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容量化器名：政治需要
本文认定，“五爵”是一套“容量化器名”。为什么古人要把饮酒器名“容量化”呢？借用现代语词：一是为了“政治需要”，二是为了“业务需要”。政治需要，就是通过“以小为贵”的酒器设计，维系尊卑贵贱、长幼亲疏；业务需要，就是以此来给礼乐人员的陈设、赞导及饮酒者行礼提供便利。先来看“政治需要”。
古人说“百礼之会，非酒不行”，“非酒无以为礼”[57]。酒精能麻醉神经、刺激大脑。饮酒所带来的兴奋欣快，是其他饮料难以替代的。对这一点，饮用果酒的原始民就已深知了。“酒”在上古典礼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从酒器的发展史中看到。“酒”字从酉，学者或认为“酉”就是最原始的盛酒礼器——尖底瓶的象形。新石器后期，陶质的爵、觚、杯、尊、壶、罍、盉等多种容器被认为是酒器。在二里头文化之中，青铜酒器问世了。商周时青铜酒器蔚为大观，商中后期的酒器竟然占到了青铜礼器的2/3以上。酒器形制多样化了，酒器名目也多样化了。
周人对酒又敬又畏，既用酒来强化典礼的神圣或热烈，又严防酒祸、禁民群饮。这样，一个礼俗便滋生了：尊贵者的饮酒器较小，卑贱者的饮酒器较大，是为“以小为贵”，用以体现高贵者的节制与教养。反过来说，在饮酒典礼上使用较小酒杯，便成了身份高贵的标志[58]。礼制进化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数列手段。像一、三、五、七、九、十二，或二、四、六、八之类的数列，被“周礼”大量使用。“数列化”给人一种特殊感受：它已超越了散漫无序的自然状态，升华为严整有序、精致美妙的文明成果了；与之同时，它又是体现自然秩序的，来自神圣的宇宙原理。饮酒器为此“数列化”了：逐渐固定为五种，逐渐形成了一至五升的容量等差，爵、觚、觯、角、散（斝）五个器名被用以转指不同容量，以便通过“以小为贵”来精细区分贵贱尊卑。
“以小为贵”就是尊贵者用小爵、卑贱者用大爵。下面来看几个实例——
《礼记·礼器》：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
孔颖达疏：《特牲》注云主人献尸用角。角受四升，其器小。佐食洗散以献尸。散受五升，其器大。是尊者小，卑者大。按天子诸侯及大夫皆献尸以爵，无贱者献以散之文，礼文散亡，略不具也。《特牲》“主人献尸用角”者，下大夫也。
“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的体现之一，就是祭祖典礼上向尸献酒之时，献酒者应按照一己身份高低，而使用容量不同的饮酒器。孔疏以《仪礼·特牲馈食礼》为证：士祭祖，“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可见身份为士的主人，是用四升之角酳尸的。《特牲馈食礼》又记：“利洗散，献于尸。”“利”就是佐食者，是在典礼上打杂服役的吏。则身在群吏的佐食者，是用五升之散献尸的。利作为卑者，用五升之散，亦即用较大之爵；主人是尊者，用四升之角，亦即用较小之爵。此即“以小为贵”。
孔疏又说，特牲馈食礼之所以令主人用角献尸，其另一目的是“下大夫”。“下”的意思是“低于”“低下”。《特牲馈食礼》所记是士礼，士低于大夫，故其饮酒器低于大夫，用角献尸。如果主人是大夫，那用什么献尸呢？从大夫、诸侯直到天子，都用爵献尸。爵只容一升，容量最小，所以最尊贵了。
我们继续看：
《礼记·礼器》：尊者举觯，卑者举角。
孔疏引崔灵恩：按《特牲》《少牢礼》，尸入举奠觯，是“尊者举觯”。《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饮者，是“卑者举角”。此是士礼耳。[59]
崔灵恩征引《仪礼·特牲馈食礼》及《少牢馈食礼》来解释《礼器》之文。如前所述，特牲馈食礼是士礼。祭祖礼上尸全场最尊，所以尸用觯尝酒，觯三升；相对于尸，身份是士的主人算是卑者，所以受尸酢时用角尝酒，角四升。或者说尸是受祭者，尊，所以用觯；士是祭祀者，卑，所以用角。
