金融工具，采用绿色供应链管理，通过多方合作进行能力建设七大原则。截至2020年1月，签署《“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的机构已增至33家，影响力及市场参与度不断扩大。其中包括14家中国机构和19家来自德国、英国以及中东北非地区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海外金融机构。2019年4月25日，《“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被列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标志着绿色投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逐渐得到共识，并成为“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发展的“风向标”。根据金融数据机构路孚特（Refinitiv）相关数据，2013—2020年，“一带一路”项目总价值达到1.71万亿美元，项目数量为1 353个，其中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总价值达到1 049.5亿美元，项目数量达到102个。绿色金融是推动“一带一路”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绿色金融、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金融工具产品与金融体系发展空间巨大。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发行市场。中国工商银行于2019年4月发行了全球首只绿色“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债券，涵盖人民币、美元、欧元三种币种，发行主体为工行新加坡分行，由“一带一路”沿线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2家机构承销。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经济走廊建设至今，各项交通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中蒙俄经济走廊提出后，我国与东北亚地区交通呈多样化发展，跨境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不断完善，管道线路工程也不断推进。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成果是中欧班列，可以连接国内大多数省份。在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中亚班列建设成效显著，我国与哈萨克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开通了直线航班，中吉乌公路也正式运行，管道、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在公路、跨境电缆、产业园区上与新疆建设相联结，并逐渐向产业合作方面深化。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各国的交通建设进程不同，其中缅甸与云南在跨境铁路、油气管道等方面的合作取得明显进展。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陆海新通道在国内已经扩展至多个省份，并开始与各地区加强合作。中国与老挝于2017年11月签署合作文件，将共同建设一条北起云南省，最后抵达老挝南部的经济走廊，这条经济走廊可以通过云南省联通中国西南地区和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又可以通过老挝联通中南半岛各国。

数字转型与数字经济发展方面，近年来，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加速融合，在各方共同的参与下，宽带网络基础设施、移动互联网及物联网建设不断提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进一步延伸，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得到有效提升。数字产业园区在促进数字丝绸之路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例如，中国和东盟合力推进数字园区建设，相继建成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数字园区。积极搭建“数字丝路”多元化合作机制。近年来，中国在数字发展问题上秉持开放和共享原则，致力于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和欧亚地区实现数字转型。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此外，中国与中东国家及其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地区加速推进，中国与中东各国共建数字“一带一路”的合作层次和领域不断丰富和扩大，成效日益显著，双方在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技术创新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球新冠疫情下推动“数字丝路”深度赋能。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激发了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的兴起，网上购物、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非接触经济”逆势发展。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各方积极推动共享疫情数字化防控政策、措施、实践、解决方案，依托无接触交易、区块链技术、数字海关、数字口岸等的深度赋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实现跨境电商产业链、供应链的变革升级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绿色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的底色，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人类重大共同挑战和联合国2030新千年计划框架下的重要议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正共同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绿色丝绸之路和共建能源丝绸之路成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需求。《“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2021）》显示，2020年以来，以“碳中和”为核心的绿色发展目标在全球范围得到积极响应。截至2021年4月，全球已有130个国家和地区、占2/3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目标。2013年，中国发布《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要求本国企业按照东道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开展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排放应当符合东道国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并减少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2015年，中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将“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2017年，中国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和《“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规划》，明确中国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思路和任务措施，提出“推动企业遵守所在国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2021年6月，在“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期间，相关方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被列入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清单，为沿线海洋生态保护、实现海上互利互通、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治理提供了方案。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就把本国和沿线国家的气候治理目标联结在一起。在《巴黎协定》的框架下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按照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和要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把绿色“一带一路”打造成为落实全球气候治理目标的重要平台。将全球气候治理纳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当中，把全球气候治理目标和行动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组织领导机构的职责范围，缩小全球排放差距，增强适应能力，推动低碳发展，加强绿色能源、绿色基建、绿色产能等领域的合作，使“绿色丝绸之路”成为全球低碳转型和疫后绿色复苏的重要引擎。

2017年11月，中国国家能源集团龙源南非公司开发的德阿风电项目投产发电，每年可为当地供应稳定的清洁电力约7.6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21.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1.99万吨，不仅有助于改变当地的能源结构，而且符合南非降低对火电依赖、开发清洁能源的国家规划。2012年，中美共同发布《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双方在强化各自行动、相互合作的同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多边进程中开展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中国已提前完成2020年前气候行动承诺。中国是全球煤电装机容量第一大国，煤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中国也是境外最大的燃煤电厂融资方之一，但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海外煤电投资在过去几年持续下降，可再生能源投资则不断增加。2020年，包括太阳能、风能和水电在内的中国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海外能源总投资的比例已达57%，远超煤电投资。2021年9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表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与特征研究

