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公海之上
很少有民用船只能像苏联干货船“伊里亚·梅奇尼科夫号”（Ilia Mechnikov）那样在冷战历史上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这艘船于1956年在法国建造，以著名的俄国免疫学家、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的名字命名，最大载重量超过3000登记吨[1]。1960年9月，它向古巴运送了第一批苏联武器和弹药，其中包括至少10辆二战时期著名的苏联T-34坦克，以及100门高射炮。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也就是1973年10月，“伊里亚·梅奇尼科夫号”在访问叙利亚的塔尔图斯（Tartus）港时被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击沉。[2]
1962年，“伊里亚·梅奇尼科夫号”一如既往地忙碌，先是从印度将一批牛运送到保加利亚，随后又开启了古巴之旅，分两次向古巴运送苏联的武器和部队。第一次航行开始于8月8日，“伊里亚·梅奇尼科夫号”先是离开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的基地，随后停靠在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Feodosia）港装载货物。官方文件显示，该船将向法国的勒阿弗尔（Le Havre）港运送1260吨货物。但实际上，它装载的是苏联在古巴建立军事通信中心所需的设备和工作人员，以及负责该中心运转的官兵。8月11日，这艘船秘密驶离费奥多西亚。当时，为了严格保密，被委派到船上负责安保工作的克格勃上尉佐祖利亚（Zozulia）下令封闭港口，所有船员的上岸休假活动都被取消了。[3]
8月14日，“伊里亚·梅奇尼科夫号”的船长向土耳其当局提交了虚假的货物申报单，使该船顺利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但当这艘船进入地中海并向直布罗陀海峡驶去时，发生了一起紧急事件，引起了船长以及随行的克格勃上尉佐祖利亚的注意。这起紧急事件与这艘船上一位姓马祖尔的机械师有关。在“伊里亚·梅奇尼科夫号”离开黑海后不久，马祖尔就开始抱怨腹部疼痛。船医若尔克夫斯基（Zholkevsky）给马祖尔做了医学检查，并诊断他患上了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动手术。但是佐祖利亚不能把他送上岸，因为尽管船上没有人知道这艘船的真正目的地是哪里，但这次航行是绝密的，包括马祖尔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船上实际运载的货物与官方货物申报单上的记录有出入。
佐祖利亚的任务是确保没有外国人（特别是直布罗陀的英国机构）能接触到马祖尔并通过他发现任何蛛丝马迹。经过若尔克夫斯基和3名随行军医的会诊，他们得出结论：如果不动手术马祖尔就会有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在船上做手术。佐祖利亚与船长和副船长共同出面说服马祖尔接受在船上进行手术的方案。马祖尔同意了。
手术被安排在一间名为“列宁室”的船厢中，这间船厢是专门为船员进行政治教育而设的。4名医生在这间船厢中进行了4个小时的手术。但手术并不顺利。医生们没能切除发炎的阑尾，也没能缝合伤口。他们说马祖尔需要到医院接受二次手术。马祖尔的情况不断恶化，但把他送到岸上仍然是不可能的。他们向敖德萨的基地发送了请示电报，基地建议他们将马祖尔送到一艘返回苏联的苏联船只上。
佐祖利亚照做了，他们在离直布罗陀约97公里的地方遇到了一艘名为“利兹埃斯拉维号”（Iziaslav）的油轮，于是他们将马祖尔转移到了这艘油轮上。然而，这已经是“伊里亚·梅奇尼科夫号”启程的第5天，这意味着马祖尔还要再熬5天才能到达敖德萨，他很有可能在回程途中死亡。“利兹埃斯拉维号”的船长接到指示，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可以让马祖尔住进西西里岛或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医院，但必须在一名苏联官员的全程陪同下就医。这名官员要防止医生向马祖尔询问任何与他的健康状况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能把马祖尔留在英属直布罗陀。
