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为乡村找路“书记说”

2023年7月6—7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主办，萧山区人民政府特别支持，乡立方乡村发展集团承办的“2023中国品牌乡村发展大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县的领导和行业专家、学者、产业振兴代表、媒体机构代表，以及消费帮扶、金融、品牌、电商、技术、数字等领域的服务商，共计500余人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副县级及以上干部来了上百人，成为参会人员里最大的一个群体，足见政府部门对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视。

于是，在会议的第一项议程中，我们设计了一场特别的对话。7月5日晚，在“千万工程”重要起源地萧山，在美丽的湘湖，在一艘游船里，我与萧山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共同主持了“萧山夜话”。来自八个省的十位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围绕乡村振兴应该向浙江和萧山学什么、本地乡村振兴该怎么做、各地分别有哪些经验和困惑、未来产业该怎么做等与乡村振兴相关的重要话题畅所欲言，深入探讨。

把对话放在一艘游船上，是因为我们希望这是一场弘扬乡村振兴“红船精神”的对话。“红船精神”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乡村振兴要成功，需要的正是这样的精神。

正如吉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尚立春所说，对于一个县的发展来说，最关键的还是书记、县长的领导。我想，这场难得的“书记夜话”，绝对值得用文字记录下来。它见证了各地书记、县长一起为乡村找路的初心、决心和恒心。多年后，待乡村振兴大业完成之时，我们再回看当年这场夜话，必将为自己曾为找路所付出的努力而感动。

萧山夜话：一场弘扬乡村振兴“红船精神”的对话

时间：2023年7月5日19：00—22：00

地点：杭州萧山湘湖茗醉园游船永兴号

联合主持人：杭州萧山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

乡立方乡村发展集团联合创始人、首席战略官莫问剑

夜话点评人：广东省委农办原专职副主任梁健

湖北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杨遥

夜话嘉宾：湖北省委委员、红安县委书记刘堂军

广东徐闻县委书记罗红霞

湖南靖州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忆钢

山东郯城县委副书记、县长于广威

浙江临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宋江涌

湖北来凤县委副书记安生永

河南获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陈伟

山西吉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尚立春

新疆英吉沙县副县长张斌

夜话观察员：《东方财经》杂志社研究员阎雨蔳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郭艳华

莫问剑（乡立方乡村发展集团联合创始人、首席战略官）：

诸位领导，今晚我们相聚在美丽的湘湖。通常大家到杭州来，一般都喜欢去西湖，今天为什么邀请大家来到湘湖？因为今晚我们要深聊与乡村振兴有关的话题。前段时间，农业农村部唐仁健部长一行来萧山考察，确认了这里就是“千万工程”的重要起源地。在“千万工程”即将满20周年的时候，能够在起源地举行一次对话，无疑是极具意义的一件事情。

明天我们将要举行“2023中国品牌乡村发展大会”，原计划定向邀请350人，最后全国各地报名的有近550人，光副县级及以上的领导干部就来了100多人，这说明当下各地对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工作的高度重视！今晚，在充分考虑到地域差异性的前提下，会议组委会定向邀请诸位，在湘湖红船上举行一场小范围对话，重点围绕“千万工程”、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关键词，深聊、聊透，一起为乡村振兴找路。

今晚，我们邀请了两位特别的点评嘉宾。一位是广东省委农办原专职副主任梁健，他这些年代表广东省开展了大量对口帮扶和东西协作工作，走遍了大江南北，对广东、浙江的情况都很了解。另一位是湖北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杨遥，他做过十年的县委书记，对县域工作十分熟悉，能够站在各位嘉宾的立场上反向思考。他们两位将针对诸位的发言进行点评。我们还邀请了《东方财经》杂志社研究员阎雨蔳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郭艳华作为观察员，就交流的观点做后续的深度思考。

首先，我们有请姜永柱区长为大家讲讲“千万工程”的起源，以及萧山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工作的一些创新实践。

姜永柱（萧山区委副书记、区长）：

首先非常欢迎各位领导到萧山指导工作。针对这场夜话，办公室给我准备了一篇稿子，我刚才翻了一下，觉得写的都是“普通话”，我就不念了。在全国各地乡村振兴一线指挥官面前，我们不讲大话、空话、虚话，我说点实实在在的“萧山话”吧。

大家知道，“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主政浙江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其实这里有一个特殊历史背景。到了21世纪初，浙江经济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农村因工业和养殖等造成的污染问题也日渐显现，与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相比，农村建设和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过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还有人形容很多村庄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习近平同志2002年10月到浙江工作，用了118天，跑遍11个地市、25个县。2003年，习近平同志做出了实施“千万工程”的战略决策，亲自制定了“千万工程”目标要求、实施原则、投入办法，提出从全省近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浙江的“千万工程”是通过开展村庄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开始的。但说到底，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品质，是围绕人做的大文章。从萧山过去20年的实践来看，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凡做成功的，一定不是“干部干，群众看”，而是老百姓主动参与其中。老百姓认为自己是这个地方的主人，是要住一辈子的。政府只要有钱，投上几千万元，给村里整治一下环境并不难，将周边的垃圾清理掉、环境美化好，都是简单的工作。关键是这些工作能否得到村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我们现在评判美丽乡村或者乡村振兴做得好不好，不是看这里的房子造得多漂亮，而是要看生活在这里的人脸上有没有幸福的笑容。现在，我到萧山农村搞（乡村振兴）调研，凡是村书记可以带着我随便走的，基本上可以判断他的相关工作做到位了。

早些年，我们的乡村工作大多是单方面的“富口袋”。现在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老百姓认可不认可共同富裕、美丽乡村的理念？如果认可了，他们就能与你“同频共振”。我举个例子，现在被称为萧山未来大地的横一村就很典型。村书记傅临产曾对我说，姜区长你到村里去，随便走，随便问，看看我们这里的每家每户老百姓对乡村振兴是否拥护！横一村通过这几年的乡村振兴，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大环境变美了，来的游客多了，村里开了很多民宿与农家乐，集体收入增加了，每年还能分红，这就深刻地影响到老百姓的观念。原来这一带老百姓就很有钱，平均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板，村民富起来后喜欢攀比，还有一种陋习，就是喜欢将自家的围墙筑得高高的，十分不美观。现在好了，都拆掉了，都很自觉。因为，美丽乡村做好以后，游客很多，作为村民，他们都是有自豪感的。所以说，政府光砸钱是不行的，光做好顶层设计还不够，关键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跟你“同频共振”做这件事情。以前我在外省挂职搞扶贫，一些老百姓就认为，脱贫攻坚是党委政府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事情，所以工作做起来就很难。如果这样的话，乡村振兴是搞不好的。乡村振兴需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认为这个事情是自己的。现在很多时候，干部在干，群众在旁边看，这就很麻烦。

