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为一个特定地域概念的江南地区

这八府一州之地，由于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接近，很早就被人们当作一个与周围地区有别的区域。这个区域的主体部分是江南平原，古称吴或三吴。吴或三吴的具体范围，历来也有争论。唐代《十道志》《通典》《元和郡县志》的解释是吴郡（唐苏州，包括明清的苏、松、嘉三府及太仓州）、吴兴（唐湖州，明清湖州）和丹阳（唐润州，包括明清的宁、镇二府），或吴郡、吴兴与义兴（唐常州，明清常州）。唐僧释处默有诗曰：“到〔钱塘〕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清人王士祯引用此诗时解释说：“今浙西之杭州、嘉兴称吴地，钱塘江以东乃为越地。”注54元陈椿诗亦云：“钱塘江水限吴越。”注55他们都把吴或三吴的南界定为钱塘江。由此可见，尽管在唐代以前，对吴或三吴的解释不一，但至少自唐代起，这一地域在人们心目中就已是一个范围比较清晰的地理概念了。中唐时把润、苏、常、湖、杭五州（即明清八府一州）及钱塘江北岸的山区小州睦州正式划为浙西观察使辖区，与此不无关系。两宋除把从润州析出的升州（又称江宁府，即明之应天，清之江宁）划到江南东路作首府外，其余因旧，易名为浙西路，辖于两浙路转运使。可见在长达数百年的时期中，这个地区一直被作为一个单独的行政或财政区。到了元代，两浙路取消，浙西路并入江浙行省，虽不再享有作为次一级财政区的地位，但仍同为一个大行政区所辖。到了明代，朱元璋把这个地区一分为二，北部苏、松、常、镇、宁划入南直隶，南部杭、嘉、湖并入浙江省。从此，这个地区就分处于两省管辖之下。

朱元璋把这个地区一分为二，谭其骧已指出这主要是从政治着眼，从经济、文化等方面来看是极不合理的。注56这里我们要补充一点：对这种人为割裂一个完整经济区的弊端，当时人亦早有察觉。例如，苏南五府（苏、松、常、镇、宁）与苏北诸府本不属一经济区，人为地把二者捏合在一起，结果是“名虽一省，几同贰省”。明廷也不得不正视现实，特置吴中抚院，专治苏南五府。清代亦因之，设专使治苏南诸府。注57又如浙西三府（杭、嘉、湖）与浙东诸府（包括浙江其他各府），差别也很大。明人胡宗宪说：“浙东地形与福建连壤，浙西地势与苏松连壤。”注58不仅地形不同，农作方式也大有差异。万历嘉兴平湖人贺灿然说：“同一浙也，浙以西，先麦而后稻；浙以东，先稻而后菽。浙以西，冬十二月种麦而四月获；五月种稻，秋九月获。浙以东，春三月种稻，夏六月获；秋七月种菽，九月获”注59，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农业区域。由于两地经济发展水平颇为不同，故浙东很早就成为另一个经济区。注60甚至在社会风俗上，浙东浙西也有很大不同。明人王士性说：“两浙以〔钱塘〕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浙东俗敦厚，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注61因此，把浙东与浙西扭合在一起无疑很不妥当。

早在明代，就已有人明确提出应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将苏南诸府与浙西诸府析出设一新行政区，置一督抚以治之注62，实即恢复唐代浙西道。凌介禧更从治水的角度明确指出：“盖杭、嘉、湖、苏、松、常、镇，古称浙西七郡为平江，明初犹属一省，洪武十五年分隶嘉、湖为浙江，苏、松为直隶也。省虽分而水利仍合，上源不治则流病，下流不治则源病。然则合两省为一贯之治，介禧一人之私说乎？非也。”注63

正因如此，朝野人士也每每把这些州府连举并称。例如弘治时叶绅谈“东南”的水患，所指仅“七州”（即苏、松、常、镇、杭、嘉、湖）注64。万历时袁黄（了凡）谈“江南”灌溉问题，所举地域为苏、松、常、镇、嘉、湖六府注65。清圣祖筹划江浙水利，特谕“江南省之苏、松、常、镇及浙江省之杭、嘉、湖诸郡”，宜建闸座注66。靳辅论财赋说：“江南之苏、松、常、镇，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在汉唐以前不过一泽国尔，自钱镠窃据，南宋偏安，民聚而地辟，遂为财赋之薮。”注67翁澍论江南地势，仅言及宁、镇、苏、常、杭、嘉、湖七府。注68钱泳论江南水利，将苏、松、常、镇、杭、嘉、湖及太仓“七郡一州”同论注69。一马姓学者也说“治水者莫不知治下流，……三江为七府之下流”注70。在水利之外，也常常把这些州府视为一体，例如徐献忠说湖州民风，“七郡中独号朴实”注71。……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至少从唐代以来，这个地区就已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特定的概念。因为有其地理的与经济的背景，虽然这个地区被从行政上人为分割开来，但是它在人们心目中作为一个完整地区的观念，并未改变。由此可见，把这八府一州划为一个经济区来研究，符合前面我们提出的第三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