“阿纳德尔”行动必须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一旦货物装载完毕，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这艘船，尤其是在前往古巴的途中。佐祖利亚在航程结束后提交了一份关于“伊里亚·梅奇尼科夫号”航行的情况报告。后来他震惊地得知马祖尔的身体状况曾一度严重恶化，“利兹埃斯拉维号”的船长认为必须将他送到直布罗陀的一家医院。最终，马祖尔历经万难，侥幸活命。可悲又讽刺的是，当时马祖尔和佐祖利亚本人都不知道航行的目的地。关于目的地的指示被装在一个信封里，只有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后船长才能打开。“伊里亚·梅奇尼科夫号”原定的目的地是位于古巴中东部的努埃维塔斯（Nuevitas）港。但当这艘船到达该港口时，它又被要求停靠到位于该岛南岸的另一个港口。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误导美国人，而单纯是组织混乱的结果。8月30日和31日，这艘船运送的货物才被卸载在古巴圣地亚哥。[4]
◇◇◇
由“伊里亚·梅奇尼科夫号”运送到古巴的通信设备属于格奥尔基·沃龙科夫（Georgii Voronkov）上校的第27防空导弹师。一个半月后，就是这些设备发出了击落古巴上空一架美国U-2侦察机的指令。
沃龙科夫的防空导弹师又被称为第10防空导弹师或伏尔加格勒师（以其在苏联境内的位置命名），是在苏军总参谋部意识到在古巴境内秘密部署导弹已无可能的情况下，被优先派往古巴的两个防空导弹师中的一个。另一个防空导弹师则从乌克兰来到古巴，师长是米哈伊尔·托卡连科（Mikhail Tokarenko）少将，该防空导弹师的苏联代号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第11防空导弹师，而在古巴该师的代号被改为第12师。苏军选择优先部署两个防空导弹师是为了阻止美国军机飞越古巴领空。这两个师都装备了S-75德斯纳（Desna）地对空导弹（北约代号SA-2），这款导弹射程较远，足以击落美军的U-2侦察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师于7月抵达古巴西部驻地，伏尔加格勒师则于8月抵达古巴东部驻地。[5]
S-75德斯纳导弹要保护的对象——R-12中程弹道导弹也陆续运抵古巴。第一批R-12导弹于1962年9月9日由“鄂木斯克号”（Omsk）货轮运送至古巴。一年前，苏联以35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艘日本制造的货轮。“鄂木斯克号”共有5个货舱，并配备了12台中型起重机、1台轻型起重臂和1台重型起重臂，因此装货速度很快。这艘货轮装载了6枚22米长的R-12导弹和166件机械装置，总重量达2200吨。[6]
“鄂木斯克号”送抵古巴的R-12导弹来自立陶宛城市普伦盖（Plungė）的第637导弹团。该团的指挥官是41岁的伊万·西多罗夫（Ivan Sidorov）上校，他是7月底才接替V.V.科列斯尼琴科（V.V.Kolesnichenko）上校担任该团团长的，因此参与到“阿纳德尔”行动中的时间也较晚。上级原本安排科列斯尼琴科上校参与此次行动，但他因家庭原因而退出。比留佐夫元帅的副手、战略火箭军第一副司令托卢布科将军负责驻古巴导弹团的选择和运送工作，他曾以参加战略导弹部队军事委员会会议的名义，派专机将科列斯尼琴科和西多罗夫从立陶宛接到了莫斯科，此时西多罗夫还是另外一个团的团长。托卢布科与他们两人分别面谈，科列斯尼琴科先被叫了进去，但几分钟后就走了出来。西多罗夫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被降职了。随后，托卢布科把西多罗夫叫了进去，并问西多罗夫是否准备好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尽管不了解任务的具体内容，但西多罗夫表示愿意接受，但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允许他带着自己的妻子一同前往。这个请求被批准了。[7]