萧山做乡村振兴最大的基础是什么？从整个浙江来看，老百姓的创富意识，总体都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我们萧山这个地方，即便政府不引导，老百姓自己也会积极主动想办法去创富。从创富到共富，这是我们政府当前着重引导的。我们不能看平均数据，因为很多人是“被平均”的，要看占比最小的部分，就是要把这部分人拉起来，政府要着重“管”这部分人。从实际情况来看，靠这部分人自身的能力，或者以村为单位，是很难做好的，所以我们要抱团，要共富。萧山有一批大型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主很有家国情怀，他们很愿意带村民共同富裕，这也算是萧山的一大特色。传化集团大家都知道，他们主动与萧山农村经济最差的浦阳镇结对。当然，不能光把责任推给民营企业，政府要主动设计一条共富路径，从利益共享的机制里找到一条新路子，推动民营企业带动乡村共同发展。政府要推动土地流转，推动公共设施的建设，减轻民营企业的负担。2022年，萧山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59∶1，这在全国应该是处于领先水平的。

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都不一样，全国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甚至浙江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以淳安县下姜村为例，下姜村已经是七任省委书记的基层联系点了。因此，下姜村拥有的政治资源优势，不是一般的乡村所能比拟的。唯有那些没有特定资源，或者没有特定关系的普通村的成功方案，在全国才是可推广的。下姜村现在也推出了“大下姜”的概念，乡村抱团发展，是比较可行的。

“千万工程”在浙江为什么能成功？一任接着一任干，就是最好的法宝。这届政府做到70分，下一届继续努力，再加20分，就是90分了，如果下一届再加5分，那就是95分的高分了。如果使“小聪明”，今天跑这条路，明天跑那条路，看着不行再换一条，这样就容易瞎折腾。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最怕这样的。比如一些老旧小区改造，今年挖挖下水道，明年涂涂外立面，没完没了。出现这样的现象，老百姓一定会在背地里说政府钱多了没处花。乡村振兴也一样，千万不能瞎折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功，方有实效。

这些是我个人的想法，不一定对。我先抛一些话题，供大家讨论。

莫问剑：

20年间，“千万工程”在浙江不断升级拓展，更迭深化。浙江每年召开一次最高规格的现场会，省市县党政一把手悉数出席，每个阶段出台一个实施意见，每五年出台一个行动计划，针对主要矛盾制定解决方案、工作任务，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到美丽乡村建设，再到未来乡村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千万工程”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深化。2003年到2010年是第一阶段，浙江通过“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以村庄环境综合整治为重点，全面推进“三清两化”（清垃圾、清污水、清厕所，道路硬化、村庄绿化）行动。2011年到2020年是第二阶段，浙江通过“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围绕“规划科学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身心美”总要求，建设美丽乡村。2016年4月，浙江省又提出通过美丽乡村示范县、美丽乡村风景线、美丽乡村示范乡镇、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和美丽庭院“五美联创”，把“盆景”变成风景。从2021年至今，浙江推行“千村未来、万村共富”，以推进未来乡村建设、打造共富现代化基本单元为主要标志，以乡村产业匹配度、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城乡发展融合度为重点，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全域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形成“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美”的新时代乡村建设格局。

有人曾总结，乡村振兴1.0版是乡村环境整治，2.0版是建设美丽乡村，3.0版是发展美丽经济，4.0版是推进城乡融合，5.0版是实现共同富裕。如果真是这么区分的话，就如姜永柱区长介绍的，萧山可能干到4.0、5.0版了。但是，中西部地区很多地方还是1.0版，还处于乡村风貌环境整治的阶段，东西部地区的差距还很大。现在全国学习推广浙江的“千万工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似乎不可能按部就班来，干完1.0，再干2.0、3.0，必须1.0、2.0、3.0一起干。但显然，如此工作起来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我抛出第一个问题，中西部地区究竟向萧山学什么，向浙江学什么，如何结合当地实际，找到一条后发赶超，甚至后来居上的发展路径？

刘堂军（湖北红安县委书记）：

学习浙江“千万工程”深化蝶变过程，聆听了姜区长的这一番“萧山话”，我感觉得到，在乡村振兴方面我们确实还是“小学生”。这次来取经问道，真是来对了。“萧山经验”有这么几点给我印象深刻：从环境整治入手怎么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还有就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反复，不折腾。这些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宝贵经验。

我来自湖北红安县。红安是革命老区，是中国“第一将军县”。红安也是历届湖北省委书记的基层联系点。从受上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来说，我们确实也很幸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对“千万工程”做出重要指示，我们组织党委政府班子开展过多场“头脑风暴”，就是要破除内地干部常有的思维定式，克服习惯性思维，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拿出过硬的方式与举措，从理论和操作层面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

像我们欠发达地区怎么促进乡村振兴？结合姜区长“萧山话”的启发，我谈谈这一届党委政府对红安当下的探索与思考。

第一，现任湖北省委书记王蒙徽明确提出，全省各地要积极探索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在这方面，红安必须走在全省前列，当好示范和标杆。“共同缔造”是什么意思？就是要通过发动群众参与，坚持党建引领，夯实基层基础，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牢固树立“想干事的给支持、参与多的启动快、干得好的给得多”的理念，整合资金，以奖代补，发动群众开展“自己动手、共建家园”等活动，实行“房前屋后自己干、小微工程匠人干、重点工作专业干”，把群众的力量集中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现花小钱办大事。过去闹革命的时候，老百姓参加革命可以分到土地，所以大家都很踊跃，因为土地是命根子。现在经济发展更多地注重个人发展，但是群众对美好环境、幸福生活的向往，还是“最大公约数”。所以，我们抓“共同缔造”，不妨先从1.0版做起，先搞好环境，通过污水治理、厕所革命、道路平整、停车场建设，让农民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让他们感受到这种实惠和变化，从而切实提高思想觉悟、参与程度、文明素养，改变生活习惯。

第二，推进“共同缔造”，要坚持“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方法。所谓“纵向到底”，我们的做法是坚持党建引领，建成200多个湾组“红星之家”，夯实基层基础，推进组织设置、党员教育、村民自治、文明创建等“五进湾组”基层党建模式，建立“村党支部+湾组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组织体系，县、乡、村三级行政服务中心全覆盖，行政事项能放尽放，让党组织体系深入群众，让群众做到小事不出村，让更多的事情在村里就能办理。同时，我们实施“横向到边”，就是以城乡社区为单元，成立村民理事会、环境卫生理事会、铜锣联防队等“五会一队”，尽量把每一名群众吸纳到社区社会组织中来，让群众话有地方说，让事有人去做。这种做法的目的，就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100米，让党组织的“神经末梢”延伸至村民家门口，走出一条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第三，突出群众主体。乡村为老百姓而振兴，他们才是主体，所以不能让群众“站着看”。不能什么都是规划师说了算，群众要变成参谋，政府要把规划图贴到墙上，接受群众的评议。同意的就按红印，不同意的就按蓝印。政府由领导者变成组织者，一定要把群众放在主体地位。如果乡村振兴做成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你干我看”，那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要让群众从受益者变成参与者，人人都是村管家。

