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唐诗
——兼述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
陈桥驿
一
唐诗之路研究开发社邀请我参加“李白与天姥”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实在感到惭愧。由于我曾经在新昌执教数年，与这个地方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只好汗颜接受邀请。假使我与包括唐诗在内的中国古代诗词歌赋毫无关系，那倒是不会有惭愧之感，因为眼下的不少这类会议中与会者与会议主题毫无关系的有的是。但事实是，我与中国的诗词歌赋特别是唐诗确实有过密切关系。我是在四五岁时由一位清末举人即我的祖父用唐诗为我启蒙的。所以到七八岁就背熟了《唐诗三百首》，同时背熟的还有《神童诗》《千家诗》等。后来又读熟《诗经》中的全部国风（雅、颂因为乏味，所以没有背熟）。中学以后念英文，也读过荷马的《伊里亚特》《奥特赛》，并且涉猎过一点十四行诗。但是所在这些，由于以后从事的专业性质，一切都早已淡忘，现在回忆起来，实在恍如隔世。
在唐诗之路研究开发社邀请我与会的过程中，又读到了竺岳兵先生的几篇大作，里面有许多唐诗的理论。关于这方面，即使在我当年读诗的时候也绝无心得。我的祖父是位小学家，他读熟了《康熙字典》中四万多个字的音训，对《说文解字》和《佩文韵府》之类也滚瓜烂熟。对于诗词，他除了背熟以外，恐怕也不曾有什么钻研。在我的回忆中，他教我读唐诗的过程中，可以拉扯到理论的，或许就是他对李白和杜甫的评价，即所谓“诗仙”和“诗圣”，前者豪放自然，后者雕琢精深。他是一位不苟言笑的学者，平时从不说一句俏皮话，但对于李、杜，他居然以俏皮话作了比喻（这当然也是从别处听到的）。他说假使他们二位上毛坑（厕所），李白就吟“大风吹屁股，寒气入膀胱”；而杜甫则吟“塔斜尿流急，坑深粪落迟”。不过后来我还是读到了相似的评价，那就高雅得多了。那是在我念高小之时，当时我已是绍兴图书馆（古越藏书楼）的长期借书户，我在一本日本汉学家盐谷温所撰的《中国文学史概论》（孙朗工译）中看到他对李、杜的评价：前者是“神鹰瞥汉”，后者是“骏马绝尘”。或许恰如其分。
我的祖父倒是教过我一点作诗的方法，除了要我背诵韵目以外，还有诸如“一三五不论，二四不同二六对”（指七言诗）之类。但是我后来发现，名家名诗是不受这种拘束的。例如按照我祖父的说法，七言诗中大忌“下三连”。但选入《三百首》的崔颢名诗《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两句都正是“下三连”。
以上所回忆是我和唐诗的一点因缘。这是因为接到邀请才想起的。但事实是，我既不懂唐诗的理论，过去背熟的，现在又忘了大半。所以实在有愧于会议对我的邀请。
二
由于读过一点诗，后来的专业虽然与诗无涉，但是与我的同行学者们相比，我在专著和论文中，也颇有引及诗特别是唐诗的情况。我的专业除了以地理学为基础外，与史学也有密切关系。但是“诗”不是“史”，似乎与我无涉。在我们的专业同行中，精于专业但没有像我这样有过“背诗”经历的人，当然也不会想到在论文中以诗为证。但我的想法却不同，“史”当然重要，像《春秋》经传、“正史”[1]等等，而且都是权威的。但是“史”与“诗”相比，也有它的某些缺陷。第一，在中国，权威的史书，多半都是官方意志的产物，做学问的人利用时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其中有不少并不反映真实的材料，古今都是一样。特别是所谓“正史”，我在拙著《郦道元评传》[2]中就批评过“正史”。许多部“正史”都立有《酷吏传》和《佞幸传》。我说：“为什么不立《暴君纪》和《昏君纪》？在我国历史上，酷吏和佞幸当然很多，但暴君和昏君何尝会少？而且暴君和昏君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又岂是酷吏和佞幸可比。这实在是‘正史’极不公正之处。”但诗却不是这样，诗是个人的作品，没有受过干扰，尽管对任何一种事物，诗人也难免有他的片面看法，但与史相比，可信度较大。第二，史书所记述的都是重大事件，但在我们专业所研究的课题中，有不少问题都是不见经传的事，而诗的涉及面广，许多地方可以补史书的不足。
例如70年代末，我应约撰写《绍兴史话》[3]一书。此书当然要涉及越王句践七年（前490）建成的绍兴城（当时称为小城），这是一座著名的古都。历史上确实有不少文献做过记载。但是此城在全国的地位如何，却未曾有人做过比较。而元稹在他的《再酬复言和夸州宅》中却明确说出：“会稽天下本无俦。”[4]我引用此诗，当然不会生硬理解，把绍兴城作为唐代的全国第一。但至少可以说明，它已跻入唐代的全国著名城市之林。在城市地理学研究中，有一门“比较城市地理学”的学问。1989年我在日本广岛大学任客座教授时，曾讲授过这个课题。元稹的这句诗，在比较城市地理学中也很有价值。所以我在广岛大学的讲课中也引及此诗。不久以前，我为《绍兴的中国之最》[5]一书撰写序言，也提及此诗。我提出了一段我在国外的经历。我在诸如南美亚马孙河原始森林、北美墨西哥湾浩渺海岸等荒僻之处，或是在纽约百老汇路、东京银座大街等繁华地区，都会想到“会稽天下本无俦”的诗句。因为我在这个大千世界中无非跑过几个码头，见识当然不广。但“元稹出生于中原大都会洛阳，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唐朝的宰相”，“他口中说出‘会稽天下本无俦’的话，足证见过世面的人物，也为绍兴的人杰地灵而倾倒”。
