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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关税法案》提供的保护未达到许多制造商的期望，但税率已经高于战前水平。地方团体尝到这一甜头后，便期待从政府手中捞到更多好处，开始有序组织游说行动，成立各种协会，用书面章程和定期会议加以规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关税法案还未提交审议，他们就制订好了游说计划。例如，那些选派布里格斯去游说国会的特拉华制造商还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出谋划策，将威尔明顿20英里范围内的制造商联合成为一个互惠互利的团体”。但新通过的法规存在一个显著的刺激因素。法规通过一年后，一位赞许者评论，“联邦中同时出现了许多协会，并且更替很快”，包括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纽约州、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团体，预计俄亥俄州、肯塔基州、新泽西州和密西西比州“将很快增加自己在这项共同事业中的力量与分量”。通过这些行动，制造商们顺应了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庆贺的趋势：“美国人不断组成协会，不论年龄、环境或癖性”，旨在追求他们凭借民主社会普罗大众的身份无法实现的目标。更多近代历史学家补充了托克维尔的分析，提出了有助于解释1812年英美战争后数十年间协会活动激增的其他因素：与启蒙运动相关的人类进步愿景、第二次大觉醒中的福音奋兴运动、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蓬勃发展的新闻业。

事实上正如劳伦斯·佩斯金所述，有意推进制造业发展的人士组成协会这一现象屡见不鲜。英美战争后出现的第一批协会与此前存在的协会一样，大多由富裕的绅士创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要数美国鼓励国内制造业协会。这个名称看似涵盖广泛地区，但除了前总统杰斐逊、麦迪逊和约翰·亚当斯之外，其领导层几乎全部来自协会基地纽约。早期团体的多数努力，只限于确保政府提供补助金和贷款等法定特权来支持他们进行某些风投；而新团体则寻求全面关税保护。美国鼓励国内制造业协会与其他地方的较小协会一同向国会请愿，要求沿用棉花和羊毛纺织品的较高税率，因为根据韦伯斯特提出的递减方案，该税率不久后将降低。费城美国制造业促进协会则为“华盛顿游说之行”筹资，并促进保护主义文献的传播。同在费城的“铁匠大会”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向“那些与钢铁厂……等所有制造组织关系友好的团体成员”征集签名，呼吁产业保护。一位支持者表示：“我们正在考虑选派适任人员去华盛顿督促执行我们的诉求。”目前关于这些努力的详细资料不多，但他们确实在1818年初促成第十五届国会颁布单独法案，将当时的纺织品关税税率沿用至1826年，同时提高若干铁制品原料和成品税率。

1816年《关税法案》标志着联邦政府首次严肃地通过对大量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来鼓励国内工业发展，也标志着国会之外的保护主义者首次严肃地为立法贡献己力。与往后的事件相比，国会之外的保护主义者做出的努力显得极为有限，这反映了当时公众已普遍接受关税适当提高的必要性，认为无须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任何推进行动，更反映了全美各地的工厂主及其盟友之间缺乏有序的组织。1816年《关税法案》的制定主要归功于设计了关税制定指导原则的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达拉斯，以及在威廉·劳德斯主席领导下起草法案并为其辩护的赋税委员会。此外，艾萨克·布里格斯和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等远赴华盛顿游说的制造业代表也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他们的出现标志着游说者和立法者达成合作的新时代。这些立法者包括议会三雄——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和约翰·卡尔霍恩，他们还将以各自的方式对战前关税政策施以重大影响。在1812年英美战争的爱国主义余晖下，党派身份和地区差异对关税问题的影响甚微。但随着时间推移，达拉斯倡议的适度的、临时的保护主义和洛厄尔精心设计的最低估值，都将助燃党派矛盾和地区矛盾。法案颁布后爆发了一阵呼吁增进保护的运动，但两年后补充法规颁布，将躁动平息了下来，而各协会运作也逐渐搁置。经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商人们回归了精打细算的日常状态，丝毫没发现灾难已在头顶盘旋。

[1] 1英担≈50.802千克。——编者注

[2] 1775年美国独立时，其领土为东部十三州。其后美国不断向西扩张。1803年，美国以低廉价格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领土，领土面积大大扩张。——编者注

[3]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4] 1平方码≈0.836平方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