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古以来，工具和语言属于最能体现人类属性的东西：智人使用选定的、制作成形的东西为工具，同时，群居生物在与同类的交往中也使用语言。现在，上述朴素真理可以从人类学的物理和心理视角做出新的阐释，并且正被重新阐释。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是一位比较解剖学天才，是现代中枢神经系统理论的奠基者，他第一个提出完整的比较器官学理论，其中的桂冠便是关于人类表达的生物学理论。从整个身体构造来看，人应该依赖于工具和语言，并且因为工具和语言而体现出组织性。贝尔的创作期虽为19世纪上半叶，但他关于人类学的核心思想绝未过时。在拙著《表达理论》（1933）中，我重新阐释了贝尔的思想。今天，结合贝尔的理论，细读奥赛尼奥·阿贝尔（Othenio Abel）那本关于人体特点的详细论述1，会感觉重又回到上述那条古老的真理。根据阿贝尔所描述的人类动物祖先的生活图景，心理学家无需多少想象力，就可以撰写出一篇动物因工具和语言而进化成为人类的现代版神话，其中对人类语言本质关键点的把握应该比德·拉古娜（de Laguna）那本颇具教益的《言语的功能和发展》（1927）更为贴切。不过，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曾经在心理学杂志上专门讲述过那篇现代版神话。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针对语言所提出的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而是“你是谁？”

语言与工具具有相似性，都是服务于生活的器具；作为工具（Organon），物质性器具是存在于身外的物理性中间物，语言与工具一样是一种形制化的媒介，只不过，对语言媒介做出反应的不是物理性的东西，而是我们与之交往的活生生的生命体。对语言工具媒介特点的全面界定，必须首先求教于专门的领域，必须借助于最熟悉语言工具的专家们的手段。对人类语言了解最深的是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下面，我们就去语言学家的作坊里仔细考察语言的结构规律。我们首先回应一下比较语言研究的一种蓬勃发展的新浪潮。那是对人类语言全面比较的时代，是在更高的平台上实践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及其同辈的思想火花。

全面观察之后的第一个结论是，所有已知和被研究的人类语言具有本质相同的结构；单数“语言”的提法很有意义，也是可以证明的。我们提出适用于一切人类语言的四条原理。我认为，它们应该不仅很全面，而且非常准确，可以构成一个稳定的共性框架，系统性地将所有现实的特殊性融入其中。这是我写作本书的信念和信心。

我必须承认，所有要说的观点都已经在伟大学者们的著作中准备就绪。我们先看语言“指示场”的问题。最早一批古希腊先哲就深知之，后来，韦格纳（Philipp Wegener）、布鲁格曼（Brugmann）、加德纳（Gardiner）等近现代学者又深入至“象征场”的一切细节中重新探掘。后者（指象征场）一直是语法分析的核心问题，现代语言历史学家在关于印度日耳曼所有语支的著述中都有透彻的论述。相比较而言，《塔索》2中的那句话对于我这本书最为重要：“我一切都得自于你们。”其实，原则问题一定都在许多地方得到了普遍而简单的表述，很少属于全新发现。这是我给本书提出的要求，也是本书存在的理据。本书提出的“场域”概念是现代心理学的一个成果。在心理学中阅读和理解此概念，就会发现它起源于颜色理论，起源于对颜色反差现象的研究。那里，黑林（E. v. Hering）的学生提出“内场”（Infeld）和“环境”（Umfeld）的区别。我们将完全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系统性地界定语言符号的各种环境，从语言使用的一切方面和影响语言意义的一切因素，彻底揭示语言指示场和象征场的本质。语言不只有一个场，而是有两个场，这是一种新的理论。我认为，这其实与哲学家们提出的一种古老认识完全一致。它在语言领域证明了康德（Immanuel Kant）的一个原则：缺乏直观的概念是空洞的，缺乏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它说明，一个完整的认识包含上述两种元素，而言语思维则以非常奇特而又清晰的方式将它们相互交融，调度使用，从而完成认识。卡西雷尔（至少在其描述中）描写了人类语言发展的两个阶段。那是一种由诸多因素构成的二元结构，必然存在于任何一种语言现象之中，而且亦然完全属于语言，至少适用于自然言语的主要方面。他还认为，纯粹逻辑学的句子，以及人为抽掉直观性的“纯粹的”象征语言，属于极端情况，不属于正常情况。对此，我们还会论及。双场理论认为，语言的本质是对世界的抽象和概念把握，同样，直观指示及其各种表现也属于自然语言的本质。这是本书所提出的语言理论的精髓。