本书基于全球贸易分析（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模型⁽¹⁾以及UN Comtrade数据库测算结果，发现“一带一路”贸易投资结构性特征如下。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贸易参与程度稳步提升

1988—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全球贸易参与程度，从20.9%稳步提升至55.2%，且2008年以后，连续10年稳定占据全球贸易的50%以上（尽管自2015年起，受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贸易占比有小幅下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畅通不断深化。2013—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9.2万亿美元。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为1.4万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0.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规模占中国整体对外贸易规模的比重达到29.1%。

2．“一带一路”区域内贸易联系不断加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内部贸易联系越发紧密。从进口、出口两个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外贸易额中的内部贸易占比均呈明显上升之势，1988年至今，近1/4的贸易流实现“由外转内”。完整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构成后发现，在内部贸易占比提升的背后，除欧盟所占份额长期维持在25%左右以外，源自北美自由贸易区、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份额均明显下降。随着“一带一路”的纵深发展，内部贸易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的最大构成部分。从出口目的地来看，也可得到类似的结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中的内部贸易占比稳步提升，现已超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及世界其他地区，成为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近年来，“一带一路”区域内贸易关联不断增强，“一带一路”贸易中心化程度有所提高，这也意味着区块化格局的形成。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内部贸易在全球总贸易中的占比提升明显，2019年已达到15.4%，其体量相当于欧盟内部贸易的6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已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经济区块。

3．中间品贸易成为“一带一路”贸易的主要形式

基于UN Comtrade测算结果显示，中间品贸易正成为“一带一路”贸易的主要形式，其增速呈下降趋势，资本品贸易增速加快。2017年，“一带一路”区域内中间品和资本品贸易分别占区域内贸易的61.0%和30.2%。从商品贸易结构来看，机械设备及能源大宗商品成为“一带一路”区域内主要贸易品。原油及矿物燃料等大宗商品和电器及电子产品（电机电气设备，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附件）是“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内贸易最大的两大领域。基于UN Comtrade测算结果显示，2017年其在区域整体货物进口中的占比分别为22.5%和20.3%。电器及电子产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自中国进口最多的产品，占比达到其货物总进口量的33.0%；其次为机械设备，占比为19.7%。若以中国为贸易主体，机械设备仍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量最大的产品，2017年中国对其的出口占比为21.7%，对其的进口占比为30.7%；其次为原油及矿物燃料等大宗商品，对其的进口占比为25.5%（见图0-2）。

资本品贸易占比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建项目需求。中国与东盟签署的《中国—东盟交通合作战略规划》激发了东南亚地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和资本品贸易的增长。此外，一些国家吸引外资政策也加快了部分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中间品、资本品产业的转移，促进了该国的中间品、资本品贸易迅速发展。从全球发展趋势来看，过去几十年来全球需求版图曾经严重倾向于发达经济体，如今随着新兴市场的扩大以及生产网络的演变，价值链正在重新配置。麦肯锡估计，到2025年，新兴市场将消耗全球近2/3的制成品（中间制成品、资本品），其中包括汽车、建筑产品和机械等产品。

4．“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贸易增加值不断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贸易增加值增速均呈下降趋势，但由于规模差异较大，不同区域增长趋势各异。基于贸易增加值模型测算显示，2000—2014年，全球贸易增加值增速呈下降趋势，尤其在2005—2010年，年均增速由9.5%快速降至6.6%，此后缓慢降至2014年的4.0%。从不同区域来看，中东欧、南亚和独联体的贸易增加值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且为“一带一路”沿线增长最快的区域。除中欧国家外，南亚印度、独联体、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增加值增长同样令人惊喜。与其他区域相比，西亚各经济体的贸易增加值规模及增速相对较低。中国贸易增加值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规模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且与全球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

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投资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总体来看，2015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外资流入、流出总额中的占比虽有短期波动，但整体均呈上升趋势，且其中对外投资增速远高于其他区域。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资的总额分别达到1 554亿美元和3 237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27.3%和2.1%，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外资流入地，其31.6%的占比，远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23.0%，以及欧盟的21.2%。从对外投资角度来看，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占比仍小幅落后于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但上升趋势明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对外投资中的占比已从1990年的1%大幅升至19.4%。其对外投资主体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独联体和中亚及西亚地区，其对外投资占“一带一路”总投资的80%以上。从吸引外资的角度来看，东南亚成为外资流入的主要地区，外资流入占“一带一路”外资总流入的40%以上，南亚和独联体及中亚其次，占比超过10%。

