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案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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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杀夫女的十七年逃亡

1996年7月的一个雨夜,三个身披雨衣的男人乘着一辆灰色皮卡驶入一间废弃的旧厂房,车上还放着一只鼓胀的蛇皮袋。车停稳后,王志华解开蛇皮袋上的绳子,里面是一具蜷缩着的尸体,早已被雨水浸得发白。

我的同事舒妤是一名驻所女检察官,负责看守所二楼的第四监区。2016年11月,她在一次械具检查中认识了一位名叫秦卫兰的女犯,这个女人在1999年冬天捅死了自己的丈夫,此后隐姓埋名,逃亡十七年。

接下来的几天,秦卫兰多次要求约见舒妤,这都是为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见面是不可能了,但我想给他写封信,不然这辈子再也没机会了”。

舒妤感到很为难。不久后,我负责承办秦卫兰的案件。在提讯室,我见到了秦卫兰,她看上去很憔悴,眼神游离,神色凄然。

伴随着秦卫兰的供述,还有舒妤在谈话教育中获悉的情况,这个女人苦难的半生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1999年的那个冬夜,秦卫兰第一次从家中出逃。

当晚,丈夫赵铖跟秦卫兰打架,秦卫兰咬伤了赵铖的手,挣脱之后跌跌撞撞逃出家门。她紧紧捂住受伤的耳后根,血渗出了指缝。

秦卫兰不敢回头,只觉得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她拼命向前狂奔,远处黑得漫无边际,一丝光都看不到。赵铖边追边喊,秦卫兰急哭了,平常丈夫出手很重,这次她把他咬出了血,要是再被抓回去,将会面临什么,她很清楚。

想到这里,秦卫兰哭得更伤心了,她抬手擦泪,血却迷住了眼睛。很快,她就被一个东西绊倒,不久,赵铖骂着脏话凑到她身后。秦卫兰吓得像被钉在原地,索性坐到地上大哭。“他把我拖回家的时候,说着爱我、恨我之类的鬼话。”

秦卫兰的婚事是父亲定的。十几年后,她在提讯室供述这段经历,只用了“硬塞”这个词。

当时经过亲戚介绍,父亲听到赵铖“在厂里当干部”,就替秦卫兰做主,“审批”了这桩婚事。父亲回到屋里,催秦卫兰去村口跟赵铖见一面,抓紧把婚事办了。

秦卫兰没理会,觉得自己的婚姻大事被弄得像“赶牲口”,干脆顶撞父亲:“你供弟弟在城里念书,让我留在村里干活,现在又想着把我赶走。”

“女娃娃长大了总要嫁出去的。”父亲哄了一会儿,失去耐性,随手抄了东西要打她。秦卫兰从家里逃出来,一直跑到村口,碰见了赵铖。

见到长相清丽的秦卫兰,赵铖很快被吸引住了。“那时他把我当小孩儿哄,说以后带我去大城市过好日子,住在北京,因为那里是‘心脏’。这些话我都听不进去,也不信,我嫁给他主要是想离开家,我父亲脾气不好,喝醉了经常打我。”

秦卫兰被一个男人扔给了另一个男人,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走入了更深长的黑暗。正如她所料,婚后,第一个男人基本和她断了联系,她只能用遗忘来对抗遗忘。

赵铖过去住工人宿舍,婚后在城郊租了一间屋子,与弟弟赵东相邻。嫁入赵家后,秦卫兰发现赵铖很会变“戏法”,家里过一阵儿就多几件东西:火柴盒、香油、搪瓷脸盆,还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秦卫兰问这些物件是从哪儿弄的,赵铖说是捡的。时间一长,赵铖嫌她问得多,挥手打了秦卫兰一个耳光。秦卫兰捂着发烫的脸,默不作声,之后四处托人打听,才知道赵铖所在的厂子已经倒闭了。

没了营生的赵铖继续做戏,每天“去厂里上班”,实际上是去偷东西,有时候也管弟弟赵东要钱。一天深夜,夫妻俩吵了一架,赵铖的“工作”被拆穿,恼羞成怒的他扇了秦卫兰几耳光,接着两人在屋子里动了手。秦卫兰打不过,在床头蜷缩着。

“那时候我不懂法律,弟媳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忍一忍就过去了。”后来,秦卫兰在提讯室触及这段记忆时,闭起了眼睛。

11月的深秋,结婚还不到半年,秦卫兰的脸上、身上和腿上满是家暴的伤痕。“他每次打我,我就更加恨他。那段日子里,我像发神经病一样,老是梦见他打我,也记得他每次在我身上留下的疤。”

第一次逃离,是因为赵铖强迫秦卫兰跟他同房,秦卫兰的衣服被撕开了,她感到屈辱,便咬伤了赵铖的虎口。逃跑之前,她看到赵东站在他们家门口,秦卫兰呼救,求他劝劝赵铖,可是借着屋里透出的灯光,她只看到赵东在笑。

秦卫兰不甘心,也曾设想过出逃计划。可如果逃回村子,父亲会把她赶跑,而她先前攒下的钱已经全被赵铖拿走了,现在哪儿都去不了,她得重新攒一笔钱。

此时,赵铖经朋友介绍到建筑工地上干活了,秦卫兰在一家食品商店做营业员。这是她在城里的第一份工作。可干了不到两个月,饭碗就被砸了——前一天,赵铖因为一些琐事又打了秦卫兰,没想到第二天清晨,赵铖尾随她蹿进食品商店,连抽了秦卫兰十几个耳光。

秦卫兰只觉得天旋地转,根本没力气反抗,店里的客人全被吓跑了。老板叫人把赵铖轰走,秦卫兰低着头不说话。老板问她要不要去卫生所看看,秦卫兰赶紧把眼泪抹干,说自己还能工作,转身到柜台理货去了。

