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根”的知识考古

一、资料阐述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史料是四份16世纪欧洲和阿拉伯的名医的医学文献。

1.《中国根书简》，查理五世的宫廷医生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 Bruxellensis，1514—1564）著，1546年8月在瑞士巴塞尔出版，拉丁文，全书名称为：

布鲁塞尔的爱德鲁·维萨里，御医

书简

天下无敌神圣的查理五世服用的“中国根”煎剂及使用说明。此外，总结了给雅各布斯·西尔维乌斯（Jacobus Sylvius）的一封书信的内容及其他诸事。这对研究真理，尤其是研究人体结构的学生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表明，迄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分地轻信了盖仑。[9]

这是第一部由欧洲职业医生撰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以“中国根”命名的西文科学论著。该书信由“中国根”介绍和人体解剖学两部分组成，最后附有一份意大利文的“中国根”处方和煎制方法。本文仅讨论该信的第一部分：“中国根”煎剂及使用说明。维萨里的《中国根书简》原版为拉丁文，之后译成多种文字，本文采纳的英文译本为：1） 1935年本杰明·费瑞顿（Benjamin Farrington）发表在英国《南非皇家学会杂志》（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South Africa）上的英文译稿；[10]2） 2015年剑桥大学版英文译本——《中国根书简》（Vesalius：The China Root Epistle A New Translation and Critical Edition），[11]并参考1546年版的拉丁文原版。

2.卢西塔诺（Amato Lusitano，1511—1568）是16世纪欧洲名医，[12]葡萄牙籍，在西班牙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因宗教原因无法回到葡萄牙，在荷兰和法国行医，1546年，即《中国根书简》出版的这年，定居意大利费拉拉（Ferrara），在费拉拉大学教授解剖学和药物学。卢西塔诺一生留下诸多医学文献，其中1551年出版的七卷本《医药百章》（CENTÚ RIAS）是他重要的代表作，收录了他一生积累的医案、解剖学和药物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医学思想。书中部分章节涉及他使用“中国根”治疗病人的案例，这是继维萨里之后，欧洲医生论及“中国根”疗效的第二部著作。16世纪的欧洲医生详细记录他们所看到的医案，彼此通过信件互相传阅，并将收集到的全部记录汇集出版，通常以 100篇为限，取名为《百章》。[13]本文使用的《医药百章》 为1980年新里斯本大学菲尔米诺·克雷斯波（Firmino Crespo）的葡萄文翻译本，简称里斯本版。[14]

这两部在欧洲出版、记录名医使用经验的医学专著，在出版时间上均早于以往学者使用的驻扎在印度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医生撰写的印度香药和商旅书籍，为笔者研究“中国根”在欧洲盛行的历史和对“中国根”的知识考古提供了最直接的素材。值得一提的是，维萨里和卢西塔诺都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他们两人都是那个时代著名的解剖学家，维萨里出版了划时代的科学巨作《人体之构造》，卢西塔诺解剖发现了静脉瓣，被认为是最早发现“血液循环”的医生。[15]而人体解剖学的出现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确立提供了科学的保障。

3.考察16世纪的欧洲医学知识体系，无法忽视同时期阿拉伯波斯医学对欧洲医生的影响，他们是欧洲人文主义博物学家和医生的知识和思想的源泉，因而本文还使用了16世纪中叶波斯萨菲王朝（Dudmān e Safavi，1501—1736）名医伊迈德·艾丁·穆罕默德·伊本·马苏理·设拉子（Hakim Imad-aI-Din Mahmud ibn Mas'ud Shirazi，1515—1592）撰写的一份“中国根”处方手稿，以此作补充和比较之研究。该手稿完成于1569年，是波斯医学现存最早的关于“梅毒”与“中国根”的记录文献。伊迈德名字中的设拉子（Shirazi）是萨菲王朝的首都，伊迈德与其父亲和叔父在此地学医、行医。1546年，他离开设拉子去了印度东北部的呼罗珊（Khorasan）、巴格达、君士坦丁堡和埃及行医。10年后他回到萨菲王朝所属的斯希尔万（Shirvan）省，任省长阿卜杜勒-乌拉-汗-伊斯塔吉鲁（Abd Ullah Khan Istajlu）的医生，之后转去呼罗珊省府墨舍（Meshed），担任省长阿里-伊本-穆萨-乌尔-雷扎（Ali Ibn Musa ul-Reza）王子的私人医生，在此期间，伊迈德写下这部手稿。此手稿现存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洲协会图书馆（Library of the Bengal Asiatic Society in Calcutta），编号1557，由伊朗医学博士埃乐古德（C. Elgood）在1930年代发现并译成英文。[16]

