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路综论
唐诗之路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卢盛江
《唐诗之路研究》（第一辑），即“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出版，需要写几句话。
一
先要写到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唐诗之路研究会的筹备和成立。
首先提出成立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的，是唐诗之路的发现者和研究首倡者竺岳兵先生。我久闻竺岳兵先生大名，为他的事迹所感动，钦佩他的精神和为人。近年来，多次造访浙江新昌和竺先生，多次参加浙东地区唐诗之路的学术活动。2019年初，竺先生不幸被诊知患胰腺癌，后来病情恶化。这年5月，我专程从外地到新昌，看望病重的竺先生，要和这位顽强的老人见最后一面。竺先生这时身体已很虚弱，他拒绝很多人包括他家人的看望，却在5月21日和22日，和我整整谈了两个上午。老人用尽生命的最后力气，嘱托我创建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
初创研究会，白手起家，孤掌而鸣，一筹莫展。但是，我很快得到了热情的鼓励和坚定的支持。感谢浙江的肖瑞峰教授、林家骊教授、胡可先教授，我所在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陈尚君会长，李浩、尚永亮、戴伟华、罗时进几位副会长，竺岳兵先生生前老友、中国李白研究会原会长薛天纬先生，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教授。我们联络起来，实际组成了最早的筹备小组。
初期筹备，主要在浙江。竺岳兵先生生前好友、台州学院的胡正武教授，为我在浙江四处联络。我还联络了我所认识的时在越秀外国语学院任教的台湾的张高评教授。通过他们，我在浙江与更多原来并不认识、没有过联系的人和学校有了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2019年6月15日到25日，我周游浙江，从杭州、金华、台州，到宁波、新昌、绍兴，再回到杭州，从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台州学院、宁波大学，到新昌县、绍兴文理学院、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树人大学、中国计量大学，造访、联络和鼓动，考察、寻找合适的秘书处单位。在秘书处的申报中，台州学院（胡正武教授和李建军教授为代表）、绍兴文理学院（高利华教授为代表）和中国计量大学（邱高兴教授为代表）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在此期间，陈尚君会长从上海到杭州，就研究会筹备工作作了指示。
在此基础上，2019年6月23日，在杭州成功举行了研究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2019年7月2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批复准予成立唐诗之路研究会。四天后，7月6日，竺岳兵先生不幸仙逝，我们以研究会筹备的顺利进展告慰这位坚强老人的在天之灵。
研究会筹备工作进一步得到全国各地唐诗之路研究者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莫砺锋、钟振振、王兆鹏、刘明华等著名学者积极参与到研究会核心组。核心组成员，很多是国内中国古代文学各大学会的会长、副会长。地方文史研究者，特别是浙江的地方文史研究者，积极参加研究会。在浙江省新昌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下，2019年11月3日，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在浙江新昌正式宣告成立。
二
唐诗之路，研究的是诗路。路，纯从地理上来说，唐代以前就应存在。当然，有些“路”是唐人开发出来，或者说走出来的。“路”而有“诗”，诗路这一现象，也当不始于唐代。但是，作为一种更为普遍的、带有时代特征性的诗歌、文化现象，则在唐代。
为什么会出现唐诗之路？
唐代国力强盛，国家统一，疆域广阔。全国有各种道路，四通八达，诗人可以沿着道路到全国各地，到诗的远方。壮游、宦游、干仕、出使、求学、科举、从军、入幕府、贬谪、流浪、隐逸，可以走各种各样的路。唐代社会开放，包括对海外的开放，西至西域，东通日本、朝鲜，北达鸡林、抚余，南抵安南等等，唐诗之路走得更远。
