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六大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一）美西方战略围堵风险

为了应对“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挑战”，近年来美国政府除了言辞抹黑，还采取若干政策举措，力图对“一带一路”合作进行干扰和阻碍，实施“成本强加”，将对冲“一带一路”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大棋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对华博弈日益彰显全面性、跨域性和全球性等特征，试图将对华经济围堵、技术封控、军事安全遏制与意识形态打压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得到集中体现。

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以“大国竞争”为导向大幅调整美国对华战略，尤其是显著加大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制衡，如推动实施“印太战略”、设立国际发展融资公司、制造渲染“债务陷阱论”等针对中国的负面论调。以六大经济走廊为代表的“一带一路”建设，在推进过程中面临来自西方的日渐增加的指责、敌意和围堵。

2017年11月，美国海外私人投资银行（OPIC）与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为地区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融资等支持。2018年2月，OPIC与澳大利亚政府也签署了类似谅解备忘录。当时，澳大利亚、美国、印度和日本正讨论制订一个联合区域基础设施计划，将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2018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加入“太平洋地区基础设施项目集团”，联手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提升在太平洋岛国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上的影响力。2018年12月31日，特朗普签署国会参议院2736号提案《亚洲再保证法案》，其中包括授权政府未来5年每年拨款15亿美元，用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外交、经济参与和捐助等活动，以加强与该地区战略盟友的合作。

2019年11月，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印太商业论坛”上联合发起“蓝点网络”计划（Blue Dot Network），宣称打造“多元利益相关者”倡议，在“公开且包容”框架内提升全球基建发展的“高质量、可信任”标准；同时，美国国务院发布《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报告，宣扬“蓝点网络”计划对于推动印太地区经济繁荣的重要性。2020年3月，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DFC）获得8亿美元资金，宣称为印太和其他战略地区的欠发达国家提供中国国际基建援助以外的“透明、高质量”替代品。“蓝点网络”计划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深化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的重要政策工具。嵌入“印太战略”体系正是美国打造“蓝点网络”计划的重要切入点。印太是美国的“首要战区”，“印太战略”的“支柱”包括“促进区域互联”。“蓝点网络”更是主要对冲“一带一路”倡议并企图在基建方面争得一席之地，拓展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权力空间，加速“印太战略”的推进。同时，美国还拉拢北约加入对抗“一带一路”阵营。为此，北约建立了“地理信息服务团队”（geo information service team），以收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对港口、机场、交通和通信系统等设施的投资信息。

拜登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政府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构建的政策体系，通过举办美日印澳四国峰会、创建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等方式升级美国的“印太战略”，“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蓝点网络”计划等具体机制也得以延续。2021年6月，G7峰会通过了拜登政府提出的“重建更好的世界”（B3W）的倡议，计划投资40万亿美元，来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9月，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进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会议，这是第一次进行国家领导人层级的四方机制会议，意味着“印太战略”机制化。除了“继承”，预计拜登政府在制衡“一带一路”倡议方面还会有所“创新”，例如，更加重视打“环境牌”，将气候变化问题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能源类、交通类项目联系起来，对中国加大施压力度。综合来看，美国对冲“一带一路”有如下四大重点。

首先，不断充实、细化“印太战略”，从经济、安全、民主治理等方面推出若干政策举措，将“印太战略”打造为制衡“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平台。特朗普政府提出要构建“自由而开放的印太”，维护“基于规则的印太秩序”，推动“负责任的互联互通”，支持符合透明、法治、环保等原则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上，美国聚焦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展三大领域，试图深化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协作，为印太国家提供更多低息贷款，用于发电站、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美国、日本、印度三国还成立了“印太基础设施三边论坛”等机制，旨在充分挑动私营企业和资本的力量，与中国展开竞争。

其次，重视“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地区的扩展，欲联手欧盟等力量共同对中国实施制衡。“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标是将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欧洲在“一带一路”合作格局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尤其是希腊、捷克、匈牙利等南欧和中东欧地区国家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较为积极。在此背景下，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等特朗普政府高官极力阻挠中欧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包括要求意大利政府不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此外，美国还通过支持波兰、克罗地亚等国发起的“三海”（波罗的海、黑海和亚得里亚海）倡议等，对“一带一路”倡议以及“17+1合作机制”进行反制，2020年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为“三海倡议”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再次，将国际发展领域视为大国竞争的“角力场”，通过组建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USIDFC）、推动“蓝点网络”计划等方式对中国进行反制。一方面，试图通过多边援助审查，加强对世界银行等现有国际发展机构的控制，阻挠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另一方面，根据《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BUILD Act），将OPIC、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展信贷部等机构重新整合，组建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为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等提供针对中国的“替代性选择”。此外，美国还与日本、澳大利亚合作发起“蓝点网络”计划，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所谓的国际认证，用市场化、债务可持续、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高标准与“一带一路”项目做出区隔。

