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一）对我国人口流动现象的思考

我国人口大规模流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流动人口主要是以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特别是以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以流向东部沿海大城市为主。进入21世纪以来，流动人口规模急剧增长、结构日益复杂、省际交互流动剧增，人口空间分布的剧烈变动已成为我国人口形势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人口流动问题是我国现阶段长期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随着人口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我国人口流动将长期存在，并进一步较大幅度地增长，这一人口变动趋势是非常明确的。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支持人口的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并将其看作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历来是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要问题，这是因为人口流动、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密切关系（王桂新，2021）。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3.76亿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人口流动问题的实质就是人口流到哪里去了。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都流向了哪里？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什么特征？有哪些变动趋势？在已有研究中，大多是对省级层面、跨省流动现象进行分析，对全国城市群和省内各地区以及更微观的城市层面流动现象关注得比较少。2000—2015年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数据统计发现我国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整体集中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一定程度的分散化趋势已经开始显现，这些趋势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展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客观基础（段成荣，2020；WANG N，2016）。通过对历次人口普查和相关统计资料分析发现，2000—2020年我国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空间格局已经发生转折性变化（王桂新，2021）。在此新形势下，中国的人口流动与新型城镇化是否出现新的动向，一直是学界探索的问题。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发现，自2010年以来，特别是“十三五”期间新型城镇化战略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密集推出，强劲地推动了中国人口流动的“爆发性”增长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吕利丹，2020；WANG X，2019）。人口流动的“爆发性”增长以近距离人口流动的增长为主，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行政区划变更形成的“就地”城镇化和近距离人口流动带来的“就近”城镇化为主要形态。中西部人口向东部迁移流动的净增量已由波浪式推高转变为波浪式回落，省际的流动人口增长明显减缓，乡城转移的人口年龄红利逐渐消逝，城乡老龄化程度双双增长（吴瑞君、薛琪薪、罗志华，2021）。其重要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速度反超东部。人口流动新格局、新变化的深入，使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区域均衡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