唐代诗人生活内容丰富多彩。他们追求理想，边塞建功立业，因此有边塞之游，有陇右唐诗之路、西域东北边塞唐诗之路。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山水，因此有人专门壮游山水，一生好就名山游，也有仕宦沿途的山水之游，专为隐逸的山水之游。他们有的又坎坷多艰，因此有贬谪之游、流浪之游。
唐诗繁荣和诗歌艺术成熟。诗人游旅，一路留下行迹，也就一路留下诗歌。山川、胜迹、旅怀、思乡、宴集、赠别、宗教、各地风情，甚至怀古咏史，因行路进入诗歌，化为唐诗名篇中的意象意境。诗歌因行路中的名山胜迹而生，而诗歌名篇的产生，又使山水胜迹更有一层深厚独特的文化韵味。因了诗歌繁荣和诗歌艺术的成熟，诗与路相得益彰，融为一体。
唐诗之路研究与很多问题相联系，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
它与地域文化相联系，与文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有关，但又不是单纯的地域文化和地理学。地理之路，必然处在一定的地域，但同一地域，有时有不同的唐诗之路。地域是成片的，路是成线的。地域是静态的，而诗路是走出来的，是动态的。
它与山水文学有关系。很多唐诗之路诗歌就是山水诗。但是唐诗之路诗歌写山水，多写行于诗路之时所见所感，多写山水之游。不论漫游、宦游，多是第一次经历，因此更多新鲜感，笔下多写山水新奇的一面。有时有一种名山情结，一种“自爱名山入剡中”的向往。当然，发掘诗路沿线山水名胜的文化内涵，也成为一项重要研究内容。
它与隐逸文学有关。唐代很多隐士隐于诗路，与诗路融为一体。他们往往与漫游或宦游诗路的诗人有密切的交游，他们自己也常常闲游漫游于隐逸之地和居地之外。他们的隐逸之情常常与诗路地域的佛道、民俗文化融为一体。唐诗之路的隐逸，有自己的特点。
它与边塞诗有关。很多边塞诗就是唐诗之路诗，但是，从唐诗之路的角度，视野可以更广一些。它可以考察边塞的交通路线，考察边塞之路的历史地理，考察其千年积淀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文化，还可研究其他问题。从唐诗之路的角度，对边塞诗会有新的认识。
它与贬谪文学有关。一些诗人的贬谪之路，就是唐诗之路。贬谪和壮游（或者说漫游、闲游），和宦游，和流离之游等等，构成了唐诗之路的主体。贬谪之地的山川风物、民俗文化，对于诗人有着重要影响。同是贬谪，不同地域，不同的诗路，感受不同。很多贬谪之诗，表现怨愤不平之情，表现贬谪途中山水的险恶荒凉，表现孤独感。但有些贬谪诗路，途中清秀宜人的山水，对贬谪诗人却起着疗伤的作用。贬谪之路研究，要注意这些不同特点。
提出唐诗之路，提出一个空间的概念。诗人的心路历程、诗歌思想艺术的发展演变，不但受时间影响，而且受空间影响。沿着唐诗之路，空间移动变化，往往引起心态的变化，诗歌思想艺术也会有所变化。这方面，唐诗之路也可以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随着研究的开展，我们对唐诗之路会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会提出更多的新问题。这是一个很有研究前景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三
唐诗之路已经留下了开创者的宝贵足迹。
就学术研究来说，目前所知，最早以“唐诗之路”为题写作论文的，是竺岳兵先生。1988年，竺先生在浙东四市地联谊会筹备会上，首次提出“剡溪是一条唐诗之路”的观点。作成论文发表，则在1991年5月26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在这之前，1984年，竺先生完成三万多字的论文《李白行踪考异》，可以看作研究浙东唐诗之路的先声。
这之后，竺先生出版《唐诗之路唐诗总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汇编他所考证的游于浙东的451位唐代诗人留下的一千五百多首浙东诗。《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对这些诗人在浙东的行踪一一考证，其中61位诗人，他们在浙东的行踪与关系为前人所不知，而由竺先生细细爬梳史料，一一考证出来。《天姥山研究》［中国国学出版社（香港）2008年］专考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名山。竺岳兵先生为浙东唐诗之路研究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