4.本文还参考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著名数学家和医生卡当（Girolamo Cardano，1501—1576）撰写的两篇“中国根”短文：De radice Cina，Responsvm petitionis M. Antonij Majoragij；De Cyna radice sev de Decoctis。这两份手稿记录了他用“中国根”治疗病人的经过、处方和使用禁忌，分别出版于 1545年和1559年，[17]最后一并收录进1663年的《卡当医学全集》。[18]1525年，卡当在意大利帕多瓦获得医学学位，之后在米兰、苏格兰行医，晚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医学。卡当在数学界知名度更高，他曾基于数学原理发明了“卡当环（Cardan's Rings）”，即中国人的“九连环”，西方人称之为“Chinese Ring”。

二、“中国根”进入欧洲的时间与区域

1535年“中国根”进入欧洲，曾是史学界普遍认同的时间节点。史料来源于1563年出版的《天竺药谭》（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he cousas medicinais da Índia），作者是葡萄牙驻印度果阿的医生奥尔塔（Garcia da Orta，1501—1568）。他在书中记载，1535年他抵达果阿不久，就见识到了“中国根”及其疗效，并表示这种药材来自中国。[19]他的说法被同时代欧洲医生和旅行家广泛引用，逐渐演化成1535年是“中国根”进入欧洲的时间。[20]中国学者最新的观点认为：这则记录只能说明欧洲人最早接触到“中国根”的时间，而不是“中国根”进入欧洲的时间。[21]

事实上，早在1967年，德国学者鲁道夫（Rudolf）就已从卢西塔诺的医学文献中追溯到，“中国根”是在1525年由葡萄牙航海探险家和商人维森特（Vicente Gil de Tristão）带回欧洲的。[22]2015年《中国根书简》的英文译者加里森引用了鲁道夫之说。[23]2022年，英国学者诺顿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16世纪欧洲医学简史》中综合前人的研究结论，将两个时间段合为一体，他认为：“中国根最早于1525年由东印度传入欧洲，1535年之后在欧洲广泛使用。”[24]然而，鲁道夫的论文并没有标注他引用卢西塔诺医学文献的原始出处。[25]卢西塔诺的葡萄牙文《医药百章》一书现在可以在谷歌图书馆查到，里斯本版中的原始记录是：

首次将“中国根”引入葡萄牙的是维森特（1540）。由于对它的需求很大，西方和东方的商人随后将其运往整个欧洲。[26]

1540年前后，卢西塔诺还在葡萄牙行医，《医药百章》中记录了多起他使用“中国根”治疗患者的案例，因而，他书中所记载的时间和人物信息是确切可信的，即“中国根”进入葡萄牙应该是1540年，而不是 1525年。2003年，葡萄牙学者关于卢西塔诺《医药百章》的专题研究亦认为维森特将“中国根”带入葡萄牙的时间是在1540年。[27]

无独有偶，新加坡学者博斯波格（P. Borschberg）也认为1525年是“中国根”进入欧洲的年代。他在1601年出版的《东印度的香药、树木和花草等药物》（Discursos de las cosas arom áticas，árboles y frutales，y de otras muchas medicinas simples que se traen de la India Oriental，y siruen al uso de medicina，Mardrid）一书中发现了一段史料：

1525年“中国根”在卡斯蒂利亚王国（Castilla，现位于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已为人所知并使用，不过当地人认为是从印度过去的。[28]

