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研究

我国对产业结构转移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转移的动因、模式、效应以及产业转移梯度理论等方面。国内产业结构转移主要有两个动力因素：一是产业结构不得不发生改变的内在驱动力，产业结构转型的一般演化规律是外在表现，而外在的变化必然离不开内在动因的驱动；二是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外在因素，明确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相关因素是确定相关政策在众多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因素中作用的关键。关于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资源配置、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国际贸易、货币政策、环境规制、货币政策和技术创新等。

1.1.2.1 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1）资源配置的本质。资源配置的本质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缓解要素扭曲和降低市场失灵，以最小投入产生最大收益，并产生最大的社会福利。西方经济学理论揭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信息是对称的，不存在市场扭曲，资源自由流动，企业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此时资源实现了最优配置。西方经济学从表层的、具体的社会现象出发，用资源的稀缺性来解释资源配置，而马克思主义资源配置理论则强调市场和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源配置的三种基本方式：一是封闭型的直接配置资源方式，二是市场，三是计划，并且提出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过程。

（2）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关于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一些学者认为，资源配置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著效果。结构红利假说强调了资源配置及其带来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林毅夫（1994）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采用的是赶超战略，重点发展重化工业，抑制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导致重工业缺乏足够的需求市场，中国经济发展严重受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张军、陈诗一（2009）构建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分析我国工业内部38个行业资源配置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内部各行业产值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资源在工业各个行业间进行了重新配置，并且这种资源配置所带来的结构效应是存在的。张翼、何有良（2010）使用偏离-份额分析模型，对我国改革开放后金融危机前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内各行业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资源在我国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中均进行了重新配置，这种资源的流动和重新配置无论是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是对经济增长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姜辉、周倚乐等（2020）分析了金融资源配置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机制，阐释了两种配置模式的作用路径和影响差异，他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对于优化金融资源的整合与配置，发挥金融引导产业转型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周勇、张婷琳（2022）认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通过促使各类要素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优化要素分配结构，推动不同地区资源要素的边际产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伴随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企业也会存在跨行业转移和跨区域转移的现象，而企业的跨区域和跨行业转移又会带动资源的再配置效应。

（3）资源配置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具有阶段性的特征。部分学者认为，资源配置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并非一成不变、非此即彼的，而是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基于不同的条件、所处阶段产生不一样的效果。例如，刘伟、张辉（2008）使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对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程度，实证分析表明，资源配置效率不同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生产效率的贡献影响程度是先上升后下降的，而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体制的因素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导致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逐渐变小。干春晖、郑若谷（2009）使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我国改革开放后金融危机前这段时间资源重新配置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重新配置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效果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而且资本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和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速有“结构负利”的作用。姚战琪（2009）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对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危机之前这一阶段我国工业行业间资源配置和生产率增长进行测算，得出资源配置及结构变迁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为负。宋凌云（2012）指出，市场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决定力量，政府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引导作用必须建立在承认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之上。

（4）资源配置的扭曲或不当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阻碍。孙雪梅、腾达（2021）以2007—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并得出基本回归结果，研究资源配置扭曲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地区异质性分析。研究有以下两点发现：一是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越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阻力越大；二是资源配置扭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中西部地区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较东部地区更为严重。高辰颖（2018）认为，我国转型阶段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如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内需不足、市场竞争结构失衡等，实质原因是资源错配在经济各个层面的存在，且资源错配的形成不仅与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缺位有关，也与经济制度及经济政策的调控和干预有关。楼东伟（2013）将资源错配指数分解成产业内绝对错配指数、要素的自价格错配指数和产业间相对错配指数，并进行分产业、分地区和分所有制行业的测算与分析后发现，三次产业资源错配指数与我国的经济结构变动周期具有同涨同落的变动趋势，这表明资源配置状态的变化与经济结构改变有相当强的相关性。

（5）不同地域视角下的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也有学者区分不同地域来考虑，认为亚洲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动力主要有四个：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二是技术的创新，三是各种战略（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四是政府有意识的介入。欧洲产业结构转型的动力则为高资本积累、研发创新、工业活动的组织、高科技专业化及创新。

1.1.2.2 消费需求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1）消费需求的定义。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某种商品的数量。消费品包括商品或劳务、服务等形式。需求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购买的欲望，二是有购买的能力。