那晚,老板把秦卫兰叫到店门旁边,结清了当月的工钱。她茫然地站在外面,看着店门关上,老板只撂下一句——“明天你不要来了”。

1999年12月28日晚上,秦卫兰提出要回家看父亲,赵铖却不肯,“你回去就是想逃”。

两人再度争吵,赵铖抽出一把水果刀,在秦卫兰眼前晃着说:“你就逃吧,我看你往哪儿逃,要是再敢逃,我就杀掉你,再杀掉你全家。”

“好,那你说到做到!”秦卫兰想起父亲,恨意腾起,她一把揪住赵铖的衣服,冲他大喊,“你现在就把我杀了,把我爸也杀了,全都杀了,不然你就是畜生。”

赵铖把刀扔在电视机旁,拳头打在秦卫兰身上,然后拿皮带抽。过了一会儿,他甩掉皮带,坐在床边抽烟。

“那把刀就放在电视机旁边,离我很近,长度差不多二十厘米,头是尖的,木柄,刀很锋利,平常赵铖用来削水果。”秦卫兰下床抄起那把水果刀,赵铖忽然觉察到什么,扑过去要抢,而此刻秦卫兰手里的刀已经向他捅了过去。

刀尖扎进了眼睛,赵铖捂住脸惨叫,鲜血汩汩地往外涌。慌乱中,秦卫兰把刀拔了出来,赵铖的脸已浸成血红。

“他揪紧我的衣服,嘴里喊着要杀掉我。我很害怕,就拿刀往他身上捅,不停地捅。后来他没动静了,手也松开了,我手臂那里全是他抓的血手印。”

秦卫兰忘了自己捅了几刀,手已经脱力了,杀意却越来越浓。当时血溅到脸上,她便闭起了眼睛,“只听见刀捅进赵铖身体里的声音”。

十多年之后,秦卫兰在提讯室里辨认死者照片,看到赵铖的那张脸,她神色惊惶,肥宽号服下的身躯像触电般剧烈战栗,紧接着她闭起双眼,过了半分钟,才缓缓说道:“这个人就是我的前夫赵铖。我永远都忘不了他那只眼睛,是被我戳瞎的。逃了这么多年,我老是梦见他捂着流血的脸……”

其实那颗被扎伤的眼球,一直都在她的回忆里跳荡。

家门被赵东撞开,他看见哥哥趴在地上,又望见秦卫兰手里的刀,“嘴巴张得老大,吓得连续往后退”。秦卫兰想起那天他的狞笑,把刀握得更紧了,挥刀猛捅过去。

赵东正要逃,被刀伤了后肩,他尖嚎着蹿出屋。秦卫兰没有追,粗喘着环顾四周,发现整间屋子都是红色的。“满目血红”,是她对杀人现场最深的记忆。

后来,那份尘封十七年的现场勘查笔录也作出印证:“房内中央见一具尸体,头西南脚东北,呈俯卧状,上身穿浅灰色睡衣,下身着蓝色棉毛裤。双脚赤足,脚底沾有血迹。尸体腰部西侧有一只方桌,桌上放置一台黑白电视机,桌面上有一把小刀,全长27cm,刀上有血迹。”

秦卫兰拉开了抽屉,里面放着赵铖偷来的火柴盒。“我想逃出去,找火柴盒是想一把火烧掉这里。”

她先换了一身衣服,之后望着手里的火柴,这时血红色屋子的隔壁突然传来婴儿的啼哭声。秦卫兰动摇了,她又多了一个选项——去自首。

这时屋外飘着小雪,远处闪烁着红蓝色的光,“我不清楚那是警车还是救护车,以为赵东报了警,警察要来抓我,心里特别害怕,只想着逃去火车站”。

那个世纪末的雪夜,秦卫兰第二次出逃,从此踏上了十七年的逃亡之路。

逃到哪个地方,秦卫兰并没有想好,她在城郊的十字路口搭上一辆黑摩的。男人问她去哪儿,她愣了一会儿,说:“往火车站开。”

刚开进市区,他们就看见一辆警车停在路口,男人怕遇上稽查扣车,提前把秦卫兰撂下了。“那时候我心里很慌,怀疑那辆警车是来抓我的,就一直往回走,拐到附近的路口,绕远路去了车站。”

当时公共汽车已停运,秦卫兰在寒风中走了很长一段路。这天,小城落了一场罕见的雨夹雪,秦卫兰耐不住,中途钻进一辆出租车,说她要赶火车,催司机快点开。

火车站的广场外,雪雨浸着路面,秦卫兰下车回头看,发现警察没有追来,刚才那红蓝色的光已融在了小城的雪雨中。此刻秦卫兰才发现,因逃跑的时候太慌张,自己只蹬了一双棉拖鞋,脚跟还露在外头,冻得有些发白。她只能紧裹住大衣,疾步走向火车站。

那是老火车站,为了迎接千禧年,部分楼层进行了翻修。广场大厅南面的出入口已经被临时封闭,秦卫兰在外头绕了一大圈,才进了嘈杂的候车大厅。一块大型时钟安在时刻表旁边,她抬头望了一眼——11:45。

“所有人好像都在看着我。我那时候害怕得像发了神经病一样,觉得所有人都是警察。”陌生的人群,一双双黑色的眼睛,仿佛能把她射穿。

秦卫兰低下头,不敢和任何人对视,她拖着发疼的脚,走得很慢,趴到售票窗口前,随便买了一张即将发车的车票,塞在衣服里面。直到十七年后被捕,她也不知道那趟深夜列车究竟开向何方。

站台在黑暗中被雪映亮,列车停靠在那里,绿皮铁门敞开,旅客鱼贯而入,秦卫兰被后面的人塞了进去。车厢太挤,秦卫兰只能站在厕所的门口,摸弄着冻疼的脚后跟。

列车鸣响汽笛,在白烟中进发。听着隆隆开动的声音,秦卫兰喘了口气,依旧不敢注视任何人的眼睛,怕引起怀疑。她吃力地站起来,凝望着窗外。“那天雪下得很大很大,看起来就像大白天一样。”她反复向舒妤描述着,仿佛世纪末的那场雪在记忆中下了整整十七年。

