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外蒙古1691年成为清朝藩部

外蒙古喀尔喀，因在大漠以北所以称外蒙古，又因分布于喀尔喀河流域，故又称喀尔喀，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15世纪末，元太祖十五世孙达延汗统一东部蒙古后，将漠南、漠北原来各不相属的大小领地合并为6个万户，分左右两翼。喀尔喀万户属左翼，共12部。内五部居喀尔喀河以东，达延汗封授给第五子阿尔楚博罗特；外七部居河西，封授给幼子格埒森扎扎赉尔珲。达延汗死后，内五部南徙，成为内蒙古喀尔喀五部。格埒森扎则留居故地，仍号所部为喀尔喀，辖地逐渐扩大，据有漠北地区，即外蒙古。格埒森扎以七子阿什海达尔汉、诺诺和、阿敏都喇勒等人分领喀尔喀七部，被称为“喀尔喀多伦和硕”（喀尔喀七旗）。明末清初，阿什海达尔汉曾孙素巴第称扎萨克图汗，诺诺和曾孙衮布称土谢图汗，阿敏都喇勒孙硕垒称车臣汗，从此外蒙古开始出现三大部，即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此外，外蒙古另有赛音诺颜部。诺诺和第四子图蒙肯，因护持喇嘛教有功，被达赖喇嘛授予赛音诺颜号，所部奉之视同三汗。

外蒙古归附清朝，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其中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用了50多年的时间。外蒙古最初服属于察哈尔部。明崇祯八年（天聪九年，1635），察哈尔部归附后金后，外蒙古车臣汗部硕垒和内蒙古乌珠穆沁、苏尼特等部首领开始与后金通好，贡献驼马。明崇祯九年（天聪十年，即清崇德元年，1636）春，车臣汗部因与明朝贸易，受到皇太极斥责，硕垒恐惧，遂派人到盛京（今沈阳）向皇太极表示愿与明朝断绝往来。皇太极乘机施展怀柔手段，派察罕喇嘛前往车臣汗部，赏赐硕垒貂服、朝珠、弓刀、金币等贵重物品。这是外蒙古与清（后金）的最初通好。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作为回报，硕垒向皇太极进献獭喜兽。

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扎萨克图汗素巴第派兵袭扰归化城，皇太极统领大军征讨。素巴第兵不敌，很快撤退。不久，素巴第遣使向皇太极谢罪，“并贡马，及独峰驼，无尾羊”。[79]皇太极谕示素巴第：朕以兵讨有罪，以德抚无罪，惟行正义。不要以为远处西北，即为征讨不及之区，就兴兵构怨，谋肆侵掠。[80]皇太极的这番表示既是对扎萨克图汗素巴第的警告，也是对土谢图汗、车臣汗的震慑。所以，就在同年，土谢图汗衮布遣使贡驼、貂皮、雕翎以及俄罗斯鸟枪；车臣汗贡马、甲胄、貂皮、雕翎、俄罗斯鸟枪、回部弓箙鞍辔、阿尔玛斯斧、白鼠裘、唐古特玄狐皮。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谕示外蒙古各部，每年只贡奉白驼一只、白马八匹，即“九白之贡”，“它物勿入献”。[81]这实际上表明，外蒙古已经确立了对清政权比较松弛的臣属关系，但还没有归附大清。

顺治三年（1646），车臣汗部硕垒乘清政权刚刚入关、忙于南方的统一战争、暂时对外蒙古各部不能给予更多关注的时机，诱使内蒙古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叛逃。清豫亲王多铎奉命率师前往追剿。追至札济布喇克地方，硕垒派遣子本巴，土谢图汗衮布派遣属下喇瑚里，会合赛音诺颜部长丹津喇嘛等共5万联军，援助腾机思，拦击清军。外蒙古联军最后败退，纷纷弃驼马逃跑。在败逃过程中，车臣汗属下族人楚琥尔乘机抢夺了巴林部人畜。[82]事后，顺治皇帝颁布诏书，斥责硕垒，令其速擒腾机思来献，并诘责衮布和丹津喇嘛，要求他们协擒腾机思，归还所掠巴林人畜。扎萨克图汗素巴第闻诏后欲代解罪，与同族俄木布额尔德尼上书乞好，所用词语却很悖慢，因而遭到顺治皇帝斥责。直到顺治五年，腾机思才乞降，车臣汗硕垒也派遣使节向清廷进献了100只骆驼和上千匹骏马，请求宥罪。土谢图汗衮布等人还上表书向清廷请罪。清廷谕示外蒙古诸部各遣子弟来朝，但被拒绝。顺治七年，扎萨克图汗属下俄木布额尔德尼等人以打猎为名，私入归化城界掠夺牧产，清廷派遣官员饬令其归还所掠之物。适时正值素巴第病死，其子诺尔布嗣位，称毕锡哷图汗，遣使入贡。顺治皇帝颁诏警告其“勿恃荒远，勿听奸词”。[83]不久，赛音诺颜部长丹津喇嘛遣子额尔德尼诺木齐上书乞好，顺治皇帝颁诏令其偕土谢图汗部衮布约誓定议。顺治八年，土谢图汗衮布不归还抢掠的巴林人畜，仅献驼十、马百入谢。于是，顺治十年，清廷命侍郎毕哩克图前往土谢图汗部调查巴林被掠夺的人畜，衮布等藏匿起来没有完全归还。由于土谢图汗部“不遣子弟来朝，不进九白之贡，不尽偿巴林人畜”，[84]清廷和外蒙古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后衮布遣使补贡“九白”也被清廷拒绝。

