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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3月20日，众议院开始审议关税法案，而会议讨论期间，外界压力从未间断。甚至在赋税委员会上报有关关税的措施之前，威尔明顿的制造商就收到了可能是代理人发出的通知，说是劳德斯等委员会成员打算缩减达拉斯提出的税率。维克托·玛丽·杜邦向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抱怨：“我们得知，赋税委员会已经把布料关税降低到20%，棉花关税降低到25%。就现在看来，如果法案通过，这两个产业就会彻底完蛋，至少在50年无法翻身。”克莱于1811年进入下议院（即众议院）后立即被任命为议长，说明同僚们对他的杰出政治才能充满信心。克莱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坚信政府有能力把事情办好，并且与肯塔基州的许多选民一样，他的部分经济利益来自大麻产业。在接下来数十年里，他将成为国会中一马当先的保护主义倡导者，作为主力推行联邦发起的“美国制度”发展计划——承诺要团结所有地区与所有产业，让人们共同享受国家繁荣。杜邦得知克莱在关税问题上的态度后，试图与他进行斡旋，用尽一切方法推翻赋税委员会对税率的修改。杜邦写道：“我以布兰迪万（Brandywine）所有制造商的名义，抗议沿用任何旧有关税税率，那些税率明显太低。”

法案辩论开始后，克莱立即提出恢复达拉斯的建议，即向棉纺织品征收33%的关税。他解释，提出这个动议是因为他假定“众议院全体赞同施行保护，只是在鼓励力度上存在分歧，想看看大家在保护国内制造业方面愿意做到什么程度”。先前，布里格斯已经请求劳德斯主席批准较高税率，向主席及其同僚约翰·泰勒（John Taylor）提出了支持论点，助推克莱的提议。尽管如此，赋税委员会主席仍然发言反对这项动议，为“委员会报告中的关税制度进行了充分具体的辩护”，于是动议遭到否决，但只是勉强否决。克莱发现众议院态度对己方较为有利，便改为提议征收30%的关税，尽管劳德斯执意反对，但这个税率还是通过了。

克莱的胜利对布里格斯及其雇主来说是个好消息，而对波士顿制造公司来说就另当别论了。洛厄尔等企业主相信自己能够在赋税委员会所提出的适度税率下发展壮大，担心较高税率只会鼓励其他美国公司抢占市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这位马萨诸塞州企业家作为新英格兰代表团一分子，表现得相当积极。他结识了国会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往后数十年里，双方关系将结出累累硕果。韦伯斯特与克莱一样，是一名年轻气盛、活力充沛的联邦主义者，因此他不会出于党派动机去支持联邦政府发起的措施，并且考虑到自己选区的商业利益，他时刻警惕着关税增加对贸易量的削减程度。韦伯斯特在自传中回忆道：“1815年与1816年会议上，我认识了洛厄尔先生。他留在华盛顿的几周里，我们经常待在一起，而且我发现他熟悉许多议题的确切实践知识。”

克莱的提案通过三天后，韦伯斯特提出动议：两年后将税率从30%下调至25%，再过两年下调至20%。提出支撑论据时，韦伯斯特向同僚们确保他“已经与精通关税政策的人士沟通过，了解到制造商们会满意”这项递减方案。给韦伯斯特吹耳边风的人是谁、有何动机已算不上秘密；一位反对者向众议院解释：“这位先生（韦伯斯特）所咨询的人睿智可敬，却也是一名坐拥大量资本的制造商。比起许多财力有限、尚未站稳脚跟的其他制造商，他更容易适应修正案的税率。”但递减方案还是得到了劳德斯的支持，他称：“从前景来看，这项提案将能使关税回到合适的原则上。”这一说法参考了达拉斯报告中的观点，也是赋税委员会所认可的，即只有当国内制造商在公平条件下具备抗衡境外对手的竞争力时，才需要保护措施。经过进一步辩论，税率递减方案改为三年后下调至25%，即委员会最初确定的税率，再过3年下调至20%，推翻了先前威尔明顿一伙人在克莱议长帮助下取得的成果。

克莱声称众议院对关税保护的合理性没有异议，这种表述不完全准确：生性古怪的弗吉尼亚议员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就带头反对了关税法案。伦道夫曾是众议院的民主共和党领袖，他认为前总统杰斐逊及其继任者麦迪逊违背了“有限政府”这个宪法原则，因而与两人决裂。伦道夫还认为，新法案的思路是用关税而非收入来奖励工厂主，无异于“公开抢劫”。看到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兼开国元勋汉密尔顿也支持政府扶持制造商后，伦道夫告诉一位朋友：“新制度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还汉密尔顿，我的反对显得不堪一击。”这位弗吉尼亚人以一贯古怪的作风行事，公开宣称自己“决不穿美国制造的物品，也决不允许他的人（即奴隶）穿”，还在与韦伯斯特就糖的关税问题产生争执后要求决斗，但被韦伯斯特拒绝。布里格斯写信告诉妻子：“约翰·伦道夫在众议院发言时，给在座的制造商代理人起遍了令人反感、充满鄙夷的绰号，恶言相向，咄咄逼人。”伦道夫集中抵制了棉花最低估值，认为这是在“对社区征收巨额税费”，剥削了购买粗布给奴隶做衣物的农场主和粗布运输商，“把钱投到了另一群人（即纺织品制造商）口袋里”。

