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独立运动时期
引言
这里之所以没有直接采用独立战争或独立革命之谓，是因为战争或革命乃独立运动的高潮，而非其全部历程。尤其是对于文学和思想，独立运动几可追溯到殖民地初期。当然，鉴于殖民地文学业已归入西班牙语美洲古典时期，这里所说的独立运动就仅仅指向较为短暂的一个历史时期了，也即18世纪末至19世纪20年代，即自海地革命至大多数西班牙语美洲殖民地发动武装起义，并生成为相应的独立国家。
在这样一个二三十年，甚至更为短暂的历史时期，西班牙语美洲出现了一大批诗人、作家。他们或以笔为枪，或一手拿笔、一手握枪，栉风沐雨、筚路蓝缕，艰难地掀开了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的崭新的一页。
前面说过，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小说是一种禁忌。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时期，小说这种体裁一直受到宗主国西班牙及其殖民当局的禁毁。这导致大量小说胎死腹中，另一些尚未出版便不得不潜入地下，从而使小说在西班牙语美洲殖民地文学史书写中长期阙如。鉴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古典时期》卷已就有关情况作了分析交代，在此不再赘述。需要补充的是，小说作为人类成熟时期的文学表征，岂是一纸法令可以完全禁毁的？所谓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或/和抒情诗），成年的小说……这符合人类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心性逐渐成长的表征。用我们的话说，先秦老祖们用大脑写作，汉魏至唐宋先人用心写作，明清开始有向下趋势，直至当今下半身写作盛行。呜呼！好在这仅仅是一种比喻。
第一节“报晓的鹦鹉”：何塞·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
何塞·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Fernández de Lizardi, José Joaquín, 1776—1827）作为西班牙语美洲独立运动时期最负盛名的小说家，率先为小说正名。他的作品犹如报晓的金鸡，为独立运动吹响了前进的号角。
一、《癞皮鹦鹉》
《癞皮鹦鹉》（El Periquillo Sarniento）被誉为西班牙语美洲小说的“开山之作”，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其作者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生于墨西哥城的一个土生白人家庭。父亲是医生，但偶尔创作诗歌和散文；母亲从小在其父的书店里耳濡目染，同样喜爱文学。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大学未及毕业就因父亲去世而辍学，并开始打工以贴补家用。不久，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双双坠入爱河。为了养家糊口，他也开始给报刊投稿，第一篇作品竟然是歌颂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赞美诗。当然，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作家是为了声援遭拿破仑占领的西班牙。但从对伊达尔戈起义的态度看，身为塔斯科区的公务员，他并未表露出鲜明的倾向，而是致力于从中斡旋，希望减少起义队伍与政府武装双方的流血牺牲。伊达尔戈失败后，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因涉嫌通敌罪遭殖民当局监禁，但他努力用事实证明自己的行为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获释后，他心灰意冷，开始以写作为生。他靠创作小品勉强维持生计，并于1811年底集资创办了一份叫作《墨西哥思想家》（El Pensador Mexicano）的报纸。这是墨西哥最早的报纸之一，主要刊登发生在墨西哥的各种政治事件，矛头直指殖民地上流社会的徇私枉法，同时积极宣传启蒙思想。结果当然不妙，当局不仅查封了报社，而且再一次监禁了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为了继续办报，合伙人不得不与殖民当局达成妥协。即使在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获释之后，《墨西哥思想家》也没再回到原先的路径。正因如此，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改变策略，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癞皮鹦鹉》。小说以小册子形式分章发表，轰动一时。为满足读者的要求，这部小说于1816年杀青，但由于殖民当局书刊检查机构的刁难和独立战争以后寡头政治的干扰，一直延宕至1831年才出齐。
《癞皮鹦鹉》成功之后，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重新回到报业，并接连创作了几部作品。然而，不但报纸和作品屡遭非难，他自己也第三次锒铛入狱。他的其他作品有《寓言》（Fábulas, 1817），长篇小说《小妞吉诃德及其表妹》（La Quijotita y su prima, 1818），自传体小说《忧伤的夜晚与欢乐的白天》（Noches tristes y día alegre, 1819），以及遗作《显赫骑士卡特林·德·拉·法乾达的生平事迹》（Vida y hechos del famoso caballero don Catrín de la Fachenda, 1832），等等。