语言理论的适用性蕴含着哲学问题，同时语言理论又引发新的哲学问题。它们就是我们围绕语言所要追问的。我知道，认识论中的析取问题也可以有别的提法，另外，经院派也经常试图通过语言现象来解决何为本体的问题。我们的职责不是对此展开讨论，但我们要对语言现象进行朴素的描写，因此，无论攻击来自何方，无论何人不顾事实强求从语言现象自身给出回答，都要求语言理论为自己辩护。对于我所关注的问题，最简单、历史上最著名的解释可见于极端唯名论。他们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对此，语言理论可以毫不犹豫给予系统性反对，而且也必须给予反对。我们在多处通过语言现象批驳了极端唯名论。但那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要认真对待胡塞尔（Edmund Husserl）著作中所论述的语言理论。在关于句子的论文3中，我批判了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相关观点。那是1919年，也就是胡塞尔在《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逻辑理性批判》中对自己理论补充完善之前。4胡塞尔后来出版的那本书吸收了他其间所著中关于单子世界的思想。我承认那是一个进步，但仍然坚信，语言工具模式还需要更多的内容。两千年以来建立起来的语法学以语言的某种主体间性为前提，而那是坐在酒桶中的第欧根尼（Diogenes）和任何单子生命所无法达及的。同时，语法学又毫无理由偏离问题本身所规定给它的道路。在此问题上，柏拉图（Plato）、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现代逻辑学所采取的是常见的语言分析。我认为他们所为是正确的、必要的，为什么呢？且容本书详述。

“两位先知尊左右，凡夫俗子居其间。”5语言理论一定是凡夫俗子，也就是语言学实证研究普通的前敌尖兵。哲学是语言学右侧所要面对的那位先知，而认识论却盛气凌人地将语言视为自己的一种基础，同样，左侧那位先知也想剥夺语言理论的独立性。此神就是心理学。按照心理学的“新规”，语言学和心理学必须相互借鉴。对此，我在拙著《心理学的危机》（1927）中给予了专门的论述，在此“前言”应该予以简短重申。人类和动物的符号交往已经成为比较心理学的核心话题，对之进行切合实际的研究远远超出了语言这一最具人性的范畴。因为，任何群居动物的生活都离不开社会成员社会性行为的控制手段，任何社会都离不开符号交往，而且与物物交往一样，在动物王国自古有之。我们可以准确观察这种控制手段，并且据此推论史前人类的语言。我注意到昆虫高度发达的社会生活所清楚展现给我们的东西。这里仅举两本极具启发性的著作，出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一本是惠勒（William Wheeler）的《昆虫的社会生活》（1923），另一本是弗里施（Karl von Frisch）的《蜜蜂的语言——动物心理学研究》（1923）。第一本书的核心议题是物物交往和交哺现象，即相互饲喂所借助的辅助性手段；第二本书的核心议题是符号交往。如果没有符号交往，具备高度组织性的物物交往根本无法想象，因此，必须首先讨论语言理论的生物学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开拓视野。

每一种名副其实的动物和人类行为都受制于信号。这是比较心理学得出的一个新认识，大大拓展了我们的视野。詹宁斯（Jennings）有一个发现非常值得关注。他发现，即使是纤毛虫，其行为系统的微小环节也可以准确界定。它们经过短时间的习得，就会辨认不同的障碍，并会像对应信号那样做出相应反应，同时，无需新的试探就可以卓有成效地实施“行为”。这不是一句空洞的话语，而是一个最为言简意赅的宣告。这是我们所知之最原始形态的信号。社会交往活动中的信号也包括人类语言的语音，对此，我们将详细论述。

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动物符号交往的生物学根源。对于我们而言，动物群居生活所生产的信号不再像是一种令人惊讶的不明产物，而是诸种潜能的最高级和最丰富的表现和发展，可以证明存在于每一种生命所实施行为的心理生理系统之中。“心理生理系统”的概念必需“对信号的反应”的特征才可定义。

认识到这一点，就不能对之视而不见，而应该以此关注人类语言的特殊性，例如，应该思考发生于我们人类和狗这种我们所熟悉的家养动物之间的符号交往的情形。那是语言吗？家犬“理解”人类伙伴传达给它的辅助性引导符号，它自己引导其主人也使用符号，它们毫无疑问都属于我们从动物身上看到的最高级和最特殊的东西。专业人士从来不怀疑家犬的叫声和常见交往动作包含着非常丰富细腻的内容，但是，狗的心理生理系统所接受的绝非完全意义上的人类语言，它呈现给人的也不完全等同于狗的语言。