秦卫兰累得蹲在地上,车厢晃动,不久她开始瞌睡。迷迷糊糊中,只觉得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她吓得浑身打了个激灵,抬头看了看,原来对方尿急想上厕所,门被她挡住了。不知过了多久,秦卫兰再次醒来,火车还在铁轨上行进。

天没亮,车在兰州附近停靠时,秦卫兰下了车。“那时候,我不知道接下来去哪儿,在车站待了一整夜,太困就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发现钱包被偷了。”

秦卫兰被偷了800元,所幸她在衣服内侧缝了口袋,里面也塞了几百。

那几天,秦卫兰有时睡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但很快会被赶走。一天,她步行来到邻近的县城,看到有人放了烟花——千禧年到了。

秦卫兰急着找份活计,她问早点摊老板,附近哪里招工。老板说近几年工人下岗,工作难找,叫她到别处问问。此时一个女人打量着她,问:“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别人拼了命往大城市跑,你怎么来这种小地方?”

秦卫兰警觉起来,谎称自己来这里寻人,结果人没找到,身份证丢了。话刚说完,她就打算走,却被女人拦住。

女人说自己叫阿莲,还说秦卫兰找工作的事包在她身上,她从挎包里拿出一张纸,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让秦卫兰晚上到那里找她。

秦卫兰问那地方要不要身份证,阿莲“扑哧”笑了,说:“根本不需要那东西,你来了就知道。”

那晚,秦卫兰拿着纸条走进一座废置工厂的西南角,那里有一间歌舞厅,顶上悬着霓虹光球,音响破旧,座椅环绕四周,“南面坐男,北面坐女”。

秦卫兰茫然地站在摇摆的人群中,找了张椅子坐下,椅子是铁焊的,很冷。女人们穿着露肩的舞裙,秦卫兰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换上浓艳妆容的阿莲一眼认出了秦卫兰,坐到她身旁。

阿莲介绍说,那里以前是城郊的国营钢厂,1997年厂子倒闭,西南面改建成舞厅,舞厅斜对面是工人俱乐部,“该拆的全拆了,只留下台球房”。阿莲又指向对面的座位说:“你看到那些女的没?都跑到男人坐的地方,她们是过去找舞伴的。以后你跟我一样,陪男人跳舞,一晚上最少能挣几十,多的能挣几百。”

这时,舞厅里的音乐切换成了一首慢节奏的情歌,灯球暗下来,舞池中那些人影只剩下模糊的轮廓。灯光亮起的瞬间,秦卫兰看到一双大手在舞伴的臀部停留,像在揉面团。

秦卫兰立刻说自己不会跳舞,问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工作,假如没有,自己马上走。

“你长那么漂亮,人倒挺老实的。我跟老板关系熟,过会儿帮你问,晚上带你去宿舍。”阿莲抚平舞裙,起身往南面走,“大家出来混都是为了钱,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秦卫兰到底还是留在了这里,她在舞厅做清洁工,擦拭那些铁椅子,清扫下面的瓜子壳,晚上住在阿莲的宿舍。那个房间里有张铁架高低床,阿莲的室友走后,上铺腾空,秦卫兰正好补上,房租平摊,“一开始我以为她是为了这个才帮我”。

阿莲成了秦卫兰在逃亡中遇到的第一个朋友,她却从不知晓“阿莲”的真名,最多问过这名字的由来:1995年,阿莲第一次出远门到广州打工,那时有首叫《阿莲》的歌很火。

2000年秋天,阿莲闯了祸。

那天她从舞厅出来,塞给秦卫兰一个小的黑布包,嘱咐她放进衣服里藏好。接着阿莲往回走,还没走几步,舞厅里冲出一个穿夹克的男人揪住她的头发,“咚咚”往墙上撞,又把她拖到地上骑着打。

秦卫兰没多想,捡起了过道上的扫把,她知道握杆尾端破损处有个尖锐的角,照着男人的左臂猛戳过去。阿莲趁机爬起来,拽着秦卫兰逃出了旧厂房。

男人叫骂着,在后面穷追不舍。她们忘记跑了多久,直到男人的声音消失,此时秦卫兰已“呼哧呼哧”,说自己再也跑不动了,阿莲才停下来。

秦卫兰问是怎么回事,阿莲蹲在地上边喘气边说:“你……把布头……打开……就知道了。”

黑布包里藏着一条黄金手链,还有一个摩托罗拉的BP机。

以前,睡在阿莲上铺的舞女在舞厅偷了别人的东西就带到城里销赃,再也没回来。阿莲想学她,计划偷完这一次,就到城里谋生。“每天被男人摸来摸去,这活儿我不想干了。”

“你自己不想干,就把我拖下水?”秦卫兰正要发作,看到阿莲“呜呜”地哭,脸上到处是血痕和青紫的瘀斑,突然心软了,就问,“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阿莲说,舞厅已经待不下去,就算那个恶男人没来找她算账,警察也会盯上她。眼下最要紧的就是逃离这个地方,到广州投奔她的表哥梅峒杰,“你跟着我吧,梅哥那里有钱赚,吃喝不愁”。

广州某婚介所门口,贴着一张张用水彩笔写的相亲资料,店内悬挂的红色条幅上写着“姻缘一线牵”。

梅峒杰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很精明”,站起来迎接她们两个。阿莲喊他“梅月老”,梅峒杰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说最近正好缺人手,要她们到婚介所帮忙。阿莲负责接待,秦卫兰负责打电话、寄信。

