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爵”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

《礼记·礼器》有一段关于饮酒器用法的论述，郑玄注及孔颖达疏又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告诉人们：第一，饮酒器的使用规则是“以小为贵”；第二，爵、觚、觯、角、散五者的容量，分别是一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由此，一组“容量化器名”就呈现在人们眼前了。

我们就由此开始。请看：

《礼记·礼器》：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

郑玄注：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孔颖达疏：“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者，皆《韩诗说》文。按《（五经）异义》：“今韩诗说：一升曰爵。爵，尽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饮当寡少。三升曰觯。觯，适也，饮当自适也。四升曰角。角，触也，不能自适，触罪过也。五升曰散。散，讪也，饮不能自节，为人所谤讪也。总名曰爵，其实曰觞。觞者饷也。觥亦五升，所以罚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过，廓然明著，非所以饷，不得名觞。”[32]

首先，要对阐述“五爵”升数的“韩诗说”，做一分析。孔疏指出，郑玄注中“凡觞”云云，来自“韩诗说”，随即又通过征引许慎的《五经异义》，传述了“韩诗说”的详细内容。又，孔颖达之《毛诗疏》《左传疏》也都征引了“韩诗说”，所引内容略同。

根据《汉书》，在汉初文景之时，有燕人韩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至东汉初为止，这个学派留下了四种著作：《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33]。第四种名为《韩说》，这是什么性质的书呢？查《后汉书》，孔嘉“作《左氏说》云”，李贤注：“说，犹今之疏也。”[34]那么《春秋》为“经”，《左氏》为“传”，《左氏说》相当“疏”。若然，则《诗经》为“经”，《韩诗外传》为“传”，《韩说》就相当于“疏”了。而张舜徽云“说”“以称说大义为归”，与注家不同[35]，当偏重议论发挥。

不过，《五经异义》所征引的“韩诗说”，就是《汉志》所记述的《韩说》吗？孔疏“皆《韩诗说》文”一语，显然是拿“韩诗说”当书名了。检阅《五经异义》，其中征引先儒之说，多采用“今春秋公羊说”“古春秋左氏说”“礼戴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尚书说”“古诗毛说”“今孝经说”之类提法[36]。厉承祥同学据此提出，《五经异义》的“××说”只表示某说法出自某一学派，还不宜径视为书名[37]。其说可从。那么目前只能说，《五经异义》所引“韩诗说”，其内容出自韩诗学派，它们可能来自《韩说》那部书，但也可能不是。所以对孔疏中的“韩诗说”，本文只用引号，不用书名号[38]，并把它看成韩诗后学的增益之文。

除了孔疏之外，在贾公彦的《仪礼疏》中，也出现了韩诗学派的“五爵”升数记述，但所引书名为《韩诗外传》，而不是“韩诗说”。《仪礼·士冠礼》贾疏：“案《韩诗外传》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士昏礼》贾疏所引略同[39]。《韩诗外传》的这段文字，较前引“韩诗说”为简。推测是《韩诗外传》在先，此后“韩诗说”又有增益。下表2左栏所列，为《韩诗外传》之文；其右栏所列，本文认定为“韩诗说”所增益者：

其左栏“凡觞”二字来自郑玄注，这两个字与随后的“一升曰爵……”浑然一体，也应视为《韩诗外传》原文[40]。

“韩诗说”把爵、觚、觯、角、散几个器名，用声训之法，解作尽、寡、适、触、讪，应系踵事增华、穿凿附会，本文置而不论。至于《韩诗外传》所见一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都是容量之辞，这就至关重要了。“若干升”的容量之辞，被注疏拿来解释《礼记·礼器》的“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对其间联系，我是这样理解的：

“贵者献以爵”之“爵”，意谓此器容量一升，仅此而已；

“贱者献以散”之“散”，意谓此器容量五升，仅此而已；

“尊者举觯”之“觯”，意谓此器容量三升，仅此而已；

“卑者举角”之“角”，意谓此器容量四升，仅此而已。

所谓“仅此而已”，意思是此爵、此散、此觯、此角系容量概念，而且仅仅是容量概念，与器形无涉。换言之，组成“五爵”的爵、觚、觯、角、散（斝），并非商西周之“五器”；“五爵”中的五个器名，已是“容量化器名”了。