我们在本书提出人类语言的四条原理，没有一条在狗的“语言”得到充分实现。为什么呢？因为狗以及我们所熟悉的其他动物的交往动作不具备人类语言的主要功能，即描述功能。至于这是一种绝对缺陷或者只是肉眼可见的明显的程度差别，还有待准确研究结果来揭晓。关于动物非常奇特的叫声，整个动物心理学还没有准确的研究能满足现代之需。其实，关于人类语言的结构规律迄今为止也没有清楚而明确的解释，以至于动物实验无据可依、无标准可参考。因此，如果能够摒弃主观判断，比较研究人类和动物的符号交往，进而阐释人类语言的特殊性，无疑是会推动整个比较心理学新的发展。

现在，关于人类语言极其复杂的机制，没有哪个动物心理学家掌握充分的专业知识。可以推荐的最好的课堂不在普通心理学的实验室，而在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科医生的案头，人们要向人类语言障碍和语言中枢神经障碍方面的专家学习。我自己做过医生，曾经借鉴过该领域的成果。那还是在海德（Head）、格尔布（Gelb）、和戈尔德施泰因（Kurt Goldstein）、伊瑟林（Isserlin）、珀泽尔（Poetzl）等专家给失语症研究带来决定性转折之前。现在，我希望，语言学家的语言分析需要有效地结合另一种分析，即病理学家对人类语言障碍症的研究及其现实的解决方案。我当时分析的目的是寻找一种纯粹的方法，另外也想将现代失语症的研究成果选择性地借鉴在本书中。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关于语言结构的理论对儿童研究成果的借鉴也不够系统。我参与过儿童研究，知道略读过去的研究就可以有所收获，可以获取儿童语言发展关键时期清晰、可复制的录音。

现在，语言理论的研究十分活跃。在本书收尾之际，我的案头摆放着不少过去数月见世的重要的语言理论论著，对此，我将另文细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尤里乌斯·施滕策尔（Julius Stenzel）的《语言哲学》，内容丰富，刊于新出版的《哲学手册》（1934）。我会在《人类学》期刊另文论述之。还有路德维希·魏斯格贝尔（Ludwig Weisgerber）那篇卓越论著《语言在文化建构中的地位》（1934）的草稿。对此著，《康德研究》希望我写个书评。埃米尔·温克勒（Emil Winkler）的《语言理论研究》（1933）见世已经一年。还要提及的是路德维希·兰格雷博（Ludwig Landgrebe）的《称谓功能和词汇意义——马蒂语言哲学研究》（1934）中对马蒂（A. Marty）思想新的阐释、批评和补充。我认为那是一本好书。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了我们所提出的原理D，即语言具备二级系统的特点，而且给予了好评。我第一次提出词汇原则和句法原则是在汉堡语言学大会（Hamburger Sprachtag）上（《第12届心理学大会报告》，1931）。据我所知，它已经得到普遍认可。我批驳了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和布鲁格曼及其同辈们认为句子是语言唯一基本单位的单子论，希望人们重新认识到古老的语言观的价值。对此，本书将会详细论述。我还想顺带提及两本集刊，来说明当今语言理论研究欣欣向荣和丰富多彩的景象。第一本是出版于1930年的《德国哲学论丛》第4辑，第二本是1933年在巴黎刊印的《心理学期刊》。这两本论集收录了不同领域专家们的成果，与汉堡心理学大会一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些论文清楚地预告了语言理论研究即将形成体系。语言理论以符号学为家园，将围绕“语言”这一极其复杂的符号发展成为一种具备普遍意义的符号理论。本书的宗旨即是要阐明这一点。

从本书的完成回想到它的发端。我1907年提出言语思维的句法模式（详见4.8“建设性回顾”），1908年在关于理解过程的报告（第3届心理学大会报告）中阐述了语言的描述功能，我认为，《语言理论》的体系由此已然建立，但当时还缺乏对指示的认识（由于与当时感觉论心理学家们的对立）。我在慕尼黑与施特赖特贝格（Wilhelm August Streitberg）多有接触，曾经向他详细讲述我对语言学家们所持句子观的思考。他以造诣深厚的专业观察领悟到其中的要害，并约请我给他所主编的印度日耳曼学年鉴写一篇论文。于是，1918年“近代句子理论批判”和完全版的语言工具模式得以完成。我所有关于语言的论文都得益于这样的机会。又如纪念卡尔·福斯勒（Karl Vossler）的论文集（《唯心主义新语文学》）收录了《论句法的本质》（1922），其中第一次论述了原理D，即“语言的二级系统”；被录入克里斯（Johannes von Kries）纪念论文集（《心理学研究》）的论文6第一次尝试提出“抽象相关性原理”；还有上面已经提到的《心理学的危机》和汉堡语言学大会。赫尔穆特·登佩（Hellmuth Dempe）的《什么是语言？—— 一项针对卡尔·比勒语言理论的语言哲学研究》（1930）构思清晰，对及至当时的研究状况综述详尽。现在，我想这样回答他书名所提出的问题：语言就是对上述四条原理的满足。我新近发表的批判性文章应该能够充分回应登佩对胡塞尔的辩护。我1933年出版的《语言学原理》（《康德研究》第37辑）完成了对语言四原理的全面论述。在这本书中，我对语言四原理有所修改，重新组织，使其前瞻性更加凸显，也就是说，充分考虑到即将实施的计划。另外，“言语行为和语言产品”这对概念也被扩展为内涵更加丰富的原理C，即“四场理论”。以上是对本书形成历史的回顾。总之，自从我具备了科学思考的能力，我的兴趣就始终聚焦于语言现象。