然而，博斯波格的文章也没有提供原文的出处。[29]《东印度的香药、树木和花草等药物》的作者是西班牙解剖学家胡安（Juan Fragosus，1530—1597），该书初版于1572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发行，在该版中，胡安记录的是“1535年葡萄牙人”接触到中国根。[30]西方学者研究显示，胡安是将奥尔塔的《天竺药谭》全部内容纳入《东印度的香药、树木和花草等药物》之中，仅在形式和修辞上作了修改，[31]因而，胡安所谓的1535年之说源自奥尔塔。博斯波格研究所引用的1601年第二版是在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面市，笔者未找到这个版本，但是发现了1601年胡安著作的拉丁文译版，其中提到的时间还是1535年。[32]

只是，还有比卢西塔诺、奥尔塔和胡安更早、更确切和真实的史料，维萨里对其第一次遇见“中国根”有着清晰的记忆：

当时我还是一名学生，在威尼斯名医手下接受临床医学指导，之后又在那里进行实习。中国根被带到这里，人们对此充满期待，它也获得了极高的赞誉。……我见到的第一位服用中国根的病人来自安特卫普。[33]

根据维萨里的学习轨迹，他在威尼斯共和国帕多瓦大学追随名医蒙特努斯（J.B. Montanus，1489—1551）当实习医生的时间是1537年，[34]这一年维萨里在威尼斯至少接触到两例使用中国根的病人。[35]但是，《中国根书简》中有一段重要史料被以往研究者所忽略：

一年前（1535—1536年间），世界上最有名的人物加斯塔尔多（Jean-Baptiste Gastaldo）[36]因腰部以下神经性疼痛，面临瘫痪和胃部的虚弱，冬季大部分时间卧床不起，开春前，他似乎恢复了健康。当他刚起床后，经朋友的劝说，他开始服用中国根煎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7]

按维萨里在威尼斯学习的时间推演，那意味着在1535年至1536年间，威尼斯人已开始使用“中国根”。维萨里肯定不是第一位在欧洲接触并使用“中国根”的医生，但他是西方世界第一位书写“中国根”的作者。据他的记载，1536年前后在威尼斯共和国和比利时安特卫普地区，“中国根”已有相当的知名度。那么，诺顿对1535年“中国根”在欧洲已盛行的判断是合理的。而1525年的时间节点需要更直接的史料去证实。[38]

从区域上考察，“中国根”最初在安特卫普进入欧洲并受到当地医生喜爱，安特卫普成为销售“中国根”的重镇。[39]16世纪30年代，“中国根”进入意大利罗马、威尼斯和葡萄牙。1537年前后，维萨里在帕多瓦当实习医生时就切身感受到“中国根”的社会口碑和实际疗效间的差距：“这种药根在当地获得极高的赞誉并深受期待。在一例又一例的病案中使用，却收效甚微。”[40]同年，维萨里在法国勃艮第的同学已开始用“中国根”混合葡萄酒治病。西班牙贵族从比利时梅赫伦（Mechelen）购得“中国根”带到布鲁塞尔，并宣称该药疗效优于其他药物。1545年向查理五世推荐服用“中国根”的，就是西班牙贵族。卢西塔诺在《医药百章》中记录意大利西西里岛有两位统治者服用过“中国根”汤剂。[41]在获取查理五世颁发的“特许证”后，“中国根”随之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流传，包括德国、瑞士、比利时等国。此外，卢西塔诺的病人中还有“希腊人”。[42]1545年，“中国根”为查理五世治痛风的信息通过外交书信传入英国。[43]1552年，卡当至苏格兰行医期间到达爱丁堡，他可能在当地用“中国根”治疗病人。印度是“中国根”的主要输出区域，从古文献记载中发现使用或知晓“中国根”的地方还有犹太商人常驻的东方港口和商业中心科东格阿尔卢尔（Kodungallur，葡萄牙文为Cranganore）、印度次大陆的马拉巴尔（Malabar）、克里米亚的塔诺尔（Tanor），以及交趾支那（Cochinchina）。[44]

