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群体的时代
提要：
当下时代的演进｜文明的巨大变化是民族思想变化的后果｜对群体力量的现代崇拜｜群体改变了欧洲国家的传统政策｜大众阶级如何崛起，以及其行使权力的方式｜群体权力的必然后果｜群体在破坏之外别无他能｜衰败文明的解体是群体的杰作｜对群体心理的普遍无知｜研究群体对立法者和政治家的重要性
以罗马帝国的崩溃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为例，发生在文明剧变之前的大动荡乍看似乎都主要由政治变革、外敌入侵或王朝更替所引发。对这类事件更为深入的研究则表明，这些表象背后的真正原因通常是人民观念的深刻改变。真正的历史动荡并不是那些让我们震惊的宏大和暴力，唯一重要的变化是文明更新带来的对观念、认知和信仰的冲击。历史上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都只是人类思想中不可见的变化所带来的可见的后果。这些伟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在人类赖以存在的根基之中，没有什么比思想的传承更为稳定。
当下正是人类思想经历转变的关键时刻。
这一转变的前提包含两个基本变量。第一个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被毁坏，这些正是我们文明所有要素的根基所在；第二个是现代科学和工业发明为人类的生存与思想提供了全新的土壤。
旧的思想体系虽然已被摧毁大半，但仍然非常强大，将要取而代之的思想体系仍在形成过程中，因此所谓“现代”，就意味着一种过渡和混乱的状态。
现在还不好预判未来会从这个必经的混乱时期中演变出什么，将要继承当下社会的新社会又将建立在怎样的基本观念之上。虽然我们目前对这些问题还一无所知，但已经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未来的社会将如何被组织起来，必然都要倚赖一种新的力量，也是现代社会最后幸存的主导力量，即群体的力量。许多思想，从前被视作理所当然，如今却趋于腐烂，许多权威，也已被持续不断的革命摧毁，正是在这些废墟之上，有一种力量成为它们的继任者横空出世，而且似乎很快就会吸蓄其他各种力量。当我们所有古老的信仰都摇摇欲坠或濒临绝迹，当社会原有的支柱接二连三垮塌，群体却不仅是唯一没有受到威胁的力量，而且其声望还在持续提升，据此就可以说，我们即将进入的时代，就是“群体的时代”。
几乎不到一个世纪前，还只有欧洲国家的传统政治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对抗才是影响历史的主要因素，群众的意见则很少被纳入考虑，最常见的情况是根本不需要考虑。但在今天，政治上曾经确立的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偏好，以及他们之间的争斗，都已经不再重要，群众的声音反而要被优先考虑。这个声音向国王宣告了他们的行动，国王需要认真听取他们的诉求。国家的命运正由民众的领袖详细规划，而不再由王公贵族的御前会议商议决定。
大众阶级进入政治领域，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实中逐渐转变为执政阶级，这构成了我们这个过渡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普选制已经施行了很长时间，然而收效甚微，它曾被视为政治权力转移的主要特征，但事实并非如此。群众力量的逐渐增长，首先是由于某些观念通过传播慢慢植入其思维，后来是逐渐通过那些身体力行的结社群体将理论认知逐渐实现。正是通过结社，群众才获得了关于其自身利益的观念，即使这些观念并非特别公正，但它已被明确界定过，群众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创建工团组织，让各色权威依次屈服，他们组建劳工联盟，罔顾一切经济法律以确保工人的状况和收入。他们又来到那些能够给政府授权的会议，这些会议派出的代表完全不具备自主性和独立性，只能成为选举出他们的委员会的扯线木偶。
现在群众的诉求越来越尖锐和明确，基本等同于要彻底摧毁现存的社会，这让人回想起原始共产主义，它是所有人类团体在文明曙光到来之前的常态。劳动时长的限制、矿山铁路工厂和土地的国有化、所有产品的平等分配，为了大众阶级的利益而消灭所有上层阶级，等等，这些就是群众的诉求。
群体不擅于推理（reasoning），然而他们行动迅猛。在目前的组织之下，他们的力量已经变得势不可挡。我们所见证诞生的新教义，很快就会拥有与旧教义相同的力量，也就是拥有那些曾经不容置疑的暴政和君主的力量。群众的神圣权力即将取代国王的神圣权力。
那些一心想赢得中产阶级青睐的作家，也就是那些最能代表中产阶级狭隘思想、传统观点、肤浅怀疑，以及不时过度自负的作家，对其所看到的日益增长的群体力量表现得极度恐惧。为了平复人们心中的慌乱，他们正绝望地求告于自己曾经十分鄙夷的教会道德力量，向我们高谈科学的破产，意欲在忏悔中回归罗马教廷，并唤醒我们关于启示真理的教导，但这些临时起意的皈依者已经为时太晚。即使他们真是被上帝的恩典感动，这样的行为也不可能对那些心不在焉的灵魂产生同样影响，这让他们深受其苦。群众今天公开推倒的众神，就是他们的劝诫者昨天否定并协助摧毁的众神。无论是神圣的还是人类的力量，都不可能让河流重返它的源头。
科学没有破产，它既没有陷入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也没有在无政府状态中助长新力量的兴起。科学向我们承诺的只是真相，或者至少是我们所能掌握的知识，它从来没有承诺我们和平或幸福。科学超然于我们的情感，对人类的哀号充耳不闻，但我们只能与科学一起苟活，因为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带我们回到那些被它摧毁的幻象。