屈万里觉得“韩诗说”不怎么可信：“汉人已很少能够见到先秦的彝器，自不免传闻异辞。而且，《韩诗说》把每一件酒器的名称，都穿凿附会地加以诠释。”[41]真的是这样吗？在这地方，把“韩诗说”和《韩诗外传》区分开来为好。“韩诗说”的器名诠释，若称之为汉儒的穿凿附会，绝非冤案；但《韩诗外传》的容量传述，我不认为是汉人的穿凿附会，而是有依据的，来自一个古已有之的饮酒礼制。

还有更多的先秦秦汉资料，可以印证那种容量等差的存在。《考工记·梓人》：“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42]这记载从两方面强化了“容量化器名”的论点：第一，“爵一升，觚三升”表明，这里的爵、觚之名，是跟特定容量联系在一起的；第二，“献以爵而酬以觚”表明这里的爵、觚是礼器，是饮酒礼上用于献酬的。

据学者研究，《考工记》很可能是齐国官书，其主体内容约成于春秋战国之交，其中的工匠之名与器物规范，是手工业漫长发展的累积。虽然在传抄中，《考工记》也可能吸收了不同时代与地域的内容，但至少“梓人为饮器”这一条，我相信出自战国初年之前。因为“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之文，与《仪礼》“容量化器名”吻合。只有在传统的饮酒礼制尚未崩坏、木爵木觚仍被用于献酬的时代，也就是战国初年以前的时代，梓人才会有这样的生产任务，而且是按规定容量制造爵、觚的生产任务。《仪礼》大约在战国初年开始编纂，与《考工记》最初成篇的时代非常接近，二书所述献酒用爵、酬酒用觚的礼制，也彼此相通。顺便说，孔子有“削觚”之辞：“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觥，不时成。”[43]孔子生活的年代，也就是削木为觚的年代；承担“削觚”任务的人，便是梓人。战国中期以后，直壁的卮和浅腹耳杯大行其道，高筒形木觚便消歇了。

当然《考工记》的“觚三升”之文，与《韩诗外传》的“觚二升”并不一致，其间相差一升。为此许慎《五经异义》质疑《韩诗》：“谨按：《周礼》‘一献三酬当一豆’，即觚二升，不满豆矣。”[44]若按爵1升、觚2升，以及一次用爵献酒、三次用觚酬酒计算，则1＋2×3＝7（升），距离一豆（斗）还差3升。觚若改以3升计，则1＋3×3＝10（升），正好一豆（斗）。基于这样的理由，许慎认可《考工记》的“觚三升”，不赞成《韩诗外传》的“觚二升”。

而且，许慎似乎在传达另一套容量等差：

觚三升：乡饮酒之爵也。一曰：觞受三升者谓之觚。

觯四升：乡饮酒角也。《礼》曰：“一人洗举觯。”觯受四升。

斝六升：斝，玉爵也。……或说斝受六升。[45]

觚三升、觯四升、斝六升等容量记载，看上去是另一套“容量化器名”，有异于《韩诗外传》。最初我怀疑“觯四升”是许慎从《考工记》的“觚三升”推理而来的，然而“一曰：觞受三升者谓之觚”的“一曰”二字，表明它并非出自许慎的考索，而是别人“曰”的；“或说斝受六升”的“或说”二字，也表明那不是许慎的个人意见，而是耳食所得，听来的。许慎从什么地方获知，还有另一套容量等差存在着，在其之中，觚三升、觯四升、斝六升。这种酒器容量差异，应来自礼俗的地区差异。礼制因地而异的情况，在礼书中不难看到，比如在《礼记·投壶·记》中，就能看到“鲁令弟子辞”与“薛令弟子辞”的地区之异，以及“鲁鼓”与“薛鼓”的地区之异[46]。不同容量等差的存在，不但没有否定，反而强化了“容量化器名”的可信性：不止一个地方使用“容量化器名”。

觯若为四升，就跟角一样大了，所以许慎把觯解释为“乡饮酒角也”。对许慎的这个说法，王先谦不以为然：“许以‘觚’为三升，故云‘觯受四升’，混‘觯’于‘角’也。”[47]许慎刻意强调“乡饮酒角也”“乡饮酒之爵也”，其“乡饮酒”三字，表明这是礼学意义上的觚与觯，用于饮酒之礼。人们会问：若觚为三升，那二升的饮酒器是什么？许慎并没有提供下落。无论如何，在《仪礼·特牲馈食礼》中觯、角各为一器，《礼记·礼器》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有明文，则觯与角的容量是不可以相等的，否则相关的礼数就不成立了，相关的经文就无意义了。然而，若用“礼制的地区差异”，进而是“容量化器名的地区差异”来解释，则许慎未必就是错误的，那也许代表了另一些地区的不同礼俗。