波斯医生伊迈德的手稿写于1550年左右，手稿中有其祖父用“中国根”治疗梅毒的记录，即在1540年代前，波斯首都设拉子已有“中国根”。鉴于设拉子位于伊朗北方，伊迈德写作的地点墨舍处于现在的阿塞拜疆，“中国根”应该是走内陆线路进入波斯的，而不是通过海上贸易。维萨里在书信中也提到“中国根”进入欧洲还有一条路径，即通过君士坦丁堡的犹太人将“中国根”带入安特卫普在药店销售，维萨里曾委托朋友去土耳其公使馆询问相关信息。[45]显然，历史上有多条路径将“中国根”运入欧洲，而不只有海上一条道，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不在本文范围内。

三、“中国根”是何物？

目前在笔者所见的16世纪西文文献中，第一次提及此药材名称的是两个英文名称。1544年至1545年间英国外交官沃顿从查理五世身边的医生中获悉，皇帝将要服用一种新药，名为“印度木（wood of India）”，在报告中他写作“wood of Ynde（印度木）”。[46]当时，建议查理五世服药的是西班牙贵族，不是宫廷医生，依据维萨里的记载，1537年前后在意大利使用该药的多是江湖医生。[47]这说明至少在1540年代，这款新药还没有正式进入医学界，其医学名称尚未确定。

中世纪医学文献主要以拉丁文书写，“中国根”之名最早见于1545年卡当的记录De Radice Cina。卡当提到该药材由印度输入，来自一个遥远的地区“Ciniana”。[48]“中国根”正式的拉丁文名出自维萨里的《中国根书简》：“radicis Chynæ”。鉴于该药材已在市场上流通了10多年，此学名是不是维萨里发明的，他并没有做出说明。维萨里表示当时社会上还流行着多种“中国根”的名称，《中国根书简》中收集了欧洲各国存在的名称，有“Chyna”“Chynna”“Cyna”“Echina”和“Achyna”。[49]其中“Cyna”是指阿拉伯的一种树，“Achyna”在拉丁文中与“achynop”意思相同，意为“车前草”。现代学者均将这些术语理解为“中国”或“中国根”。然而，中世纪拉丁文“中国”的译文是“Sinæ”，并不是“Chynæ”，而且上述这些名称均不见于拉丁文字典。那么，这些以“C”为首字母的名称是不是指“中国”？维萨里认为“Chynæ”是一个地名，指印度或新世界即美洲的某一个地方，据葡萄牙商人说，这款药用植物是从海边收集的，就像是生长在海里的菌类。[50]

图1 维萨里《中国根书简》，里昂，1547年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标题，维萨里在讨论“中国根”时一直以“Chynæ”称之，并没有加上“radices（根）”，比如，他以“Chynæ decoεtum”称“中国根煎剂”。英译本作者也译作“The China”或是“The China decoction”，而不是“The decoction of China-root”。由此看来，《中国根书简》中的“Chynæ”是指药用植物的名称，而不是“中国”的国家名称。以“The China”称呼“中国根”在16—17世纪的医学和药物书中并不鲜见，波义耳在《关于实验自然哲学的有用性的几点思考》中即以“the China”指称“中国根”。[51]《中国根书简》的文本显示维萨里从未将“Chynæ”与中国联系起来，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中国”这个国家。但是，1548年出版的德文编译本《中国根书简》，其名称为“der Wurtzel China”，该译本加入了诸多德文译者的内容，看来德国译者清楚这是来自中国的药物。德文还有“Bocken-Wurtz”“pockenwurtzel”“Chinanollen”“Schina”“Aschina”等称呼。[52]

“中国根”在卢西塔诺《医药百章》中的名称更为混乱。查其1556年、1567年和1628年各个版本，有“Radicis cyna”“Cyna Radix”“Radix cynarum”“Radix chinarum”“Radix Sinarum”“Radicis Sinarum”“Radicis Chinarum”和“Radicis Cynatum”等诸种记载。[53]这些被今人认为是“中国”的部分术语，同样不存在于拉丁文字典。与维萨里不同的是，卢西塔诺明确地将“中国根”与“中国”联系起来，他说：“我们葡萄牙人去中国做生意时发现了这个根，把它带到欧洲，因此称它为Raiz dos Chinas （Radix sinarum）。”[54]伊迈德手稿以波斯文撰写，“中国根”的波斯文为“Bikh-e Chini”“Choob-e-Chini”[55]或“chub-i-chini”[56]。卡当的两份处方中“中国根”名称亦不同，1545年为“De Radice Cina”，1559年的“中国根煎剂”名为“De Cyna Radice”。[57]