《癞皮鹦鹉》的主人公佩德罗·萨尼恩托因儿时常穿一身黄绿色衣服被同学戏称为鹦鹉，加之他后来四处流浪，其姓氏萨尼恩托在西班牙语中有“骨瘦如柴”之意，同“疥疮”或“癞子”又是近音，他也就慢慢变成了“癞皮鹦鹉”。且说作品用第一人称讲述“我”（癞皮鹦鹉）出生在墨西哥城的一个土生白人家庭，从小娇生惯养，但童年时期因父母相继离世、家道中落，不得不辍学，并很快将父母的遗产挥霍一空，开始四处流浪。为了果腹，但又改不掉游手好闲的习性，“我”进过修道院，当过赌徒，偶尔也做过小工、抄写员、理发匠，甚至代理镇长，练就了一身坑蒙拐骗的本领。
浪迹江湖期间，癞皮鹦鹉还先后当过地痞、小偷，并被投入监狱。获释出狱后，他伪装成江湖郎中四处行骗，终因不学无术，恰逢瘟疫肆虐，只好放弃一切，逃之夭夭。逃亡途中，他遇到一个女人，便和她厮混，但好景不长，两人分开后他又开始四处流浪。不久，他时来运转，遇到一位正派小姐，便借三寸不烂之舌骗取她的芳心，同她结婚成家，过上了“正常生活”。然而，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癞皮鹦鹉终日无所事事，导致家庭破产，妻子亡故。他于是再度外出流浪。不久，他因涉嫌偷窃被捕入狱，被判处八年徒刑，并充军到马尼拉。在马尼拉，他给一个上校当勤务兵，在上校的帮助和熏陶下，他开始改过自新，并积攒了八千比索，准备回国后重新做人。遗憾的是，归国途中遭遇海难，他丢失了所有钱财，后来虽然侥幸回到了墨西哥，但为生计所迫，又稀里糊涂加入了盗窃团伙，结果只得重操旧业。不久，团伙头子被捕并被处以极刑，这使他大为震惊。为了改邪归正，他离开盗窃团伙，决定投身正当营生，以便安度晚年。
小说明显模仿《小癞子》，继承了流浪汉小说的衣钵。除了用第一人称，作品还大量吸纳民间故事：作者自称其小说由一千零一个故事（或谓小故事）构成。这足以证明他读到了18世纪的伽朗（Galland, Antoine）版《一千零一夜》（Las mil y una noches）。
小说像一道彩虹从一个时代跨入另一个时代。其中的人物也相当复杂和多面。癞皮鹦鹉既有一般流浪汉的共性，比如出身贫寒、无依无靠，为了生存耍个小聪明、占个小便宜，甚至小偷小摸、小骗小盗。同时，癞皮鹦鹉又有鲜明的个性，这既有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有他个人心性方面的原因。作者有意将独立革命前夕的墨西哥描写成一座炼狱：世道浇漓，人心不古，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并将这些社会因素点化为“鹦鹉”变坏的客观原因，竭尽渲染——说他本性良善，只因意志薄弱、少不更事，才养成恶习，变得狡黠油滑。即或如此，他也经常徘徊在善恶之间，纠结自己的所作所为。小说的一些细节颇让人迁思《小癞子》。其中有关癞皮鹦鹉冒充江湖郎中行骗时的三寸不烂之舌，简直令人捧腹。而他假扮绅士博取小姐芳心时的言谈举止，又实在让人啼笑皆非。最后，人物果然良心发现，成了好人。一如堂吉诃德在经历了无数次荒诞冒险之后，幡然悔悟，认为自己原本只是个善人吉哈诺。作为文学人物，癞皮鹦鹉远比小癞子来得复杂，却缺乏后者“吃葡萄”“偷面包”之类的经典细节。然而，为博取读者的关注，除了人物本身的遭际，作者还有意将一些民间传说，如螃蟹的故事、鞋匠的故事和海岛见闻等融入其中。
显而易见，作者将注意力放在墨西哥社会，故而竭力渲染瘟疫肆虐、偷盗泛滥、尔虞我诈、社会腐败，正可谓出门就遇江洋大盗，上街即见贪官污吏。如此世道，即使好人也会变坏，何况主人公从小就好逸恶劳。
作为西班牙语美洲独立运动时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癞皮鹦鹉》创造了拉丁美洲出版史上的第一个奇迹：无论是以小册子（连载）的形式还是结集发表，都曾使墨城纸贵。它不仅破除了西班牙语和拉丁美洲的一大魔咒——“没有小说家”，而且创造了多个“第一”，譬如曾经所谓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部连载小说”，尽管这些“第一”都是要加引号的，因为早在殖民地时期，西班牙语小说已然遍地开花（详见《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古典时期》）。即使如此，作者的历史地位仍不可撼动，毕竟他以笔为枪，直接参与了墨西哥独立运动，也为整个西班牙语美洲和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吹响了号角。
二、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的其他作品
除却《癞皮鹦鹉》，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的另一部重要小说无疑是《小妞吉诃德及其表妹》。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对少女表姐妹，她们一个叫普登夏娜；另一个叫蓬波萨，外号小妞吉诃德。巧合的是二人同龄，不巧的是普登夏娜出生在一个体面家庭，而后者的父亲却是个暴发户。尤其蓬波萨的母亲热衷于交际，完全将女儿交给了用人。结果，普登夏娜嫁给了勤勉的老实人，而且儿女孝顺，一家三代幸福美满。相反，蓬波萨的父母不仅将财产挥霍一空，并且债台高筑。她的母亲还因此锒铛入狱。蓬波萨自己的婚姻也遭遇不幸，以至于沦落风尘。至于蓬波萨何以被称为“小妞吉诃德”，则是因为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对《堂吉诃德》（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尚存偏见。[11]在他看来，堂吉诃德只不过是一个想入非非、自以为是的可笑人物，而蓬波萨[12]也是个极具虚荣心的女人。家道中落后，她沦落风尘，天天“外出冒险”。