此外，在浙东，有邹志方编诗选《浙东唐诗之路》（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安祖朝编注《天台山唐诗总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又有胡正武《浙东唐诗之路与隐逸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和《浙东唐诗之路论集》（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徐永恩《司马承祯与天台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高利华《越文化与唐宋文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高利华等《越文学艺术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相当的章节也是论述浙东唐诗之路。
就论文的情况而言，关于浙东唐诗之路，除竺岳兵、邹志方、胡正武等研究者，肖瑞峰早在1995年就在《文学遗产》发表《浙东唐诗之路与日本平安朝汉诗》，吕洪年于1995年在《杭州大学学报》发表关于“唐诗之路”新昌境内的山水传说的论文。还有林家骊、胡可先、楼劲、邱志荣、钱茂竹等，论及会稽山水诗与浙东唐诗之路，浙东唐诗之路研究的学术逻辑与学术空间，六朝浙东人文与浙东唐诗之路，浙东唐诗之路的兴衰原因及当代意义，浙东唐诗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等问题。自1995年至2020年，共查得以浙东唐诗之路为题的论文34篇。另外，2019年6月3日《光明日报》以“浙东唐诗之路是如何形成的”为题，发了专版。
关于浙东唐诗之路，我所知，省级以上科研课题，有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领衔和中国计量大学邱高兴教授领衔以及台州学院何善蒙教授领衔的浙江省重大项目。另外，中国计量大学房瑞丽老师有教育部项目。中国计量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台州学院、绍兴文理学院等院校设有唐诗之路的专门研究机构，新昌有唐诗之路研究社和研究中心。
在新昌，竺岳兵先生主持举办了十多次以“浙东唐诗之路”为主题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和其他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有1994年11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和1999年5月“李白与天姥”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所知，绍兴、台州、嵊州等地，都举办过类似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浙东之外，全国很多研究与唐诗之路密切相关。有地域与文学的研究，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文津出版社1999年）和《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胡可先《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缘和空间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是这方面的力作。王兆鹏教授有关于文学地图的研究。罗时进《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所论为清代，对唐诗之路研究也有启示作用。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年）、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梅新林等《文学地理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和《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以及他主办的文学地理学会及几期论文集，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胡阿祥《中古文学地理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或着眼历史文化地理，或着眼理论，或着眼秦汉和中古，都与唐诗之路的研究有关。