（2）消费需求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关于消费需求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国内学者的观点较为统一，普遍认为消费需求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消费需求的不合理将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随着产业结构转型，服务业的作用更加凸显，而服务业强调差异化，重视用户体验，其发展依赖市场需求。张中华（2000）通过研究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结构的不合理，并指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居民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乔为国、周卫峰（2004）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张中华（2000）的观点，同时发现居民需求结构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层次特性，而这种特性决定了各产业优先发展的次序。沈利生（2011）使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消费需求是导致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直接原因，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动会形成新的消费需求结构，影响企业生产行为，进而引发产业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徐春华（2014）通过研究同样也发现消费需求是引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诱因。贾晓峰（2015）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江苏省的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江苏省的消费需求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即消费需求的改变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而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同样对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最终贾晓峰提出江苏省应该以消费需求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而实现江苏省经济发展的目标。陈康和李连水（2017）认为，产业转型涉及不同产业部门的整合重组，要创造新的业态和增长点。刘尚希等（2018）认为，产业转型也就是需求与供应之间不断优化的过程，所以产业转型与供需关系息息相关。鱼鸿杰（2014）从流动性约束、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和地区经济结构四个角度的消费影响因素，以东、中、西地区为截面数据，分析了地区间消费差异的影响因素和消费行为差异对经济的影响。邓于君、李美云（2014）认为，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立足产业结构软化升级与消费需求软化两个方面，中国服务业比重提高，已由投资主导促动型转变为服务消费主导促动型，即现阶段，消费需求软化成为促动中国产业结构软化的首要因素。

（3）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的意义。当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我国面临新产业、新技术和新消费的挑战，消费需求作为供需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意义非凡，消费需求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特征以及规律都对优化产业结构、补齐供给侧短板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1.1.2.3 投资需求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1）投资需求的定义。投资需求是指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额之和。投资需求作为三大需求之一，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产业结构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而投资战略作为企业财务战略中的一环，影响着企业战略行为，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2）投资需求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普遍认为投资需求的变动是产业结构变动调整的因素之一，但是不同地区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投资需求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不尽相同。吴业强（2021）认为，投资的过程是社会资本形成的过程，投资在国民经济间的比例分配不仅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投资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不同类型经济结构的产生。TVAR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经济质量处于“合理区间”时，经济质量的向下调整倾向与经济周期的“减速器效应”会对冲投资产业结构的“加速器效应”，且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间的负反馈循环会进一步抑制经济质量的提升。卢平（2009）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产业的影响，分析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展开。卢平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三次产业、三次产业内部以及企业内部都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不是积极的、有效的，主要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即科学、合理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进而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而盲目、无序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阻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李逢春（2012）使用面板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质量关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即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越多、质量越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效果就越明显。但是，如果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较低，则不仅不会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还有可能会对其产生反作用的效果。潘颖、刘辉煌（2012）运用协整理论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从短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的效果十分明显。霍析（2014）使用行业面板数据模型，以我国农副业、采矿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计算机软件服务业、技术服务业六个行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所研究的六个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但是，姜甘伟（2013）通过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并不明显。

（3）不同地域视角下的投资需求与产业结构。王浅琪、阐大学（2013）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分别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生活偏好等因素的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也不同。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言，其效果并不明显。杨仙丽（2013）采用实证分析法就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实证结论与王浅琪、阐大学（2013）一致，长期影响效果显著，但短期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刘庆华（2013）在其对东莞市产业转型升级的财政政策研究分析中指出，产业结构的变动实际是受产业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的，决定产业结构变动最终结果的是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的比例。

1.1.2.4 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1）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国际贸易理论初期研究集中在国际商品流通、生产分工等方面，新贸易理论则是在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对保证对外贸易更加稳健发展，推动国内经济快速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2）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国内学者虽然认可国际贸易水平和趋势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其影响效果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并未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既有互相促进作用，又有互相制约作用。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增强。吴进红（2006）认为，对外贸易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一个国家根据自己要素禀赋的优势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张淑玲（2007）认为，FDI具有技术溢出效应，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打开国外市场，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李磊（2000）采用实证分析法对我国1985—199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不同行业的影响不同。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国际贸易与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呈负相关关系；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言，国际贸易与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呈正相关关系。李荣林、姜茜（2010）同样使用实证分析法论证了我国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很高的相关性，而且是一种长期的影响。黄庆波、范厚明（2010）重点分析了印度、新加坡、韩国、中国等地区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马颖等（2012）使用VAR模型检验国际贸易、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模型分析发现，贸易开放虽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雷文妮（2015）使用跨国数据研究了贸易保护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贸易保护作用下，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会上升，但是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会下降，而且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文东伟等（2009）对我国1980—2007年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出口竞争力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三者呈现高度一致性，且FDI推动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升级，除FDI外，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张少军等（2009）从商务成本和学习曲线的视角，对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中国应立足在位优势和大国优势构建国内价值链，摆脱低端锁定和区域发展失衡双重困境。胡耀华（2008）通过实证研究，借助产业结构变动率来对我国的产业结构演进进行测度，然后在动态供求因素模型中从供给和需求方面分别选取科技进步与投资需求变动两个要素，采用最小二乘法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对科技、投资和产业结构演进的关系，以及对对外贸易、科技和投资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通过促进科技进步和引发投资需求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从商务成本角度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还有吴炎太（2008）、陈建军（2010）、郭淳凡（2010）等。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的成果比较丰富，但主要是基于国外的一些理论对中国的产业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伴随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传统意义上以商品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被打破，国际分工发展到了产品内分工，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使得更多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企业、机构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这种国际分工不断升级的演进态势一方面促进了全球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被锁定在某些低端的专业化生产中而无法实现本国产业向高度化的转型升级。传统的要素禀赋论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产业转型或者升级现象。因此，部分国内学者针对这种新经济问题认为，必须对将后发优势、竞争优势、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要素纳入广义的比较优势范畴。