这显然是一部教育小说，或谓成长小说。作者的意图非常明确，他借小说告诫人们，尤其是奉劝为人父母者必须以身作则，对子女言传身教，关心爱护，使之身心健康，幸福成长。这自然是他的美好愿望，也是他的一厢情愿。虽然该作品同《癞皮鹦鹉》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但若考虑到时过境迁，墨西哥业已成为独立国家，而且百废待兴，一切正在希望的田野上行进，便也不难理解作者的写作初衷。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大概对国家前途充满了信心。这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有表露。
在《忧伤的夜晚与欢乐的白天》这部精神自传中，作者设置了四个夜晚和一个白天。其中第一夜是在阴森恐怖的监狱中度过的。第二夜见证了一个用人的死亡，人物自己靠着一道闪电悬崖勒马，逃过一劫。第三夜在失眠中游荡，“目睹”一个女人的死去。第四夜来到一个墓地，无意中见到了妻子的尸体，并昏厥过去，被墓地管理员叫醒后送回家中。从此以后人物幡然醒悟，开始恪守教规，重新做人。这部作品极易使人联想起大乘宗关于释迦牟尼顿悟的传说，尽管后者是在见证了生老病死之后，而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的人物只是亲历了牢狱之灾和死亡的威胁。
《显赫骑士卡特林·德·拉·法乾达的生平事迹》更是一部富含政治宣传和教化意图的小说。作品延续了《癞皮鹦鹉》的风格，以流浪汉卡特林的生平为轴心展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具体说来是从1790年到1812年）墨西哥社会的沉疴积弊。作者将这些沉疴积弊归咎于殖民统治，而流浪汉卡特林这个反英雄的座右铭是：一、表面上善待所有人，但内心谁也别信、谁也别爱；二、可以恭维所有人，但只服从金钱和权力；三、善于与狼共舞，必要时大可毫不留情地损人利己；四、无论谁在说谎，都别戳穿他，只要谎言对自己有利；五、只要对自己有利，该撒谎就撒谎，该抵赖就抵赖；六、只有利益永恒，友谊分文不值；七、必要时可以无限承诺，但永远别惦着践诺；八、只要自己开心，管他地狱天庭；等等。正是在这类人生信条的驱使下，卡特林几可谓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我们看到了墨西哥社会自上而下的堕落。尤其是那些西班牙朝廷命官、教会高级僧侣和商界大亨，整日花天酒地，无恶不作。卡特林只不过是亦步亦趋地见证和延承了他们的生存法则。他虽然出身富裕的土生白人家庭，但从小耳濡目染的尔虞我诈和惺惺作态使他在中小学时期就表现出自私、虚伪的一面。他多次因无法与同学相处而辍学、转校；大学期间更是吊儿郎当，认为自己选错了文学这个“无需智商的专业”，[13]好不容易挨到大学结业也是高不成低不就，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然而，他浪迹天涯的结果是目睹和亲历社会腐化、民风颓败，自己也越来越堕落、沉沦。作者借此呼吁国家独立，民心变革，其中的大量议论彰显了启蒙运动以降西方思想对墨西哥土生白人的深刻影响。
第二节 独立运动的歌手
诗人的触角总是高高地扬起，伸向远方，伸向未来（当然也可能伸向过去）。如是，从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到贝略或奥尔梅多（Olmedo, José Joaquín de, 1780—1847），一批土生白人率先吹响了独立的号角。他们或宣扬启蒙思想，或讴歌独立英雄，是西班牙语美洲独立运动的吹鼓手、先行者和参与者。
一、何塞·华金·德·奥尔梅多
奥尔梅多出生在今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这正是南美洲的解放者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历史性会晤的地方。奥尔梅多的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土生白人（另说是混血儿，甚至印第安人）。奥尔梅多曾就读于瓜亚基尔的教会学校，后考入利马圣马科斯大学攻读法学。大学毕业后获得律师资格，同时萌生了成为诗人的念头。拿破仑占领西班牙时期，奥尔梅多代表秘鲁总督区前往加的斯法院供职，其间他舌战同人，为废黜印第安人的人头税辩护。费尔南多七世复位后，奥尔梅多先是藏匿于马德里，后辗转回到南美洲。适逢独立革命风起云涌，他也便诗兴大发，创作了不少鼓吹独立、讴歌革命的诗篇。其中代表作为《胡宁大捷，又名献给玻利瓦尔的颂歌》（La victoria de Junín o Canto a Bolívar, 1825，以下简称《胡宁大捷》）。
在这之前，奥尔梅多曾任厄瓜多尔独立政府三人小组成员。不久独立政府被玻利瓦尔取缔，以便成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在玻利瓦尔同圣马丁于瓜亚基尔会晤期间，奥尔梅多任圣马丁小组代表。会晤结束后，由于圣马丁急流勇退，将队伍和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玻利瓦尔，奥尔梅多一度心灰意冷。但是，随着玻利瓦尔在胡宁大败西班牙主力，奥尔梅多心中再次燃起了革命激情。他挥笔写下了被誉为西班牙语美洲“第一诗”的《胡宁大捷》。
全诗凡九百零六行，激情澎湃地讴歌玻利瓦尔率领的革命军于1824年8月6日在胡宁的战役大获全胜、为南美洲的独立奠定了基础的伟绩。《胡宁大捷》作为独立战争首屈一指的英雄主义赞歌，几乎以恢宏的气势歌颂了以玻利瓦尔为代表的独立革命勇士开天辟地的精神：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为被压迫的种族而战。印第安土著首次作为被褒奖的对象出现在西班牙语颂歌中。遗憾的是，诗人固然提到了太阳和太阳神，却尚未考虑启用美洲印第安神话，而是照例拥抱希腊缪斯。当然，所谓遗憾也是对古人的苛求，盖因土著主义的发生是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后。