贬谪文学研究，尚永亮有《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和《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力作。唐诗之路，很多就是贬谪之路。贬谪文学的研究，是唐诗之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自是唐诗之路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李德辉的唐代交通与馆驿研究，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唐宋馆驿与文学资料汇编》（凤凰出版社2014年）、《唐宋馆驿与文学》（中西书局2019年）等力作。诗路，必有交通，必经过馆驿，这是唐诗之路研究的基础工作。
戴伟华除了地域文学研究之外，其他相关著作，《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年）、《唐代使府与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也与唐诗之路研究密切相关。唐代很多诗人，都是经由幕府、使府，在方镇任文职僚佐而走上唐诗之路。使府幕府生活、方镇文职僚佐生活，常常就是唐诗之路生活。研究唐诗之路，必然要研究诗人在诗路中的使府幕府生活、方镇文职僚佐生活。
阎琦主编，邱晓等副主编《商於之路》（中华书局2019年），汇编自汉晋唐宋到明清的商於之诗，进行系统整理。2019年7月20日在兰州大学举行“陇右唐诗之路”专题研讨会，2019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版刊载该会议发言。2020年3月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又辟专版，以“贬谪与唐诗之路”为主题，发表3篇文章。
此外，有李德辉《唐代两京驿道—真正的“唐诗之路”》（《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和《长安至荆南驿路—通向南方的“唐诗之路”》（《国学杂志》2007年第1期）、海滨《岑参对唐诗西域之路的双重建构》（《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2期）、高建新《“唐诗之路”与岑参的西域之行》（《唐都学刊》2020年第2期）等论文。科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陇蜀古道历史地理研究》，其中与唐诗之路相关的文学艺术类论文5篇，有蒲向明《“故道”陇南段的文献和文学考察并“木皮道”的有无》《祁山古道：沟通南北丝路之陇蜀要津—以陇南祁山古道的文献和文学考察为视角》和《阴平古道和河南道及其陇地一段的文献文学考察》，刘雁翔《杜甫陇蜀纪行诗〈木皮岭〉地理位置讨论》和苏海洋《杜甫入蜀行程北段路线新考》。
很多不以“唐诗之路”为题，其实也与唐诗之路研究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就是唐诗之路研究。一些诗人一生相当多的时间游历于旅途，他们的大部分诗歌作品，就留在唐诗之路。研究他们的生活道路、创作道路，离不开对他们所游历的唐诗之路的研究。从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孟浩然、李白、杜甫，到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无不如此。就诗歌题材而言，唐代大量的山水诗、贬谪诗、宦游诗、赠别诗、思乡诗、边塞诗，甚至怀古咏史诗，很多都作于唐诗之路。唐诗之路沿线，各个地方，有众多的名山胜迹文化遗存、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和丰厚的历史积淀。各个地方，对唐诗之路沿线地方文献的整理，对名山名水胜迹遗存文化内涵的发掘，对历代文化名人及其事迹的发掘、考证和研究，很多也属于唐诗之路研究。还有其他很多领域，都可以看到唐诗之路研究的成果。
这样看，唐诗之路研究留下的成果是很丰富的。
开创者在唐诗之路留下宝贵足迹的，还有实地学术考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竺岳兵先生在县土产公司任公路技术员，就朦胧感到有一条唐诗之路。这可看作是无意识的考察。后来，他前后七次步行考察，并且根据解放军航测地形图进行详细计算，又与《全唐诗》所涉诗篇一一对照归类，并绘制《李白游踪图》，写下三万字的学术论文《李白行踪考异》。这是有意识的考察。
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在年逾七十的萧涤非教授率领和指导下，1979年5月开始历时两个月，后又于1980年，行经山东、河南、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地，考察杜甫行踪遗迹，著成《学诗访杜万里行》。