一天下午,一个中年男人踏进婚介所,望见正在打电话的秦卫兰,就对阿莲说:“你就把这位小姐介绍给我,钱照付。”接着他留了约会地点,便匆忙离开。

秦卫兰还没反应过来,梅峒杰就鼓动她,说这个老板是重点客户,千万不能得罪,抽空跟他见个面,敷衍一下就好。阿莲也跟着附和,说约会不需要多长时间。

约会地点在一个茶室的二楼,秦卫兰说着阿莲提前给编好的背景故事,遇到实在不知道或者不想说的事,就礼貌地微笑。到了晚上,秦卫兰演得很疲惫,便借口说家里有事,要提前走。

当时,茶室周边的公交车很少,秦卫兰走回住处时,阿莲正在看电视剧。只见两个女警押着一个穿黄色号服的女犯人,准备执行死刑。秦卫兰嫌烦,把头别过去,叫阿莲把电视关掉。后来在谈话室,秦卫兰反复向检察官舒妤提及那个场景,“我问了别人才晓得,那部电视剧叫《红蜘蛛》”。

阿莲觉察到异样,给秦卫兰“普法”说,拿扫帚柄捅伤恶男人不算严重,也过了那么久,“你放心吧,杀人才判死刑”。

秦卫兰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她对阿莲说,自己在婚介所柜台前捡到一张身份证,名字叫田静,跟自己是老乡,但照片不对,怕别人看出来,能不能找人把自己的照片做上去。

阿莲说:“这事好办,梅哥在广州的人脉很广,肯定能解决。”第二天上班,阿莲把秦卫兰拉到梅峒杰跟前,撒娇说:“小兰为了保护我,前阵子在县城出了点事,现在身份证也弄丢了,不方便补,月老你帮着想想办法呗。”

梅峒杰说,他有个兄弟做这一行,就是要价高,费用得从小兰的工资里扣。

2001年9月的一天下午,秦卫兰在百货商场旁的一棵大树下,第一次见到梅峒杰的兄弟——顾钢。

这个男人头戴一顶鸭舌帽,穿着灰色的外套,皮肤黝黑。他把身份证递给秦卫兰,又把她叫住,往她手中塞了点钱,说:“你这个相当于半成品,用不了那么多钱,扣掉梅哥的提成,多的退你。”

接下来的日子,顾钢常来店里找梅峒杰,其实是借机看秦卫兰。他的话并不多,总给秦卫兰和阿莲带点心,等关系熟了,顾钢就每晚驾驶着破摩托送秦卫兰回家。日子一长,秦卫兰成了顾钢的女朋友。

阿莲很快就厌倦了婚姻介绍所的工作,她总是跟秦卫兰抱怨:“那些男的长得跟癞蛤蟆似的,条件不好,要求还挺高。”当时“色情电话”正兴起,阿莲给秦卫兰看了一张报纸,中缝的广告栏印着暧昧的文字和美女照片,下方留着号码。她问秦卫兰做不做:“只要在电话里头对着那些男人哼两下,钱就到手了。”

大约过了一周,阿莲给秦卫兰留了一张纸条,说她找到了比色情电话更好的财路,连哼都不用。面对阿莲的不辞而别,秦卫兰下意识地翻开自己的抽屉,发现里面少了200元。

她叹了口气,“还好没偷个精光”。

十几年以后,秦卫兰为了顾钢的事,联系了梅峒杰,才得知阿莲后来犯了事,2004年在广东省女子监狱服刑。

2003年冬天,秦卫兰跟着顾钢坐火车北上佳木斯。秦卫兰在一家面馆打工,顾钢白天也打工,晚上就在火车站附近伪装成旅客卖盗版碟,货是他从朋友“小青龙”那儿进的。

一天晚上回到家,顾钢捧着秦卫兰下的面条,说:“小青龙说有个制作黄碟的作坊招代理,挣的比这个多,但我没吭声。以前我做假证,知道你对我印象不好,现在要是卖黄碟,怕你更瞧不上我,我宁肯少挣点。”

每每提及顾钢,秦卫兰游离的目光就会变得坚定而深邃,“父亲只让我念到初中,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反正顾钢跟赵铖不一样,碰见他之前,我从来没被人爱过”。

她一直记得那些温暖时刻。比如,顾钢会给她打洗脚水,木桶落地,他却原地蹲着,手像捧着稀罕宝贝似的,认认真真地给她洗脚。还有一天夜里,顾钢把她带到饭馆,从怀里掏出一枚戒指。“他对我说,那一大箱碟片卖完了,他在建材厂当工人,偷学了朋友的手艺,亲手为我做了这个指环。外面的环是不锈钢材质,镶的是玻璃,他给我戴上,大小合适。接着拿起酒杯问我,愿不愿意跟他过一辈子。”

顾钢成了秦卫兰的第二任丈夫,但他们并没有领结婚证,酒席也没办,“我们的性格很像,他(顾钢)不太喜欢讲话,也不喜欢交朋友。平常联系的只有‘小青龙’和梅峒杰。一开始我没在意,直到后来才知道他在老家也出过事”。

在一起的时候,只要秦卫兰问到顾钢的过去,他就很不耐烦,又不想朝她发火,便走到门口去抽烟,半天都不理她。秦卫兰知道他心里有事,但她不知道,那是一个惊人的秘密。

顾钢也偶尔问她:“为什么听你的口音不像河南人?以前是做什么的?”秦卫兰说自己的老家在两省交界,此后便陷入沉默。

久而久之,他们保持着某种默契,不再探询对方的家乡,在那个遥远又陌生的地方,封存着他们不愿被触摸的记忆。

一年后,秦卫兰怀上了顾钢的孩子,却因为不小心在雪地上滑倒,孩子没了。那段时间,她整天在屋里发愣,顾钢劝她别放在心里,少了孩子,两个人也能活得好。

2009年左右,顾钢带着秦卫兰迁到四平。

这是秦卫兰潜逃的第十年,她患了特殊的毛病,“一看到警车,牙齿就打架”,而梦境常年被赵铖霸占,“梦见他变成发僵的尸体,我背在身上甩不掉,压得喘不过气”。

舒妤问她:“那你后悔吗?”