西多罗夫被要求在两天内将他原来所在团的指挥权移交给另一名军官，同时接过即将被派往古巴的第637导弹团的指挥权。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将第637导弹团转移到克里米亚半岛的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于是，在接过指挥权的当晚，西多罗夫就指挥手下的官兵将大约1.1万吨重的武器和物资装上了火车。这些武器和物资通过19列火车运送到塞瓦斯托波尔，又通过6艘轮船运送到古巴，“鄂木斯克号”就是其中之一。同参与此次运输任务的所有船只一样，“鄂木斯克号”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完成货物装载的。港口由特种部队把守，装货码头的官兵一律不准离开，也不准与外界联系。
R-12导弹先是被装载到推车上，然后推车被固定在货舱中。这样做十分危险，但驶入大西洋后，他们很有可能会遭遇美国军机的侦察，为了防止暴露，他们只能将导弹隐藏在货舱中。另一个很大的风险是货舱中满载着过氧化氢的运输车，这些过氧化氢将为导弹燃烧室的涡轮泵提供动力。他们把运输车封存在木箱中，并把它们固定在特制的平台上，以避免过氧化氢储存罐碰撞发生意外。最后，他们把建造导弹发射平台所需的工程设备和民用卡车光明正大地放在上层甲板上。毕竟，“鄂木斯克号”此次航行对外宣称的目的就是把民用货物运到古巴。[8]
为了保密，在离开立陶宛前往塞瓦斯托波尔之前，他们还在火车上装载了一些冬衣，并宣称部队要向北行进。但当火车抵达塞瓦斯托波尔港后，官兵们却分到了夏装。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他们分到的都是平民衣物。一名行动参与者说：“士官们都穿着西装和各种颜色的格子衬衫，戴着羊毛软帽；军官们则以白色或浅色衬衫搭配西装，戴着带檐的帽子。甚至连普通士兵也穿着各种颜色的西装，以及当时相当流行的各种款式的中长款单排扣上衣。因为大家都穿着便服，一时间认不出彼此，我们困惑地面面相觑。”[9]
西多罗夫上校和他的一部分下属于1962年8月4日带着6枚R-12导弹随船离开塞瓦斯托波尔。这艘船的设计载客量不超过61人，其中船员43人，还有包括乘客、实习生和领航员在内的18名其他人员，然而当时它必须再多容纳250名官兵。由于航行过程中必须注意隐蔽，因此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只能躺在甲板间舱的床铺上一动不动，忍受着烈日曝晒。西多罗夫回忆说，当一名土耳其港口领航员上船引导该船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士兵们被命令待在船舱里观看于1958年上映的苏联史诗电影《静静的顿河》。士兵们一边静静地流汗，一边反复观看这部影片。当西多罗夫和其他留在甲板上的人打开甲板之间的舱门时，船舱中升腾出大量水汽。直到他们驶离了伊斯坦布尔，士兵们才被允许到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10]
“鄂木斯克号”的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其他负责运送导弹、设备和军事人员前往古巴的船只也大抵如此。“甲板间舱的舷窗上挡着帆布窗帘，由于通风不好，船舱的温度有时会达到50摄氏度甚至更高。”一个导弹团的副总工程师维克托·叶辛（Viktor Yesin）写道。航程中的另一个挑战是要将过氧化氢的温度保持在35摄氏度以下。西多罗夫和他的官兵们设法将其温度维持在28摄氏度左右——在货舱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的情况下，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当离开地中海开始横跨大西洋的旅程时，他们又遭遇了另一个难题。导弹团中负责财务工作的军官瓦伦丁·波尔科夫尼科夫（Valentin Polkovnikov）中尉回忆说：“船只晃动得越来越厉害，但人们只能尽力忍受。”叶辛在回忆录中写道：“很多军人（几乎四分之三）都晕船了。”[11]
◇◇◇