1572年出版的胡安专著是以西班牙文写作的，“中国根”的西班牙文为“Dela Chyna”。1578年，驻果阿的葡萄牙医生阿科斯塔（Cristóvão da Costa，1525—1594）在其《东方印度的医药之旅》（Tractado de las drogas y medicinas de la Indias Orientales）一书中罗列出欧洲各国和阿拉伯、印度地区使用“中国根”的术语为palo de la China，在西班牙所属加那利群岛（Canarin）又被称为“Bonti”，葡萄牙语是“Pao da China”，拉丁文为“Radix Cine”，中文是“冷饭头（lampatan）”，在印度南半岛德干Decanin （Deccan）的名称为“Lampaos”，在阿拉伯地区的名称为“Parfio”，土耳其语为“Chopchina”。阿科斯塔特别强调，“中国根盛产于中国”[58]。当时另一位西班牙医生将“中国根”书写为“De la China”。[59]此外，同时代的法语名称是De la racine de Chine，[60]荷兰语是“Wortel China/de wortel Sina”，[61]在“中国根”大宗出口地区印度的药书中被称为“Devpantara vaca”。17世纪后，“中国根”的常用拉丁文名为“radix China”或“radice China”，维萨里和卢西塔诺使用并收集的各种名称多被弃之不用。18世纪林奈植物志术语确立后，“Radix China”遂被“Smilax China”所替代。上述各种语言的名称被保留在18世纪出版的德文百科全书《关于一切科学与技艺的大万有全书》中的“中国根”（China Wurzel）条目下。[62]

“中国根”之名出自西文，原始时期的名称多样化且具多变特征，即便是同种语言，还存在着不同的写法，如波斯文和西班牙文，这为研究者判断“中国根”是对应于何种中药材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17世纪来华传教士的记录中将其称为“土茯苓”。[63]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植物志》中曾讨论过维萨里的《中国根书简》，以及在欧洲市场上流行的“中国根”，中国译者将之译为“菝葜”。[64]而当代海内外学者又依据“Smilax China”现代植物学属性，定义“中国根”是中医常用的菝葜属类植物“土茯苓”。[65]问题是，我们若按17世纪之后产生的术语和植物学分类法去推理17世纪前欧洲医生对“中国根”的见解和认知，分析维萨里研究“中国根”的方法和路径，恐怕无法达到名副其实的研究标准。同样地，是否可以直接以“土茯苓”指称维萨里书信中的“中国根”，也需要回到同时代中国本草学和民间医家使用药材的语境中去考察。那么，初入欧洲的“中国根”究竟是什么？

美国学者柯浩德指出，文艺复兴时开始主导自然哲学研究的方法是“对知识的高度重视来自对事物的了解”，即对自然事物进行调查而获取信息。16世纪的药剂师、内科医生和解剖学家都投入到探索与发现的行列中，希望能够在“现实中重新找到古人使用的具有极强疗效的药物”。他们通过研究收集、调查该物种的产地、形态、颜色、味道，判断新物种的特性，获取“知识与信息”。[66]对“中国根”的探究，就是他们获取异域知识的一个尝试。最迟在16世纪30年代，欧洲药房已有“中国根”出售。维萨里是在安特卫普的药房里接触到“中国根”实物，他描绘的“中国根”的形态是：根块状的物质，呈暗红色，巨大、粗糙、参差不齐的碎片，质地更像木质。为了让朋友能想象出“中国根”究竟为何物，维萨里采取了类比的方式，说这款药材与欧洲医生已经认识的、同样来自亚洲的另两种药用植物石菖蒲或高良姜相像，但又有所不同，然后在辩证判断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推演，说“中国根”长得很像真菌，无味。与维萨里类比式的介绍不同，卢西塔诺对“中国根”描述非常简单：“它是采摘自生于海边附近的茎，似乎是一种根，非常类似于我们这边的茎根（cana）。它像一种菌，有很多结，里面是白红色的，外面是红色的。”[67]简而言之，维萨里和卢西塔诺对“中国根”的特性有着相同的认知：采自海边的、一种类似菌的根茎。维萨里判断“中国根”的属性与美洲菝葜相近。[68]问题是“中国根”是不是中国的“菝葜”？