“不后悔,后悔也没啥用。不管是我杀掉赵铖,还是跟顾钢在一起,我都不会后悔。逃了十几年,我最后悔的只有一件事。”

2010年的深秋,顾钢开了一间杂货铺,秦卫兰在骑车进货的途中撞见一个乞讨的小女孩儿。孩子的鞋面开了大口,露出了冻红的脚趾头。秦卫兰弯下腰,问她多大,却发现小女孩眼神懵懂,似乎听不见。秦卫兰并不嫌小女孩脏,在她的手心里塞了张五元纸币。

等进完货,小女孩儿还是孤零零地坐在那儿,秦卫兰动了恻隐之心,买了两个肉包,蹲下来喂孩子吃。小女孩望着她,咬了两大口,呜呜地哭了。

秦卫兰想,孩子可能是想母亲了,便轻轻地给她擦眼泪,可自己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我这个人心很软,看到那个小孩子受苦,就忍不住掉眼泪”。

她又给小女孩喂了点水,想把女孩领回家。可顾钢听完描述,并没同意,但也有些心软,便掏了点钱给她。于是,秦卫兰一有空就去给这孩子送吃的,“只当做点好事,给自己赎罪”。

那个小女孩怔怔地望着她,拿残缺的手指比画,秦卫兰看不懂,只能干着急。她怀疑是人贩子把她拐卖到这里,再砍断孩子的手指,以博取人们的同情。

“我想报警,但又不敢,还是怕被抓。过了四五天,那个小孩不见了,我不放心,每天都去找,再也看不到人影了。也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想想就难过,觉得自己无意中又造了孽。”秦卫兰告诉舒妤,那几天她经常梦见自己牵着孩子残损的小手走在湿滑的雪路上,接着女孩站在原地,哭喊着向她挥别,随后便消失了。

2016年国庆节刚过,秦卫兰买菜回来,隔着很远,就看到一辆警车停在楼房门前,几名警察刚下车。她觉得这些警察要抓自己,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缩,转头溜进右边的窄巷,一走出巷口,便撒腿狂奔,塑料袋里的菜沿路掉了一地。

秦卫兰跑到距离最近的车站,蹲着歇了会儿,陷入矛盾之中:

“以前我问过顾钢,从这里去郊区的长途客运站要两个多小时,打车去火车站最快也要一个小时,我突然不知道该逃去哪儿,更舍不得丢下顾钢。想打他手机,又怕自投罗网。但这些都不是我最害怕的,最怕警察把我杀过人的事告诉他。这个秘密我藏了十几年,他肯定接受不了。”

秦卫兰在附近漫无目的地走着,此时手机响了。她握着手机,猜测这个陌生号码的来源,犹豫了半分钟,电话挂断。一分钟没到,对方又打来了。

电话那头是个陌生男人的声音,秦卫兰回忆说:“对方问我是不是叫田静,我心跳得很厉害,说是的。他说顾钢是个假名字,原名叫王志华,是他们通缉的逃犯,叫我赶紧到他说的地方去做笔录。”

“他犯过什么事?”秦卫兰想起顾钢曾在十多年前制作过假证。

“你丈夫以前在厂里杀过人,具体不方便多讲,你赶紧过来。”对方回答。

秦卫兰还想问,通话已被挂断。才走了几步路,她就走不了了,眼前的车来车往已变得模糊,像贴着莹亮的毛玻璃。

接着,秦卫兰蹲在地上哭了很长时间,手机又响起来,她干脆关机。

1999年杀人的那个雪夜,秦卫兰曾怀疑自己的遭遇都是命运使然。小时候,父亲在村里找人给她和弟弟算命,算命的说秦卫兰命不好。“我从来不信,也不认命。”可命运并不仁慈,没有放过她。

逃亡的前两年,秦卫兰想过自首,可遇到顾钢以后,就逐步放弃了自首的念头,“在心里一遍一遍求老天爷放过自己,让我跟顾钢踏踏实实过日子,没干过其他坏事”。

顾钢的秘密和秦卫兰的一样,具有很强的破坏力,足以摧毁她脆弱的神经。

“现在逃还来得及。”秦卫兰这么想着,却又萌生了一个更为坚定的想法——比如跟顾钢见面交代一件事,但不能在派出所。

秦卫兰先回到空荡荡的家,随后电话响了,是梅峒杰的号码。对方说婚介所现在成了相亲网站的线下俱乐部,准备开设分店,这段时间他在出差,正好离秦卫兰不远。

秦卫兰说完顾钢的事,梅峒杰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就约秦卫兰在汽车站附近的川菜馆碰面。梅峒杰问她有什么打算,秦卫兰说自己无论如何都要跟顾钢见上一面,但不知道该怎么做。

梅峒杰说:“这事我能办,给我点时间。”

次日上午十点半,梅峒杰在微信上给秦卫兰发来一张公安文书的照片,表明顾钢当前羁押在看守所,而他称自己认识看守所的领导,可以帮忙安排他们会见,但要5万元的“疏通费”。

“5万太多了,梅哥你能不能跟领导商量一下,能不能少点?”秦卫兰有些犹豫。梅峒杰责怪她不懂规矩,说疏通关系的钱也叫“感谢费”,既然是感谢,怎么能跟领导讨价还价。

他信誓旦旦,向秦卫兰保证:“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店都在那里开着,我跟钢子有十几年的交情,还能背着良心骗你吗?”接着又说,“顾钢的事就是我的事,这样吧,你准备3万,剩下2万我先替你垫付,你也别着急,以后慢慢还。”

梅峒杰提了要求,说“感谢费”最忌讳在线转账,“那会留下流水”,要她到银行取现钞交给他。秦卫兰取现后,梅峒杰又望着秦卫兰手上的戒指,叫她取下来,“别急,这个先让我保管,等你还钱以后再物归原主”。

过了几天,秦卫兰想询问进度,发现微信已被梅峒杰拉黑,电话也无人接听。

“那时我可以吃这个哑巴亏,逃到别的地方,不管顾钢。可我跟顾钢过了十几年,他对我的好我忘不了,有感情在的,那笔钱还是我们两个人的,我想要追回来。还有梅峒杰拿走的戒指,不值钱,但这个是我们的信物。”后来,秦卫兰告诉舒妤,自己之所以被梅峒杰骗,是因为他说能安排见面。

“为什么要急着见面?”舒妤很不解。

秦卫兰有些迟疑,吞吞吐吐:“我想给他递个小纸条……”

“上面写什么?”