顺治十二年（1655）夏，土谢图汗部衮布子察珲多尔济、车臣汗部硕垒子巴布相继承袭汗位。他们为了得到清廷的支持，便偕同扎萨克图汗诺尔布、赛音诺颜部长丹津喇嘛，赍表各遣子弟来朝。顺治皇帝谕示对他们的过往不再追究，应归的巴林人畜缺数也都全部宽免。同年冬，土谢图汗等复遣使乞盟，得到顺治皇帝谕允，于是，清廷和外蒙古各部盟于宗人府。当年，设喀尔喀八扎萨克，仍分左右翼。与此同时，清廷又命赛音诺颜部长丹津喇嘛如喀尔喀三汗例，岁贡“九白”。顺治十五年，清廷派遣大臣将服装、饰物等赏赐给诸扎萨克。顺治十八年，清廷又赐赛音诺颜部长丹津喇嘛“遵文顺义”号，并给印信。

在清廷和外蒙古各部联系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康熙元年（1662），扎萨克图汗部额淋沁袭杀了该部汗旺舒克，随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赛音诺颜部长丹津喇嘛追击额淋沁，迫使他出逃漠西厄鲁特蒙古，而其叔父衮布伊勒登为避难则归附清廷，被封为扎萨克贝勒，驻牧喜峰口外察罕和硕图。在扎萨克图汗位空缺的情况下，旺舒克兄绰墨尔根不经清廷批准，自立为汗。康熙三年，赛音诺颜部长丹津喇嘛卒，子塔斯希布袭位，不久，塔斯希布卒，子善巴袭位，清廷赐“信顺额尔克岱青”号。因绰墨尔根自立为汗未经清廷批准，本部部众不附，多归附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于是，康熙九年，康熙皇帝下诏废黜绰墨尔根，以旺舒克弟成衮袭扎萨克图汗位，抚辑部众。

康熙十六年（1677），漠西厄鲁特蒙古台吉噶尔丹袭击同部鄂齐尔图汗，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派兵往援，到时正值鄂齐尔图汗被噶尔丹所戕，这样，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便与噶尔丹发生了矛盾，察珲多尔济派遣台吉色棱达什引兵三百人，抢劫了噶尔丹的贡使。康熙皇帝得此消息后，谕示双方罢兵誓好。康熙十八年，噶尔丹自称博硕克图汗，肆虐附近诸部，并“谋侵喀尔喀”蒙古。[85]康熙二十一年，清廷派内大臣费扬古等前往土谢图汗部，散秩大臣博洛特等前往车臣汗部，副都统班达尔什等前往赛音诺颜部，都统阿密达等前往扎萨克图汗部，分别赏赉诸扎萨克冠服、佩带、弓刀、器币，并诏示各部“设汛防御”噶尔丹的扰掠。[86]