此时，37岁的德米特里·亚佐夫（Dmitrii Yazov）上校也乘坐德国制造的“胜利号”（Victory）远洋客轮从苏联出发前往古巴，他未来将成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最后一位苏联国防部部长。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艘船建造于1928年，是德国向苏联支付的战争赔款的一部分。1962年8月23日，亚佐夫和他的手下在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港登上了这艘客轮。当他上船时，一位正在清点人数的上校告诉他，他是第1230号，这个数字是这艘客轮设计载客量（330人）的近四倍。[12]
亚佐夫指挥着一个步兵团，他们作为地面部队被派往古巴负责保护导弹设施，但亚佐夫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地。当船只离开波罗的海驶入北海后，船长、随行的克格勃官员和亚佐夫才共同打开了船长保险箱里的第一个信封。这封信指示他们前往英吉利海峡，通过海峡后再打开第二个信封。直到那时，他们才了解任务的大概内容，因为信封里除了航行指示外，还有一份长达28页的关于古巴历史的资料，这份资料很可能是被误放进去的。
对大多数步兵而言，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远洋航行，因此他们晕船很严重。在长达16天的航程中，风暴不断袭扰着“胜利号”，几乎没人愿意登上甲板，或者说根本无法登上甲板。幸运的是，风暴也降低了“胜利号”被侦察机和其他船只发现的可能性。他们于9月10日抵达古巴北海岸的尼佩湾（Nipe Bay）。[13]
在前往古巴的漫长旅途中，亚佐夫与“胜利号”的船长伊万·皮斯缅内（Ivan Pismenny）成了朋友。两人都是二战老兵和坚定的爱国者。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都十分关心国家的未来。随着第一代革命者慢慢老去，像亚佐夫和皮斯缅内这样在苏联红旗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年轻人也逐渐步入了中年。老一辈人发现，在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最新一代年轻人，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不够坚定。皮斯缅内也对此感到担忧。“我们就要失去年轻人的支持了，我真是这么想的，我们要失去他们了！”他苦恼地倾诉道。亚佐夫则比他乐观些。“你太夸张了，”亚佐夫对这位新朋友说，“看看这些和我们一同航行的新兵。他们虽然出身乡野，但都很有主见，不会轻易偏离正道的。”[14]
在这些开往古巴的苏联船只上都配有随行的克格勃官员，相较于亚佐夫的乐观，他们可能会站在皮斯缅内一边。每个克格勃官员通常都有6个线人，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这次航行绝对保密且没有叛逃者。监视军官和士兵对苏古关系的态度也是克格勃的工作任务之一，而他们的发现也让赫鲁晓夫和他的团队感到不安。这些随行的克格勃官员在航行结束后向总部提交的报告表明，与皮斯缅内乐于参与此次行动并将古巴称为“我的灵魂之岛”不同的是，多数船员及官兵都并非自愿，甚至是被迫参与此次行动的。
“不知在哪里的一场酒局，就草草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这令人难以接受，我们不得不远赴古巴，而我们要做的事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意义。”一名军官临行前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他不仅批评了政府，质疑了其制定的政策，甚至还泄露了关于任务目的地的绝密信息。这封信被克格勃截获并转给了这名军官的上级领导们，但最终上级还是决定将他派往古巴，并“希望在进行适当的解释后，他会明白帮助年轻的古巴共和国的必要性”。而这并非个例，当时正乘坐“尼古拉·布尔登科号”（Nikolai Burdenko）前往古巴的西佐夫（Sizov）上尉更加直言不讳。他对一名同行的军官说：“我们这是被迫去杀戮。”他不知道的是，这名军官其实是克格勃的线人。西佐夫继续说道：“等回到苏联，我就要把我的党员证扔了。”西佐夫是他所在连队党小组的副书记。他还说：“遭遇美国人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投降，然后被俘虏。”[15]