伦道夫对最低估值的抨击，引出了约翰·C.卡尔霍恩的辩护。南卡罗来纳人卡尔霍恩与肯塔基人克莱同时当选了众议员，并且像后者一样，在当选时是民主共和党的新星。不过在往后40年里，卡尔霍恩将经历一场深刻转变，成为保护主义反对者中最引人注目的发言人。卡尔霍恩的反对者们，尤其是克莱，将令他永远铭记自己对1816年《关税法案》通过所做的贡献，而阿普尔顿则把这一切归功于洛厄尔的说服力。20年后，卡尔霍恩因关税问题受到谴责时，否认自己曾“带头支持”法案通过；他说：“这件事由我的同僚、我的朋友劳德斯先生负责，我只是应朋友要求临时发表了一次讲话，没有参与任何其他事宜。”这场演讲的起因是伦道夫提议从法案中删除最低估值，卡尔霍恩宣称自己期望为棉花制造商提供“充分鼓励”，并表示被提议删除的条款对实现这一目的“至关重要”。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改变了观点。16年后，他写道：“经验证明，1816年《关税法案》包含一项绝对有害的规定，那就是最低估值。”然而16年前，卡尔霍恩决定性的干预使伦道夫确信自己的动议无法通过，便提出撤销动议。

尽管伦道夫直言不讳地反对征收保护性关税，但多数国会议员都赞同克莱的观点，认为存在争议的是保护程度，而非保护措施本身。参议员鲁弗斯·金（Rufus King）在写给自己儿子的信中概括了这一现象：“制造业已赢得许多人的关切”，“保护性关税太高可能会损害海关的利益（即收入减少），削减贸易量，使消费者承担过高的物价”，但实施“适度的鼓励措施是明智、谨慎的做法”。法案的细则引起了相当详尽的讨论；认为拟议税率过高的群体由宾夕法尼亚人约翰·罗斯（John Ross）代表发言，他“希望棉花厂的‘使节’们立即与赋税委员会签订一个众议院能够接受的条约，让其他工厂自行解决遗留问题，而不是以保护为由在各方面增加人民负担”。但劳德斯主席带头争取保留最初方案，因此修改特定税率的多数动议都遭到否决。一位议员提议禁止“身为棉花厂所有者/股东或棉纱厂所有者/股东”的任何国会成员对事关棉花关税的议案投票，也遭到了嘲弄。一位议员批评道：“这一可笑的规定会使商人无法参与商业立法，农民无法参与农业立法。”辩论结束后，众议院于1816年4月8日以88票对54票通过了《关税法案》。参议院只进行了不到一周的审议，便于4月20日一致表决通过。在法案三读（即法案通过前的最后阶段）的前一天，投票结果为25票赞成和7票反对。正如一位代表所言，参议院“无足轻重的”修正案于4月25日得到了众议院同意，而后整部法案于4月27日由麦迪逊总统签字生效。

从1816年《关税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的票数差可见，国会内外的人士都普遍支持奉行适度的保护主义。在当时，关税还没有卷入党派纷争。汉密尔顿可能是政府扶持制造业的早期倡导者，但联邦党人撤退至新英格兰这个据点后，承袭了当地对自由贸易的认同，而许多民主共和党人则开始支持鼓励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与杰斐逊和麦迪逊公开表明的态度一致。参议员金则认同从前的联邦主义观点：“在税收、陆军和海军等问题上，如今的民主共和党人似乎与从前的联邦党人的做法一样。我不倾向于反对民主共和党如今提出或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联邦党人从前提出和采取的措施。”对关税法案的投票分析反映了这一点。参众两院合计来看，民主共和党投了81张赞成票和35张反对票，而联邦党票数相对平均，分别为32票赞成和26票反对。韦伯斯特告诉一位朋友：“至于党派之间的分歧，我们几乎没看出来。对于《关税法案》，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各自内部倒是存在很大的分歧。”韦伯斯特还说，有趣的是，“制造业利益集团已化身为一个强大的、不容忽视的政党”，这表明即便在当时，有组织的保护运动已经自成一派左右了国家立法。

在1816年，尽管某些地区对关税的偏向显而易见，但关税问题还不算一项具有明确地区分歧的议题。几乎所有美国新生制造业都集中在自由州，这些州以77票对17票支持了《关税法案》的通过。其中12张反对票来自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他们担心法案会影响其选民赖以生存且与贸易相关的航海和造船业。然而，虽然在法案审议期间，韦伯斯特等新英格兰人试图降低赋税委员会提议征收的若干关税，但他们多数人赞同保留棉花的最低估值税率，以将近2 ∶1的赞成率支持法案通过，这表明棉花生产对该地区日渐重要。关税问题甚至在南部州的分歧更大。南部经济的主力军是谷物种植者，从关税保护措施中受益很少，不仅可能面临境外市场施加报复性关税的风险，还要为自己购买的进口商品支付更高价格。然而，南部的主要政治家，特别是劳德斯和卡尔霍恩都赞同：提高关税只是暂时之需，目的是偿还国债，并通过巩固新兴产业的根基来强化国防。韦伯斯特在洛厄尔的协助下，根据他们眼中符合制造商期望、随着时间推移而降低的保护力度，提出对棉花商品征收递减关税。奴隶州的议员与新英格兰的同僚一样，总体上支持降低个别商品关税的动议，但在决定整部法案的命运时，他们投了36张赞成票和44张反对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