至于《考工记》的“献以爵而酬以觚”的“觚”，仍是疑窦。郑玄《驳五经异义》提出，觯有一个从角从氏的写法，这写法很容易讹为觚字，所以《考工记》的“觚三升”应是“觯三升”之讹；“豆”当作“斗”，“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等于是说“一爵三觯则一斗”，一斗就是十升。郑玄之前，马融已有类似意见了，而且马融还赞成三升曰觯[48]。若依马、郑，以“觚三升”为“觯三升之讹”，《考工记》跟《韩诗外传》便完全一致了。王筠认为“豆当为”，是一种盛酒器[49]。李家浩指出，从大坟头汉墓木牍看，一容量即是一斗[50]。又查《仪礼·乡饮酒礼》：“主人坐取爵，实之宾之席前，西北面献宾”，“主人实觯酬宾”，“《记》：……献用爵，其他用觯”[51]。看来主人献宾用爵，自饮酬宾用觯，而不是用觚。那么《考工记》的“献以爵而酬以觚”的“觚”字，确实应该作“觯”，“觚”系传写之讹。

贾公彦又记：“《礼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觯大三升。’是故郑从二升觚、三升觯也。”贾氏随即评论说：“叔孙通前汉时作《汉礼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故郑君（玄）依而用之也。”[52]《汉礼器制度》的作者叔孙通，在秦被征为博士，在汉为刘邦制朝礼，由此他成了礼制史上承周启汉、继往开来的人物。这位叔孙通生于先秦，学业成于先秦，成长在号称“礼乐之邦”的鲁地。秦楚汉之间这个地方的礼乐活动，可以参考如下记载：

1．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

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53]

2．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54]

第1条表明，历经战国纷争、秦帝暴政、秦末战乱，直到汉初，鲁儒一直坚忍不拔地传承着华夏礼乐，系一缕于不绝。陈胜揭竿而起，鲁儒还曾手持“孔氏之礼器”，投入颠覆“暴秦”的壮举。第2条是司马迁瞻仰孔庙的感受。他面对庙堂中的车服礼器，肃然起敬，一时观海难言。可知那些“孔氏之礼器”，至司马迁时，仍被保存着，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时被使用着，对此，司马迁曾身临亲见。

我推测，对鲁儒“讲诵、习礼乐”“讲习大射乡饮之礼”的活动，甚至对“孔氏之礼器”，叔孙通必曾耳闻目睹，甚至躬亲其事。《汉礼器制度》的“觚大二升，觯大三升”之文，当即“古之周制”，亦即鲁儒所传“孔氏之礼器”中的酒器容量，以及鲁地“大射乡饮”时的酒器容量。郑玄认可《汉礼器制度》的权威性，“依而用之”，而不取许慎异说。

宋人王黼抨击郑玄、阮谌《礼图》：“三代之器遭秦灭学之后，礼乐扫地而尽，后之学者知有其名，而莫知其器，于是为臆说以实之。”[55]其实郑、阮《礼图》源于叔孙通，叔孙通也是渊源有自，非自出心裁。王黼的“后之学者知有其名，而莫知其器”之言才是臆说。秦汉间华夏礼乐虽遭重创，赖儒者传承呵护、存亡继绝，还不至“扫地而尽”，“人间犹有未烧书”。相应地，先秦饮酒礼器至汉犹存，在“大射乡饮”之际，在“仲尼庙堂”之中，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之时，历历在目，斑斑可考。

相应地，《韩诗》之祖韩婴对“五爵”的记述，就不是无根之谈。若韩婴胡编乱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必将取辱于鲁儒，何以自立于学林。而且在《韩诗外传》之前，还有《考工记》《汉礼器制度》两种文献，也记有爵一升、觚二升、觯三升之制，足以互相支撑。而且在“五爵”之外，毛诗学者还有一个“觥大七升”之说。许慎《五经异义》：“韩诗说：‘觵五升，所以罚不敬也。’……诗毛传说：‘觵大七升。’许慎云：觵罚有过。一饮七升为过多，当谓五升是也。”[56]“觵”亦作觥。在饮酒礼上，觥用于罚酒，跟“五爵”配合使用。那么又有了一种称“觥”的饮酒器事涉容量。毛诗一系的经学家也在传述着“容量化器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