《绍兴史话》当然要述及名擅天下的越窑瓷器。史书和若干笔记确实记及越窑，但大都文字枯燥，不能表达出越窑的光彩。而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采色来。”显然是对于这种名窑的最精湛的目击写生。也有人认为越窑不过是一种青瓷器，现在我们看到的青瓷器很多，不过如此，诗人的描写夸张过甚。这是因为现在我们所见的青瓷器，都是一般窑品，陆龟蒙所见无疑是青瓷精品，即后来吴越所称的“秘色器”。记得《绍兴日报》曾约我写篇有关于此的小文章，我写了《越瓷与陶瓷之路》[6]一文，再次引用陆龟蒙诗句，并且说明，我已在西安法门寺看到了那里收藏的十三件咸通年代（860—874）贡入的越窑青瓷，确实出类拔萃。我当然没有陆龟蒙的诗才，只能以“胎薄如纸，色明如镜”表达了我的观感。陆龟蒙的诗句确实使我茅塞顿开，我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多次引及这句唐诗。这是因为在80年代之初，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国际著名的陶瓷学家三上次男教授，在日本委托我的夫人把他的杰作《陶瓷之路》翻译成中文。此书中译本出版后[7]，1985年我又去日本讲学，他为了答谢我夫人的翻译，邀请我们到东京出光美术馆做客，那里收藏了大量越窑青瓷精品。真是美不胜收。最后，在他们的精致留言簿上，我也写上了这句唐诗。
《绍兴史话》中我还引用了杜甫《后出塞曲》中的诗句“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这是为了说明，绍兴的丝绸，在唐初已经出名。用唐诗说明一种地方事物，在我看来是事半功倍。但是也有人会认为，在我们的专业中，不是人人都有过对我国旧诗“死记硬背”的经历，在其他古代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同类的资料。这话不错。但是我也需要指出，在我的研究工作中，也曾经遇到在其他文献中找不到答案而依靠唐诗迎刃而解的例子。我的关于古代鉴湖研究就是这样。鉴湖（初创时不知何名，六朝称大湖或长湖，唐朝称镜湖，宋朝起才称鉴湖）是东汉永和五年（140）创建的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曾在山会平原的农业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直到南宋而基本湮废。由于文献记载明确，使我得以在1∶50000地形图上测出初创时的面积达206平方公里。像这样一个大型水库，其湮废总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所有文献资料都记载鉴湖围垦始于北宋。北宋无非一百六十余年，要在这样短时期中，把偌大一个湖泊基本垦废，实在很难相信。因此，我在撰写我的论文《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8]一文中，正是由于引用了唐诗，才获得令中外学术界信服的论据。秦系《题镜湖野老所居》说：“树喧巢鸟出，路细葑田移。”[9]说明唐代前期，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而元稹《和乐天十八韵》也说：“柳条黄大带，茭葑绿文茵。”[10]由此可以证实，有唐一代，鉴湖的围垦已经相当普遍。秦系和元稹都是这种围垦的目击者。在当时，他们只是把这种现象作为他们的诗材，客观地写入了诗句。为此，从后代学者来说，他们的诗是完全可靠的，可以作为唐代围垦鉴湖的确凿证据。但是除了唐诗以外，我们也没有在其他古代文献中找到过这种具有说服力的材料。
三
最后说一说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是一首选入《三百首》的唐诗，属于我童年背诵之例。当年，我只觉得此诗豪放自然。它和七言乐府中的《蜀道难》《将进酒》等一样，都是我喜爱的李白诗。所以我在为新修《新昌县志》所写的序言中，特地引及了其中的几句，并且加了一点我的看法：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有许多令人百读不厌的描写，如‘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千岩万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熊咆龙吟殷岩泉，慄深林兮惊层巅’；‘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李白对这座道家第十六福地的神奇景色的描写，反映了唐人对于这座名山的向往和推崇。”