1.1.2.5 货币政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1）货币政策的内涵。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更多的是通过总量性的货币供给控制和调节，实现对经济的扩张和收缩效应，以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近年来，货币政策调控更加关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出台的政策倾向性较强，充分体现了货币政策结构性调控的特点。

（2）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国内学者认为，对于不同的产业部门，货币政策所发挥的效应是不同的。王剑、刘玄（2005）使用1992—2003年的月度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效应，分析结果表明，M2的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对于不同的产业影响效果存在很大的差异。戴金平、金永军、陈柳钦（2005）采用实证分析法分析了货币政策对产业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不同的产业内部，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效果并不相同。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而言，这种影响效果十分显著；对第三产业而言，这种影响效果表现得并不明显。王昊旻（2009）基于我国1978—2007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货币供给量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与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呈正向相关关系，但是与第二产业产值呈负向相关关系。刘梅生（2009）从银行信贷的角度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发现银行信贷规模与第一产业变动呈负相关关系，但是银行信贷规模与第二产业变动呈正向相关关系。曹永琴（2010）采用实证分析法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产业，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从强到弱依次为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第二产业。邵翠丽（2019）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都能对不同经济区的产业结构产生有效影响，但调控的区域差异较大，扩张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倾向于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向作用，扩张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则倾向于产生正向作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业增加值的冲击作用效果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弱，但无论使用何种工具的货币政策都无法对产业结构产生长期持久的影响。金春雨等（2017）通过构建因子扩展的马尔可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非线性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经济下滑时期，以量化宽松的短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和紧缩的长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主、宽松的短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紧缩的长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辅的货币政策操作组合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经济上升时期，以紧缩的短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和紧缩的短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主、宽松的长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和宽松的长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辅的货币政策操作组合更能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彭俞超、方意（2016）基于贝叶斯参数估计和数值模拟分析和改进的政策前沿曲线评判框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非对称地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更能兼顾经济稳定和产业结构升级。刘祖基和刘希鹏（2020）通过构建一个带有时变转换概率的马尔可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不同经济状态下中国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在经济萧条时期，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低，以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宽松性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着促进作用，但其作用效果较弱；在经济繁荣和经济平稳时期，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高，以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着促进作用，并且其作用效果较强。总体而言，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基于不同的条件限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需要清楚定位，分别论之。

（3）产业结构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除了货币政策会对产业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外，产业结构亦会反过来影响货币政策。卢阳（2016）通过建立1978—2014年的面板数据VAR模型实证比较分析了全国和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有显著的影响。但是，从各地区的层面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影响却有显著的差别，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对信贷政策最为敏感，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对CPI增长率的影响最大，但其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却是负向的，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动对CPI增长率的影响不大，但是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却是显著正向的。马慧峰等（2020）将我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分析对象，构建1999—2016年空间面板模型，从金融集聚和产业机构的角度对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进行探索。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在我国是客观存在的且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变化，金融集聚、产业结构变动对货币政策效率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4）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局限性。也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微乎其微。彭明生、范从来（2018）运用SVAR模型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对民间投资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显示，货币供给增加对第一、第三产业民间投资起到较弱的推动作用，但对第二产业民间投资产生抑制作用，并得出结论，货币政策对民间投资的总体影响较小，并且难以有效地推动民间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1.2.6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1）新的环境规制理论。传统古典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环境保护会增加企业成本，从而降低竞争力，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波特（1995）提出，适当的监管标准，即环境规制能鼓励企业对技术进行更新，从而有利于提升竞争力，这被称为“波特假说”。其对传统经济学中环境保护理论提出了挑战。

