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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民族”
关于太平洋移民的理论与神话
欧洲人知道太平洋的存在已经250多年了，但对它的了解仍然完全空白。1513年9月，西班牙征服者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穿过巴拿马地峡，从高地上望见一片汪洋。他和同伴一路上穿越丛林，屠杀土著，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海边，他于是做了一件后来被载入史册的事：他涉水走到没过膝盖的地方，宣称从今往后他所谓的“南海”及其海滨的一切土地，尽归西班牙王室所有。
直到18世纪，欧洲人仍称太平洋为“南海”，而且“海”这个词用的是单数。有些航海者绘制的中美洲和地峡的航海图上，今天的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被称为“北海”（因为这片海域处于巴尔博亚穿过的地峡北面），而太平洋一侧的海域则被称为“南海”。没有人用“洋”这个字眼：位于后来所谓的西属美洲以西的这片水域，其广袤无垠的程度，超乎当时所有人的想象。
巴尔博亚穿越地峡后不到十年，葡萄牙军人、探险家、航海者斐迪南·麦哲伦说服年轻的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他治下的领土包含尼德兰及今日的德国和意大利北部地区——授权并资助组建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由五艘船组成，计划一路向西，从大西洋航行到东印度群岛。东印度群岛早就以“香料群岛”著称，香料在当时堪称植物黄金，价值可媲美美洲的贵金属资源。麦哲伦当时并没有为跨越太平洋的漫长旅程做好准备，他的舰队中有数十人死于坏血病，这种疾病多发于长时间在海上航行的水手中间，病因是维生素C的缺乏。1521年3月，麦哲伦舰队终于抵达关岛，该岛今日是马里亚纳群岛的一部分，从南美洲最南端到这里，迢迢15000公里。西班牙人与关岛土著发生了短暂的暴力冲突，之后继续航行，抵达菲律宾群岛。麦哲伦试图强行在当地传播基督教，在抵达菲律宾约六周后，他带队进攻麦克坦岛上的土著，结果被杀。船队于1522年9月回到西班牙时，已只剩下一条船，不足二十个人。1
欧洲人就这样完成了史上第一次环球海上航行，但麦哲伦并没有途经范围更广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任何一片陆地，他最北没有到过夏威夷群岛，最南也没有到过社会群岛或库克群岛。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1]，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和阿尔瓦拉·德·门达尼亚·德·内拉（著名的门达尼亚）等航海者，曾相继到过马克萨斯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一些地方，2但西班牙人继麦哲伦在关岛不怎么走运的登陆之后，只在后来成为他们殖民地的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建立了一条常规航线，而关岛成了这条漫长航线上至关重要的一站。关岛上的土著查莫罗人遭遇飞来横祸：关岛是太平洋中第一个被欧洲人殖民的岛屿，从17世纪60年代起，就有西班牙传教士和军队进驻。此后不久，当地人的起义被残酷镇压，而一场天花的流行，更是导致当地土著十室九空。
西班牙人对查莫罗人几乎没什么兴趣：他们没有研究过这个民族的起源，对当地人的历史也缺乏了解。不过，在入侵和瘟疫过后不久，一个与西班牙人截然不同的旅行家碰巧得到机会，对这个民族及其生活方式做了一些观察。英国海盗、探险家、作家威廉·丹彼尔当时大约34岁，他与查尔斯·思旺船长一道，乘坐“小天鹅号”从墨西哥来此，丹彼尔带上船的船员桀骜不驯，且面临补给短缺的窘境。丹彼尔痴迷于各种各样新的科学考察，其中就包括对各地民情和自然风土的考察。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罗伯特·波义耳[2]和罗伯特·胡克[3]的年代，也是英国皇家学会创立的年代。1686年，丹彼尔与那一班沉思冥想的自然哲学家天各一方，但受方兴未艾的调查探究之风影响，他对所见的各种动植物和土著民族做了详尽而准确的描绘。他到关岛一段时间之后，撰写了一部鸿篇巨制，详述了椰肉、椰汁（或者椰奶）、椰油和椰壳的用途。这不是欧洲人关于椰子树及其果实用途的最早记载，但比早期的记载要详尽得多。他的专著也可视为太平洋人类植物学——这门学科研究的是数千年来太平洋地区的居民积累起来的关于植物的深入、第一手的、创造性的实用知识——的首批文献之一。