在科学界，作者最要感谢的一般是那些已经不能活着感受致谢的人们。科学经常提出“谁是你的近邻？”，但在此方面很少能与当今的语言理论研究比肩。这个问题的追问需要跨越数百年之久。现代语言理论尚在孕育之中，有必要从多个视角入手追溯那个以语言现象为世界观之核心的哲学时代。我坚信，语言理论的普遍性问题可以用现代方法重新发掘，而且可从经院派败笔之处着手（就像面对那些没有完工的大教堂）。“象征”这个概念的形成要求我们追溯更加久远的历史，它告诉我们史前思想包含着两种思想非常复杂的重合：“象征”既是秩序符号，又是表征符号。那其实是一口气说出来的语音，只不过作为秩序符号对于所描述的世界并非像古希腊罗马时期认识论所想象的那样是反映。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象征理论中（详见4.4.5“象征概念的历史”），语言符号的表达功能和描述功能的重合太过简单。根据我的理解，经院派没有能够把作为指示性语言符号基础的连接成分（connexio rerum）和称谓性语言符号的秩序成分（ordo rerum）适当而又清晰地区分开来。从另一个视角，同时就纯粹语言理论而言：语法学形成之初古希腊学人对指示、称谓和概念进行了完全正确的区分，但后来在哲学家们的思想中却消失了。现代语言理论必须纠正这两种错误，并且重新认识语言工具的媒介特点及其复杂性，指示场必须重新获得自己并列于象征场的地位，同时，语言符号的表达功能必须因其特殊的结构而有别于语言符号的描述功能。我希望在本书实现第一点，而第二点还需要一本关于“声音表达和语言表达”的新书。

我要对同事们表达发自内心的感谢。因为本书涉猎广泛，以许多语言学研究为基础，没有专业造诣深厚的同事们万不能完成。我的助手布鲁诺·索内克（Bruno Sonneck）博士在本书完成的所有环节都伸手相助，他的许多朋友都是年轻的比较语言学家，也慷慨相助，例如洛克尔（Locker）博士就与他一起为我提出的一个新的词类，即代指示词，提供了证明。1932年夏季，库里洛维奇（Kurylowicz）教授在我研究所访学一个学期，其间在我们学院开展了许多极具教益的讨论，令人感佩。克特·沃尔夫（Käthe Wolf）博士主持了我们研究所新一轮的胡塞尔研究，论题范围较前扩大，使得几年以来所开展的表达理论研究获益匪浅。其中，卡尔·布伦纳（Karl Brenner）博士的一项完全独立的研究使我获得了日常语言音节的一个示波图。这项研究开辟了一种类似于葛麦里（Gemelli）和帕斯托里（Pastori）获得巨大成功所使用的方法（“语言的电子分析”Ⅱ，《心理学研究》18，1933）。除了词汇和句子的语音构成，葛麦里和帕斯托里还分析了它们的“语音个性”（参看原书194及以下诸页）。在此方面，不伦瑞克（Egon Brunswik）的表达理论研究最值得关注。

在我的学术圈子中不乏语言逻辑学家。我的同事埃贡·不伦瑞克（Egon Brunswik）先生、埃尔泽·弗伦克尔（Else Frenkel）博士和诺伊曼（Neumann）教授对于本书所述原理的最终表述抱有极大兴趣，给予了很多帮助。另外，同行凯拉（Eino Kaila）先生两次长达一个学期在我处访学，对我的《语言理论》极有兴趣，参加了我在小范围对其中所提诸原理的报告和讨论。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Tolman）教授去年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动物心理学实验，那些实验的基本结论与我在《危机》和本书所提出的观点相吻合。我对他也是谢意永存于心。佩鲁茨（L. Perutz）博士是一位年轻的英国语言文学学者，在我写作第四章的时候帮我查阅了大量语言学文献，并在最后与沃尔夫和索内克一起帮我完成了本书的索引，不厌其烦而又专业到位。我对所有帮助永远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