当时，清朝北部边疆的形势比较复杂。一是沙皇俄国屡犯清朝东北边境。散居尼布楚等地的俄人“阑入黑龙江，沿边肆掠，人因呼之为罗刹”。[87]为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清廷正在进行中俄谈判以及自卫反击的准备工作。二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噶尔丹企图发动内乱，清廷对此已有所察觉。三是外蒙古车臣汗部与内蒙古乌珠穆沁部时有摩擦。四是外蒙古内部矛盾日趋激化，成衮袭扎萨克图汗位后，多次选人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处索取逃众，但均被拒绝，因而两部矛盾日益加深。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命内大臣阿齐图格隆偕同西藏达赖喇嘛晓谕扎萨克图、土谢图两汗和好，不料此次行动因达赖喇嘛所遣使者参巴陈布呼图克图在归化城病逝而未能成功。康熙二十五年，清廷又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赍敕书会同达赖喇嘛特使噶尔旦锡勒图，一起促劝土谢图汗和扎萨克图汗通过会盟解决纠纷。他们还没有到达，成衮病死，康熙皇帝便诏示成衮子沙喇承袭扎萨克图汗位，随同阿喇尼赴库伦伯勒齐尔与察珲多尔济会盟。察珲多尔济本人没有参加会盟，仅以其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首席代表，又派其长子噶尔旦多尔济、胞弟西第什哩等人参加。会盟中，清廷在外蒙古增设六旗，分别以扎萨克图汗部根敦、土谢图汗部噶尔旦多尔济、西第什哩、衮布等人为扎萨克。会盟以后，察珲多尔济未遵照康熙皇帝“尽遣所收逃众”的谕示办事，“仅归其半于沙喇”，致使两部“复交恶”。[88]

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在库伦伯勒齐尔会盟后加强了和清廷的联系。康熙二十六年，察珲多尔济偕同车臣汗诺尔布上疏康熙皇帝，请上尊号并颁给印信。康熙皇帝以“自今以后，亲睦雍和，毋相侵扰，永享安乐，庶慰朕怀，胜于受尊号”为由，婉言拒绝，亦不允给印。[89]后来，察珲多尔济又命长子扎萨克噶尔旦多尔济，率宰桑额尔德尼额尔克等上贡物给清廷，到时正值康熙皇帝阅兵，康熙皇帝便命噶尔旦多尔济等扈驾往观，并参加射箭活动。

同年秋，土谢图汗和准噶尔部噶尔丹发生武装冲突。噶尔丹以库伦伯勒齐尔会盟中，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达赖喇嘛特使噶尔旦锡勒图抗礼，“不尊达赖喇嘛”为名，“又怨察珲多尔济尝助鄂齐尔图汗攻己”，[90]且以女妻其孙罗卜臧衮布阿拉不坦，便诱使扎萨克图汗沙喇攻击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不料沙喇被杀，噶尔丹胞弟多尔济札卜也被追斩。噶尔丹未能得逞，遂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春，“引众三万，由杭爱山入掠”，[91]进犯外蒙古。当时，内大臣索额图等率兵赴色楞额河，与俄国人议界谈判。五月，“喀尔喀、厄鲁特交相争战”的消息不断传到清廷。[92]六月，清朝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疏报康熙皇帝：“噶尔丹率兵掠额尔德尼昭居民，直抵喀喇卓尔浑之地，距哲布尊丹巴所居仅一日程。哲布尊丹巴携土谢图汗妻与子媳及喇嘛、班第等夜遁。喀尔喀通国各弃其庐帐、器物、驼马牛羊纷纷南窜，昼夜不绝。土谢图汗不知存亡。”[93]七月，哲布尊丹巴遣使向康熙皇帝告急，并通报了土谢图汗子噶尔旦台吉战败的消息，“仰祈速赐救援”。[94]八月，侍郎文达、侍卫阿南达疏报：“土谢图汗与噶尔丹，于八月初三、四等日，相遇于鄂罗会诺尔之地，鏖战三日。厄鲁特兵夜袭善巴额尔克戴青之营，破之，喀尔喀属下诸台吉星散，土谢图汗力弱，乃越瀚海，奔至哲布尊丹巴所。”[95]九月，土谢图汗及其弟西第什哩巴图尔台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各率属下内附。清廷运归化城米粮均散赈济。此后，车臣汗部乌默克率所属十余万户来归，清廷赐牧乌珠穆沁界外阿尔图、布哈和赖等地。赛音诺颜部长善巴兵败，也携众前来，赐牧乌喇特部界外。扎萨克图汗部索诺木、伊斯札布、额尔德尼等，率属下从和硕托辉地方迁来，清廷命居归化城。为稳定内附的外蒙古各部秩序，避免“劫夺不已、离析愈多”的事件发生，保证“各谋生业”，“寇盗不兴，祸乱不作”，[96]清廷派内蒙古科尔沁部亲王沙津等人前往外蒙古各部驻地宣示法度。