有超过1000名士兵和超过500名军官出于种种原因被认定为无法胜任这项任务。有些士兵在得知即将赴海外（许多人怀疑目的地是古巴）执行任务时，就立刻通过擅离职守等方式得罪上级，希望借此取消自己执行任务的资格。对这项任务感到尤其不满的是那些原本将在1962年夏季结束3年义务兵役期的士兵们，因为对他们而言，被派往古巴就意味着他们的退役计划被无限期推迟了。有些指挥官还会把部队里的“麻烦制造者”送到古巴。比如，一名叫鲍里索夫（Borisov）的二等兵因为醉醺醺地骑着一辆偷来的警用自行车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兜风而被逮捕，随后他就被送上一艘开往古巴的轮船。鲍里索夫当时拒捕，但很可能遭到了宪兵的毒打，因为据克格勃的韦尔博夫（Verbov）少校的报告，鲍里索夫在旅途中的大部分时间（10天）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16]
乘坐“奥伦堡号”（Orenburg）干货船前往古巴的二等兵莫伊申科（Moiseenko）告诉他的朋友，他从未宣誓效忠菲德尔·卡斯特罗，他是被迫前往古巴的。他还说像他这样的二等兵没有理由害怕古巴的“反革命分子”，据说他们只向军官开枪。从莫伊申科的姓氏判断，他应该是乌克兰人，很可能对二战后有关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采用了狙杀军官战术的谣言还记忆犹新。一个来自格鲁吉亚的新兵安德佐·索莫诺哈里亚（Andzor Somonodzharia）告诉他的同伴们，1956年俄罗斯人用坦克镇压了格鲁吉亚骚乱，杀死了很多老人、妇女和儿童。他憎恨俄罗斯人，要为他的人民报仇雪恨。他所指的是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Tbilisi）发生的因反对赫鲁晓夫推行去斯大林主义政策而引发的骚乱。那些抗议者也的确是被坦克驱散的。[17]
这些士兵也会讨论一些非政治性话题，这也引起了克格勃的注意，比如有人认为古巴到处都是会攻击人类的猴子。还有些人预测美国将宣布对该岛进行军事封锁。克格勃还发现，随着在海上航行的时间越来越久，部队的士气逐渐下降，越来越多的士兵变得抑郁。一些人无法接受在3年服役期满后没有复员回乡而是被运往古巴的事实。另一些人则因船舱内的高温而筋疲力尽，或者因为晕船而变得虚弱。这些沮丧的士兵们告诉克格勃的线人，他们准备跳海自杀，结束痛苦。[18]
对克格勃来说，跳海比自杀更让他们头疼。那些想要弃船跳海的人可能会活下来并流落到外国的海岸或船只上，也因此有可能透露有关自己所在部队以及船上货物的绝密信息，从而“背叛祖国”。“奥伦堡号”的随行克格勃军官先尼科夫（Sennikov）少尉指示他的线人盯紧那些有叛逃打算的船员和官兵。当船只通过黑海海峡时，狭窄的水道为跳海提供了便利，而先尼科夫也竭尽全力确保不会有人在此处叛逃。“在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过程中，包括军官在内的所有乘客都被关在了5号甲板间舱中，船尾还有一支由苏共党员和特工组成的警卫队把守。”[19]
克格勃不仅监视船员和官兵的政治立场，还时刻关注他们的品行。与住在甲板间舱的中士和二等兵不同，军官们都住在客舱中，而且在出发前有酒水补给，因此他们在船上喝酒已是司空见惯。从相关报告来看，莫洛佐夫（Morozov）少校是克格勃官员中最在意酗酒问题的人。他乘坐“冶金师巴尔丁号”（Metallurg Bardin）干货船，负责监视由M.T.祖耶克（M.T.Zuiek）中校领导的通信部队。这支部队来自第43导弹军司令部，之前驻扎在乌克兰文尼察，第43导弹军是驻古巴集团军的主力部队。祖耶克手下有264名官兵，其中包括37名军官和合同制女兵。莫洛佐夫的报告称，祖耶克给他的下属树立了一个反面典型，他不仅参加饮酒聚会，还和他手下的一个女兵住在一起，这削弱了他维持纪律的能力。[20]