我在《县志》序言中写入此诗，与上述我利用唐诗研究我的专业课题不同。我只是为了说明新昌自然风景的优美，因为在引此诗以前，我开头就说：“新昌位于浙东，浙东原是山清水秀之地，而新昌特为出众。”引此诗之后又说：“当然，新昌的风光胜迹，远不止上述天姥、沃洲、南明等处，其他还有南岩山的山海遗迹，穿岩十九峰的嵯峨突兀，东仰山水帘洞的悬泉幽邃。新昌的景点之多，不胜枚举，新昌的自然之美，美不胜收。从今天的观点来说，这是新昌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它们必然能为新昌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所以我实在是借用名人名诗，以赞扬新昌的名胜。
但是我确实也利用此诗做过专业研究。那是1959年，当时我在浙江师范学院地理系担任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浙江省交通厅委托地理系从事一项全省交通规划的研究，系里要我负责完成这项任务。于是我组织教研室教师和两班高年级学生，在做了几个月室内资料工作以后，再花两个月时间进行野外调查考察。这项研究是把省内铁路、公路、航运通盘考虑的。当时我们发现，特别是浙东，河道的航行里程不断缩减，也就是说，河流状况不断恶化。我们以曹娥江作为典型对象，进行古今对比和分析研究。这就要涉及这条河流历史上的通航情况。我们查索古代文献，经过比较，最后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具有价值的古代文献有两种，一种是《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的王子猷雪夜访戴逵的故事。王子猷在雪夜，“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说明在东晋，从山阴上溯曹娥江到今嵊州，不过一夜航程，江道畅通可见。当时认为有价值的另一种文献，就是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因为诗中说：“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用这两项资料对比，说明曹娥江航道从5世纪到7世纪没有变化。当年我主持写的课题报告，其中就有李白此诗。现在回忆起来倒是很令人感慨，因为我童年爱读的此诗，不仅由我写入新修《新昌县志》，而且也在我的研究工作中起过作用。
作者系浙江大学地理系教授
论文原载《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李白与天姥国际会议专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24—130页
[1] 指二十四史。清乾隆间修纂《四库全书》，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
[2] 陈桥驿《郦道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3] 陈桥驿《绍兴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4] 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续拾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92年，第1032页。
[5] 裘士雄、杨旭《绍兴的中国之最》，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年。
[6] 陈桥驿《越瓷与陶瓷之路》，《绍兴日报》1992年6月28日。
[7] ［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8] 陈桥驿《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地理学报》1962年第3期，第187—202页。
[9]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六十，中华书局，1960年，第2896页。
[10] 《全唐诗》卷四百八，第4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