这门学科的一个特点在这部专著中有鲜明的体现。丹彼尔在文中提到“椰壳的外皮在制作缆绳时大有用处”：
晒干的外皮充满细小的纤维。它一敲打就会变软，等混杂其中的其他物质如木屑一般掉落，余下的就是细线。之后，将这些细线纺成长纱，捻成方便使用的纱线球：把许多这样的纱线合成一股，便制成了上好的缆绳。3
在印度洋、东南亚诸岛以及太平洋地区，人们使用的绳子经常由椰子纤维制成，这种制作材料被称为“coir”（椰壳纤维），这个单词或许由马来语的发音演变而来。因为结实耐用，欧洲和其他地方也会制作这种椰绳。对数千年来太平洋群岛上的居民来说，或许这种纤维不仅在修缮房屋和制造独木舟等实际事务中不可或缺，而且还被编织到神像上，以求笼住他们的神力或法力。捆绑和打结不只是一种技术活，还有着仪式设计的意义和审美创造的价值。纤维合成以后紧实、均匀、光滑，能产生各种几何造型，这些制品除了和相关的编织工艺（如精致的席子和篮子等）有异曲同工之妙，偶尔还能与文身艺术相提并论。丹彼尔并没有意识到他在鉴赏关岛椰壳纤维的强度和品质时，已在无意间涉足更大的课题，不仅限于技术，还关涉信仰、宇宙观等问题。
以椰壳纤维为捆绳的塔希提土著锛子，詹姆斯·库克船长航海途中收集。
这位英国访客有过详细描述的，除了查莫罗独木舟（我们将在下文中提及）外，还有自17世纪晚期以来就存在的殖民者与岛上土著之间的暴力冲突和仇恨。丹彼尔无从观察或思考的，是查莫罗人与其他岛上的土著之间有哪些类同之处，无论是距离相对较近的、南北狭长的马里亚纳群岛，还是分布在大洋洲西北更广阔海域中的那些岛屿，包括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基里巴斯群岛，等等。和西班牙人一样，丹彼尔的经验仅仅源于从美洲至此漫长的海上旅行，对17世纪末尚在欧洲人视野之外的众多太平洋岛屿，他仍一无所知。尽管阿贝尔·塔斯曼曾在17世纪40年代短暂地造访过今日的新西兰和汤加，在丹彼尔去世后，荷兰探险家雅可布·罗赫芬也曾在1722年到访复活节岛和土阿莫土群岛的部分岛礁，不过直到18世纪后期，这样的航行仍然少之又少。欧洲人对大洋洲的了解进展缓慢，而且这种进展始终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在推动。基罗斯、德雷克等人偶尔会发现一座又一座岛屿，但由于在海上难以精确地判定经度，这些岛屿很快又会得而复失。围绕他们“发现”的某些地方的确切位置，人们争论了数百年，却从未得出定论。在这几百年时间里，岛上的原住民无疑一直在扩大和加深自己对大洋洲的了解，这是欧洲文明所派出的那些“使节”所不能及的。欧洲人的确已经开始了解世界第一大洋的轮廓，不过他们对太平洋有人定居的区域依然知之甚少，而且也没有按照我们对欧洲和亚洲的界定方式，即以当地居民及其成就为标准，去界定大洋洲的存在。
无论对太平洋岛民还是对欧洲人而言，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都是不同寻常的年月。詹姆斯·库克船长和其他航海者接触到更多的原住民，加深了对太平洋的了解。这些航海者来自英、法、西班牙等国，其中包括库克的前辈、同时代人、后继者，诸如塞缪尔·瓦利斯、路易斯·安托万·德·布干维尔、亚历山德罗·马拉斯皮纳、威廉·布莱、乔治·温哥华……在库克的远征途中，欧洲航海者与土著岛民有过多次接触，其中有些是短暂的，看上去好像历史意义不大；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两者之间的互动却是持久的，例如，在库克的三次航行当中，曾前后五次造访一些毛利人。不过，倘若一定要说这些接触具有深远和普遍的意义，就有可能重蹈将库克船长当作大英帝国英雄来长期崇敬的覆辙。自库克去世后，人们通过塑像、立碑等方式纪念他，纪念活动极尽奢华之能事。尽管在18世纪就有人批评这位航海者，但毫不奇怪的是，后来的太平洋群岛原住民学者和知识分子，诸如已故的埃佩利·霍法，仍然会担心库克被标榜为太平洋历史的创建者之一。4
即便如此，库克的航行仍具有非凡的意义，这与库克的性格没什么关系，也与长期以来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即他对土著岛民的态度本质上是人道的还是侵略嗜杀的无关。真正重要的是，库克与他的同行者登上了南、北太平洋上一系列此前从未有外人涉足的岛屿。此外，与他同行的水手、艺术家和科学家也不容忽视。其中有些人兴趣广泛，想象力丰富，即使按启蒙时代的标准，也称得上出类拔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