第四，说话算话，奖励要及时，要到位。我们既然承诺“想干事的给支持、参与多的启动快、干得好的给得多”的奖补机制，就必须兑现。要通过这些机制统一思想，干在一起，树目标、定方向、谋产业、促发展，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机制的激活，谋篇布局，以点带面，串珠成链，将“共同缔造”与农文旅、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全域推进。

当然，对照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和做法，红安还需要不断探索，寻求更多领域的突破。我们在蓝图绘制过程中，可能不断遇到有些专家做的规划落不了地的问题，乡村振兴如何多方筹措资金投入和投入后如何保障可持续经营的问题，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以及当下乡村非常突出的运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我此次学习考察争取要找到的。

罗红霞（广东徐闻县委书记）：

今天以“萧山夜话”的方式，举行小范围的乡村振兴经验对话，这种形式很新颖，非常有利于大家思想火花的碰撞。非常感谢萧山姜永柱区长毫无保留的言传身教。作为“千万工程”的起源地，萧山是首创者、亲历者、实践者，所有的“真经”让我们的工作都是受益无穷的。广东省正在全面实施“百千万工程”，就是要深入学习浙江20年“千万工程”的经验。为了透过现象洞悉本质，学到真谛，我这次将徐闻15个乡镇的书记，以及“百千万工程”工作专班里涉及的所有部门负责人，都一起带到浙江考察学习。

听了姜永柱区长的介绍，我有四个感悟。

首先，观念的创新是首要的。这些年，我们抓发展、抓经济，包括实施很多富民工程，都是盯着“富口袋”。但现在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口袋要富，但文化层面、精神层面的富一样很重要。从站着看到直接干，乡村振兴不能光从我们党委政府的角度出发，还要取得老百姓在观念上的认同和提升。“千万工程”不是一项短期工作，需要久久为功，可能会持续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只有取得乡村群众在观念上的“同频共振”，这项工作才能得以持续推动。

其次，规划要更有创意。我今天参加会议之前，走了莫干山等几个浙江乡村振兴的示范点，感触就很多，原来乡村振兴可以这么干！让我们吃惊的是，具有创意的规划水平之高。浙江很多地方已经实现村村相连，这就是“千万工程”给浙江全域带来的巨变。我们一路交流，感慨浙江乡村发生的巨变，浙江的经验，两天、三天，可能一个月都看不完、学不完。我们还将参加明天的“2023中国品牌乡村发展大会”，大会议程里的很多环节，特别是“未来产业”的提法，都很吸引我，所以我充满期待。浙江乡村振兴在策划、规划上，就富有创意。我听过几次乡立方的专题汇报，他们规划的政治站位很高，顶层设计很超前，更难得的是，项目本身花钱不多，花小钱办大事。今晚介绍的萧山经验也给我一个启发，就是乡村振兴要做好，先得找一个好的团队，拿出一套真正有创意的顶层设计来。

再次，引入市场化的经营理念。姜永柱区长讲到强村公司。其实我们今天在莫干山也了解到，（浙江）很多村都依托产业成立相应的经营主体。在这一点上，广东虽然处于改革开放前沿，但我们好多村都没有做到，我们的集体经济在经营上还存在这个“短板”。唯有引入市场化的经营理念，推动乡村持久运营，持续盈利，帮助老百姓致富、集体增收，大家才会有更高的参与积极性。徐闻下一步要下大力气寻求这方面工作的突破。

最后，是浙江各地干部久久为功、持续真抓的精神劲头。下姜村能成为七任省委书记的基层联系点，确实不容易。哪怕是一个县委书记的基层联系点，换个人就容易换个地方，要持续抓，谈何容易？

徐闻县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是“天南重地”，建县始于公元前111年，这里还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4月10日到了徐闻，视察了徐闻港和大水桥水库这两个点。我的理解是，从国家战略而言，因为我们离海南最近，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中，徐闻港一带无疑将要承载更重要的功能和责任。总书记到我们大水桥水库视察是关心民生，这里是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湛江引调水向南输水的终点站，将从根本上解决粤西地区特别是雷州半岛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总书记关心的，其实也正是徐闻下一步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点与亮点，欢迎大家前来考察指导。

梁健（广东省委农办原专职副主任）：

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推动实施“百千万工程”，是广东当前的重大任务。萧山是浙江“千万工程”的起源地，我们马上迎来这一工程的20周年，今晚能在萧山的湘湖红船上展开“夜话”，特别有意义。刚才听了姜永柱区长的介绍，我谈一点个人感想。

一、深入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

“千万工程”不仅推动浙江农村全域脱胎换骨，也带动了整个城乡发生系统蝶变。通过实施“千万工程”，浙江乡村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极大提升了浙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为浙江建设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持续探路。总结起来，浙江“千万工程”有八个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年前，习近平同志从萧山开始推动“千万工程”，这是造福千万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事实证明，20年来浙江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让农民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让农村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农民。站稳人民立场，这是“千万工程”给予我们的首要启示。

二是坚持系统观念。“千万工程”涉及城市与乡村、硬件与软件、技术与设施、观念与机制等多方面，需要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推进。浙江关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找准并抓住了乡村振兴的关键动能。统筹部署，协同推进，抓住重点，补齐短板，正是坚持系统观念的具体表现。

三是坚持久久为功。浙江“千万工程”实施20年来，始终围绕总体目标，保持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并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延伸整治范围、丰富整治内涵，取得了显著成效。以下姜村为例，七任省委书记一棒接一棒，将基层联系点都设在那里，很不容易。全中国似乎还没有第二个省，从省委书记的基层联系点开始，一项工作可以做到如此“久久为功”。

四是保持务实工作作风。务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20年来，浙江实施“千万工程”，真抓实干、苦干巧干。退休之前，我几乎每年都来浙江学习调研，与浙江省扶贫办和乡村振兴系统的干部打交道比较多，与省、市、县、乡、村等各级干部都有来往，感受到大家普遍都是真抓实干。注重调查研究，是浙江干部的鲜明特色。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队伍，以及长期保持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浙江“千万工程”得以实现“发展不走样”“发展能迭代”的坚实基础，这一点值得全国各地认真学习借鉴。

五是坚持问题导向。重温“千万工程”的发展历程，当初习近平同志到萧山等地调研时发现，农民虽然口袋富了，但农村人居环境问题突出，因此，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开始，从老百姓的身边事抓起，谋划推动了“千万工程”。之后，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都自觉接过这项工作，针对特定历史时期乡村建设的新问题，给予了“千万工程”新任务、新内涵和新发展。不仅如此，我们看到浙江“千万工程”的三次迭代，实际上就是浙江主动创新作为、积极响应20年来浙江乡村的问题之变和群众的实际需求之变。以问题为导向，是浙江“千万工程”得以永葆生命力和群众支撑力的关键所在。