综合上述讨论，祭祀献尸时的用爵情况，便可以概括如下了——
1．天子、诸侯及大夫献尸，用一升之爵；
2．士祭礼，尸奠，用三升之觯；
3．士祭礼，士献尸、尸酢士，用四升之角；
4．士祭礼，贱者如佐食者，献尸用五升之散。
以上的用爵之法，是依据一己身份高低，而使用不同容量的饮酒器。还有另一用爵之法：不是根据一己身份，而是根据对方，也就是献酒对象的身份，而换用不同容量的饮酒器。其事如《礼记·祭统》所记上公九献之礼：
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尸饮七，以瑶爵献大夫。尸饮九，以散爵献士及群有司，皆以齿。明尊卑之等也。[60]
依《祭统》之文，在国君祭祀之时，要穿插着向卿、大夫、士与群有司献酒，在这时候，国君将分别使用玉爵、瑶爵、散爵。玉爵、瑶爵都是一升之爵，因为用不同质地的玉料装饰，所以高下有异。对于“散爵”，王国维说是“杂爵”，也就是以“杂”释“散”[61]。其说不确。孙希旦则认为“散爵”是五升之散，因系国君所用，所以饰之以璧。这个解释较王氏为优[62]。又方悫也以“散爵”为五升之爵：“凡觞皆谓之爵。此言玉爵、瑶爵，正谓一升之爵尔。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礼器》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则不特献者然也，虽受献者亦然。”[63]卿、大夫贵，所以国君献卿、献大夫用一升之爵；士与群有司贱，故国君献士与群有司用五升之散。方氏所谓“则不特献者然也，虽受献者亦然”，就是“献贵者以爵，献贱者以散”的意思，也就是根据献酒对象的贵贱而换用大小酒器的意思。
在大射礼与燕礼上，也有因对方身份各异而换用酒爵之事。《仪礼·大射仪》：
主人洗、酌，献士于西阶上。士长升，拜受觯。
郑玄注：献士用觯，士贱也。
贾公彦疏：言“献士用觯”，对上献大夫已上觚。觚二升，觯三升，用大者贱，用小者尊，故云“士贱也”。[64]
主人向士献酒时使用三升之觯，郑注指出这是因为“士贱”。贾疏解释说，“献士用觯，士贱也”一点，是跟献大夫以上用觚的做法比较而言的。那么再来审视《大射仪》：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东北面献于公；
主人洗觚，升实散（此散为散尊，对膳尊而言，散尊、膳尊都是盛酒器，不是酒爵），献卿于西阶上；
主人洗觚，升，献大夫于西阶上。[65]
主人向公、卿、大夫献酒，用二升之觚；因为此公是国君，身份最高，向公献酒，还改用了象骨装饰的象觚；向士献酒，则换用了容量较大的三升之觯。又，除了大射礼，燕礼上也有“献士于西阶上”等类似环节，参看《仪礼·燕礼》。据郑玄注，这仍是“献士用觯，士贱也”的意思，同于大射礼。综合大射礼与燕礼，则有：
1．主人献公（国君），用二升之象觚；
2．主人献卿、大夫，用二升之觚；
3．主人献士，用三升之觯。
此即依对方身份而定酒爵大小的又一例子。贾疏所云“用大者贱，用小者尊”，其“贱”“尊”不是就献酒者而言，而是就受献者而言的，即，献尊者用小爵，献贱者用大爵。
在传统政治文化中，“齐家”与“治国”同等重要，“家事”“国事”都是“天下事”，权要们动不动就标榜自己有“家国情怀”。所以“五爵”礼制除了用于维系尊卑贵贱，还被用于维系长幼亲疏。例如：
《仪礼·特牲馈食礼》：实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
郑玄注：二爵者，为宾献爵止，主妇当致也。
二觚，长兄弟酬众宾长为加爵，二人班同，宜接并也。
四觯，一酌奠，其三，长兄弟酬宾，卒受者，与宾弟子、兄弟弟子举觯于其长，礼杀，事相接。[66]
大致说来，在特牲馈食礼上，主妇、长兄弟、众兄弟、宾长、众宾、宾弟子、兄弟弟子等，因亲疏长幼有异，所用的饮酒器亦容量不同，或用一升之爵，或用二升之觚，或用三升之觯。至于角、散，已见前述：主人献尸用四升之角，佐食献尸用五升之散。
附带说，酒爵的不同容量，除了用以区分身份高下，还可以区分礼数高下。例如：