“听别人说,揭发别人犯的案子,可以给自己争取减刑。我想把以前杀人的事情告诉他,让他拿去立功,不然他这条命很可能保不住。我知道他接受不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听完这番话,舒妤叹了口气。

当时,秦卫兰以为梅峒杰发来的照片是拿小钩钓大鱼,“那是国家的公文,下面盖红公章,总不可能是假的”。

于是,秦卫兰按照文书上的抬头,乘车赶赴看守所,她不确定这次会不会白跑一趟,只能赌一把。

看守所位于偏远的郊县,秦卫兰下车后,问了几个路人,最后搭上一辆电动三轮车到达目的地。

她在高墙外待了一整天,没想到任何办法,只看见一个释放人员走出铁门与家属拥抱。天色暗沉,她有些疲乏,蹲在看守所对面的石桥边休息。不一会儿来了一位自称姓戴的律师,以为她要请律师,就问了她的情况,秦卫兰跟他讲了梅峒杰诈骗的事。

“这份文书一看就是假冒的,横线上面通常都是仿宋字体。”律师瞄了一眼梅峒杰发的照片,向秦卫兰解释说,“你这事儿符合立案条件,如果公安不立案,你就到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实在不行你就走‘刑事自诉’,我擅长做这块业务。”说完,他递给秦卫兰一张名片。

“可现在也没钱请律师了。”秦卫兰摇了摇头。

过了几天,她在5公里外的农舍租了一间简陋的屋子,月租400元不到,“只能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再想别的法子”。

最终,秦卫兰还是没能找到梅峒杰,反而在2016年11月5日,阴差阳错地落网了。

当天下午,秦卫兰想进城找人打听顾钢的事,在一个服装市场门口,有一群人在围观什么。隐姓埋名逃亡十多年,秦卫兰养成了一些特殊习惯,譬如每次望见警车就会绕道走;平常深居简出,除了买菜,几乎很少出门;性格好静,更不会凑热闹,可那天她却鬼使神差地走过去,随意扫了一眼。

她看见一个穿黑衣的精壮男人连续抽一个女人耳光,女人摇摇晃晃地摔倒在地,腰腹还挨了几脚。秦卫兰以为会有人制止,没想到围观的人却无动于衷,有的只顾拿手机拍视频,不去劝阻,也没人报警。

“你们为啥都看着呢?”秦卫兰质问身边的人。事后她交代称,十七年前丈夫长期的凌虐给她留下永久的创伤,见到当时的情形,她很激愤,在心里把被打的女人当成了自己,“根本就管不了那么多”,她冲上前抓住男人的手。

男人骂她多管闲事,两人随即扭打起来,秦卫兰吃了亏,脑袋被打得昏沉沉,只好抱住他的胳膊乱咬。挨打的女人爬起来,赶紧掏出手机报警。民警到场后,秦卫兰非常惊慌,正转身要走,女人却忽然拽住她,“什么叫不要紧?你为了帮我都被他打伤了,既然警察来了,咱们别怕他,一起去验伤,要他赔钱”。

秦卫兰的反常引起了一位老民警的注意,便将她带回派出所询问。耐不住老民警的攻势,秦卫兰最后承认了自己的逃犯身份。

公安局刑侦大队根据人像比对系统,确认秦卫兰属于在逃人员,同时根据秦卫兰提供的线索,很快就将梅峒杰抓获,当日对其刑拘。后经查明,梅峒杰有诈骗前科,而婚介所早在2006年就歇业了。

研读卷宗时,我翻阅到秦卫兰在公安阶段的讯问笔录,民警向她出示曾经的照片后问:“你看照片里这个人是不是你?”

秦卫兰回答:“这个人就是我,在外面十几年,我一下子老了很多。”

关押的头几天,秦卫兰拖着沉重的脚镣,痴痴地望着对面的灰墙,一言不发。见她不说话,犯人们对她很好奇,就在背后指指点点。

得知秦卫兰想给丈夫写信,铺头说:“新来的,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办,但你要帮我理床铺,先弄一个礼拜吧。”

按照示范,秦卫兰认真地整理了一遍,铺头却抬手又把床铺弄乱,劈头盖脸地骂:“你是猪脑子吗?怎么还没学会?叠得跟狗啃的一样,重新再给我叠。”

秦卫兰很清楚,铺头这是在立威,久而久之,大家都会骑在她头上欺负她。除了整理床铺,她还要打扫监室,只有在管教抽查的时候,大家才会装模作样抢着干活。

同监舍有个女嫌犯叫高玲,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欺辱秦卫兰,在理床的时候,还悄悄帮她。一天中午,高玲实在看不下去,就劝铺头:“要不就算了吧,你看她挺可怜的,戴那个很重的东西,脚脖子都磨破了。”

“你还心疼她?那以后你替她干。”铺头说。

“干就干,你也太欺负人了。”高玲刚顶完嘴,耳朵就被铺头拧了起来。这一切,都被秦卫兰看在眼里,她默默地放下手中的拖把,走到她们附近。

事后,她告诉舒妤:“被赵铖欺负,被梅峒杰欺负,我被欺负够了,变得什么也不怕。看到平常对我好的人受欺负,我脑子里的血像水烧开了一样。”

铺头还在辱骂高玲,根本没注意到身后的秦卫兰。很快,她的脖子就被一双手狠狠地掐住,拇指按进肉里,她剧烈地咳嗽起来。秦卫兰朝她怒吼:“跟她说对不起,快点!”