六是坚持城乡融合。城乡融合就是城乡一体化推进，这一点是很难的。从全国层面来看，浙江是注重城乡均衡发展、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做得最好的省，是全国共同富裕基础最好的省。刚才，姜区长介绍说去年萧山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59∶1，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据。广东是2.46∶1。我们虽然经济总量大，但地区发展不均衡、城乡收入差距大，是广东推进共同富裕急需突破的难题。广东正在推进的“百千万工程”，事实上也正是看到了这些不均衡问题，并积极破解而部署推动的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头号工程。关于城乡融合的经验，是全国各地尤其是广东应该重点学习的。

七是坚持党建引领。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充分说明，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党。只有不断提高党在农村的政治领导力、组织覆盖力、群众凝聚力和社会号召力，才能真正推动战略落地落实。浙江省委省政府专门出台文件，对“五级书记抓振兴”进行科学严格的考核，形成明确可量化的指标体系，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八是坚持改革创新。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现在的“千村未来、万村共富”，浙江为我们演绎了“千万工程”的精彩蝶变，这蕴含着丰富的主动创新精神，让我们看到了“千万工程”背后的坚守和创新。从创富到共富，浙江乡村这一路走来，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结出的丰硕成果。

二、湖北的“共同缔造”与“千万工程”精神一脉相承

与此同时，湖北推行的“共同缔造”“共建共治共享”，与浙江“千万工程”是一脉相承的。抓“共同缔造”就是抓共同富裕，两者的切入点都是环境整治，就是要让乡村变得干净、整洁、有序。同时，我还注意到，王蒙徽书记长期以来倡导推进“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他任湖北省委书记后，结合湖北的实际，进一步深化了“共同缔造”。所以，我相信刘堂军书记的战略布局一定会在红安做得更加出彩，甚至打造成湖北版“千万工程”新亮点。

三、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推动徐闻发展并取得新的重大历史性突破

对于罗红霞书记的几点感悟，我也是感同身受。徐闻有着两千多年建县历史，一直是一个有着重要历史文化传承和战略地位的地方。最为突出的是，这里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徐闻还拥有全国最丰富的红树林资源和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这注定徐闻在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从区位上分析，徐闻港今后还将是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现代化水陆交通运输综合枢纽。徐闻的红色资源也十分丰富。徐闻不缺资源，缺少的是更多价值创新转化的观念、路径和模式。

如前面讲到的，广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在县，薄弱环节在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广东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对徐闻来说，要进一步明晰在广东“百千万工程”广阔场景中的战略定位，并找到合适的方法和路径，坚持系统观念、问题导向，站稳群众立场，发扬工作作风，从小切入点去推动战略落地落实。建议徐闻干部深入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期待徐闻在明天闻名中外。

杨遥（湖北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刚才听了各位的感悟，特别是梁健副主任以“跳出浙江看浙江、跳出广东看广东”的高度，进行了精彩点评，我也很受启发。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到浙江学什么？怎么学？其实，从2022年下半年到现在，我已经五次来浙江，也来过萧山。浙江（乡村振兴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包括一些乡村，我都去考察过。来得越多，我越是觉得，我们不能简单去学浙江搞乡村振兴的形式，而是要学浙江（干部）的作风、理念、情怀、办法。

浙江实施“千万工程”20年，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目标，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办法，解决城乡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倒逼政府转变职能，取得了具有历史性、开拓性、引领性的巨大成就，造就了千万美丽乡村，改变了亿万农民的面貌。浙江的核心经验是什么？就是围绕“政府有为、市场有效”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治理的良性循环，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浙江“政府有为”是建立在“市场有效”基础上的“有为”。这跟内地很不一样，内地（干部）考虑问题，更多的是站在政府角度想做什么，想怎么做。很多时候，（干部）主观意识非常强。这也正是刚才广东徐闻县罗红霞书记讲的，一定要解放思想，这是第一位的，这条学不到，其他的都是空话。

我在浙江学习期间，曾跟很多基层村书记做过交流，包括安吉余村、萧山横一村，还有绍兴亭山桥村，等等。我发现，这几个地方的村书记，原来大多数拥有自己的企业，都是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到村里当干部的。这个村原本可能是负债的，新书记上任后，领很低的工资，带领一帮人，硬是把集体经济干了上去，把村里的债务还清，让村子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示范村。我跟这些村书记交流，他们更多的是谈情怀，不愿意让自己村里的老百姓受穷，带着村民脱贫致富，这是责任，也是使命。

在对浙江各地的考察学习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湖北的乡村振兴究竟该怎么做，怎么才能让浙江的经验在湖北落地。我当过10年的县委书记，所以，今天我想站在县委书记的角度，以县域的视角聚焦问题。总体来说，我认为要抓三件事情。

第一，要制定简单实用版的乡村建设规划。现在，我们的乡村要么没有规划，要么规划了无法落地，群众看不懂，最后规划只能是挂在墙上看看。因此，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把专家、规划团队同优秀的村民代表组织起来。通过深入调研，编制出简易版、务实管用的，大家（群众）都支持且能落实的规划。具体要怎么编制？我们应该以一个村庄的航拍图作为底图，按照最新批复的国土空间规划，明确“三区三线”（指的是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三类国土空间，和对应的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三条控制线）：哪些地方不能建，哪些基本农田必须保护好，哪些地方可以开发，如何不折不扣地将国家的政策执行好。通过专业团队调研，提炼出符合当地特点的建筑元素，设计出方案供大家选用。在提升乡村的风貌方面，要避免“千村一面”，一定要保留乡村的特色。一定要让老百姓知道怎么改、怎么建，家家户户要按手印。这中间，搞得好的有奖励，搞得不好的要有约束措施。

第二，持续推进乡村环境综合整治。自国家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方案以来，我们已经干了五年。我将湖北和浙江做了比较，如果从城乡居民收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来看，现在湖北大部分乡村大致相当于浙江六到八年前的水平，可以归属到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后期。2022年11月，湖北省委换届以后，王蒙徽书记提出以“共同缔造”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湖北学习浙江“千万工程”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抓手是一样的，目标也是一样的，最终的目标都是共同富裕。但我们很清楚与浙江的差距，现阶段推进“共同缔造”，还是要不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环境，将厕所革命、农村污水和垃圾治理等工作做得更扎实，过去仅仅是聚焦房前屋后的“扫干净码整齐”，现在与庭院经济结合，引导群众不断改造提升，这种改造提升很有价值，既能改善环境，又能发展乡村经济。

第三，支持创建示范版的美丽乡村或者品牌乡村。在整个面上改造、提升、整治的同时，对有条件的地方、走在前面的地方，要鼓励、支持他们做示范性的探索，打造湖北的美丽乡村和品牌乡村。这项工作可以在一些有特定资源、有良好基础、率先富裕的地方先行先试。具体来说，通过引进一些专业服务团队，为品牌乡村做精准定位，出台乡村建设管理营运的示范性标准，推出一批具有IP打造潜质的题材，吸引更多乡贤返乡创业。同时，在现有政策的支持下，用“共同缔造”的理念，破解乡村建设中大家关注的人、地、钱的要素保障问题。

