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的大中等面额货币

归纳上文出现的虚值货币可以发现，除了西汉早期开放按货币名目论计算铜钱币值、北魏河北地区割截布帛作为代替铜钱的小额货币零散流通外，其余虚值货币的面值都要高于普通铜钱。特别是大钱、汇兑、纸币这些许多朝代都试图制造的虚值货币和票据，面额有时相当于几百、上千枚铜钱。

1.为什么中国古人如此热衷于发行虚值货币

这个问题看起来和之前的内容重复了，其实不然，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不是古人发行虚值货币的直接原因，而是虚值货币（特别是面额较大者）在中国古代存在的根本理由。

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来自对比：西欧的货币史恰恰与中国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欧洲人十分习惯用黄金和白银制作各种分量的铸币。与铜不同，金银的单位价值太高，仅需一点点就能购买不少商品。今日的消费者论克购买黄金，一克需要人民币数百元。有些人为了省去品牌溢价，不从珠宝店购买首饰，而是选择先购买金条，自己找金匠打制。消费者在交出金条时和收到首饰后都需要称重，审查金匠是否把损耗控制在约定的范围内。为何消费者如此“斤斤计较”？原因正是黄金太贵重了。

历史上的西欧人也觉得黄金、白银很贵。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按照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制作金银币，恐怕会得到极小、极薄的“软”币。黄金和白银都有一定的延展性，当铸币薄、小到一定程度，硬币不仅不硬，还容易丢失，甚至轻薄到失主连丢了金银币都察觉不到的程度，因而根本不便于日常使用。事实上，西欧的金银币对于普通人的收入水平而言太过贵重，因此日常生活交易中其实难觅金银币的踪影。统治者们只能在金银币之外，发行铜等贱金属制作的小额货币。问题并未解决，小额货币的数量经常不足，币值不稳定，如何与金银币搭配出适当的组合体系等都成为长期困扰西欧社会经济的阴霾。[27]这是另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机会可以再谈。

和西欧缺乏小零钱不同，中国古代长期缺乏的是大中等面额货币。普通铜钱的币值太小，穷苦人每天过活也至少需要几枚铜钱，而一枚西欧的金银币则多能供穷苦人生活几日。币值太低导致交易所需铜钱的数量很大，如何携带与搬运成为困扰历代中国人的难题。以宋钱为例，一枚普通宋代铜钱约重三克，一贯（以铜钱一千枚计）便重达三千克。如果使用铜钱完成上规模的交易，交易者不得不用人力、畜力或车马携带铜钱，颇为不便。

为了使大家简单理解宋人携带铜钱有多么不方便，我想打个不算十分恰当的比方：假设一枚铜钱相当于一块钱，宋人只能用铜钱购物。假设一位宋人穿越到北京准备置办一身行头，便来到王府井某百货大楼逛街扫货。在那里，他先看中了一件标价一千元的上衣。由于只能用铜钱付款，这位宋人至少得携带一千枚铜钱。他手持三千克重的铜钱来到收银台，收银员傻眼了：这得一枚一枚清点到什么时候？恰巧，我也看中同款上衣，去收银台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轻松结清了。宋人好不容易结完账，却还得买裤子、衬衫、鞋子、袜子……这又得带上多少铜钱？我想，他从百货大楼出来时估计已经累得够呛，这趟穿越可是件重体力活。

考古资料也可以证明上述现象。白沙宋墓壁画中有几位宋代男性，为了上街买东西，往自己脖子或手臂上绕了四五贯钱，这恐怕是宋人购物的常态。在宋代，人们为了方便都用细麻绳把铜钱穿起来，每一千枚小平钱作一串。这些携带大量铜钱的男性，每出门一次便相当于在做十几公斤的负重锻炼。此外还有人选择把铜钱缠在腰上。古人形容有钱者“腰缠万贯”，正是这个道理。

令人感到困惑和遗憾的是，在明朝中后期美洲白银大量涌入之前，传统中国一直没有十分稳定的大中等面额货币。先秦、秦汉时期据说以黄金作为大额货币，江西海昏侯大墓出土了数额甚巨的马蹄金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但使用黄金的传统不知为何未能被后代继承，从东汉至唐的人们主要把布帛作为大中等面额的货币。此后布帛被纸币淘汰，纸币又在明代被白银替代。另外还有历代都试图制造的大铜钱。从现代人的眼光看，即便使用贵金属完成大中型交易也算不上多方便。虽然人民币的最高面额只有一百元，但恐怕没有多少人手持大量现金去做生意。以银行等无处不在的金融网络为基础，利用银行转账、承兑汇票等或许是比较方便的办法。

与稳定到不能再稳定的小额货币铜钱相比，古代中国人寻找大中等面额货币的过程可谓命途多舛。黄金、布帛、纸币、白银之间的币值或面额都不尽相同，可以说在一文以上就没有特别稳定的面额。无论如何，面对铜钱不足以满足所有交易需求的局面，以交子为先声的纸币支撑起了宋明数百年间的大中型交易，在中国货币史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2.为什么是纸

为什么宋人选择用纸来制作货币？这可能是一个没有真正答案的问题，因为没有哪个宋人或宋代机构认真地谈论过这个话题。用纸做钱，一开始可能会引起大家的好奇、惊叹，时间长了人们也就习惯了。从汉代蔡伦造纸到宋代，人们早已习惯于纸张和以纸为原料制作的各种物品。突然见到有人用纸做钱，惊叹之余倒也不会觉得是天方夜谭。毕竟，反正纸和铜钱差不多，都是些不能吃、不能穿的东西。

