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个体差异和人格：寻找魔力数字

最近，我参观了一个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日托中心，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儿童的性情和人格的差异竟如此早地就显现出来了。一些孩子比较外向，而另一些则容易害羞；一些孩子热衷探索环境，冒些风险，而另一些孩子比较胆怯；一些孩子与他人相处融洽，而另一些孩子才4岁就会霸凌别人。有多个孩子的年轻父母会发现子女间明显的个性差异，以及自己与子女间的差异。

而在人生的最末阶段，人与人的衰老方式之间也有明显差异——有些人的晚年似乎比其他人过得好。即便抛开个人身体健康的差异以及晚年时期可能缠身的各种疾病不谈，有些老年人也活得比其他人更有活力、更活跃、更充实。面对一个5岁的孩子，能否预测其85岁是否硬朗快乐？答案是肯定的。

研究人员经过大量科研工作后才发现衰老和健康与人格有关。首先，科学家们必须明确如何衡量及定义人格。人格是什么？如何准确、定量地观察人格？此时，科学家们可能从伽利略（Galileo）那里获得了启发，伽利略曾说：“科学家的工作是测量可测量之物，并赋予不可测量之物以可测性。”于是，科学家们完成了使命。

关于人格最可靠的一项发现是：人们在童年时期的个性会影响其成年时期的健康状况。例如，一个小孩在小学时总是闯祸，十一二岁时还是“混世魔王”。到了青春期，他便可能抽烟、喝酒、吸食大麻。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位少年追求感官刺激、富有冒险精神；较为外向；责任心不足；情绪不够稳定。他更有可能因吸食硬性毒品①，或因酒驾遭遇交通事故而丧生。即便这个人足够幸运，在年轻时避开了吸毒或出车祸身亡的风险[1]，但如果不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那么他在中年时期极有可能因吸烟罹患肺癌或因饮酒面临肝损伤。甚至，某些更易被忽略的行为（被迫或在极为年幼时于阳光下暴晒及晒黑；不注意口腔卫生；运动习惯欠佳；过度肥胖）也可能影响我们的晚年境况。

在人格与衰老关系的研究领域中有众多先驱，其中之一便是俄勒冈州研究所（Oregon Research Institute）的科学家莎拉·汉普森。汉普森指出：“自控力不足可能会导致人们采取不利行为[2]，增加陷入险境或心灵受创的可能性，且这些行为导致人们长期处于压力之下，并带来不利的生物学影响，从而危害身体健康。”汉普森发现，童年时期是培养固定行为模式的关键时期，此时，该行为模式带来的生物学效应可持续至成年时期。想拥有健康、长寿的人生，要从娃娃抓起。在小学时期评估的人格特质[3]能预测人们40年后的血脂水平、血糖和腰围，而这三个指标预示着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甚至可以预测寿命[4]。

虽然童年早期和成年晚期的人格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但这并不能完全决定人们的衰老方式。人与人之间的衰老情况各不相同，并与遗传、环境和机会（或运气）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有关。科学家开发了一种追踪人格的数学方法，可比较不同个体间的人格差异或某个个体人格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借助该方法，可讨论改变人格的年龄、文化及医学因素（例如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通常，脑部问题出现的最早迹象便包括人格的变化。

近几年的发展科学研究表明，人们在年纪较大的时期也能做出有意义的转变[5]——我们不必坐等遗传、环境和机会因素左右我们的人生。伟大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写道：“人的个性在成年早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无法改变。”但好在他所言并不属实。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认为人在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做出改变[6]的观点才得以确立。彼时，首次由心理学家南希·贝利（Nancy Bayley）提出的观点被德国发展心理学家保罗·巴尔特斯（Paul Baltes）推广：

这种改变的能力确实存在，就好比人们能调整饮食方式、整理衣橱，不过并非所有人都会切实利用它。这得益于成年后的经历，人们能克服并转变童年遭遇所带来的影响。科学家贝利和巴尔特斯最核心的思想是：在做出改变方面，没有哪个生命阶段优于其他阶段。