康熙三十年（1691）初，康熙皇帝以“喀尔喀全部内附，封爵官制宜更定，且降众数十万错处，应示法制俾遵守”，[97]决定在内蒙古多伦诺尔举行会盟，内蒙古49旗王公、外蒙古各部汗王全部参加。四月，康熙皇帝前往多伦诺尔。多伦诺尔在上都河与额尔屯河之间，蒙古语为七星潭之意，这里土地平衍，湖水清澈，是理想的会盟场所。会盟前，康熙皇帝命理藩院调集外蒙古各部、内蒙古49旗王公，屯驻在多伦诺尔百里以外的地方等候。康熙皇帝到达多伦诺尔后，銮仪卫大臣安置好御营，上三旗官兵、下五旗官兵、上三旗护军、八旗前锋、五旗护军、火器四营等环御营屯驻。随后，康熙皇帝传谕内外蒙古王公前移，在御营50里处屯驻，不得入哨内。清廷大臣议定，外蒙古实行九等赏格，七行座次，宴会礼仪全部照内蒙古49旗例。会盟这一天，康熙皇帝帐殿设于网城门前，中设御榻，旁设武备院。理藩院大臣、鸿胪寺官员引导外蒙古汗、济农、诺颜、台吉依次入座。整个御筵分“进茶”“进酒”“进燕”三部分。宴后，“演舞奏乐，众技毕陈”，[98]气氛严肃而不紧张。康熙皇帝召漠北蒙古汗、济农、诺颜、台吉近御榻前，亲自赐酒，谕曰：“尔等以兄弟之亲，自相侵夺，启衅召侮，致全部溃散。”[99]他简略总结了漠北蒙古内部不和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同时表示，朝廷对待外蒙古将与内蒙古“四十九旗同例，以示一体抚育”之意。[100]次日，清廷又安排八旗满洲和汉军火器营、绿营官兵排列火炮，康熙皇帝亲披甲胄，检阅各营，正式颁发敕谕。通过土谢图汗等“具疏请罪”，康熙皇帝免其罪的形式，顺利解决了外蒙古的内部矛盾，增强了他们对清廷的信任。在会盟中，清廷决定去掉外蒙古各部旧的济农、诺颜名号，保留汗号，自汗以下，依次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爵位，台吉亦分四等，同内蒙古49旗，按照品级，从优恩赉冠服、银币等物。鉴于外蒙古已封授汗、王等爵，清廷随之在外蒙古各部“按旗分编立佐领，设管旗章京、副章京、佐领、骁骑校等官”。[101]通过多伦会盟，外蒙古正式归附清朝，成为藩部。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皇帝再次亲征，噶尔丹受到沉重打击，次年病死，朔漠平定。外蒙古各部还归旧牧，编3部，为55旗。雍正三年（1725），以固伦额驸策凌击准噶尔有功，诏率近族19扎萨克别为1部，以其祖图蒙肯赛音诺颜号为名，成赛音诺颜部。这样，外蒙古遂为4部，74旗。乾隆年间，又增至83旗，附辉特、厄鲁特各1旗，成85旗，统称外扎萨克。

外蒙古成为清朝藩部，是外蒙古长时间以来对清廷从属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外蒙古与内蒙古基本上属于同族，多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世系的后裔，他们在生产方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生活习俗等方面是相同的。因此，清（后金）统一内蒙古对外蒙古各部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外国学者认为：“早在1665年（即康熙四年），土谢图汗就已正式承认康熙拥有宗主权。”[102]“察珲多尔济自执政的头几年起，就与清朝皇帝保持了密切关系。”[103]他“多次接待过康熙的密使”。甚至在清朝和沙俄在黑龙江发生军事冲突期间，“蒙古（外蒙古——引者注）诸王并未袖手旁观，他们站到满洲人一边去了”。[104]早在顺治十年（1653）二月，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本塔尔就率所部1000多户移居漠南，清廷封他为扎萨尔克和硕达尔汉亲王，赐牧塔噜浑河，与内蒙古各部同列，是为喀尔喀右翼。康熙三年，扎萨克图汗部衮布伊勒登因本部众溃，穷无所依，也越大漠前往漠南，清廷封他为贝勒，赐牧喜峰口外察罕和硕图地方，是为喀尔喀左翼。从康熙元年至五年（1662—1666），外蒙古车臣汗部经常有人移居漠南，均得到了清廷的妥善安置。所以，外蒙古成为清朝藩部，反映了清朝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强大内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