1．《考工记》：献以爵而酬以觚（觯）。
2．《仪礼·乡射礼·记》：献用爵，其他用觯。
郑玄注：爵尊，不亵用之。
贾公彦疏：案上献宾、献众宾等皆用一升之爵，至酬及旅酬之等皆用三升之觯。以献为初相敬，故用爵；以酬之等皆用为相劝，故用觯，是以郑云“爵尊，不亵用之”也。[67]
献、酢、酬三环节中，前两个环节用一升之爵，到了酬的时候，主宾双方便改用三升之觯了。这是为什么呢？彭林解释说：“酬的酒器用觯而不用爵，含有更新示敬之意。”其实除了“更新示敬”，更在于彭林随后的又一阐述：“酬酒的礼数比献酒低。”[68]如贾疏所言，献是“初相敬”，所以使用较小的一升之爵；酬属于“锦上添花”的劝酒，礼数低于献酒，便改用较大的三升之觯。在这地方，礼数高低是通过酒爵的容量大小来体现的。反过来说，就是酒爵大小除了涉及人之贵贱，还涉及礼数高低。
至此对于“五爵”的认识，以下三点就清晰起来了：爵必为五，“以小为贵”，五升之差。首先是爵必为五。《仪礼》相关篇章表明，必须有五种不同的饮酒器存在，上述典礼才能正常进行；若爵不为“五”，相关的礼文便失去意义了。比方说，若没有一升之爵，则大夫、诸侯、天子就无以献尸了；若觚、觯不异，燕礼、大射时献公、卿、大夫与献士就混为一谈了；若没有角、散之分，特牲馈食礼上士与佐食者献尸，就无以为别了。显然，君主贵族与礼乐人员在实践中意识到，五种饮酒器的存在，是行礼时区分身份的必要条件。所以“五爵”之制，不可能是后人凿空悬拟、向壁虚构的。
进而是“以小为贵”。《礼记·礼器》把使用“五爵”的基本规则概括为“以小为贵”，孔颖达把它表达为“尊者小，卑者大”，贾公彦把它表达为“用大者贱，用小者尊”，总之这“以小为贵”系礼家常识，也不是后人所能凿空悬拟、向壁虚构的。据沈文倬意见，《礼记》乃是《仪礼》相关内容的传记。比如，《礼记·礼器》的“君尊瓦甒”之语，沈氏就认为是对《仪礼·燕礼》“公尊瓦大两”的解说之词[69]，当然也是对《仪礼·大射仪》“膳尊两甒”的解说之词。准以此例，《礼器》“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便是对《仪礼·大射仪》《燕礼》《特牲馈食礼》（及《少牢馈食礼》）相关礼节的解说之词。则“五爵”之别必定是大小之别；若非大小之别，“以小为贵”这四个字就没有着落了，无的放矢了。
进而是五升之差。周汉间所传述的“五爵”容量，与《仪礼》中爵、觚、觯、角、散的用法皆相吻合。饮酒器之大小，必定要落实在容量上；容量以一升为起点、以一至五升为等差，就是最简便的做法。“以小为贵”，就是靠这个一至五升的等差来实现的，则这个容量等差亦非凿空悬拟、向壁虚构的。“五爵”容差必为一至五升。不难猜测，周人对酒的敬重与防范，导致了对饮酒量的特殊敏感，于是便娴熟地利用“数列化”技巧，实现了“以小为贵”，以此精确控制酒量大小，进而是身份尊卑。顺便说，汉代的饮酒器上，往往有“斗卮”“七升卮”“二升卮”“髹布小卮”等容量标识[70]，这些容量标识当然也是用于控制饮酒量的。
总之，贵贱亲疏有异，则饮酒器大小有别；欲贯彻“以小为贵”，爵、觚、觯、角、散便缺一不可。或一升或二升，或三升、四升、五升，容差井然不紊。“五爵”各有其用，“一个都不能少”。“五爵”以不同容量“各尽所能”，用爵者根据尊卑高下“各取所需”。由此，那些因《韩诗外传》成于汉代而怀疑“五爵”礼制真实性的论者，可以三缄其口了。
在典礼的不同环节，因参与者的身份高下有异，大小饮酒器就得随时换用、变动不居。今人会觉得太过琐细麻烦，当事人却如鱼得水、乐此不疲。“容量化器名”与尊卑贵贱、亲疏长幼秩序，完美配合，无缝对接，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这么奇异的饮酒器礼制，在世界史的范围看，也绝无仅有吧。笔者谫陋，没听说过还有其他什么地方，也出现过这种因人而异、不断换用大小酒杯的饮酒礼俗。事实上，我写作此文的目的之一，便是展示中国等级礼制的繁密精致，其中包含着一套绝无仅有的“容量化”等级酒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