林东海先生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组成“李杜游踪联合考察采编小组”，于1981年和1982年，实地考察李白游踪。后林先生和夫人宋红老师，自2009年起至2018年，或隔年，或每年一次、两次，甚至四次，走遍全国16个省市，举凡李杜游踪所及，都尽力探寻考察，先出版有《李白游踪探胜》，又著《杜甫游踪考察记》和《李白游踪考察记》即将出版。
左汉林教授自2012年前后，用五六年时间，有计划考察，周行万里，走遍杜甫游踪，2018年出版《朝圣：重走杜甫之路》，并在中央财经大学举办“重走杜甫之路”摄影展。
此外，我所知，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葛景春、罗宗强、郝世峰、周啸天、简锦松、松浦友久、户崎哲彦、内田诚一、查屏球、徐希平、高建新、萧驰、万德敬、邱晓、吴世民等，有的专程一个月或数月，前后费时数年，有的行程万里，都有过对唐诗之路的实地专门考察，考察所涉诗人包括李白、杜甫、柳宗元、王维等，涉及全国绝大部分地域，包括西北、华北、中南、西南、东南、华南。
还要说到文化建设。1993年7月，浙东宁波、绍兴、舟山、台州四市地政府制定区域经济发展和合作规划，明确提出发挥唐诗之路综合优势，促进旅游事业。此后，浙东各地大力开发唐诗之路为主题的旅游。2018年1月，浙江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浙江省省长袁家军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抓好大花园建设，积极建设大运河、钱塘江、浙东、瓯江四条诗路文化带。此后，各市县都在做规划，搞开发和建设，各种唐诗之路研究会、智库等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举办各种研讨会和论坛，诗路文化建设在浙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要之，“唐诗之路”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有了规模不算小的开局，已经形成文化建设的潮流，学术研究的趋势。全国性的唐诗之路研究会的成立，正是顺应了这个潮流，这个趋势。
四
这次唐诗之路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聚集了全国的唐诗之路研究者，开得非常成功。大会收到七十四篇论文，另有十八篇论题和发言提纲。收入这个集子的，是其中的部分论文。大会和这个论文集，可以看作唐诗之路研究当前成果的一个巡礼。
很多论文看出有深厚的积累。一些作者，长期从事地方文史工作，对一方风物民情文化历史了如指掌，有的还有厚实的专著，如徐跃龙、徐永恩，其他作者，如唐佳文、邱志荣、唐樟荣、徐景荣、袁伯初、鲁锡堂、释正涵等，笔端带着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对所论问题无不从容自信。高校的研究者，陈尚君之于唐诗，林家骊之于六朝文学，薛天纬之于李白，刘明华之于杜甫，肖瑞峰之于刘禹锡，钟振振之于韵文，尚永亮之于贬谪文学，王兆鹏之于文学地图，詹福瑞之于理论思考，罗时进、戴伟华之于地域文学，高建新、米彦青、雷恩海、海滨之于西域、陇右、边塞文学，张伟然之于历史地理，李建军之于寒山子，李谟润、钟乃元、石天飞之于佛寺、粤西文学、瑶族石刻，都有出色的学术成就。有的对唐诗之路也久有研究。胡可先、邱高兴分别研究地域文学和佛教，又各自有浙东唐诗之路的省重大项目。薛天纬、左汉林、吴世民、邱晓、万德敬都亲身考察过唐诗之路。他们对相关问题久有思考，厚积薄发，写来无不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注重基础性工作，注重历史面貌的清理和还原。研究浙东唐诗之路的源流发展，浙东唐诗之路如何源于汉晋，会稽山水诗如何发展为浙东唐诗之路，考论六朝浙东诗，谢灵运与剡中，初盛唐之际浙地诗歌如何推介影响到京师，中唐大历诗人群与越州诗文化圈如何生成。考察浙东唐诗之路的名山胜迹，剡溪、越州州城、上虞、天姥山、罕岭、嵊州。考察从西域到粤西的各地唐诗之路，岑参西域之行的旅程，“丝绸之路”上唐代诗人的来往，山西、陇右、西域、商於、粤西和瑶族石刻唐诗之路的面貌，唐诗中的蜀道书写，洛南“三关道”的诗境，丝路人文遗存与唐代文学的西域书写，李德裕对海南文化的影响。考察佛禅传说与唐诗之路，浙东区域佛教传播路线与昙猷大师，山水禅宗与佛教旅游，“支竺遗风”与浙东唐诗之路，寒山子诗的佛道融合意蕴，寒山诗的雅俗跨界与文学史价值，唐五代诗词中的刘阮二郎。考察唐诗之路中的诗人，司马承祯、宋之问、孟浩然、李白、杜甫、高适等。