东方的药材从上古时期就通过陆路进入欧洲。15世纪通往美洲和印度的海路被打通后，美洲和东方的植物和药材大规模输入欧洲，引起欧洲人文主义学者的研究兴趣，甚至赢得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关注，吸引其在家里药园内种植东方植物和药材。[69]16世纪起，药用植物学包括东方药材的研究在欧洲备受瞩目。1517年，第一个欧洲官方使团抵达广州，其中有两位药剂师，他们是葡萄牙船长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Fernão Pires de Andrade，？—1552）和团长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1465？—1524或1540）。葡萄牙国王之所以选择费尔南的船队作为其代表前往东方，是希望借助费尔南药剂师的优势，调查“东亚使用的药物类型”，以造福于葡萄牙人和欧洲人。[70]而皮雷斯在之前就专门讨论过东方植物。[71]1563年，身处果阿的奥尔塔将欧洲人所说的“中国根（Raiz de China）”与中国人的“冷饭头或冷饭团（Lampatā）”对应起来。[72]1567年，他所著的《天竺药谭》在安特卫普发行，越来越多的欧洲医生开始知晓“中国根”在中国被称为“冷饭头”或“冷饭团”。[73]1572年，在马德里发行的胡安专书中就有了“Lampata（冷饭头或冷饭团）”的称呼。[74]

“冷饭团”在中国本草典籍中始终没有正式的位置。16世纪之后，“冷饭团”以“萆薢”“土萆薢”“草禹余粮”“山牛”和“土茯苓”的俗称出现在史籍中，但没有与“菝葜”相关的记录。“萆薢”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在汉晋时期的医籍和本草书中均可以看到，《黄帝内经》、张仲景《伤寒论》、王叔和《脉经》、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等书均有提及。“草禹余粮”出自陈藏器的《本草拾遗》。[75]但明之前的本草著作均未提及“冷饭团”的别称。明弘治十八年（1505），朝廷组织编纂《本草品汇精要》，嘉靖年间又重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在这两部官方编辑的大型本草专著中，关于“萆薢”和“草禹余粮”的释解中还是没有“冷饭团”。首先提到“冷饭团”这个别称的是明中期的一部医学史著作——俞弁的《续医说》（1522），其释解“萆薢”：“生真定山谷，今荆蜀有之，凡有二种，无刺虚软为胜，有刺白实次之，一名仙遗粮，一名土茯苓，俗谓之冷饭团是也。”[76]1545年《药性要略大全》中记载：“山牛，一俗名冷饭团，即土萆薢。”[77]1550年的《摄生众妙方》之“加味遗粮汤”说明仙遗粮俗名冷饭团，本草名萆薢。[78]1565年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之“萆薢”写下按语：“近道所产，呼为冷饭团，即萆薢也。”[79]他特别指出“萆薢”与“菝葜”有小异：“《博物志》亦曰：‘菝葜’与‘萆薢’相乱，时人每呼白菝葜者，即萆薢也。”[80]及至16世纪末期，“土茯苓”才被李时珍收录进《本草纲目》，他将“土茯苓”放在“草部蔓草类”，释解其有土萆薢、刺猪苓、山猪粪、草禹余粮、仙遗粮、冷饭团、硬饭、山地栗等多种别称。[81]

“冷饭团”所呈现的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的杂乱无序现象，充分说明了明之前中国药材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李时珍在分类编辑药材时，专门就中国药材存在的异名同物现象作了说明，在“药名同异”中，他认为“土茯苓”存在多款二物同名的情况：1. 土萆薢：土茯苓；2. 猪茯苓：土茯苓；3. 山地栗：土茯苓。[82]不过，李时珍依然未将“冷饭团”作为正式药材收录进《本草纲目》中。至清代，《植物名实图考》卷22“萆薢”释文还将它与“冷饭团”相联：“萆薢……宋《图经》列数种。李时珍云‘叶大如碗。今人皆以土茯苓为萆薢，误矣’。其实今人乃以萆薢为土茯苓耳。南安谓之硬饭团，屑粉食之。兹从李说而别存原图。”[83]清《本经逢原》中提到：“土茯苓俗名冷饭团。……土茯苓古名山牛，入胃与肝肾。清湿热，利关节，止拘挛，除骨痛，主杨梅疮，解汞粉毒。”[84]