当然，认为人们可以改变的观点是现代心理疗法的核心基础[8]。因为有改变的需求，人们才寻求精神科和心理医生的帮助，而现代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在治疗或治愈许多精神障碍和压力问题（尤其是恐惧症、焦虑症、应激障碍、人际关系问题以及轻度至中度抑郁症）方面基本有效。在上述自愿做出的改变中，有一部分围绕着生活方式的改善，而另一部分旨在改变人格。有时只是细微的人格变化，便足以为我们提供成功老去的最佳机会。为了做出最有效益的变化，每个人都可以思考一下哪些关键因素构成了现在和过去的自己，以及自己未来希望成为的样子。

所有特定时期内的人格特质都会组合成人们的人格。在所有文化中，人们都倾向于使用基于人格特质的标签，例如慷慨、有趣和可靠（积极方面）或吝啬、无聊和不稳定（消极方面）来描述他人，以及做出态度中立的评价，或根据实际情况判断，例如男孩子气和愉快自信。然而，这种基于“人格特质”的评价方法可能模糊两个重要事实：①在不同情况下，人们通常表现出不同的特质；②人们可以改变特质。

很少有人能一直保持慷慨、有趣和可靠——人们面临的机会和不断变化的境况能深刻地影响其展现给世人的、由遗传预先决定的行为和习惯。特质是对行为概率的描述。具有某种明显特质的人[9]会比特质不明显的人更频繁、更强烈地显示出该特质。和宜人性特质不明显的人相比，该特质明显的人表现出宜人性的概率更大；但是，宜人性特质不明显的人也会在某些时候体现出宜人性，就好比内向的人有时也会变得外向。

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对此也有影响。美国的宏观文化认为的害羞和保守的行为在日本可能是完全正常的举动。而在美国的微观文化中，曲棍球比赛中可以接受的行为可能并不适合出现在董事会会议室。

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曾写道，“性格而非处境”造就了一个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写道：“任何境况变化都无法弥补性格缺陷。”尽管许多优秀的故事和诗歌离不开成功的人物性格塑造，但在现实生活中，性格对我们的影响比想象中的要少，而境况及我们对此做出的反应的影响却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大。若是能划分人生境况的好坏，那便再好不过。但这并不现实，因为人们在特定处境下做出的反应存在个体差异。一些被父母抛弃（或感到被抛弃）的孩子长大后仍能完成良好的自我调整，成为适应社会的好公民；而另一些则沦为巨斧杀人犯。同样，并非所有人都能对生活点滴表现出韧性、毅力，并抱有感激之情（“至少我还有饭可以果腹”）。

传统观点认为基因影响生理性状，例如发色、肤色和身高。但其实基因也会影响心理和人格特质，涉及自信、同情心及情绪稳定性等方面。在一个满是一岁儿童的房间内，可以明显观察到有些孩子更冷静，有些更独立，有些声音更响亮，有些较安静。有多个孩子的父母从一开始就对孩子间的个性差异感到惊讶。此处特别提到基因对性状的影响，意在强调基因的影响并非坚不可摧。基因无法主宰你的未来，但确实会限制日后人格的塑造方式。遗传并非法令，基因影响的人格特质也会被变化莫测的文化和机会因素左右。对复杂性状的最佳诠释是：这是在任何基因，即便是大段基因中都无法观察到的、刚出现的特质，因为基因随时间推移呈现出的表达方式对特定性状在社会现实意义上的变化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基因在人体内处于休眠状态，由特定环境触发因子来激活，即所谓的基因表达。创伤经历、饮食习惯、睡眠方式和睡眠时间以及与好榜样的接触等，都可能会改变基因的化学组成，进而“唤醒”并激活基因，或使其继续休眠，而后自我封闭。从在子宫中发育到整个生命周期，大脑神经元发育的方式就好比遗传可能性和环境因素之间的复杂的探戈交锋。每当人们学习到新事物，神经元便会相互连接，但基因会约束这一过程。例如，若你遗传了只能长到5英尺（152.4厘米）高的基因，那么任何知识的习得都无法让你进入NBA［虽然球员斯伯特·韦伯（Spud Webb）的身高是5英尺7英寸（约170.2厘米），而马格西·博格斯（Muggsy Bogues）的身高是5英尺3英寸（约160厘米）］。更微妙的是，如果基因约束了你大脑中听觉记忆力的神经回路——也许是因为基因偏爱视觉空间认知的表达——那么无论你参加多少课程，都不太可能成为一名音乐巨星，因为音乐家需要有较强的听觉记忆力。