最后，将“数字丝绸之路”作为对华制衡的重点领域，借助“清洁网络计划”“敏感技术多边行动”等机制与中国展开“数字地缘竞争”。为了打压华为公司在5G、海底光缆等领域的国际业务，美国政府推动“清洁网络计划”，要求成员国在建设本国数字基础设施时不使用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和技术。再者，通过推动实施“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美国—东南亚‘智慧城市’伙伴关系”等，加快构建应对“数字丝绸之路”的“全政府”机制，并完善相关的资源配置，力图增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数字未来”的塑造能力。此外，美国还推动对华“规则制衡”，以“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东盟—澳大利亚数字贸易标准倡议”等为基础，将反对数据本地化、支持企业采取加密技术等条款扩展到美国与其他国家商签的贸易协议中，进而影响国际数字贸易规则。

除美国外，欧盟随着主权战略的推进也希望扩展其地缘影响力，提出了欧盟对冲“一带一路”的战略。2018年10月，提出“连接欧洲和亚洲——欧盟战略的基石”战略构想，拟从交通、能源、数字、人文四个方面加强对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2019年9月和2021年5月，欧盟先后与日本和印度签署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协议。同年7月，欧盟理事会批准了“全球联通欧洲”的战略计划，强调要与东盟和美国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欧盟版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也称作“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地时间2021年9月15日欧盟年度咨文中正式提出，旨在通过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将世界各地的商品、人员和服务联结起来。这是继美国2019年11月提出“蓝点网络”计划和2021年6月提出B3W倡议，以及G7集团2021年6月提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后，西方提出的又一个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全球门户”要求项目应“有较大效益和可见度”，如铁路线、港口扩建、数据传输和电力网线等。

综合来看，美西方提出的各种计划，并非要与中国一道真心帮助中低收入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是提出所谓的“高标准”以对冲“一带一路”。西方的战略对冲将为“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持续带来巨大挑战，造成走廊沿线国家的决策者、项目业主、劳工、民众以及国际各类投融资机构对走廊建设项目认知上的错位和误解，项目在立项、审批、融资、建设、运营的任何阶段都可能受到延误、暂停或中断的威胁。

（二）地缘政治风险

六大经济走廊所在的亚欧大陆，具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本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上占据重要地位，始终是地缘政治争夺和大国博弈的核心地带；二是本地区多数国家都拥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三是本地区宗教色彩浓厚且宗教矛盾突出，多数国家民族构成多元、复杂。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资源争夺、地缘政治矛盾交织，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给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由于各经济走廊经过的地域不同，其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也各不相同。具体而言，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主要来自印度，同时也面临阿富汗局势的威胁。印度一直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2020年11月，巴基斯坦外长明确指责印度支持在巴境内组织破坏中巴经济走廊设施的武装分子。在阿富汗，随着美军的撤出，阿富汗政治和安全形势发生激烈变化，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也面临全新挑战。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主要地缘政治挑战来自夹在中俄两国之间的蒙古国。第一，蒙古国对中国的接受和靠近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第二，美国、日本等国对蒙古国拉拔挑拨，离间中蒙俄三国关系；第三，中俄两个大国在蒙古国的力量要保持相对平衡。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主要地缘政治风险位于中东欧地区，该地区处于欧美与俄罗斯对抗和争夺的前沿。乌克兰东部自2014年起一直处于危机状态，这导致乌克兰参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的程度并不深，直到2020年才开通直达和过境乌克兰的中欧班列。过境白俄罗斯过去是中欧班列的唯一选择。2020年白俄罗斯大选后，白俄罗斯与欧盟和西方关系迅速交恶。白俄罗斯领导人公然威胁切断德国货物东运的通道。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上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中东欧国家和欧盟的关系出现颠覆性破坏，走廊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经过的地区恰好是伊斯兰文明聚集和能源资源富集合二为一的地带，文明冲突和资源争夺在该走廊途经的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和强烈，从而使该经济走廊建设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风险和恐怖主义风险。在中亚，美国于2015年建立了“C5+1”机制，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等一些政客以造谣污蔑等方式不断挑拨中亚同中国的友好关系。美国还寻求从阿富汗撤军后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部署军事基地的可能性。此外，欧盟、日本、印度等也积极在中亚开展活动。在西亚，巴以冲突矛盾未解，伊拉克安全形势始终不容乐观，叙利亚和也门长期陷入内战。这些因素导致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进展较为缓慢。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面临地区国家之间的猜忌和外部势力的介入。越南是美、欧、日重点拉拢的对象。泰国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复杂，日本和美国又从中作梗，致使中泰铁路合作进展缓慢且曲折。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的高铁项目，由于双方的互相猜忌于2021年正式取消。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仍处于概念状态，根本原因是印度的消极和冷淡，担心中国通过接管该经济走廊深入印度在南亚的势力范围。作为该经济走廊的一部分，中缅经济走廊先期展开建设，但受到缅甸局势的极大影响。随着美西方纷纷推出各自的“印太战略”，印度成为西方国家拉拢和借重的对象，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进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三）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是指受东道国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环境影响而可能造成贸易投资损失的风险，主要包括东道国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不稳定、严重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失衡、汇率波动、利率变化等带来的风险。