所有犯人都被这一幕震慑住了,那些辱骂过秦卫兰的女人都缩在边上。随后管教冲进来,叫人把他们拉开。铺头对管教哭喊:“她要杀人,要杀人……”

涉事人全被上了械具,舒妤给她们做械具审查,而秦卫兰变得很平静,说话时面无表情:“我没有异议。”

舒妤发现她的脚踝被脚镣磨烂了,在流脓,便叫管教民警把脚镣弄松,又领她去看守所的医务室。途中,秦卫兰欲言又止,像有话想对舒妤说,等回到第四监区,她终于开口:“检察官,我能不能跟你说件事。”

“当时她(秦卫兰)成了监区的头号人物,情绪很不稳定,我正好想对她做谈话教育。”舒妤后来回忆。

在谈话室里,舒妤了解了秦卫兰的情况,有些为难:在监所这条线工作九年,犯人想跨省给其他犯人寄信,这在看守所从来没有过先例。但是舒妤不忍心回绝,便说道:“那我们现在立个约定,你在这里要遵守监规监纪,不打架闹事,这件事我来替你想办法。”

“光有名字是不行的。”舒妤在谈话结束后,知道顾钢的真实姓名叫王志华,但同名同姓的嫌疑人很多,于是她根据秦卫兰提供的其他信息,辗转联系上了当地的驻所检察官。

直到顾钢的案子判决后,舒妤才从文书库中了解到大致案情。

“顾钢原名叫王志华,案子发生在1996年,正好是他的本命年。”舒妤说。

那年,王志华所在的机床厂倒闭,为了工资和其他琐事,他的发小吴晨峰和车间主任扭打了起来。那天夜里,吴晨峰叫上弟弟和王志华,趁着主任独自走出工人宿舍的时候,把他拽到角落里拳打脚踢。

主任的反抗很激烈,只盯着吴晨峰打。见发小吃亏,王志华一时心急掏出了弹簧刀。角落光线偏暗,在混乱中刀尖插进了主任的喉结——出人命了。

1996年7月的一个雨夜,三个身披雨衣的男人乘着一辆灰色皮卡驶入一间废弃的旧厂房,车上还放着一只鼓胀的蛇皮袋。车停稳后,王志华解开蛇皮袋上的绳子,里面是一具蜷缩着的尸体,早已被雨水浸的发白。

随后,他们从车上抄出铁锨,在厂房北面的空地上挖出一个圆坑,把尸体扔进去,填埋,随即驾车离开。

王志华开得很快,驾驶室无人说话。驶出工业区,王志华对吴家兄弟说:“喉咙这刀是我捅的,但大伙都知道你们跟他结了梁子,他一失踪,别人马上就会怀疑你们两个。你们赶紧逃,我送你们去火车站。”

“那你自己怎么办?”吴晨峰的弟弟问。

上一年冬天,王志华的父亲得了脑卒中,瘫在床上没人照顾,他只能带着父亲一起逃。与吴氏兄弟在车站分别后,王志华回了趟家,在皮卡后面装了遮雨棚,垫了厚厚的褥子,连夜载着父亲赶到陕西宝鸡——他有个朋友在那里做啤酒生意。他平常会先给父亲喂饭、换尿布,然后再帮朋友开车送货。

1997年夏天,王志华的父亲去世了,王志华就离开宝鸡去了河南。途中车况异常,汽修店的伙计说里面的机器已经报废,维修不划算,王志华便低价把旧皮卡卖掉,在附近招了一辆过路的面包车。

此时,王志华全身上下仅剩几百块钱和半包烟了。在洛阳的那段日子,曾是工厂技术标兵的他无处施展技术,扛过大包,也给别人做过帮工。2000年春节过后,王志华去了广州,认识了做推销的梅峒杰。

“那时候我没有稳定的收入,想找个赚钱的活路。梅峒杰给我介绍认识了一个做假证的,那个人说自己有套做假证的设备要转让。我身上正好攒了点钱,就把那套东西盘了下来,每星期二晚上8点,我到那个人的屋子里,跟他学如何制作假证。他有个半成品的身份证,人名叫顾钢,我就冒用这个人的身份,那是我做的第一张假身份证。后来我认识了田静,一直跟她在一起,但没有做过婚姻登记。之后我和她离开广州,小城对户籍管得不严,我和田静就把户口迁在那里。”王志华供述称。

2016年,吴家兄弟在河南郑州落网。经过相关技术比对,警方确定顾钢就是当年旧厂埋尸案的嫌疑人王志华。

“该说的我都会说,但我有个请求,能不能再跟我妻子见一面。”这是王志华被抓获时说的话。

2016年11月中旬,秦卫兰的信写完了。在舒妤巡监时,她主动要求约见检察官。

秦卫兰写满了信纸的正反面,其中有多处涂改,她告诉舒妤,自己念的书不多,遇到不会写的生字就留出空格,由高玲填空,最后高玲替她检查了一遍,看到一半便忍不住落泪,顺手改了几个错别字。舒妤在审阅时,也修改了一个,“她把‘得’写成了‘德’”。

舒妤把信塞进牛皮信封,没有贴封口,正式寄出前,会有专门的例行检查,防止信件违规流出。

秦卫兰杀人那年,人们用的是BP机,如今是智能手机,而现在她的通信工具却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更没想到,这封要寄到王志华手中的特殊信函,要经历像她的逃亡一样的坎坷历程。

舒妤辗转联系上当地的驻所检察官,问能不能寄信过去。对方听完情况后,也表示有些为难。这并不像检察业务往来,只要用传真机就能完成,嫌疑人的信件涉及诸多方面,跨区寄信还好办,但跨省信函在程序上相对严格,“因为写信的也是嫌疑人,而不是家属,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也没遇到过。为了安全起见,我跟领导汇报一下,有消息会通知你”。

“大约要多长时间?这个犯人比较急,向我提过很多次,信件内容也已经核查过,没有涉案和敏感信息。”舒妤催促了几句。对方只说“尽快”,便挂掉电话。

几天过去,对方没有回音,秦卫兰又问舒妤:“检察官,信寄出去了吗?”