思考基因表达时[10]，可将自己的生活比作一部电影或连载多年的电视连续剧。此时，DNA是剧本，针对影片中所有参与者的指令、对话和舞台指导；而细胞是演员；基因表达则是演员呈现剧本的方式。演员可能会根据自身经验来诠释台词，其表达方式甚至可能令编剧感到惊讶。

当然，演员之间会互动，或多或少会产生矛盾。在《宋飞正传》（Seinfeld）②中扮演乔治·科斯坦扎（George Costanza）的演员杰森·亚历山大（Jason Alexander）[11]曾抱怨，与饰演乔治未婚妻苏珊的海蒂·斯威德伯格（Heidi Swedberg）合作非常困难——“我完全不知道如何与她对戏。我和她演绎喜剧场景时的节奏总是无法契合。”朱莉娅·路易斯—德瑞弗斯（Julia Louis-Dreyfus）和杰里·宋飞（Jerry Seinfeld）也曾有类似抱怨，称“无法”与海蒂合作演戏。但是，亚历山大、路易斯—德瑞弗斯、宋飞和迈克尔·理查兹［饰演科斯莫·克莱默（Cosmo Kramer）］之间的化学反应是显而易见的，这使得《宋飞正传》成为史上最成功的喜剧。

此后，基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只勾勒出大致框架的生活剧本。随后，我们便可以即兴创作。文化、机会因素和境况都会影响剧本的诠释方式。其后，我们每个人对剧本的诠释方式会影响他人对自己的回应。每个人社交世界中出现的不同回应会改变大脑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和化学组成，进而影响对未来事件的反应方式以及对特定基因的开启和关闭（过程循环往复，错综复杂）。

三大因素中的文化因素对我们理解特质起着重要作用。与美国人相比，墨西哥人更看重谦卑的品质；威斯康星州的村民也比华尔街人士更重视谦卑的可贵。特拉维夫人认为的礼貌行为可能是渥太华人眼中的粗鲁行为。我们描述他人时使用的措辞并不绝对；这些描述都和文化有关——我们必然在各人的社会背景和规范下比较人与人之间的特质差异。

家庭包含了一种微观文化，而且传统、世界观、政治和社会观念差异巨大，在工业化大国中尤为如此。在所有城镇或城市中的每家每户对事物都有各种各样的态度，对再琐碎的事情也有不同的观点，例如顺路拜访朋友合适，还是需要提前告知；使用牙线清洁牙齿的频率如何（如果用）；以及是否该限制电视和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等。独特的家庭文化价值观会影响特定的人格特质：自发性、责任心和遵守规则的意愿（或至少服从规则的能力）。文化是影响个人本质的重要因素。

第三大因素是机会因素。机会和境况对行为的影响比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大，且其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这个世界如何对待我们，以及我们主动或被动陷入的处境。

相比皮肤黝黑的孩子，皮肤白皙的孩子对阳光更为敏感，因此可能会减少户外时间。比起体重较重的孩子，消瘦的孩子能更容易地探索排水管道内部和大树树顶。你可能天生富有冒险精神，但如果身体条件不允许，你便可能会转而寻求其他体验，或继续不太需要体能的冒险方式（如电子游戏或数学）。

除上述身体特征外，我们在家庭和社会中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在子女较多的家庭中，长子往往会承担部分养育和教育年幼弟妹的责任；根据各自父母的情况，最小的孩子可能会得到宠爱或被忽视；在家中排行中间的孩子可能被迫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上述因素影响各人的发展，但是与基因一样，它们无法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可以摆脱它们的束缚，即兴发挥，创造自己的未来，但这并非一蹴而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预示着许多错误的开端、失败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