长诗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胡宁大战，共五个单元。第一单元谓“自然赋予的胜利氛围”，在赞美安第斯山脉的同时赞颂玻利瓦尔如何神兵天降、以少胜多。第二单元谓“缪斯的护佑”，叙述玻利瓦尔如何得到缪斯的襄助。第三单元谓“玻利瓦尔宣言”，昭示了玻利瓦尔解放南美洲的雄心壮志。第四单元谓“胡宁战役”，描写玻利瓦尔翻越安第斯山、决胜千里的英雄气概以及胡宁大捷对西班牙殖民者的致命打击。第五单元谓“太阳之歌”，既是对美洲独立的怀想，也是对印卡帝国太阳神的祝祷。[15]第二大部分是阿亚库丘大战，凡四个单元。第一单元“华伊纳·卡帕克之吼”，写印卡帝国末代皇帝华伊纳·卡帕克（Huayna Cápac，1493—1525年在位）的誓言。第二单元是“阿亚库丘战役”本身，它是继胡宁战役之后玻利瓦尔对西班牙殖民者的又一次决定性胜利。第三单元“玻利瓦尔胜利进入利马”，主要展示利马人民对解放者的热烈欢迎。第四单元“尾声”，抒发了诗人对玻利瓦尔由衷的敬仰和爱戴。
从形式角度看，《胡宁大捷》由七音节诗行和十一音节诗行组合而成，同时也是抒情诗和叙事诗的完美结合。换句话说，它以极富抒情色彩的诗行讴歌了玻利瓦尔及其胡宁大捷和阿亚库丘大捷。作者的初衷是用艺术彰显人物和事件的伟大与崇高，仿佛胡风在1949年10月1日观看国庆大典时萌发的诗情：《时间开始了》。[16]巍巍安第斯山俨然成了玻利瓦尔的舞台和西班牙殖民者的墓地。据说玻利瓦尔读到这首长诗后对诗人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不应该数典忘祖、拥抱别人的缪斯，并“将我比作朱庇特”、将战友们比作奥林匹亚诸神。[17]
二、安德雷斯·贝略
前面说过，安德雷斯·贝略曾跟随玻利瓦尔远赴英国寻求支持，虽未果，却更加坚定了他献身独立革命的决心。他出身在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个土生白人家庭，自小学习拉丁文、哲学、法学和科学。1800年考入加拉加斯大学。是年，德国思想家洪堡（Humboldt, Alexander von）访问委内瑞拉，又触发到了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热情。他大学期间专修艺术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又转修医学，并熟练地掌握了法文和英文；其间曾担任少年玻利瓦尔的家庭教师，并广泛涉猎法国启蒙思想和英国哲学。1808年，委内瑞拉出现了第一份刊物《加拉加斯报》，贝略成了它的第一批作者之一，发表了一系列早期诗作。
此后，他开始转向史学，并大力宣扬启蒙思想。1810年，因参与委内瑞拉起义而当选第一共和国政府官员，并随玻利瓦尔等人前往英国游说，希望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不久，第一共和国被西班牙殖民者扼杀在摇篮之中，贝略不得不滞留英国，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在这期间，他没有固定工作，不仅生活拮据，而且受到西班牙政府的骚扰。为了维持生计，他做过口译和笔译，当过西班牙语家庭教师。与此同时，他继续海绵吸水般汲取知识，同时广交朋友，结识了包括西班牙流亡知识分子在内的大批精英，写下了不少哲学和时势随笔。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两首长诗：《致诗艺》（Alocución a la poesía）和《热带农艺颂》（La agricultura de la zona tórrida），分别发表于1823年和1826年。这两首长诗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
1829年2月，应智利共和国政府邀请，贝略乘船回到南美洲，从此为智利的科教文化事业鞠躬尽瘁。他先是创办周报《阿劳科人》（El Araucano），尔后将主要精力转移至教育，成为智利教育委员会成员。1832年，贝略正式拥有智利国籍，此后历任外交部长、参议员等要职。同时他效仿卢梭，撰写了《人权原则》（Principios de derecho de gentes, 1832）。1843年，他主持创建了智利大学，亲自撰写了校训。不久，他的专著《美洲西班牙语语法》（Gramática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destinada al uso de los americanos, 1847）出版。前后问世的还有《拉丁语法》（Gramática latina, 1846）、《文学史》（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1850）等。在他最后的岁月里，还主持了智利宪法的起草，撰写了哲学著作《理解哲学》（Filosofía del entendimiento, 1881）。
再说《致诗艺》和《热带农艺颂》。前者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呼唤诗神放弃欧洲到“新大陆”施展大美，第二部分是诗人对独立运动的赞美。
如果说《致诗艺》是贝略对贡戈拉（Góngora y Argote, Luis de）《孤独》（Soledades）形式上的继承和内容上的游离，那么《热带农艺颂》却是对贡戈拉主义的彻底背叛。
诸如此类，诗人在近四百行的长诗中尽情挥洒笔墨，历数南美洲热带农艺的丰饶和慷慨。描写如此朴素和庸常，绝对令“贡戈拉们”泣血。
为了突显南美洲农业的繁盛，诗人有意贬斥城市生活，赖以比照对位：