舒妤可以编织一个善意的谎言,说信已寄出,然后默默地把信丢进垃圾桶,“但我不愿意骗她,秦卫兰和王志华都属于重刑犯,这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联系”。

听到信没寄出,秦卫兰很失落。舒妤怕她受到影响,违反监规,便约谈了同监室的高玲,了解秦卫兰的近况。舒妤观察到,高玲一开始很平静,后来越说越伤心,眼角闪动着莹亮的东西,在棕色的桌面上留下几滴水印。

她告诉舒妤,秦卫兰平常话不多,连架都没吵过,更别说主动打架闹事。秦卫兰担心高玲晚上吃不饱,经常把自己的馒头掰成两半,“大的留给我吃,小的给自己”。前阵子高玲犯肠胃炎,也是秦卫兰在照顾她,而且“兰姐这人不记仇,那些欺负过她的人,也很服她”。

在高玲的印象中,秦卫兰是坚强的,在里面从没哭过。但最近,她常常在半夜听见秦卫兰发出隐隐的抽泣声,只有短促的十几秒,此后便归于静默,正如她往常那样。

高玲平常会给秦卫兰的脚踝涂药,但很害怕看见那副沉重的镣铐,因为这是重罪的标配,意味着秦卫兰会离开她,进而离开人间,去一个遥远的地方。

高玲对舒妤说,看守所这堵高墙像善与恶的分界线,可到底什么是善,什么又是恶,这个问题她无法说清,也想不明白,只希望秦卫兰可以多陪她一会儿,那样她“心里觉得踏实”。

谈话结束,舒妤走出房间,望着监区一排排灰色的铁门,还有尽头的铁栏窗透出来的光,思索着从检九年来一直在想的问题:人究竟是什么?

舒妤对寄信的事很上心,经过她反复的催促跟进,那封信终于坐上了专门的速运列车,寄往王志华所在的看守所。过了几个星期,秦卫兰迟迟没有收到回信,舒妤担心那封信会不会石沉大海,又致电了那名驻所检察官。

对方回复称,就在前两天,王志华因为身体原因被送往市监狱医院住院治疗,这封信先转交给看护他的民警了。

“还是来晚了。”舒妤说。

2016年12月,秦卫兰的案子由公安移送检察院报捕。我在提讯室见到了秦卫兰,她看起来心事重重,凝视着我身后的白墙,像凝视着一片虚无。

提审持续了将近两小时,对秦卫兰而言,那是一段煎熬的时刻,再也没有比重放那些经历更加残酷的了。辨认死者照片时,她的头猛然转向别处,闭起了双眼。

我对她说:“当年法医鉴定,赵铖身上被捅了十七刀,然后你从家中潜逃,时间长达十七年。”

“为什么正好都是十七呢?”秦卫兰眼神疑惧,随即低下头自言自语,“看来这些都是天注定。”

在那个阴冷的冬日,提讯室一片昏黑,她那张面孔突然显得更加苍老。

十七年的光景,当年的县公安局几经搬迁,那个发生凶案的现场已成为大型游乐园的一部分,那些落后的厂房和村宅埋葬在人们过去的记忆里,新楼盘随之拔地而起。

提审快结束时,秦卫兰问我,王志华在坐牢,她的钱也全被梅峒杰骗走,实在请不起律师该怎么办。

“不要担心,法律援助中心会为你指派律师。”我对她解释说,“你被赵铖家暴的事实,在其他证人口中得到相互印证,加上你具有坦白情节,以后这些都会成为法院量刑的因素。”

秦卫兰松了口气,悄声低语:“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他。”

那时我并没在意,这个“他”指的是谁。

后来舒妤在日常巡监时,监区管教跟她聊到秦卫兰,说自己从没见过这么奇怪的重刑犯,以前犯下重罪的人一进来,容易想不开,不是闹别人就是闹自己。可秦卫兰刚关押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却整天跟别人讲笑话,她们监室总会传出放肆的笑声。“你说她会不会受了什么刺激,精神出问题了?”

过了两天,秦卫兰坐进舒妤的谈话室,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命运其实就像赵铖那样的虐待狂,你哭得越惨,它就笑得越欢;你若开口便笑,它也就兴味索然。

听到舒妤这段转述,我回忆起一个细节,秦卫兰接受讯问时,只要提到王志华,她就会哽咽,她常说:“我和赵铖领了证,但他不是我的丈夫,我男人叫顾钢。”

秦卫兰落了泪,又迅速把眼泪擦干。在昏暗的提讯室,我看到她的面容变得沉郁而平静。然后她茫然地理着头发,耳根靠近下巴的地方,露出了当年赵铖施暴留下的伤疤。

提审完秦卫兰,我驱车驶离看守所。天黑得早,绵柔的细雪飘落在挡风玻璃上,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一个在雪雨中逃亡的女人。她逃的是警察,还是自己的命运呢?

那张憔悴的面容总是浮现在我眼前——泪水化成河流,却总会被擦干。

尾声

最终,秦卫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而王志华则因提供梅峒杰的其他犯罪线索,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后来,他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受到记功奖励。法院做出刑事裁定,将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众生在残酷无常的命运面前,皆为亡命之徒。这对在漫长的逃亡中相依为命的伴侣,在各自的监狱服刑,谁也无法确定再过二十年,他们能否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