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为官者私罪不可有 公罪不可无——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
《北窗炙輠录》二卷为南宋施德操杂记集，是书流传当在乾隆以后，宋元明三朝公私书目俱未见著录，《四库全书》归入子部十二，小说家类一杂事之属。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其书明以来传本亦希，朱彝尊始得是本于海盐，乃稍稍传抄流播，残编蠹蚀，几佚幸存，亦可云希觏之秘笈矣。”朱彝尊在抄本后有一跋语，记载了得此书的经过：“《北窗炙輠录》二卷，宋施彦执编。予得之海盐陈玙少典所藏，昆山徐氏、晋江黄氏从予借钞其书，稍稍流传于世。”可见此书在朱彝尊发现之前，几乎已经绝迹。施德操其人也悄无声息四百余年，乃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德操病废终身，行事无可表见，《志乘》至不载其姓名”。其实，地方志是有记载的，比较简略而已。经查阅明嘉靖蔡完修的《海宁县志》有载：“施德操，字彦执。其学主孟子，排释氏。学者称为持正先生。”近代学者、藏书家罗振常著的《善本书所见录》亦云：“《北窗炙輠录》传本绝少。”
钱泰吉的《海昌备志》对施德操其人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彦执，讳德操，海昌人，张子韶之友也。生不婚宦，病废而没。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过四人，姚、叶先亡，公继又去。其和彦执诗云：环顾天下间，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彦执及姚进道、叶先觉也。彦执尝著《孟子发题》一篇，子韶之门人郎昱编《横浦集》，附之卷末。”这是了解施德操最为详细的文字。子韶即张九成，称其为四海惟三友之一，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北窗炙輠录》中也有多条关于子韶言论。施德操一生没有结婚，没入仕途，因病残疾终生。书中记载张九成兄弟子侄以及施德操兄弟家况的条文，可弥补地方史志的不足。例如，张九成之弟张九思的两个儿子子才、子容都是施德操的学生，子容后来是绍熙元年（1190年）进士。据周广业在周春《海昌胜览》眉批中的考注：“今考彦执发崇宁间人，治诗讲学，为横浦前辈，且系宁土著，当为吾州宋儒之冠。”崇宁元年是1102年，施德操生活在南北宋之交，年龄应长于张九成，为张九成的前辈友人。
《北窗炙輠录》应该是施德操的病中杂记，收入读书札记、前朝轶事、耳闻目见共一百四十八则，大到国家大事、皇上趣闻、朝廷重臣，小到街头闾巷、贩夫走卒、行医治病等，内容颇广，对研究宋代社会历史有参考价值。文中涉及许多宋代名人，如宋仁宗、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范镇、晏殊、苏东坡、程颢、程颐、韩琦、赵清献、蔡京、童贯等，以及张九成兄弟、施家兄弟之间的轶事趣闻。
《北窗炙輠录》首条，讲了王安石与程颢关于变革过程中的一则故事，可补正史之不足。王安石变法，在廷议时发生争执，由于王安石措辞激烈，引起朝臣各官员议论纷纷，辩论异常尖锐。为此程颢想跟王安石沟通一下，来到王安石府上。因程颢是变法的反对者，王安石一见他，便怒目以待，准备与之辩论。没想到，程颢见到王安石，心平气和，笑容可掬，微笑着对王安石说：“今日朝廷诸公所争之事，并非私事，都是天下大事，王相公能否收起你的怒威，允许大家商量呢？管子曾说：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也。管子尚且知道，政令如要通畅，必须顺应民心，况且你王相公远比管子高明啊，何苦急于做违背人心的事，能否不要那么激烈呢？”程颢的一番话，使刚刚在朝廷上激烈辩论的王安石，觉得有道理，便缓和地对程颢说，皇上已经启动了这次变法，怎么办呢？程颢说道，按皇上的意思，尚有改变的可能，关键是相公你的意见对皇上的决策至关重要。王安石觉得有道理，答应明天上朝，再向皇上禀报利弊。第二天上朝，有一位朝臣张天骥，是张载的弟弟，刚从处士被征为谏官，大有不畏权贵的气势，一开朝便在皇上面前大揭王安石变法的种种弊端。这下便触怒了王安石，使其不胜其忿，反而以硬碰硬的态度，决心与保守派斗争到底。于是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强行推动变法，最终因急于求成导致变法失败。程颢的弟弟程颐后来向被皇上罢官的反对派们说，变法后出现的种种弊端，你们都有一定的责任，假如当时能像程颢一样，心平气和地讲明道理，何至于此。正是由于你们中的一些人，各不相让，意气用事，激怒了王安石才导致他益发激进的心态。这个故事旨在使人明白一个道理，争论一件事，沟通、语言、技巧都很重要。小到家事，大到国家大事，都是一样的。
第三则有一个范仲淹与韩琦的小故事，展示了两位政治家的气度和胸襟。韩琦在仁宗时期为相十年，与范仲淹等人力推“庆历新政”，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朝廷中被欧阳修称赞为“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为社稷之臣”。而施德操所讲的故事印证了韩琦的气度。一次，韩琦与范仲淹在仁宗面前议事，因意见不合，范仲淹拂袖而去，韩琦从后面紧赶上去，拉着范仲淹的手和颜悦色地说道，希文兄，此事难道真的不容商量了？这一拉手，范仲淹怒气顿时消融。施德操的评论是，韩琦之所以能办大事，其胸襟以此可见。
范仲淹有一句名言，“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出处就在《北窗炙輠录》，已成为现在为官者的座右铭。
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现在注明的出处是元朝人编的《宋史》，其实、最早的出处也在《北窗炙輠录》。原文是这样的：“温公为儿时，与群儿戏。有一儿堕水瓮中，群儿怖奔，公独不去，乃亟取石就瓮下作一窍，以出水，水流出，其儿乃救。公为儿时，其仁术已如此矣。”现在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中这篇课文也是取材于《宋史》。《宋史》是元至正三年（1343年）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施德操此书写于宋绍兴年间（1131年左右），整整早了两百多年。
苏东坡宴客分亲疏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苏东坡任杭州知府时，经常要宴请南来北往的宾客，他的待客之道别具一格，从宴请的盛况、方式可分辨，哪些是他喜欢或不喜欢的客人。当他遇到话不投机的客人时，往往歌姬盛列，丝竹之声不绝于耳，整场宴席下来，可能与客人不会说上一两句话，而客人则认为自己是苏东坡的至交，受到盛情款待。当苏东坡遇佳客到访，则不用歌姬音乐，只与客人举杯喝酒，谈笑终日。这一故事反映了苏东坡聪敏的迎客之道，率真又不失豪爽的个性，极富戏剧化。
施德操认识一位医生，医术颇高，名声日振，用沈元用（北宋大臣）的话来说，称他为“今世和扁”也不为过，（“和扁”分别指医和、扁鹊，是古代两位良医）。但这位名医后来却名声渐衰，施德操观察和思考了好久，发现是因为该医生治疗病人时喜欢收受贿赂，逐渐失去了病人的信任。为此，施德操有一段评论：“医者好货重财已非其道，况一好贿则有命于其间矣。”医生看重钱财，已违背了医道，况且悬命于生死之间，再收受病家的贿赂则更是不应该了。这个故事，对当今医生具有警世意义。
从内容上看，《北窗炙輠录》似乎是施德操的读书笔记，既录有宋代官吏文人的政论、轶事，以及风俗，医药、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又展示了江浙地区的人物和社会风貌，保存了两宋时期的普通市民生活和风俗习惯，对今人挖掘研究宋朝历史文化，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