有一些专门的考证文章。考证武则天召见司马承祯的时间和动因，浙东唐诗之路涉越州佛寺，孟浩然行迹，高适赴河西纪行诗，李白秋浦炼丹问题，杜甫行经寺庙及其遗址。一些考证，既运用地方史料，还细致绘制相关图表。尚永亮考初盛唐浙东八州贬官，将传统典籍材料与地方文史资料，乃至新出土的文献相结合，互为印证，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准。这些研究和考证，史料清理细致，人物活动轨迹清晰，实实在在地提出和解决了一个一个具体问题。
不少论文视野开阔，立论新颖。陈尚君从他储积的众多杂感类文字中，为会议提供重读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论文，论文分析杜甫诗中抒写自京赴奉先县一路心绪，杜甫对时政的观察与思考，以为此诗不仅在杜甫一生诗歌写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也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杜甫是唐诗之路的重要作家，他一生经历坎坷，他走过的路，就是一条唐诗之路。而安史之乱即将爆发之时，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可以看作一条微观的唐诗之路。如何研究微观的唐诗之路，陈尚君文提供了一个范式。戴伟华探讨弱势文化区创作状态及其意义，比如岭南和安西北庭，这些地域，因文士的移入带来某一时期的创作高峰，文士视觉反差给诗歌带来新奇的格调，创作者由强势文化区偶然进入弱势文化区，有能力将文化弱势区的景象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诗人进入新的创作环境，由于受到外部事物的影响，逐渐调整原来的创作模式，适应新环境，从而形成另一种和原来不同的诗歌创作特点和形态，而他们的诗歌风格又随主体离开特定场所而消失，诗歌创作主体对表现对象的选择有异，诗歌创作影响低于作者期待，创作者往往希望早日离开特定创作环境，这可看作唐诗之路的拓展与延伸。陈才智从接受史的角度考虑，提出历史上存在一条醉白之路，各种名胜遗迹，寻访诗迹成为主题，而贯穿着历代文人对白居易的向往、接受和钦慕，足可为唐诗之路扶翼。李芳民指出，唐代蜀道，创作者有的亲身经行，而有的则未亲历，因此，其书写也形成了悬拟想象与亲历纪行两类，在艺术上也有物象、意象之形塑创造与实录所历、心理呈现之别。刘明华探讨杜诗“会当临绝顶”的异文，而讨论古籍整理中的“较胜”选择问题。陈秋月不是着眼当地文化对唐诗之路的影响，而是反过来，探讨唐诗之路对当地文化的影响，指出，正是在浙东唐诗之路的影响下，形成了天台山和合文化。张如安讨论浙东唐诗之路名山四明山相关的典籍《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讨论黄宗羲对此书的改编、引用、评论和考证。鲁锡堂从大湾区建设视角提出重塑越州州城（绍兴古城）魅力的问题。吴琦幸从北美中国文化教学的角度考察唐诗之路。俞晓军、李招红则从学术史的角度，介绍唐诗之路发现者和首倡者竺岳兵先生的学术之路。
一些论文有很好的综合性思考，有些思考带有理论性。胡可先介绍他领衔的浙江省重大项目，指出，要从时间维度，浙东唐诗编年史、浙东唐诗发展史、浙东唐诗学术史三位一体，对浙东唐诗发生发展演变进行纵深研究；从空间维度，采取点、线、面三者相互结合的方式，对浙东唐诗之路进行地理与地域层面的研究；从人物维度，完成唐代浙东诗人群体研究、浙东唐代诗人传记丛书等课题；从艺术维度，进行重要诗人、经典名篇、文体交融和区域文化研究，这是浙东唐诗之路研究谱系建构的整体思考。罗时进探讨唐诗之路研究的视界与视点，指出，要研究唐人行走的历史，要有唐代的全域视界，注重其审美特征，具有学科意识，最终能够在理论层面上对唐诗之路问题做出构建与阐述。海滨对西域唐诗之路做总体观照。陶济以为江南浙东、浙江浙东、越州浙东、剡县浙东构成浙东唐诗之路逐步演进而交互开放的四大空间层面。万德敬分析政治、地理、宗教和历史四个要素在山西唐诗之路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雷恩海分析陇右唐诗之路的路径、内容及文化意义。钟乃元讨论唐代粤西诗歌之路，考察秦汉以来粤西伏波故道的形成，流放诗人、贬谪诗人、地方官和幕僚诗人等的活动和创作，分析其地域文化特征。韩震军探讨唐诗之路的概念、研究对象和现实意义等问题。
五
唐诗之路研究会成立，标志着唐诗之路进入新阶段。唐诗之路研究怎么做，大家在思考，我也提几点看法。