一般文史学家都将贝略界定为西班牙语美洲杰出的新古典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后者没有问题，但关于新古典主义的说法却似乎只能指涉诗人的早期思想，故而并不准确。且说作品产生于流亡时期，当时浪漫主义在欧陆蔚然成风。诗人罗伯特·彭斯（Burns, Robert）和威廉·布莱克（Blake, William）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先驱。他们早在18世纪末就已蜚声文坛。彭斯从苏格兰民歌中汲取养料，其《苏格兰方言诗集》（Poems, chiefly in Scottish dialect）崇尚自然，语言朴实无华；布莱克的《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和《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则反对因循守旧。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的第一批大师登上文坛，他们被文学史家统称为“湖畔派三诗人”，即威廉·华兹华斯（Wordsworth, William）、萨缪尔·柯勒律治（Coleridge, Samuel Taylor）和罗伯特·骚塞（Southey, Robert）。虽然他们的艺术取向被后人界定为“消极浪漫主义”，但其对乡村的崇尚不可能没有影响到贝略。尤其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贬斥与厌恶，对农村生活和大自然的歌颂与美化，在《热带农艺颂》中就体现得十分鲜明。反过来看，后者的南美洲热带风情又恰好契合了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异国情调。这或许正是作品首先在英国发表并获得好评的原因之一。
三、何塞·玛利亚·埃雷迪亚
何塞·玛利亚·埃雷迪亚（Heredia, José María, 1803—1839）出身在古巴圣地亚哥市的一个移民家庭。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法国人。埃雷迪亚从小嗜书好学，西班牙语和法语几乎同时作为母语习得。此外，他很小开始接触拉丁文和英文，曾饕餮般阅读西方文学经典。长大后在加拉加斯、哈瓦那和墨西哥攻读法学，毕业后获得律师资格，到马坦萨斯从事诉讼业务；同时为多家刊物撰稿，还一边翻译贺拉斯（Horatius）等古罗马作家的作品，一边写诗。适值西班牙语美洲独立革命风起云涌，血气方刚的埃雷迪亚加入了秘密社团，为古巴独立运动摇旗呐喊，结果遭到通缉，不得不流亡美国。1825年，埃雷迪亚从纽约辗转至墨西哥城，先后在墨西哥内政部和外交部工作，同时从事文学创作。
作为诗人，埃雷迪亚开了西班牙语美洲浪漫主义的先河，尽管他的新古典主义倾向仍比较明显。囿于命途多舛，生命短暂，他的作品数量有限，主要有《尼亚加拉颂歌》（Oda al Niágara）、《流亡者之歌》（El himno del desterrado）、《在乔卢拉的神坛上》（En el teocalli de Cholula）和《致金星》（A la estrella de Venus）等。其余诗章和个别剧本均未产生太大影响。
埃雷迪亚以这首近二百行的长诗宣示了他激越的情绪和对自然力量的憧憬，抒发了他流落他乡、报国无门的愤懑。在《流亡者之歌》中，诗人用同样的激情表达对祖国的深深眷恋：
埃雷迪亚的这些诗句可以触发游子感同身受的乡情，尤其是对于那些被迫无奈离乡背井的流亡者；同时，它们也让人想起了裴多菲的《自由颂》和瞿秋白那脍炙人口的《狱中题照》：“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虽然埃雷迪亚尚未到生死抉择的地步，但他对自由人生、民族独立以及国家和平的渴望显而易见：它们胜过了宗主国的一切恩赐！为了自由、独立与和平，即使贫穷孤独、流离失所也在所不惜！
在青春年少时的游学期间，他已然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情怀和诗艺。《在乔卢拉的神坛上》是他创作于1820年的一首抒情诗，是年埃雷迪亚十七岁。全诗一百五十四行，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描写自然与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第二部分是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
这里充满了理性主义的光芒。诗人十分清醒，并看两面，对新生的墨西哥合众国和阿兹台卡王国既有褒奖，也有批判。此后，他又相继创作了《尼亚加拉颂歌》和《致金星》。后者是发表于1826年的一首情诗。虽然同在墨西哥，但这次故地重游却是迫于无奈，作品抒发了诗人痛感物是人非和生离死别之怅。原诗很美，由十一音节和七音节诗行组成，是谓西尔瓦，充满了抒情色彩，但译文未必可以传达一二。
大意如此。这是一首带着感伤色彩的抒情诗，多少沾溉了感伤浪漫主义的风尚，尽管诗人在感怀离别的同时表达了对美好时光的眷念。这首诗深得何塞·马蒂（Martí, José）的青睐。毕竟诗人的别离是由西班牙殖民者造成的，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金星作证、日月可鉴。
四、其他诗人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西班牙语美洲文坛涌现了一批诗人。虽然他们的影响力远未达到前述三位的，但有关文学史家还是将他们纳入了视野。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维森特·洛佩斯·伊·普拉内斯（López y Planes, Vicente, 1785—1856）、埃斯特万·德·卢卡（Luca, Esteban de, 1786—1824）、胡安·克鲁斯·瓦莱拉（Cruz Valera, Juan, 1794—1839）、西蒙·贝尔加尼奥·伊·维耶加斯（Bergaño y Villegas, Simón, 1784?—1828）、何塞·特里尼达德·雷耶斯（Trinidad Reyes, José, 1797—1855）、何塞·安赫尔·曼里克（Manrique, José Angel, 1777—1822）、马里亚诺·梅尔加尔（Melgar, Mariano, 1791—1815）、拉法埃尔·玛利亚·巴拉尔特（Baralt, Rafael María, 1810—1860）、阿纳斯塔西奥·玛利亚·德·奥丘阿·伊·阿库尼亚（Ochoa y Acuña, Anastasio María de,1783—1833）、何塞·华金·佩萨多（Pesado, José Joaquín, 1801—1861）等等。