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经济结构单一、畸形，大多数国家仍未完成工业化，三次产业结构失衡，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过低；二是很多国家出口、财政和就业等过于依赖能源资源和初级产品加工行业，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影响较大，容易出现大起大落；三是部分国家出口创汇能力较弱，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例较高，如柬埔寨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例从2017年的8.2%持续上升到2020年的25.4%，导致自身金融资源匮乏，对外部资金依赖度较高；四是部分国家通胀压力居高不下；五是本币汇率稳定性较差，容易受到美元等国际主要货币走势的影响，传导形成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危机。除此之外，伊朗、缅甸、白俄罗斯、俄罗斯等国还遭受着来自西方的经济制裁，经济形势因此雪上加霜。这些因素都是“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开展的隐患。

（四）债务风险

“一带一路”项目往往投资金额较大，期限较长，风险敞口较大。截至2021年7月，国家开发银行累计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投放贷款逾2600亿美元，贷款余额1665亿美元。⁽²⁾截至2021年年末，进出口银行“一带一路”贷款余额1.95万亿元，同比增长超11%。⁽³⁾进出口银行储备项目按投资额加权平均贷款期限约为16年，其中2/3的贷款期限集中在11～20年，超过20%的贷款期限集中在20～30年，各种因素变化的挑战非常严峻。⁽⁴⁾

外债负债率是指年末外债余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国际上比较公认的负债率安全线为20%。通过分析六大经济走廊沿线35个主要国家的外债负债率，可以发现80%的国家（28个）外债负债率超出了20%的安全线。在这28国当中，到2019年年底，中国在13个国家的投资存量超过10亿美元（见表0-5）。

（五）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

随着全球范围内对气候变化问题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传统能源开发项目成为众矢之的，在世界银行的率先行动下，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一刀切”地禁止对其提供融资。西方利用7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不停地制造舆论，将中国描述为国际煤电融资的主要提供者，要求中国停止为“一带一路”煤电项目融资。尽管波士顿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2013年至2019年中期，在中国境外投入运行或正在开发的煤电产能中，87%的融资主要来自日本、美国和英国，只有13%是由中国实体资助的，但中国对海外包括煤电项目在内的传统能源开发项目的融资仍然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

从国家治理能力来看，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国家受到政治秩序不稳定、社会治安败坏、基础设施不足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等诸多问题的困扰，其国家治理仍然面临严峻的系统性难题。按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2020年度全球腐败印象指数”（“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六大经济走廊中，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沿线国家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以色列、阿曼、约旦、沙特阿拉伯外的多数国家都属于腐败的重灾区，中蒙俄经济走廊上的蒙古国和俄罗斯分别位列排行榜第111名和第129名，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上的泰国和越南并列第104名，老挝和柬埔寨分别为第134名和第160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上的缅甸和孟加拉国分别排第137名和第146名（见表0-6）。

（六）恐怖主义风险

六大经济走廊所处区域，尤其是中东、中亚、南亚，活跃着很多臭名昭著的国际恐怖组织，包括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或“达伊沙”、“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或“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巴基斯坦塔利班（简称巴塔）、俾路支解放军、哈卡尼网络、叙利亚胜利阵线、“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伊斯兰解放党等。这就造成地区恐怖主义风险高发、频发，在中东和南亚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据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TI）报告，六大经济走廊上有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巴基斯坦、印度6个国家位列全球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十大国家之中（见表0-7）。这些国家和地区是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必经之地。

2016年至今，随着反恐的推进，全球因恐怖主义死亡的人数出现了大幅下降，其中中东北非地区最为明显，全球反恐形势出现一定改观，但是部分走廊建设仍面临很大的恐怖主义风险。不同地区的恐怖主义态势出现了较大变化，恐怖主义高发地从中东地区转移到南亚。2019年，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因恐怖袭击致死人数超过全球的80%。这都显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安全局势十分严峻。此外，在缅甸等国，由于政局动荡，反恐形势也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