所有国家随处可见的症状，都向我们证明了群体力量的迅猛增长，并且否定了它很快就会停止增长的侥幸推测。无论它为我们预留了怎样的命运，人们都只能臣服，所有反驳它的理由都只是徒劳的口水之争。当然群众权力的出现，有可能是西方文明晚期阶段的标志，也就是说社会即将完全回到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这似乎注定是每个新世界诞生的先声。这一结果可以避免吗？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个衰败文明，已经成为群众最显而易见的任务。事实上这一切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历史告诉我们，从文明赖以生存的道德力量失去约束力的那一刻起，它最终的解体就已经由那些无意识的残暴群体所启动，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这些人就是野蛮人。迄今为止，所有人类文明都只是由少数智慧的贵族而不是群体所创造和引导，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由他们掌权的统治永远等同于原始阶段。一个文明必须包括固定的规则和纪律、从本能到理性状态的转变、对未来的筹划和某种高等级的文化，而当所有这些工作留给群体的时候，任何一样他们都无法完成。由于其力量只具有纯粹的破坏性，群体的行为就像那些加速腐烂之物或尸体消融的微生物一样。每当一个文明的结构开始腐烂，正是群众使其最终瓦解，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他们的使命才凸显无疑，在这段时期，人数哲学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哲学。
我们的文明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吗？确实有理由担心这就是事实，只不过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注定要臣服于群众的统治，由于缺乏远见，群体已经相继挪开了可能制约行事的所有障碍。
我们对群体知之甚少，但这已开始成为众多讨论的焦点。心理学专业学者的生活远离各种群体，因此总是忽略他们，而当其最近把注意力转至这个方向时，也只考虑到群体可能犯下的罪行。犯罪群体的确存在，但富于德行的和英雄般的群体，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群体都值得研究。群体的犯罪只是他们心理的一个特定方面。研究群体的思维构造不能只是研究他们的罪行，否则就像仅通过恶习来描述一个人一样。
实际上，世界上所有领袖、宗教或帝国的缔造者、信仰的使徒、杰出的政治家，以及某个更小范围内的小团体的首领，都无一例外是无意识的心理学家，他们都拥有一种本能的但往往也是明确的关于群体特征的知识，这使他们很容易确立其主导地位。拿破仑对他统治的群众心理就拥有惊人的洞察，但他经常完全误解其他民族群众的心理[1]，正因如此，在西班牙，尤其是在与俄国的冲突中，他的权力受到严重打击，并注定很快就会被摧毁。
对群体心理的了解，如今已成为政治家们最后的救命稻草，这些政治家已经不指望继续统治群众，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由衷希望无论如何不要由群众来过度统治。
只有洞察群体的心理，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对他们来说是多么不值一提，才能知道除了那些强加于他们的意见之外，群体是多么难于坚守任何意见，才能晓得引导群体的从来不是任何公正的原则，而是那些能打动和引诱他们的东西。例如一个希望设立新税种的立法者，是否应该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税收呢？绝非如此。实际上最不公正的税收对大众来说反而可能是最好的，如果它同时也最不惹眼，看起来税负最轻，那么它就最容易被通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间接税无论多重都将永远被群体接受，因为每天只对消费金额征收四分之一便士的税，根本不会打乱群体的消费习惯，很容易在不经意间被通过。而对任何其他类型的工资或收入按比例征税，并一次性支付，哪怕其税负在理论上只有前一税种的十分之一，也会激起一致的反对。这是基于以下事实：一个相对较大的金额，看起来意味着一大笔钱，这会刺激人们的想象，而这些税种被那个不引人注意的四分之一便士取代了。只有用化整为零的办法来实施新税种，才会让税负显得轻松，此类经济事务包含的很多远见是群众无法拥有的。
前述例子非常简单，它的适用性也很容易理解。它逃不过拿破仑这样的心理学家的审视，但我们现代的立法者却对群体的特点一无所知，不能理解这一点。经验还没有充分教会他们的是，人们从不根据纯粹理性的教导来行动。
许多其他实际应用也源于群体心理学，这门科学的相关知识生动地揭示了许多历史和经济现象，如果没有它，这些现象就完全无法理解。我也想借此机会解释，现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丹纳[2]之所以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如此欠缺，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研究群体的禀赋。在对这一复杂时期的研究中，他采用自然科学家的描述性方法作为向导，但问题在于自然科学家必须研究的现象中，道德力量几乎不存在，然而正是道德力量构成了历史的真正主线。
因此即使仅从实践的角度看，对群体心理学的研究就值得尝试，即使研究者的兴趣仅仅出于纯粹好奇，它也仍然值得关注。解读人类行为的动机，就像弄懂一种矿物或植物的特征一样有趣。我们对群体禀赋的研究目前还只是一个梗概，只是我们调查报告的摘要和一些尝试性的观点，其他人可以据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只不过是类似荒原土壤的表层而已。
[1]拿破仑最机灵的顾问也未能更了解这种心理。塔列朗写信给他说“西班牙将把拿破仑的士兵视为解放者”，但实际上西班牙把他们视为猛兽。熟悉西班牙种族遗传本能的心理学家就很容易预见到这种情况。——原注
[2]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19世纪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和史学家，历史文化学派奠基者，著有《现代法国的起源》《艺术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