6．无论是流入还是流出，中国均是“一带一路”FDI流量第一大国

中国于2015年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连续两年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最大的外资净流出国。《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数据显示，2014—2019年，中国对东南亚投资从2014年的476.32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1098.91亿美元，占比从2014年的51.52%上升至2019年的61.23%，上升了9.71个百分点（见表0-1）。新加坡、老挝、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成为投资主要目的地。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化，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等领域。就FDI流量而言，中国在流入、流出两个方面，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第一位，新加坡、俄罗斯在FDI流入、流出方面均排名第二位。

（三）“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日趋成形

目前，中国为“一带一路”区域内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以及最大出口产品市场和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基于各国比较优势，将中国优势产能和优质资源与欧洲发达国家关键技术，以及“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通过相互扩大开放和资源整合利用，有助于形成“一带一路”统一的要素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等，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依托经贸合作区、跨境产业集聚区、自由贸易区等，加快推动中国产业转移、国际产能合作，有利于推动中国产能和产业链向海外延伸，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和利用资源。

1．“一带一路”新型价值链体系主要特征

中国“嵌套型”角色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价值循环的联通枢纽，全球1/3～2/3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贸易与我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前向和后向参与度均较高，我国由原来的利用全球价值链生产最终产品，转变为利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间产品，并联结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新的“制造三角”，逐步提高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由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等单位的相关成员组成的全球价值链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显示，2000—2014年，世界范围内需求变化引致的全球产业空间转移总量达到了98万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空间净转移量达到了32万亿美元，占据了全球产业净转移量的32%，中国的产业净转移量达到了13万亿美元，占据了全球产业净转移量的13%。与此同时，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中国产业互补性较强，在给中国贸易投资和产业转型带来市场和机遇的同时，也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不足、地缘政治不稳定、传统大批量贸易方式壁垒增加等弊端。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的贸易模式必将进行新的调整，包括贸易与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融合与互动、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的转变、贸易结构与贸易条件的重新调整，通过制度性安排保障推进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协同发展。

2．“一带一路”逐渐形成以东盟为核心的贸易圈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随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投资逐渐转向东盟、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提升和关税的削减，以及“一带一路”推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联系及合作的进一步加强，东盟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节点。当前，东盟为“一带一路”贸易规模最大的区域，内部贸易相较于其他区域更为密切。从贸易总量来看，2017年“一带一路”中东盟国家与全球的贸易总额达到5.8万亿美元，其中，进口为2.7万亿美元，占“一带一路”中东盟国家自全球进口总额的52.6%，出口为3.1万亿美元，占“一带一路”中东盟国家向全球出口总额的60.5%（见图0-3、图0-4）。从“一带一路”区域内部贸易结构来看，东盟的进出口仍占据半壁江山，在区域内的进口、出口分别占其自（对）区域内进出口的46.7%和57.0%。“一带一路”内部区域贸易关联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以东盟为核心的贸易圈。

3．中国引领“一带一路”价值链升级效益进一步凸显

作为“一带一路”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以及凭借庞大的中国市场，中国将成为引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贸易投资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优先方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日益紧密，虽然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但贸易增速较快，区域内贸易互补性强于贸易竞争性。中国通过贸易投资便利化，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开展多元化投资，培育“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新亮点。而庞大的中国市场将成为引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第一，中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进出口市场。中国在促进“一带一路”提升全球贸易地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是“一带一路”主要贸易国家的重要进出口市场，其贸易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从贸易总额来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长期稳居最大贸易国的位置。2013年至2021年5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9万亿美元（见图0-5）。

第二，中国已成为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国，市场需求助力“一带一路”生产网络形成。中间品贸易以及全球价值链贸易快速增长，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形式。根据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联合出版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当前全球有三大生产中心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别是美国、亚洲（中国内地、日本、韩国）和欧洲（特别是德国）。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一带一路”主要中间品贸易大国，居全球中间品出口国首位。

第三，中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转移特征凸显。作为亚洲新工厂代表的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生产关联逐渐增强，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推进，中国一部分相对低技能的生产外包给东南亚等国家，使得中国与它们的生产关联大大提高；另外，随着中国人工、资源、能源和环境等成本的上涨，中国具备传统优势的加工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被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大量转移。近几年，中国对东盟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加速上升的趋势，2015年、2016年中国对东盟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73.4%和34.3%，2017年中国对东盟地区并购投资达341亿美元，同比增长268%，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资本品输出步伐的加快，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表0-2中所选产品是我国从“一带一路”区域进口前六名的工业品，以矿产品为主，并且所占比重较大，其余产品因地区不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出口工业产品主要集中于四大类（见表0-3），其中机电产品出口量最大。另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工业产品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产品，中国对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2014年的95.8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191.1亿美元。2017—2019年，各地区对我国进口产品比重以及对我国出口产品比重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