这是我这大半年来的一些思考，供大家一起探讨！

莫问剑：

全国这么大，省情、县情、区情、村情不一样，不可能一种模式、方式、路径走到底。但很多人到浙江学习，光学形，没有学到神；光看到现象，没有洞悉本质。今天大家说到广东的“百千万工程”与湖北的“共同缔造”，两者虽然都是在学习浙江的“千万工程”，但都有自身不同的侧重，都有自身的创新与发展。我想再请诸位讲讲，学浙江如何超浙江，乡村振兴还有什么样的创新途径和方法。

黄忆钢（湖南靖州县委副书记、县长）：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靖州。靖州位于湘西南的怀化市，属于湘桂黔三省（自治区）交界处，是全国唯一的苗族侗族自治县。苗族和侗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74%，我自己就是苗族的。靖州物产丰饶，是中国杨梅之乡、山核桃之乡、茯苓之乡，尤其是茯苓，“十方九苓，七出靖州”，说的就是茯苓在中药材里的广泛使用，以及靖州茯苓产业在国内产销领域的独特地位。

我还要表示感谢。今晚能在“千万工程”的起源地萧山，聆听萧山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经验，与诸位领导一起就相关话题展开“头脑风暴”，对我们当下的工作是传经送宝，我是“脑洞”大开，感受颇深。

一张蓝图绘到底。我对浙江十分关注，经常看乡村振兴有关的新闻，很多“浙江经验”我们平时就在学习和研究。这次在参会之余，就是要到萧山，到下姜村等地实地考察学习。听了姜永柱区长的“萧山话”，我对“浙江经验”最深的感触，就是“一张蓝图绘到底”。我们靖州的乡村振兴，也必须这样干。这些年靖州的茯苓、杨梅、山核桃等产业，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能够有今天的成果，也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结果。如果换一任书记与县长，就换一个产业，那就是瞎折腾，百害而无一利。

内生动力是根本。我个人觉得，现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跟欧美国家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乡村。乡村差在哪？可能就是小小的厕所。正是这些人人都需要的地方，（体现出的发展）差距最大。但是，从厕所改造到脱贫致富，从村里发展集体经济到致富带头人、领头羊培育，从县、乡、村干部班子的工作作风到企业家情怀，最关键的是内生动力的培育。在这方面，由于我们位于中部和西部的接合带，干部心态也最复杂。往西看吧，大家十分羡慕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大投入。往东看吧，又无奈于自己学不会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所以失落感很强。但今天的夜话让我意识到，最关键的还是改变观念，我们应该靠自己闯出一番天地。

引领市场才持久。刚才杨遥副局长多次提到，各地都在搞人居环境整治，湖北搞了一个五年行动。我们是一季一评比，以团队赛的形式推进人居环境建设，但基本上还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显然，没有群众自发的参与，没有市场主体的支持，持久性都是一个问题。只有真正地适应市场，市场主体全方位参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才能持久。在这方面，我是带着困惑来的。靖州特色产业如何做大做强？作为全国最大的茯苓产业集散地，我们一年产值还不到50亿元。但反思一下，这可能与我们的县情、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及群众小富即安的心态密切相关，这限制了这个行业的做大做强。浙江是资源小省，却做成了市场大省，我们亟须取取这方面的经。

姜永柱：

我补充一下。乡村基层工作能否做好，关键还有两条。

第一条是规划的问题。乡村规划不要用城里人的眼光。有些规划师将村门口搞得“高大上”，放了一个“大水车”，农村长大的会看水车？不可能的。不要用城里人的眼光自以为是地做。做规划一定要深度融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需求。千万不要在村里搞大公园、大广场。村里要的不是大公园、大广场，农村人喜欢串门，习惯于门对门、家到家的交流，谁会为家里的事跑到广场上交流？

第二条是选对带头人。我们就是要选有情怀的能人来当村书记。当书记的目的是什么？他从小在这个村长大，房前屋后，乡里乡亲，只要他有情怀，就会千方百计把村里发展起来。我们萧山有500多个村，事实也证明，搞得好不好关键在村书记，这充分说明了党建引领的作用。

于广威（山东郯城县委副书记、县长）：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郯城。郯城历史悠久，建制始于夏商时期的炎国，春秋时期演化为郯国，唐朝改称郯城县，是古徐国文化的发祥地。郯城是全国100个产粮大县之一，有“鲁南粮仓”之称。这里，我不展开介绍，只举我们一个最突出的资源。我们是全国有名的“银杏之乡”，全县银杏种植面积高达30多万亩，最古老的一棵银杏已有3000年历史。

我想先从资本作用的角度谈谈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核心，按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怎么利用资本的逐利性实现乡村各方利益的合理分配。各地的乡村振兴水平，不管是1.0版、2.0版，还是5.0版，（我认为）最后不需要财政补贴的，才是最高级的版本。房地产形势好的时候，我们乡村的路网建设和公共服务投入可以通过土地出让金来支付，但现在呢？为什么乡村振兴需要财政投入？因为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大多属于公益性质，获利能力十分有限，所以需要财政补贴。但当下，很多地方都是“吃饭财政”，很难额外列支用于乡村建设。怎么办？

“五级书记抓振兴”。上级领导给县里下达任务，让县里抓好乡村振兴工作，县委书记作为“一线总指挥”就得谋划、部署和执行。于是，我们县里也召开了乡村振兴大会，安排了一系列任务。各种项目一罗列，光投入就得几十亿元。我作为县长，首先就得通盘考虑这些钱怎么来。我们很快就理出了几个“来钱”的渠道：第一，社会资本。当下工业企业不好做，一些大型工业企业的老板，愿意投资乡村振兴。因为他们一算账，发现乡村振兴的利润点比工业高，所以就有积极性。当然，也有很多企业老板对乡村项目并不感兴趣。第二，财政。但老实说，大部分县很难直接用财政的资金来做乡村振兴投资。政府能做的，往往就是发行一些专项债。第三，通过银行做融资。但这需要平台公司作为中介来做。这里面的核心是，需要包装项目。我同多家银行的行长都谈过，他们都愿意投，但关键是得理清楚项目的利润点究竟在哪里。前几年，很多利润高的乡村项目，实际上都包装得差不多了，要找到新的方向，还真是不容易。如果农村项目和产业能够保证最终收益，那资金就不是问题。

姜永柱：

现在国家债券的发行，偏向于欠发达地区，我们沿海地区根本争取不到，只能依靠发行专项债。但专项债的发行，必须要以营收为前提，收益必须能够覆盖成本。

莫问剑：

我们发现，很多地方政府包装项目的能力，其实不如我们这些天天在市场摸爬滚打的企业，我们懂产业、懂市场、懂模式。但是，我们有时不太符合政府的习惯，比如申报文件的格式和话术，经常会不符合行政审批的要求。所以，不能各说各话，当下需要提倡在合法合规基础上的政企合作，大家优势互补、价值共创。