城镇化是伴随着非农产业发展而发生的要素用途转换、流动与聚集的过程（耿明斋，2011）。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以及原有城市不断扩张和新城市不断诞生成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寻找生计，并最终滞留在城市成为市民，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过的历程，也是城镇化的普遍规律。这种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必然导致人口流动现象的产生。国外对于人口流动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理论体系并不断发展。至今，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人口流动问题仍是主流。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本乡本土外出务工，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潮。从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到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再到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我国流动人口从1.44亿人增长到2.2亿人再到3.76亿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全国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为4.93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7亿人，流动人口为3.76亿人。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人，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加2.31亿人，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加7.70亿人，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加1.54亿人，增长69.73%。其中“80后”“90后”“0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庞大的人口流动不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中的活跃因子，还促使人口城乡分布、产业构成和生活方式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换句话说，人口流动既是涉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发展的社会问题。因此，梳理我国人口流动的历程，准确把握我国人口流动的现状与趋势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同时对制定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有学者指出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城镇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城镇化的重要动力（Fan，2005）。首先，农村人口迁移总量与城镇化率高度相关；其次，人口城乡迁移深刻影响城镇体系的变化（BERRY，2008）。城市体系是由不同等级的城市构成的，各级城市的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村人口的流向和城市间的流动决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么“离土不离乡”，从事非农产业促进城镇的崛起，要么流向经济较发达的大中城市，扩大其城市规模，而建立合理的城市规模体系也是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蔡昉，2010）。以“打工经济”为基础的大规模人口异地流动，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特有现象。相当部分“流动人口”长期工作和居住在城镇，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提升了我国城镇化率的指标。因此，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过程密不可分，从人口流动角度研究城镇规模体系及城镇化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保持持续低速增长态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舸指出，和上一个10年相比，数据略有下降。中国总和生育率20世纪90年代降至更替水平，人口负增长大约5～10年后开始。少子化叠加老龄化，加速了人口负增长的到来。要想化解未来人口负增长危机，人口流动是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过去人口红利时期带来的人口势能明显减弱，而人口流动势能依然明显增强，城镇化动力依然强劲，但半城镇化问题突出，以人为本解决半城镇化问题比任何时期都更重要，人口流动的质量和强度直接影响流入地的经济势能。各地区谁能吸引流动人口，谁的经济发展就有动力。那么中国人口流动格局的变动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机制走向如何，新型城镇化如何抓住以人为本破解“半城镇化”从而吸引更多的流动人口，就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这方面的研究意义在于探索中国人口流动新格局，同时探索新型城镇化与人口流动的互动机制，以及探寻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之道。从中部地区传统农区——人口典型输出地的实地调研数据入手，微观跟踪分析劳动力回流影响因素、回流人口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以及回流劳动力的困境，从而为我国人口流动新格局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适时建议。传统农区人口流动出现了新的特点与趋势，那么研究和掌握典型的人口输出地人口流动的新特征意义重大，典型农区的人口流动的特殊规律，既体现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又是对中国特色的人口城乡流动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二）对我国城镇化道路的反思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曾经预言，中国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将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我国的城镇化是目前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点，同时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体制红利、人口红利与资源红利之后最大的驱动力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一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标志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已连续11年快于城镇。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已上升为我国国家的重大战略。推进城镇化战略，是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是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2022年李克强总理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城镇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镇化是深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举措，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着力点。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守好实现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底线，切实提升城镇发展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保障全体居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以进一步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迅速，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城镇化率不到50%（49.68%），2000年这一数字则为36.09%，年均增长约1个百分点，在2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保持了高速增长。我国城市数量达687个，拥有超大城市7座、特大城市14座，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6.1万平方公里。虽然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非常快，但与发达国家仍相差约30个百分点，可见我国城镇化的道路还很长。同时，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也说明城镇化隐含着巨大的潜力，尤其在拉动内需方面。城镇化的过程越来越趋向于成熟，大都市地区，城市群集中，这些地方的效率高，成本低，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主流集中在城镇群是趋势。因此，我国的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关系到社会转型发展及长治久安等重大问题，学界对城镇化各个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城镇化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城镇化模式。其中争论的焦点是从城市规模结构方面探讨城镇化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应重点发展小城镇的观点以来，关于中国城镇化模式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中，小城镇模式确实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小城镇化所带来的弊端逐渐凸显。随着人口大量流入大城市，学者们对大城市效率优势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主张发展大城市的观点得到了更多的认同（赵晓斌等，2002）。2005年以后，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所带来的“城市病”开始显现，学界又提出了“大中小合理城镇体系”的城镇化模式（殷江滨、李郇，2012）。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就我国的城镇化路径进行反思，指出城市化规模效益中也应该将区位问题考虑进来，不同的区域城市规模效益有差异，所以城镇化的推进模式不能千篇一律。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道路模式来指导城镇化的实践，就难以保证城镇化进程的顺利进行（梁世夫、钟兴永，2003）。而中国地域的区位差异很大，不同的区域是采用大城市优先发展的模式还是采用中小城市优先发展的模式，应该由其自身状况决定。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当前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城镇化模式，以及城镇规模体系应该如何预测并规划，现有的研究成果没有明确的分析。本书根据要素流动聚集规律，试图通过对人口流动的现状格局与预测分析，结合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规律与现实困境、国外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特殊国情，找到一条适合传统农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三）城镇化过程中传统农区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传统农区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最为突出的地区，可以说传统农区是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缩影。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农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在这一风向标的指引下，农民将受益于政府推进城镇化和提高农业发展水平的目标。由于其土地的安全性提升，并且有权抵押其中一些土地，农民可以把更多的资金迁移到城市，或者投资扩大农场并使之机械化。政府新一轮改革政策的实施必将释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本进入城镇或留在农村。不仅能促进城镇化的步伐，还能提高农业边际生产率，使农业得到发展。那么，政府新一轮改革政策导向为传统农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改革开放的前40年，东部地区作为人口流入的主战场，流动人口势能是经济飞速增长的催化剂，但“七普”数据显示人口流动出现了新转折、新动向，东部地区人口拉力减弱，更多的中西部省份成为动力源，尤其是人口输出大省——河南省，流动人口势能强劲。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部地区转移，这些返回式的移民和产业转移结合在一起，推动了中部传统农区的城镇化发展，使得中部传统农区城镇化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东部的“拉力”减小，而传统的人口输出省份的“拉力”增强。中部传统农区将是我国新一轮城镇化的潜力所在。因此，应该把握机遇，把握整个传统农区人口流动的趋势，积极探索出符合要素流动规律的城镇化模式，从而进一步推动传统农区城镇化的发展。

与此同时，河南省这样的典型传统农区在新型城镇化浪潮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河南省城镇化水平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滞后于全国工业化水平。2020年，河南省城镇化率为53.21%，低于全国约10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偏低也影响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城镇化水平偏低，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不协调，已成为制约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成为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和各种矛盾的聚集点，城镇化难以为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演进积累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难以形成创新、人才、信息等高端要素流动平台，也难以为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以及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等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提供支撑。作为中原经济区核心的河南省是典型的人口输出大省，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河南省人口流动的流量、流向、分布等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各级政府之前做的城区规划多数和目前人口状况不符，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城镇化进程。面对人口流动的新格局，人口流动与新型城镇化互动机制如何探索？新型城镇化如何应对人口流动新格局出现的新挑战？人口流动的质量和强度直接影响流入地的经济势能，那么传统农区在人口回流形势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调整？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如何抓住机遇破解“半城镇化”从而吸引更多的流动人口，以及探寻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即城乡融合发展之道。本研究将从全国及河南省人口流动的现状特点出发，根据近年来常住人口分布的特点及对未来常住人口分布的空间结构与层次结构的预测，对人口流动的趋势进行预测，进而推测河南省城市结构形态，并结合人口流动影响因素与新型城镇化困境问题，最终对河南省城镇结构形态及城镇化模式进行探讨，提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