克格勃面临的另一个特殊挑战来自船上的船员。“伊里亚·梅奇尼科夫号”随行的克格勃上尉佐祖利亚报告称，船员们对这次航行需要严格保密并取消上岸休假的要求感到非常不满。当局还拒绝按照惯例给予他们“硬通货”津贴，要知道，他们通常会使用这种津贴在外国港口购买苏联紧缺的物资，并在回国后在黑市上出售。在“冶金师巴尔丁号”船上，水手长马可夫斯基（Markovsky）喝醉后就把自己和一个女人锁在自己的隔间里，即使上级出面也拒不开门。克格勃少校莫洛佐夫在报告中将这类问题主要归咎于船上的女人。他在报告中写道：“她们的行为极其消极，对长官的训示无动于衷。当夜幕降临时，她们在船上的各个角落里与官兵们厮混在一起。”[21]
◇◇◇
当苏联船只进入大西洋并接近古巴时，克格勃官员们还有一项新的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监视从苏联船只上空飞过的美国飞机的情况，并将相关报告提交给在莫斯科的上级。这些克格勃高级官员们发现，船只越晚接近古巴，被美国飞机飞越侦察的次数就越多。
莫洛佐夫少校报告称，“冶金师巴尔丁号”在驶向古巴的途中，仅有一架美国海军飞机在8月18日从其上空飞过。但在其返航途中，仅8月31日当天，一架美国飞机就在20分钟内5次飞越该船上空。这意味着美国对苏联船只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对佐祖利亚上尉来说，“伊里亚·梅奇尼科夫号”在8月28日接近古巴水域途中，美国飞机从其上空飞越的次数就已经数不清了。佐祖利亚在报告中写道：“这些飞机的飞行高度很低，而且方向各不相同。一架飞机刚飞过，另一架就又飞过来了。每架飞机都在船的上空飞越2—3次。”8月下旬，美国人显然开始越来越关注苏联船只的动向。[22]
美国飞机频繁飞越苏联船只表明，一个月前尼基塔·赫鲁晓夫试图与约翰·肯尼迪达成协议的愿望没有实现。7月，随着苏联船只启程前往古巴，赫鲁晓夫决定争取肯尼迪总统的帮助，以防止包括U-2侦察机在内的美国侦察机妨碍苏联将导弹运往古巴。约翰·肯尼迪虽然对赫鲁晓夫的提议持开放态度，但作为回报，他要求赫鲁晓夫同意暂时搁置柏林问题。赫鲁晓夫为了拖延时间，指示他在华盛顿的秘密代表格奥尔基·博尔沙科夫上校询问肯尼迪“搁置”为何意。这是个错误。这笔交易最终没有谈成。[23]
注释
[1]计算船只容积的单位。1登记吨约为2.83立方米。
[2]Aleksandr Rogozin,"Sovetskii fot v voinakh i konfiktakh kholodnoi voiny,"chap.2:"SSSR v stroitel'stve VMS Kuby," ‘Sergei Borkin,’"FleetPhoto,htps Alden,"Israel Is Accused in U.N.of Sinking a Soviet Ship,"New York Times,October 13,1973;Iu.M.Vorontsov,ed.,SSSR i blizhnevostochnoe uregulirovanie,1967-1988.Dokumenty i materialy(Moscow,1989),175.
[3]Morskoi transport SSSR:k 60-letiiu otrasli(Moscow,1984),209;Vladimir Alekseev,Russkie i sovetskie moriaki na Sredizemnom more(Moscow,1976),219;Rogozin,"Sovetskii fot,"chap.2,sec.8:"Sovetskie suda,uchastvovavshie v perebroske voisk v khode operatsii ‘Anadyr’,"htp upravleniia KGB pri Sovete ministrov USSR po Odesskoi oblasti general-maioru tov.Kuvarzinu.Raport.Starshii operupolnomochennyi KGB pri SM SSSR po Krasnodarskomu kraiu kapitan Zozulia,"September 21,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s.112,119.
[4]Zozulia,"Raport,"September 21,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s.115,116.