维森特·洛佩斯·伊·普拉内斯于1785年出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土生白人家庭，青年时期积极参与独立运动，历任阿根廷众议员、代理总统、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市长等要职。同时，他还创作了大量富有启蒙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的诗文，是阿根廷国歌《祖国进行曲》（Marcha patriótica）的词作者。
埃斯特万·德·卢卡同样出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土生白人家庭。少年时期就读于圣卡洛斯学院，后从军抗击英国入侵，升至上校，兼任国家兵工厂厂长。文学成就主要有颂歌和抒情诗。其中比较重要的颂歌有《献给利马解放的颂歌》（Oda a la libertad de Lima）、《献给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Al pueblo de Buenos Aires）等，抒情诗《祖国之歌》（Canción patriótica）曾作为阿根廷候选国歌。
胡安·克鲁斯·瓦莱拉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逝于蒙得维的亚。毕生投身于独立革命和民主运动，为阿根廷和乌拉圭创办了多家报刊，如《哨兵》（El Centinela）、《阿根廷信使》（El Mensajero Argentino）、《时报》（El Tiempo）等。同时，他的诗作有《埃尔维拉》（La Elvira, 1817）、《致勇敢的自由卫士》（A los valientes defensores de la libertad en la llanura de Maipo, 1818）、《伊图萨因戈大捷》（Triunfo de Ituzaingó, 1827）等，此外尚有两个古典题材剧本和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爱国主义者》（El patriota）。
这首十四行诗写于阿根廷独裁统治时期。诗人出于愤懑曾秘密参与推翻专制制度的民主运动，事发后不得不流亡乌拉圭，在蒙得维的亚度过有生之年。
何塞·特里尼达德·雷耶斯出身在洪都拉斯的一个土生白人家庭。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自幼学习文学和神学，十五岁开始攻读拉丁文，十八岁游学尼加拉瓜，二十二岁进入修道院成为奥古斯丁修士，从此致力于神学和文学创作，人称特里诺神父（Padre Trino）。
主要作品有宗教剧和颂歌，少数诗作具有新古典主义神韵，如十四行诗《悼马卡里奥》（“En la muerte de Macario Lavaqui”）：
马里亚诺·梅尔加尔出身在秘鲁阿雷基帕市的一个普通土生白人家庭。自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少年时期开始对文学、哲学和神学表现出浓厚兴趣；二十岁获得教士资格，但因爱恋一位姑娘而放弃神职。他的大多数情诗都是献给这位姑娘的，尽管迫于女方父母的压力不得不在隐忍中离开故乡，前往利马继续深造。适值独立运动方兴未艾，年轻的梅尔加尔效法贝略和埃雷迪亚，致力于宣传启蒙思想，并多少汲取了浪漫主义情愫。但是，失恋的痛苦挥之不去，身体每况愈下。养病期间，他翻译了奥维德（Ovidius）的《爱经》（Ars Amatoria）。尔后，他继续参加独立运动，直至被捕入狱，并被处以极刑。
1878年，为纪念梅尔加尔，秘鲁文学界整理出版了《堂马里亚诺·梅尔加尔诗集》（Poesías de don Mariano Melgar）。其中一些带有鲜明原住民色彩的诗行开了土著主义先河。
此诗明显借鉴了秘鲁印卡歌谣呀啦维（Yaraví）。这也是西班牙语美洲土生白人第一次将土著歌谣形式引入文学，并借以表达爱国情怀。
曼里克出身在哥伦比亚的一个土生白人家庭，关于其生平事迹史家鲜有记载。人们只知他从母亲那里遗传了文学天赋，但迫于生计或基于信仰，长大后当了教士。独立战争时期加入玻利瓦尔麾下的一支队伍，但革命失败后遁入山林，其间不幸双目失明。波亚卡大捷后，曼里克回到波哥大，被独立政权安排到大教堂当唱师。他的两首带有明显新古典主义色彩的长诗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但具体发表时间不详。
这两首长诗分别为《托卡伊马达》（La Tocaimada）和《顿哈纳达》（La Tunjanada）。托卡伊马和顿哈纳都是哥伦比亚地名，而后缀“达”是对古典史诗的戏仿。当然，曼里克的这些作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诗，而是用古典史诗方式记述庸常生活。作品的讽刺意味即在于此。譬如《托卡伊马达》是记述诗人少年时期在托卡伊马度过的一个毫无趣味的假期，但诗中充满了荷马史诗的韵味：
就这样，托卡伊马平淡无奇的生活被“神化”或“魔化”了。诗人居然可以这样化平庸为神奇，如何能不令人拍案称奇？