于广威：

当然，我们也没有一心想摊大饼。在乡村，只要利益捆绑机制合理，老百姓还是有积极性参与一些项目的。我们尝试着将一些村集体资产，以及适当规模的土地流转，打包组建合作社，并通过合作社入股的方式，与一些社会投资主体成功开发运营了一些乡村项目。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乡村而言，找钱可能还真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为乡村找到合适的项目和产业。我在当县长前，先后在五个区县工作。不管在哪里工作，这些年确实没少为乡村产业的发展操心。从一产来说，选品就很难。推动老百姓种什么？种土豆，还是种生姜？这不是一件易事。农业有风险性，农产品价格有市场波动性，完全依靠农民自发来做，风险很大。但政府最多是做好信息服务和政策引导，不可能大包大揽。从二产来说，难度更大。我们都知道要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价值链，但加工什么呢？加工出来后市场在哪里呢？现在大家都在讲三产融合，越来越多的乡村正在空心化，没有流量，又怎么可能有“留量”？

所以说，如果乡村振兴的“钱”能解决，那么最要紧的是对接得到合适的项目，发展有前景的产业。郯城是传统农业大县，经济比较薄弱，全县财政收入不到20亿元。但是老百姓比较富裕，因为当地的“手造产业”在国内小有名气。全县柳编、木旋玩具、中国结、乐器、剪纸等领域从业者众多，政府发展认定“非遗工坊”35个，推出“山东手造·郯城好品”特色产品600余种，年销售额突破20亿元。我在思考，县里通过“手造+园区”“手造+就业”“手造+电商”等模式的创新，的确有效推动了“手造产业”的发展。那么，这些“手造产业”如何进一步与当前的乡村振兴事业结合？郯城还可以培育出哪些更有未来的乡村产业？这都是我此行带来的问题，需要寻找答案。

莫问剑：

于县长从“钱”的角度讲了他的一些思考，最后归结为“项目与产业”才是根本。但就我们实际操盘的情况来看，在很多地方，可能“钱”“项目与产业”都不成问题，但是政企协作不顺畅，导致一系列项目效率低下甚至搁置的困境。今年，我们与浙江临海合作，打造的由数个“空心村”组成的乡村振兴项目——溪望谷，堪称典范，我们作为一家企业，与当地政府的多个部门、江南街道，以及当地国有投资平台公司社发集团等通力合作，只用了一年半多时间，高效率推进了项目，溪望谷有望在2023年国庆节全面建成对外开放，为“空心村”的乡村振兴树立一个样板。所以，下面一个话题，我想抛给临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宋江涌，请您谈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的政企关系。

宋江涌（临海市委常委、副市长）：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代表临海出席“萧山夜话”。我先介绍一下临海。同萧山一样，我们也是人口大市，常住人口120多万人。就整个浙江省的情况来看，临海的生态环境、工业、农业基础总体上属于中上水平。我们是工业制造强市，去年工业总产值1000多亿元，一年税收100多亿元。临海也是优秀的旅游城市，我们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域内山、海、水、城等要素齐备。临海有“江南古长城”，历史文化悠久。但是，跟全省情况一样，临海是资源小县，没有什么大规模的资源。回顾“千万工程”的20年，我们跟萧山等地相比，差距很明显。如果用1.0、2.0、3.0、4.0、5.0的版本去总结，恐怕临海的乡村现在最多做到环境整洁有序，还只是2.0或3.0的版本。即便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我们还存在突出的同质化现象。虽然有着好山、好水、好风光，但生态环境价值转化整体效率不高，与省内不少兄弟县市相比，我们将美丽乡村转化为美丽经济的能力有待提高。

如何破解难题，从而找到一条“后发赶超”的新路径？2021年12月，浙江省“千万工程”现场会在萧山未来大地举行。受萧山经验的启发，市委书记吴华丁就提出，临海必须补短板，乡村振兴这一块不能拖了全域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后腿。因此，他就鼓励相关部门不要“闭门造车”，要大胆地“走出去”“请高人”“借外脑”，突破常规，探索一条“后发赶超”的新路径与新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找到了萧山未来大地的总策划方——乡立方，一起探讨乡村振兴“临海实践”的创新路径。在他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研之后，我们在杭州听取了他们团队的提案汇报。他们选择我们江南街道香年溪沿线的几个村作为切入点，提出打造“江南·溪望谷”。他们是从三个问题开始的：临海缺什么？台州缺什么？浙江缺什么？他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与临海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相比，临海缺少一个乡村振兴的示范与样板；台州有400个“空心村”，需要找到一个“空心村”振兴的新路径；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依山傍水沿溪而建的村落振兴，才是“最浙江”，也是“最迫切”的“千万工程”深化迭代方向之一。因此，他们选择了香年溪沿线的几个正在空心化的村落，并通过一系列“溪产业”的打造，探索生态资源转化的全新路径。这个方案的格局与逻辑，迅速燃起了我们干部的热情与干劲，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么一个大题材，原来乡村振兴可以这么干！

后来，乡立方团队不负众望，合法合规承接了溪望谷的深化创意与设计。为了最高效地推进这一项目，市里组建了专班，由我来总负责，统筹协调政府的农业农村局，以及宣传、交通、文旅、教育、财政等诸多部门，同时由市属国有投资平台公司社发集团与江南街道作为这个项目的“双业主”，这样既找到了投资所需要的“钱”，又保证了项目管理上的“人”。2023年国庆节期间，总投资2.8亿的溪望谷将全面落成，这距创意提出只有一年八个月。乡村项目落地政策处理难度大、涉及部门多、矛盾错综复杂，溪望谷项目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推进，创造了“临海速度”。

在推进溪望谷项目落地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难题，这些难题可能是各地乡村振兴都会遇到的，很典型。在这里，我很愿意同大家一起分享。

第一，乡村的规划问题。溪望谷项目里，多个“溪产业”都需要用到土地指标。但“三区三线”划定后，很容易碰到“农保地”。一动，在国土政策方面可能就违规了。回过头来看，原来做的村庄规划，大多数没有考虑乡村产业发展，仅仅满足村民的居住功能。产生这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做规划的人不接地气。政府委托第三方团队编制规划，他们一头扎进图纸里，没有深入实地考察，没有考虑乡村长远的发展趋势，更没有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和建议。现在碰到土地的利用问题，动不动就是违规。所以，一边是施工团队在加快施工，另一边是政府职能部门在下发停工通知书，处理起来很头疼。