对唐诗之路的研究价值和意义，要有恰当估价。整体研究才刚刚开始。不论浙东还是全国，研究过程中必然会不断发现新问题。唐诗之路涉及唐代绝大部分地域，唐代相当一部分诗人都走过唐诗之路，相当一部分诗歌都作于唐诗之路。就唐代而言，时间跨越数百年，如果放眼整个古代，则时间跨度更长，涉及诗人和诗歌数量更多，涉及问题也更多。通过唐诗之路的研究，可以带动一些高校的学科建设，也可以推动一些地方相关的文化建设。这将是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从这个层面，唐诗之路的研究就要有长期的考虑。可以凭兴趣，偶尔为之，有意愿者，也可以作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的研究计划。从问题之多、学术价值之高来看，甚至值得一生精力投入其中。什么是唐诗之路，需要从理论上界定，需要有严格的学术规范。但不要因此阻碍我们前行的步伐。特别不能只在概念上兜圈子。现在重要的是，切切实实地清理材料，清理问题，弄清面貌。把这些工作做下来之后，我们对什么是唐诗之路，可能会有更为清晰、更为深入的把握。对事物的认识和真理的探求，应源于实践。就算未能紧扣唐诗之路，只要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就有价值。大胆地做起来，持续地做下去，唐诗之路才有发展。
要有大的格局。不满足于小打小闹，游走边缘，而立志于把问题做深做细做全做大，立志于在学术上真正留下一些有用的东西。
浙东唐诗之路研究要继续深入。全国的唐诗之路，陇右、天山、秦蜀、陇蜀、巴渝、商於、终南山、湖湘、宣歙、皖南、浙西、三晋、蓟北、岭南、粤西等等，所有诗人走过的诗路，唐诗之路形成的各种形式，壮游、漫游、闲游、贬谪、宦游、隐逸等等，有关的各种文化现象，佛教、道教、民俗与唐诗之路，唐诗之路相关的其他各种问题，唐诗之路的名山胜迹情结，唐诗之路与唐代交通，与唐代贬官制度、幕僚制度等，唐诗之路的文人集团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做起来。
要做好基础的资料工作。路、人、诗，路是载体，诗是基本内容，而人是灵魂主体，这三个方面，都有大量的资料工作可以做。路是怎样形成的，经过地域有哪些名山胜迹，怎样的风物民俗、历史发展，有怎样的文化遗存？有哪些诗人经过此路此地域，何时来，何时去，因何来，因何去？经过此路到此地域，有怎样的活动？漫游，宦游，贬谪，隐居，家本居此？有哪些诗作，或者说，有哪些诗涉及此一路一地域？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竺岳兵先生。作为一个民间学者，他的几部著作，加上徐跃龙先生的《天姥山志》，就把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来了。全国每一条唐诗之路，都可以将那里的文化遗存以名山名水名迹志的形式整理出来，都可以编出那一条唐诗之路的《唐诗总集》和《诗人行迹考》。还可以以《元和郡县志》或《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一类典籍中唐诗之路的相关内容为蓝本，经过考订整理，汇编相关资料。可以将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没有做完的江南与岭南交通、河运与海运交通制度做完。还有其他资料方面的工作。为做好资料工作，又需要相应的考证工作。资料力求全，力求准确可靠，要有原始出处，有严格规范。有这样的资料工作，整个研究就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要做系统的研究。唐诗之路涉及很多的问题，可以既考虑问题本身的方方面面，又考虑相联系的问题的方方面面。既切切实实地做好每一个具体的局部的问题，又着眼全局，着眼整体，着眼问题和问题之间的联系，从一个问题推向另一个问题，从较浅的层面推向更深的层面。有些问题，可以做成小论文。很多问题，则可以做成一部一部的书，甚至做成丛书，或者做成一个一个省部级课题或者国家级课题，一般项目或者重点甚至重大项目。前面说到的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领衔浙江省重大项目，编年史、发展史、学术史，地理与地域研究，诗人群体研究、诗人传记丛书，重要诗人、经典名篇、文体交融、区域文化研究，就是格局宏大、系统研究的典范。要有把课题内所有相关材料和问题一网打尽的气魄。
要沉潜下去。沉潜到材料和问题的最深处。每一个问题，力求做深做细，让它在学术史上站得住脚。既有大的格局，又把每个问题做深做细，我们就会有切实的对得起历史的成绩。