拉法埃尔·玛利亚·巴拉尔特也是土生白人出身，生于委内瑞拉马拉卡伊博，儿时为躲避战乱曾随家人移居圣多明哥；青少年时期在哥伦比亚圣托马斯大学攻读拉丁文和哲学，毕业后曾参与独立战争，并为《马德里世纪》（El Siglo de Madrid）、《时报》、《观察家报》（El Espectador）[38]等报刊撰文。30年代末，巴拉尔特作为委内瑞拉政府特使远赴欧洲，后定居马德里，并加入西班牙国籍。旅欧期间他撰写了《委内瑞拉古代和现代史概要》（Resumen de la historia antigua y moderna de Venezuela, 1841）、《卡斯蒂利亚母语词典》（Diccionario matriz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1854）等，成为于西班牙语美洲出生的第一位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
主要作品有散文和古典诗词，这些作品体现了鲜明的新古典主义色彩和思乡之情。
这首《旅行者》（“El viajero”）是巴拉尔特旅欧期间创作的。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再见，祖国》（“Adiós a la Patria”）等不少诗章，它们也都采用了古典格律，如十四行诗和西尔瓦等。
西蒙·贝尔加尼奥·伊·维耶加斯生于危地马拉，逝于古巴。如今已无从知晓他的家世和他赴古巴的原委。从他在墨西哥游学期间发表的文字和任职于《危地马拉报》（La Gazeta de Guatemala）的情况看，他是一位坚定的反殖民主义者。也正因如此，他一度遭到西班牙和危地马拉殖民政府的通缉。主要作品结集于1808年的《诗集》（Poemas）。[40]
贝尔加尼奥·伊·维耶加斯的作品题材丰富，既有对文史哲的思考，也有对庸常事物的感喟。学者戴维·维拉（Vela, David）认为他是一位富有洞见的“烛照般的犀利诗人”。
阿纳斯塔西奥·德·奥丘阿·伊·阿库尼亚出身在墨西哥的一个西班牙移民家庭，接受过传统教育，如神学、拉丁文和意大利语、法语的训练；长大成人后一边为教会效力，一边从事翻译和创作。作为诗人和作家，产量虽然有限，但他彰显了那一时期墨西哥传统文人的古典情怀。作为时代的另一种见证，他留下了诗集《一个墨西哥人的诗》（Poesías de un mexicano, 1828）。
这些诗行完全可能让我们想起16世纪和17世纪西班牙诗人的作品，譬如洛佩·德·维加（Vega, Lope de）、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Quevedo, Francisco de）或米格尔·德·塞万提斯（Cervantes, Miguel de）等古典作家的情诗。
何塞·华金·佩萨多出身在墨西哥的一个土生白人家庭，父亲早亡，他是在母亲的照拂和教育下长大的。佩萨多青年时代受独立运动和启蒙思想影响，加入自由党，并开始活跃于政坛。在布斯塔门特（Bustamente, Anastasio）执政时期先后出任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遭遇法国入侵，佩萨多忍辱负重代表墨西哥签署了“和平条约”。[43]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对佩萨多个人和墨西哥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受此影响，佩萨多诗风大变，作品由幽默诙谐转向讽刺挖苦。
这是一首题为《新区瀑布》（“La cascada de Barrio Nuevo”）的讽刺诗，道出了诗人对某新区落成后不久即遭泥石流冲毁的哀叹和讥嘲，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新生墨西哥联邦共和国惨遭列强欺凌的愤慨，可谓嬉笑怒骂不形于声色。作为独立战争和新生国家的见证者，佩萨多无疑是横跨两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诗人。西班牙语美洲独立国家的矛盾与问题在他的笔下露出了端倪。
第三节 独立运动与戏剧
受条件所限，西班牙语美洲殖民地时期戏剧并不发达。独立运动时期，情况更是如此。虽然前述作家、诗人笔下也曾间或有剧作问世，但就其影响而言却远不及小说和诗歌。然而，这并不表示戏剧阙如。事实上，除却上述作家、诗人，西班牙语美洲剧坛也曾在时局动荡、生民困顿中产生了一些值得记述的剧作家。
一、马努埃尔·埃德华多·德·戈罗斯蒂萨
马努埃尔·埃德华多·德·戈罗斯蒂萨（Gorostiza, Manuel Eduardo de, 1789—1851），墨西哥剧作家，童年在西班牙度过，青年时期曾回到祖国墨西哥参加独立革命，墨西哥独立后担任过联邦共和国政府驻外使节和外交部长等职，同时创作了多种剧本。主要作品有喜剧《为众人免罪》（Indulgencia para todos, 1818）、《古老的习俗》（Las costumbres de antaño, 1819）、《赌徒》（El jugador, 1819）、《彼此彼此或男人女人》（Tal para cual o las mujeres y los hombres, 1820）、《堂小迭戈》（Don Dieguito, 1822）、《亲密朋友》（El amigo íntimo,1823）、《堂波尼法西奥》（Don Bonifacio, 1833）、《和你一起吃面包加洋葱》（Contigo pan y cebolla, 1833）等等。另有一些未被列入，既有战乱中散佚的，也有因模仿痕迹明显而被评论界和文学史家们忽略的。后者其实还包括本著捡回的《赌徒》和《亲密朋友》，它们的确有莫里哀（Molière）等法国作家的影子，但绝非一般批评家所谓的抄袭或剽窃。它们充其量是戏仿和改写之作。
也许正是出于审慎，一般文学史家均认为《和你一起吃面包加洋葱》是戈罗斯蒂萨的代表作。作品为四幕喜剧。故事发生在马德里，主人公是一个叫作玛蒂尔德的任性女子，她为所欲为，既不把父亲堂佩德罗放在心上，更不把男仆布鲁诺放在眼里。而他们的工作似乎就是为了取悦于她、唯她马首是瞻。可是玛蒂尔德满脑子皆是浪漫小说，而且是那些多少有点变态的颓废小说，只想着遇到充满悲伤离合的爱情，以便在凄凄惨惨戚戚中过一把浪漫瘾。如是，她拒绝一切行为端方、自诩正人君子的追求者，直至一个叫作埃德华多的年轻人“悲催”登场。后者得知玛蒂尔德的刁蛮任性，决定和堂佩德罗联手，将计就计，上演一出惊天动地的悲情剧。于是，“戏眼”出现了：埃德华多“家道中落”，一夜之间穷困潦倒。剧中剧或局中局就这样上演了。