第二，如何通过发展乡村未来产业，改变“干部干、群众看”的局面，吸引更多群众自觉自愿参与进来。这些年，财政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乡村环境整治，包括农村环卫设施建设、厕所改造，砸进去很多钱，但是老百姓的获得感、参与度不高，因为都是财政在投钱。有些群众不理解，说说风凉话，说政府“有钱没有地方花”，甚至还有的在私底下捣乱。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必须提高群众的主体意识，提高他们的参与度。溪望谷项目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引，就是要通过培育一批乡村未来产业，从根本上解决村强和民富的问题。如果没有产业，“原乡人”留不住，“归乡人”回不来，“旅乡人”引不进。所以，我们在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同时，更多的是考虑产业如何导入乡村的问题。溪望谷项目的整体策划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方向，十多千米的沿溪村落里，布局有大大小小几十种业态，有乡村休闲的营地，有民宿，有农产品深加工，把一个“溪”字做绝了。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剩下的经营行为要交给市场主体运作。什么是乡村的未来产业呢？从我们的初步探索来看，乡村未来产业要具备四个特点：一是要有本土性。不能离开本土的要素，要立足当地文化传统和农产品特色。二是要个性化。不能千村一面，要挖掘出与众不同的“魂”。三是要有可持续性。有些产业“红一时”，过几年就消失了，不可持续。四是要以科技为内核。现在村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高，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农业生产效率比较低，效益也不高。浙江这两年提出农业“双强”——机械强农、科技强农。乡村振兴，就是要解决新一代农民从事农业劳动的问题，要通过农业“双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业，让乡村产业有奔头，让农民这个职业有面子。

第三，必须找到规划“限制”乡村发展的破解之道。过去到乡村搞开发，用地指标相对宽松，成本也不高，每亩土地流转300元、400元就能解决了。但现在在乡村搞项目，1000元一亩也搞不定。同时，老百姓的宅基地、承包地，如何进一步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来激活？政府层面需要考虑，如何进一步深化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把更多闲置资产盘活？如何把农民集体资源变成资本，从而以股份合作制为重要形式，与国有资本、社会资本进行合作生产，走强村富民新路子？这些都是解决乡村问题绕不过去的弯。

莫问剑：

临海溪望谷项目的顺利实施，除宋常委的总结外，我个人认为还有两个经验可以总结：一是政企之间高度信任与高效协作形成的“同频共振”；二是遵循了“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的原则，政府的主动作为，既解决了乡村发展中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问题，又能基于市场导向培育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预期。同样的政企合作，去年乡立方与湖北来凤县的携手，也堪称典范。现在有请来凤县委副书记来讲讲。

安生永（湖北来凤县委副书记）：

我来自湖北恩施州来凤县，我县是我国第一个实行土家族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来凤东南接湖南龙山、西南邻重庆酉阳，素有“一脚踏三省”和“湖北西大门”之称。来凤历来是三省（直辖市）边区交通要冲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史称“川湖肘腋、滇黔咽喉”。

杭州市与恩施州建立了对口帮扶关系，富阳对口帮扶来凤。去年，由县委书记李伟亲自带队，来凤派了几十个干部到浙江青田县交流学习，所以我们与浙江的干部和企业家的往来还是比较多的，平时就有很多感触。今晚参加“萧山夜话”，听了各位领导的发言，更是深受启发。我还兼着乡镇书记一职，大家更多是站在县级主官的层面，我则站在分管领导的角度看问题，我更关注人的层面。怎么形容浙江的干部和企业家呢？我总结过一句话：优秀的人更努力，聪明的人更实在。浙江各地发展这么好，但是（干部和企业家）比我们更努力。我们是笨鸟，但是没有先飞。都说浙江人聪明，但我觉得其实浙江人还有“更实在”的品格，就像今晚的对话，也给了我这种感受。

在乡村振兴工作的具体推进中，以前我最怕跟策划、规划打交道。讲规划的时候，往往听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但回过头抓落地的时候，往往心灰意冷，垂头丧气。直到我们结识了乡立方团队，就像是遇到了乡村振兴领域的“老中医”。为什么这么说？我发现这个团队不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通过对我们全身进行体检，内外兼修，标本兼治。比如说针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打造，乡立方提供的不只是一种视角，还同步提供了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最为突出的是，他们全面植入了“运营前置”思维，所有项目规划、策划都是以市场运营为导向的。我们县还与乡立方合资成立了运营公司，乡立方前期策划、设计的项目，大家一起来落实运营，确保方向不偏离。

对于乡村的未来产业，我有这么几个定位。

第一，品牌化统领。乡村的产业要振兴，没有品牌化就没有标准化，就没有市场化，就没有产业化。这次来凤跟乡立方合作，初步形成了一个想法，就是打造“1+2+N”的品牌矩阵。“1”是指打造一个区域的公用品牌，我们目前叫“来凤酉味”。“2”是指来凤藤茶和来凤小吃。我们是中国藤茶之乡，中国藤茶第一县，藤茶的种植面积是全国最大的，产量也是最高的，藤茶是早晚都要喝的，藤茶不是茶，似茶非茶，药食同源。为什么说藤茶是早晚都要喝的？因为它不含茶多酚，不影响睡眠，像我的体质对茶多酚非常敏感，我晚上一口茶都不敢喝，但是喝藤茶没有任何问题。另外因为藤茶在全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我们打造了一系列延伸产品，如藤茶牙膏、藤茶饼干、藤茶啤酒等。

第二，集约化投入。像我们来凤县，一年财政收入几亿元，不到10亿元，抓产业基本上是依靠专项债和行政资金。对于这一块我们现在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县里的财政资金项目基本上都围绕乡立方给我们策划的项目，其他项目原则上不做。只有这样做，才可以把有限的财力用在更加需要发展的地方。可能萧山好一点，我们要在缺钱的情况下把资金用起来，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有限的钱要用在策划好、包装好的项目上。

第三，一体化实施。项目光策划没有用，策划、建设、运营缺一不可。我举个例子，我们打造美食街，项目是村里的，策划是乡立方做的。项目落地后，组建混合所有制的运营公司，收益由村集体、乡立方、合作公司分成。政府参与建设环节，但运营环节全交给市场主体，双方适当对赌，确保项目的正常运营和可持续发展。

欢迎大家到来凤喝藤茶。

莫问剑：

乡立方就是在最近三年逆势崛起的。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不只是因为遇到乡村振兴的大风口，关键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法宝”——“品牌先行、策规一体、运营前置”的方法论。这套方法论击中了当前的痛点，所以也帮助我们成功拓展了市场。但是，在传统观念、习惯以及机制面前，我们的方法论的实施还是困难重重，甚至步履维艰的。以“品牌先行”为例，大部分政府领导不愿意为品牌做投入，总认为品牌不是固定资产，没有多少成本。同时，品牌的收费的确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不是固定的，这些都导致了合作洽谈的困难。“策规一体”实施起来也有问题。不用说中西部地区，就是在浙江和广东，很多地方政府领导也不认同策划的价值，政府只掏规划的钱，不为策划买单。这是全国层面的问题，因为没有权威部门为策划定标准，策划的定价就缺少对标的依据。我们不断向各地政府领导强调“规划围绕策划转”，策划要先于规划，否则做出来的规划就是一个文本，可能很“标准”，但没有实施的价值，也创造不了未来。另外，现在“乡村运营”很热，大家都在强调“运营前置”。但很多地方政府把钱花了，把房子造好了，再来找运营。挂在他们嘴边的一句话是：“一切都到位了，就缺运营。”事实真是如此吗？乡村缺运营，但运营的前提是值得运营，能有运营前景。但相当多的项目，在投资、建设过程中，压根没有考虑到下一步的运营。乡立方提出的方法论，恰恰也给自己出了道难题，这些难题不解决，实际工作还是困难重重的。