（2）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关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国内学者所持有的态度有所差异。一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可以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例如，李强、聂锐（2010）认为，环境规制大体可以分为经济型规制和社会型规制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对资源配置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刘慧（2015）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并指出这两种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果不尽相同，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已经充分显现，并且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动力，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初步显现。薛曜祖（2016）通过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起着推动作用，这种推动效应的路径具体表现为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的利益分配，使得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企业间进行流动，而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得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成为可能；同时，环境规制也影响着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同样会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产生影响。郑金玲（2016）通过研究表明，在不考虑环境规制竞争的前提下，环境规制标准越严格越有益于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环境规制竞争的情形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会减弱。王艳、辛萌等（2021）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动态面板模型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产业结构合理化加深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影响。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其次是东部地区，而在西部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在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通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而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则是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张桢钰等（2021）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19年的数据，在嵌套矩阵下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文明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生态文明建设有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文明建设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协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表现为正相关。郑晓舟等（2021）基于中国十大代表性城市群2003—201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3）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作用具有条件性。一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作用是基于一定条件之下进行研究的，不可泛泛而谈，甚至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这种影响效果也不相同，有时还会适得其反。例如，蔡传里（2015）通过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环境的改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朗，而且目前在中国环境规制没有形成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局面。钟茂初（2015）认为，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仍属于“半内涵式”，环境规制可以使得产业转移，但是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效果却不显著。李娜（2016）认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不可泛泛而论，必须是在以一定条件为前提下才可以有一定的规律。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不明显，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入，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作用逐渐变得显著。谷秀娟、樊晨希（2016）认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是基于一定的前提之下的，在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推动作用会被削弱。谢云飞等（2021）以中国2005—2017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倒“U”形。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负，而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正；分规制类型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均与产业结构升级呈倒“U”形关系，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明显。

（4）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局限性。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环境规制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的结论。例如，郑晓舟、卢山冰（2021）利用2003—2018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借助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和门槛回归技术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不利于十大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当以环境规制强度作为门槛变量时，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呈倒“U”形关系，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呈折线对应关系。孟浩、张美莎（2021）选取中国200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SDM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环境污染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且这种现象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1.1.2.7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1）技术创新的内涵。20世纪初，约瑟夫·熊彼得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是将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而技术创新区别于发明创造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含有一定的商业性。伊偌斯从行为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技术创新是指研发目标选择、资本投入、组织创建、计划制订、招工和开辟市场等几种活动的综合效果。目前，国内外学者比较认同的技术创新概念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界定的，一般是指以获得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为目标进行的创新活动。我国对技术创新十分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2）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关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国内学者的观点相对统一，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离不开技术的创新和投入。渠海雷、邓琪（2000）认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路径表现为“技术创新→出现新的产业→形成新的产业部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范泽孟（2002）认为，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进步都是影响产业结构转换的主要动力，不同工业化阶段对技术需求的不同，导致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不同。王永贵（2002）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仅仅从资本和劳动力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及经济发展并不全面，应该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行研究。因为只有把握技术前沿，才能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邝小文（2007）认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技术创新使得产业内部分工不断深化，从而形成新的产业部门，促使资源重新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目标；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会淘汰一些落后产能产业，从而实现对传统产业结构改造升级的目标。黄茂兴、李军军（2009）使用实证分析法分析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技术选择和资本深化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加速器，可以有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刘伟、张辉（2010）使用对比分析法分别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各自的贡献率不同。在改革开放之前，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率不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逐渐提高。彭建娟（2013）从区位经济的角度分析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他认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现代区位经济要素，有拉大自然资源地区差异的作用，如供应充足，则对区域经济及产业结构调整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付宏、毛蕴诗（2013）使用GMM模型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21世纪以来的创新、产业结构高度化等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陶长琪、周漩（2016）使用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分析了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并得出在要素集聚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边际递减的结论。李悦（1988）运用关联理论分析，认为技术进步、社会供给和需求变化、国外供给与需求变化是导致中国工业结构变动的直接原因。马艳华、魏辅轶（2011）指出，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因素如下：一是天然的要素禀赋，二是一国政治、经济等制度（如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三是技术创新（如自主创新、技术创新引起的需求升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四是需求。王华和龚珏（2013）则指出，科技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根本推动力。朱于珂等（2021）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得出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的结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均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短期内抑制了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积极作用，即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负向的部分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则存在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当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处于高门槛区时，产业结构优化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结构红利”效应。

此外，还有学者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和路径进行了探讨，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基于对气候变暖、能源危机和环保等全球性问题的考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走低碳道路（樊海林等，2004），满足公平目标（刘润葵，2009），在城市化进程中稳步推进消费经济的发展（迟福林，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