[5]Aleksei Lashkov,"Sovetskie VVS i PVO na Kube v period i posle Karibskogo krizisa,"Avia Panorama,2012,no.9,
[6]"Klass ‘Omsk,’"FleetPhoto,htp leetphoto.ru/projects/2374/.
[7]Ivan Sidorov,"Vypolniaia internatsional'nyi dolg,"in Strategicheskaia operatsiia"Anadyr'."125-133,here 125.
[8]Esin,"Uchastie voisk strategicheskogo naznacheniia v operatsii Anadyr',"in Strategicheskaia operatsiia"Anadyr',"55-64,here 58-61;Sidorov,"Vypolniaia internatsional'nyi dolg,"126.
[9]Aleksandr Voropaev,"Otshumeli pesni nashego polka,pt.1:1960-1963,"
[10]Sidorov,"Vypolniaia internatsional'nyi dolg,"127.
[11]Esin,"Uchastie voisk strategicheskogo naznacheniia v operatsii"Anadyr',"60;Sidorov,"Vypolniaia internatsional'nyi dolg,"127;Valentin Polkovnikov,"Startovyi divizion raketnogo polka na Kube,"in Strategicheskaia operatsiia"Anadyr',"148-160,here 151.
[12]Dmitrii Iazov,Karibskii krizis.50 let spustia(Moscow,2015),196-197;idem,Udary sud'by.Vospominaniia soldata i marshala(Moscow,2014),118-120;"Pobeda,"ShipStamps.co.uk, Shorokhov,"Motostrelkovye voiska na Kube,"in Strategicheskaia operatsiia"Anadyr',"142-147.
[13]Iazov,Karibskii krizis,196-197,idem;Udary sud'by,129-135.
[14]Iazov,Udary sud'by,131-132.
[15]Captain Fedorov,"Raport,"September 20,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s.87-96,here fol.88;Senior Lieutenant Sennikov,"Raport,"September 18,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s.37-44,here fol.41;Senior Lieutenant Nechitailo,"Raport,po spetsreisu parokhoda ‘Nikolai Burdenko,’"September 22,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s.155-164,here fol.160.
[16]Aleksei Butskii,"Rabota Glavnogo shtaba RVSN v period podgotovki i provedeniia operatsii"Anadyr',"in Strategicheskaia operatsiia"Anadyr',"65-70,here 66;Major Morozov,"Raport,"September 29,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s.121-128,here fol.124;Captain Fedorov,"Raport,"September 20,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s.87-96,here fol.88;Major Verbov,"Raport po reisu teplokhoda ‘Admiral Nakhimov,’"September 8,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s.34-35.
[17]Captain Fedorov,"Raport,"September 20,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s.87-96,here fol.88;Senior Lieutenant Sennikov,"Raport,"September 18,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s.37-44,here fol.41.
[18]Senior Lieutenant Topilsky,"Raport o spetsreise teplokhoda ‘Dolmatovo,’"September 25,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98-105,here fol.102.
[19]Senior Lieutenant Sennikov,"Raport,"September 18,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s.1-8,37-44,here fol.39.
[20]Major Morozov,"Raport,"September 29,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s.121-128,here fols.125,126,128.
[21]Zozulia,"Raport,"September 21,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113;Major Morozov,"Raport,"September 29,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s.125-128.
[22]"Nachal'niku upravleniia KGB pri Sovete ministrov USSSR po Odesskoi oblasti general-maioru tov.Kuvarzinu.Raport.Starshii operupolnomochennyi KGB pri SM SSSR po Krasnodarskomu kraiu kapitan Zozulia,"September 21,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s.116-117;Major Morozov,"Raport,"September 29,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s.121;Captain Zozulia,"Raport,"September 29,1962,SBU Archives,fond 1,opys 1,no.1532,fols,116-117.
[23]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193-194;Fedor Ladygin and Vladimir Lota,GRU i Karibskii krizis(Moscow,2012),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