陈伟（河南获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

我是获嘉县的代表。明天下午，我们县委书记要带所有乡镇党委书记来出席“2023中国品牌乡村发展大会”，所以指派我先来这里打前阵。今晚的“萧山夜话”，我是自己主动争取参加的，因为来到“千万工程”的起源地，还能听到姜区长有关乡村振兴的“萧山话”，机会太难得。一个晚上听下来，颇有感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获嘉县。刚才徐闻罗书记讲，徐闻是公元前111年建县，其实获嘉县也是公元前111年建县，县名是汉武帝所赐。我们两个县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这次我们能在“萧山夜话”相遇，也是缘分，以后一定要找机会推进两县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获嘉，是中国封神文化策源地，有中国“百神之乡”的美称。明代许仲琳撰写的古典名著《封神演义》，就是在获嘉写的，而且写这本著作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在获嘉发生的历史故事。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成功，之后论功行赏，把周朝国土分封给王室血亲，或者在伐纣当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同时，众多的兵将也逐一封神。所以，到获嘉拜一拜，就把很多神都拜了。

如此雄厚的封神文化，能否同乡村振兴结合，造福更多获嘉县的老百姓？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跑到杭州，我们很期待像乡立方这样的机构，能为获嘉的乡村振兴赋能。今年“五一”期间，获嘉搞了文旅节，虽然资源禀赋并不突出，但还是吸引了110万人次的游客。在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里，文化振兴能不能成为突破口？这是我们正在思考的课题，希望尽早在同浙江的交流、合作中找到答案。

尚立春（山西吉县县委常委、副县长）：

“品牌先行、策规一体、运营前置”，这个方法论总结得特别好。但是，政府和社会企业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太一样。如果能把政府面临的问题和企业面临的问题摆在一起，集中攻克，那样必将推动乡村振兴走上一条更宽阔的道路。但在现阶段，只能一对一去解决，吉县与乡立方的合作，我想也是如此。

作为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我也抛几个问题出来。

第一，群众认识方面的问题。刚才很多领导都提到了，一直以来，普遍存在“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特别是我们山西的老百姓，大家抬眼就是山，目光所及不过几千米，很多老百姓习惯于小富即安。吉县有两大产业，一个是旅游，另一个是苹果。苹果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现在全县的苹果种植达到28万亩，苹果品质非常好。老百姓守着果园，手头就不缺钱，因此对其他工作没有积极性。如果说浙江“千万工程”普遍到了3.0版本，我们可能连1.0版本还没有起步。我们有壶口瀑布这个大IP，旅游资源很好，但老百姓前些年连苹果地里的反光膜都不收拾，严重影响了整体环境。现在光考虑1.0的问题，恐怕都赶不上形势了，要从1.0到3.0，甚至弯道超车，做出4.0、5.0的版本。从环境整治、产业发展来说，群众教育很重要，但要让他们跟党委政府的思想保持“同频共振”，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些年搞脱贫攻坚，我最大的感触是，在对老百姓的教育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不断做思想工作，反复跟大家沟通，让群众支持我们的工作，最终满意度是非常高的。现在搞乡村振兴，所有的工作，首先还是群众教育的问题。萧山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群众认同了，行动才会一致，对美好生活有向往，才会有动力。

第二，关于干部的问题。现在的中层干部，在面对工作的时候，特别是跟企业接触的时候，普遍存在这样两种态度：第一种是看这个企业来了可以给县里带来什么，交多少税，为县里争取最大利益。但我个人觉得，这种合作很难长远。大多数企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也是最困难的时候，政府职能部门不想办法为他们降低成本，还一个劲地让他们多掏钱，起步就不是好的氛围。第二种是同企业保持距离，能不沾就不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大家刚才普遍提到的“干部干、群众看”的问题，我认为干部是主要因素。群众之所以“看”，是因为谋划的项目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这是非常危险的问题，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我们就要反思一下，看看我们的干部是否脱离了群众。

第三，对于一个县的发展来说，最关键的还是书记、县长的领导。他们作为县委县政府的一把手，所具有的思想境界、发展眼光，包括胆识、胸怀，会对所在县域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现在“五级书记抓振兴”，县委书记更是“一线总指挥”，直接决定了这个县的乡村全面振兴所能达到的广度、高度、深度。所以，一个有思路、有情怀、有担当的领导，也是一个地方发展的福分，可遇不可求。

吉县已经与乡立方达成乡村振兴“整县推进”的战略合作。我们愿意全方位、深层次、系统化推进乡村的“五大振兴”，也愿意在合作过程中一起破解“品牌先行、策规一体、运营前置”等领域的深层次问题。我相信，吉县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的创新实践会给更多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做出示范。

张斌（新疆英吉沙县副县长）：

这条路很遥远——我们昨天下午2点出发，到杭州落地已经是今天凌晨4点半。辛苦归辛苦，听了各位领导的发言，我深受鼓舞、颇受启发。全国各地都在深入学习浙江“千万工程”，不能丢下我们南疆。所以我迫不及待来学习，当好“小学生”。

我说说英吉沙县的情况。我们县有31万人，98%的人是维吾尔族。莫老师刚才说的“品牌先行、策规一体、运营前置”的方法论，简直是点到了我们的“命门”。英吉沙县财政收入不到2亿元，但是每年转移支付花出去的可能有六七十亿元。我们做了很多产业，一直在探索乡村振兴的路子，但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了，缺品牌引领，缺产业规划，更缺实际运营。当然，整个南疆或多或少都存在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县。有时候，为乡村振兴争取的资金到账了，我们可能还在临时找项目，这样下去，怎么可能做得好？

同浙江很多先进的理念相比较，我们的确需要反思，包括乡村的一些项目，我们可能没有做好策划和规划，没有选对方向就上了马，结果可想而知。当地的优势产业是瓜果业，我们有一个地标产品是“英吉沙杏”，英吉沙杏平均含糖量18%，平均单果净重40克，这么好的产品，都没有走出南疆。我绝对深信，在品牌、运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块，我们这个杏大有文章可做。我们县有37项国家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非常知名的英吉沙小刀，这些资源都非常好，但缺乏品牌打造，缺乏运营，缺乏新疆和内地的销售通道，我们需要全方位对接浙江乡村振兴的服务资源，共同为祖国的边疆振兴做出贡献。

莫问剑：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转眼间，我们在湘湖的“红船”上，对话了近三个小时。现在“红船”靠岸了，“萧山夜话”也到了要结束的时刻。非常感谢各位书记、县长的无私分享，也希望今天晚上的交流，能让我们在学习萧山经验的基础上，深刻领会浙江“千万工程”的精髓，一起谋划、推动和迎接中国乡村的未来。

这是一条乡村振兴的“红船”，让我们现在就出发，一起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