要创新。要发掘新材料。传统典籍的材料需要继续发掘。很多材料我们未必注意到了。有些材料我们注意到了，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问题的提出、视角的变换，以前非常熟悉的材料可能需要重新解读，可能会发现其新的内涵。所谓发掘新材料，常常是指发掘传统材料新的内涵。新出土文献当然要注意。近年大家都比较关注唐代新出土文献，但是，从唐诗之路的角度考察这些新出土文献，可能仍会有新的发现。地方文献可能会有更多新材料。这些材料，地方文史研究者可能熟视无睹，不一定将它与重要的学术问题相联系，而高校研究者不一定知道这些材料。加强沟通和交流，是必要的。地方文献，编写者情况不一，有的严谨规范，有的比较随意，因此其可靠性需要甄别。地方的民间传说、口传史料也值得注意。中国古代很多史实，都是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司马迁《史记》，就用了不少口耳相传的材料。但是，这些史实，在口耳相传过程中会有变异，不可全信，但有些确有可信的成分。即使纯是传说，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现象，它也有可信的一面。这类史料，应该有人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加以整理。纪录要规范，要严谨。要选择可靠的述说者，记录传说本身，也记录述说者的身份、年龄和述说的地点，以及所述内容的来源。溯源的时间越久远，材料越可靠。可能还有其他新材料。
要提出新问题。唐诗之路研究在全国刚起步，可以说处处都有新问题。全国那么多唐诗之路，唐代那么多诗人走过唐诗之路，唐诗之路与那么多文化现象相关，各人游走唐诗之路的方式不同，每一条唐诗之路、每一种文化现象面貌的清理，以及唐诗之路不同方式的研究，都是大问题，新问题。新问题的发现，往往需要新的视角。研究最基本的，是把研究对象本身的面貌弄深、弄透，如果在此基础上，站得更高一些，视野更开阔一些，跳出局部，着眼全局和整体，着眼前后的发展变化，换一个新视角，可能会发现新的问题。从原有的熟悉的研究，把视角转到唐诗之路来，可能会把原有的研究带到一个新的领域，有新的发现和进展。
当然要有新的观点。囿于某种狭隘框框偏仄认识的错误观点，应该纠正过来。不是有意标新立异，求险求怪，求新的目的在于对事物有更为准确全面的把握，把研究推向深入。有的时候，观点稳妥，通达，有弹性，在学术上站得住脚。一般说来，能够准确揭示事物的面貌，就是最好的观点。有的时候，观点的某些方面不那么完善，但它新颖，能启发人们关注一些新的问题，对事物和现象做进一层的思考。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比四平八稳的老调重弹更为重要。
我们主要用实证的方法，就唐诗之路这一研究对象而言，这可能是基本的研究方法。现在研究刚刚起步，提方法创新可能为时过早。但在实证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方法的某些创新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当然，任何的方法创新，都是为了对唐诗之路的问题有更准确的把握，更深入的认识。否则，方法的创新就只是一句空话。
还有如何将实地考察的体验化为学术研究的成果，如何处理文化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关系，还有其他很多问题，都值得思考。
我们要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可以称之为唐诗之路精神。这种精神概括起来，是执着理想和勇于创新，在艰难中不懈奋斗与追求，是忘我无私的奉献，是重情义，讲和谐。靠这种精神，唐代诗人，历代诗人，走出了一条诗歌之路；靠这种精神，我们发现了唐诗之路，并有了很多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成绩。靠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能把唐诗之路研究得更好，建设得更好！我们的成员，包括核心成员，来自不同的学会，相信会把各个学会的优良传统带进来，大家兄弟般和谐相处。我们的成员，有高校的专家学者，也有地方的文史研究者工作者，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一定会像一家人一样和谐相处。一方面，任重而道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另一方面，我坚信，只要一步一步坚实地走下去，总是可以走通的，唐诗之路会越走越宽。大家齐心协力，共谋共建，一定能把我们的研究会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的研究会，把唐诗之路建设成我们美丽的家园！
作者系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
论文原载《唐诗之路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2020年，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