站在后人的立场上，我想试着替宋人简单说说几个用纸张制作货币的原因。

第一，用纸张做币材成本低廉，是制作虚值货币的不二之选。纸币经受住了历史长达千年的考验。在我们手中的钱彻底变成一串串虚拟的数字之前，纸币的生命力大概还会延续。

第二，纸张轻薄，便于携带。与铜钱相比的结论无须多言，纸币与白银究竟谁更轻便呢？宋代白银基本以银锭形式流通。银锭有其形制，主要分为五十两、二十五两、十二两半三种，偶见十两。以一两白银兑铜钱二贯粗略计算，这三种重量的银锭相当于铜钱一百贯、五十贯、二十五贯。白银虽然面额大，但还是相对偏重。若换算为现代单位，五十两白银约重二千克，二十五两约重一千克，十二两半约重五百克。尽管远远轻于铜钱，但与百十张纸比较起来仍然笨重些。

这块银铤上有戳记“京销渗银”“清河坊北”“张二郎”。京销银指京城（南宋为行在临安府）金银交引铺销铸的白银，南宋临安城的金银交引铺集中在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一带；渗银表示成色；清河坊北与张二郎则是金银铺位置与铸造者姓名。

第三，交子的诞生地四川成都有大量的树木，可以用于制造纸张。在同等条件下，纸币可能出生于成都，却很难在西北的戈壁与沙漠中被人创造并大规模使用。

第四，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具有了比较高的普及度，宋人亦掌握了彩色套印等复杂的印刷技术。人民币恐怕是我们在生活中所能够见到的防伪手段最多、技术最好的纸张了，宋人在设计和制作交子等宋代纸币时也在防伪方面绞尽脑汁。没有足够强大的印刷技术作为支撑，纸币就无法产生。

行文至此，交子产生的几个根本原因已基本说明。中国古代长期以铜钱等小额铸币作为主要货币，民间和官方都有创造虚值货币的客观需求。从这个角度说，交子也是古代中国人创造虚值货币的一种尝试，宋人又恰好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选择了纸张作为币材。用纸张作为原料，其实不能说明交子与当代纸币在性质和所谓先进程度上是一致的。当代纸币依托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一整套当代金融体系，极为依赖信贷关系，而交子等宋代纸币的运作方式很显然与此无关。就拿量化宽松等“放水”行为来说，当代主权国家“放水”可不是让造币厂的工人和印刷机加班加点，所以也不需要把一张张百元大钞散出去。而宋廷“放水”则需要实打实地让印刷纸币的工匠加班，还要使新印好的纸币通过各种渠道发行、流通。

在我看来，过于从现代性的角度强调交子的意义，反而没有意义。如果认为古代的东西越像现代的便越好、越先进，那么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把好的、先进的现代发明原原本本地带回古代，就肯定能取得好的结果吗？恐怕不尽然。我们今天赞叹与欣赏宋代的艺术、文学，恰恰不是因为宋人作品的风格接近当代人，而是因为宋人的审美不同于当代，甚至有不同于任何其他时代的独特气质。交子也是如此。宋人发明交子，是要解决他们遇上的实际问题。交子之所以精妙，在于发明者凭借高超的智慧充分整合了现有资源，敢于大胆创新，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商人发明交子，是为了让商业活动更容易开展；国家支持并改造交子，目的是让国家财政的支配更加便利。无论是商人还是国家，都试图借用交子让经济变得更好，让财富更通畅地流向急需它的地方。交子背后的勇气、智慧和创新精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改造世界的理想，才是亘古不变的追求。仅仅从贴近现代的角度去称赞交子，既不贴切，又显得狭隘。

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历史情境中，近距离地感受宋人发明和使用交子的历史脉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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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 Hildebrand, Naturalwirthschaft, Geldwirthschaft und Creditwirthschaft,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Vol. 2 (1864), pp. 1-24.

[2]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17—1118页。

[3]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442页。

[4] 袁指挥：《古埃及铸币始于托勒密王朝之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16日；郭丹彤、陈嘉琪：《古代埃及经济体系呈现独特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7日。

[5] [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6] 刘志伟：《王朝贡赋体系与经济史》，林文勋、黄纯艳主编：《中国经济史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52页。

[7]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国蓄第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79页。

[8] 辛弃疾著，辛更儒笺注：《辛弃疾集编年笺注》卷四《论行用会子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73页。

[9] 朱活：《谈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货币》，《文物》1978年第5期，第56页。

[10] [日]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貨幣経済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版，第157—162页。

[11]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第1154页。

[12] 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第6页。

[13]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33页。

[14]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

[15]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27页。

[16]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34页。

[17]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第1179页。

[18] 李林甫：《唐六典》卷三《户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6页；王溥：《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37页。

[19] 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64页。

[20]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6页。

[21] 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第795页。

[22] 这里的会子不是南宋主要纸币东南会子（又称行在会子）。事实上，在洪适写作这篇札子的时代，东南会子尚未发行。会子在宋代是一个表示凭证、票据的通用名词，东南会子得名借用了既有的词语用法。

[23] 洪适：《盘洲文集》拾遗《户部乞免发见钱札子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45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27页。

[24] 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八十一《食货志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03页。

[25] 宋濂等：《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69页。

[26] 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1页。

[27] [美]托马斯·萨金特、[法]弗朗索瓦·维尔德：《小零钱 大问题》，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