这里不妨对批评界诟病较多的《赌徒》略作交代。首先，早在1876年，著名作家伊格纳西奥·马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Altamirano,Ignacio Manuel）就曾为《赌徒》正名，认为它是墨西哥剧坛一座高耸的里程碑。原因很简单：它是一个地道的墨西哥故事，并且使墨西哥人警醒。[45]其次，作品固然借鉴了法国同行的作品，但情节已大相径庭。当然，戈罗斯蒂萨也确实翻排过别人的剧作，譬如《烟囱》（La chimenea），后者的原作者是法国人杜威利耶（Duveyrier, Anne Honoré-Joseph），原剧名为《1748年的烟囱》（La cheminée de 1748）。戈罗斯蒂萨几乎照搬了该剧，故而很少被人提及。
二、弗朗西斯科·科瓦鲁比亚斯
弗朗西斯科·科瓦鲁比亚斯（Covarrubias, Francisco, 1775—1850）出身在哈瓦那的一个土生白人家庭，优裕的家境使他得以接受古巴贵族的精英教育。他自小学习拉丁文、古典哲学，少长攻读医学，同时在剧院客串喜剧角色，这为他后来成为剧作家奠定了良好的舞台基础。正是基于他的勤奋和实践，从而为古巴剧坛奉献了一系列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笔下不仅有西班牙人、土生白人，还有混血儿、农夫和黑人，从而为古巴文学，乃至整个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审美向度，某些方面或可使我们忆起塞万提斯的一些喜剧或幕间短剧，但同时科瓦鲁比亚斯的作品又明显蕴含着土著主义的萌芽。
主要作品有独幕喜剧《哈瓦那茶馆》（Las tertulias de La Habana,1814）、《卡拉瓜奥集市》（La feria de Carraguao, 1815）、《哈瓦那守灵夜》（Los velorios de La Habana, 1818）、《圣安东尼奥浴场的鸡窝》（La valla de gallos en los baños de San Antonio, 1820）、《苏里亚戈的美德》（Las virtudes del Zurriago, 1822）、《内地走卒》（El peón de tierra adentro, 1825）、《没钱就无爱，又名堂娜胡安娜和利马人》（No hay amor si no hay dinero o Doña Juana y el limeño, 1826）、《山夫在剧院，又名喜剧家塞巴·莫恰》（El montero en el teatro o El cómico de Ceiba Mocha, 1829）、《滑稽者，又名压抑的农夫》（El gracioso o El guajiro sofocado, 1830）、《两个搞笑者》（Los dos graciosos, 1841）等等。遗憾的是他的作品已经散佚殆尽，人们根据一些不断演绎加工的保留剧目和同时代作家的只言片语延续着关于作者的记忆。然而，作为古巴戏剧的奠基人和风俗主义的先驱，古巴政府将国家大剧院命名为科瓦鲁比亚斯大剧院。用著名诗人何塞·马蒂的话说，科瓦鲁比亚斯和民族戏剧的出现，“意味着古巴朝独立迈出了一大步”。[46]
三、路易斯·维尔加斯·特哈达
路易斯·维尔加斯·特哈达（Vergas Tejada, Luis, 1802—1829）和当时的大多数西班牙语美洲作家一样，出身在土生白人家庭。在他短暂的生命中，除了参加独立战争，就是从事文学创作。虽然他是南美洲独立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但坚定地反对西蒙·玻利瓦尔，认为后者固然有功，却居功自傲，成了独裁者。因此，他甚至不惜组织并参与刺杀玻利瓦尔的行动，结果计划暴露，有关人等不得不怵惕而逃亡。沿途住过洞穴，蹚过河流，而他很可能是在一次逃离祖国哥伦比亚的路途中渡河淹死的。
他被誉为难得的少年天才，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却靠顽强的意志博闻强记，熟练地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拉丁文。母语西班牙语更是不在话下。正是凭借过人的天赋，他十九岁便成了哥伦比亚实权人物桑坦德尔（Santander, Francisco Paula）将军的私人秘书，不久升任哥伦比亚独立政府议会秘书。1828年，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内部出现分歧，以玻利瓦尔为代表的委内瑞拉派坚持保持大一统理念，但以桑坦德尔将军为代表的哥伦比亚派却倾向于分而治之。两人不欢而散，其结果便是玻利瓦尔废黜了桑坦德尔的副总统职务。于是，矛盾开始公开化和白热化。为对抗玻利瓦尔，维尔加斯·特哈达等建立了以桑坦德尔为核心的哥伦比亚同盟。从此，维尔加斯·特哈达从玻利瓦尔的崇拜者反转为对抗者，有作品《波亚卡记忆》（Recuerdos de Boyacá）和《尤蒂卡读本》（Catón de Utica）为证。前者是歌颂玻利瓦尔的赞美诗，后者却成了声讨玻利瓦尔的檄文。
主要作品有诗集和剧本若干。《阿吉民》（Aquimín, 1827）、《萨盖萨希帕》（Saquesagipa, 1827）、《苏加姆希》（Sugamuxi, 1828）、《维蒂肯多》（Witikindo, 1828）、《动乱》（Las combulsiones, 1828）是他传说中的五个剧本，《保萨尼亚斯的母亲》（La madre de Pausanias, 1829）和《多拉敏妲》（Doraminta, 1829）是他逃亡时期在洞穴中创作的两出悲剧。但它们大多已经散佚。唯有《苏加姆希》和《动乱》比较完整地流传至今。前者是一出悲剧，描写了西班牙殖民者入侵美洲时索加莫索太阳金字塔被焚毁的历史情景；后者是一出喜剧，表现波哥大社会生活和教育问题，其中既有西班牙黄金世纪喜剧的基因，又有19世纪的风俗主义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