“土茯苓”能进入本草学的家族谱系，与其能有效地治疗杨梅疮有关。《本草纲目》之“百病主治药”篇对付“杨梅疮”的主药就是“土茯苓”。[85]16世纪梅毒的输入，使得“杨梅疮”“土茯苓”和“冷饭团”的名称大量出现在明代的医方中。1528年薛己在《口齿类要》中用“萆薢散”治疗杨梅疮：“取萆薢（一名土茯苓，又名冷饭团）五钱。”[86]1530年《扶寿精方》中有一味“加味仙遗粮散”，专治杨梅风，漏，筋骨疼痛，直接采用“冷饭团二斤”。[87]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医家方书中“冷饭团”“土茯苓”与“萆薢”往往混为一谈。王肯堂《证治准绳》中的“萆薢汤”：川萆薢（一名土茯苓，俗呼冷饭团），每服二两。[88]“冷饭团”与“土茯苓”在医方中还有同时并存的现象，比如《疮疡经验全书》（1569）中医治杨梅疮，用“冷饭团四两”煎服或涂抹身体，以“土茯苓五斤”与酒二十斤熬三支香，埋土三日再服。[89]《寿世保元》（1615）中有两款治疗杨梅疮的处方：“黄左川传”用“冷饭团一斤”，“黄仰溪传”则取“土茯苓四两”。[90]此类记录不免使人产生疑惑：难道在明代医家眼里“土茯苓”与“冷饭团”是两种药材？不仅如此，临症中“冷饭团”的使用频率超过了“土茯苓”，如《丹溪心法附余》（1536）中治杨梅疮的医方均使用冷饭团（一名土茯苓），《疮疡经验全书》中亦是以“冷饭团”为主的方子：“冷饭团四两，水六碗煎至四碗，滤去渣，每药一剂，用汁二碗，煎至八分。疮在上，食远；疮在下，食前；疮在遍身，不拘时服。忌茄子、糟物及牛肉、茶叶。此药服四十剂，方无后患。”[91]据《本草蒙筌》的记载，冷饭团可有效地对付梅毒，而轻粉效果不佳。[92]1610年，李中立的《本草原始》还将“土茯苓”与草禹余粮和冷饭团相提并论。那么，中国医生能辨别出“土茯苓”或“冷饭团”与“菝葜”的不同吗？自“土茯苓”被中国医家用以治疗梅毒后，民间医家有时会将其与“萆薢”和“菝葜”相混，因而，李中立特别指出两者“根苗迥然不同”：

近时弘治、正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毒留筋骨，溃烂终身。至人用此，遂为要药，诸医无从考正，往往指为萆薢及菝葜，然其根苗迥然不同，宜参考之，但其功用亦颇相近，盖亦萆薢、菝葜之类也。[93]

对16世纪的欧洲人而言，他们不一定了解“冷饭团”在中国药材市场混乱而复杂的状况。当时欧洲人对“中国根”的认知，可以王夫之所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来评估。维萨里自己也承认对此药材完全“无知”。[94]维萨里发现经长途跋涉进入欧洲的“中国根”的质量并不稳定，形态也有差异，他建议选购“光滑”和“薄”的药品，而不要选择“木质”“粗糙”和“中间有裂痕”的。[95]这至少说明进入欧洲药房中的“中国根”并非同一种产品。在维萨里和卢西塔诺的描绘中，“中国根”是“从一种生于海边附近的茎采摘的”。[96]通常，人们将此理解为该药材是由海上贸易带回欧洲的。对照历代本草书关于草禹余粮“多生海畔山谷”的描述，[97]就可明白两位16世纪的名医所指的可能就是海边生长的“草禹余粮”，而不是指该药是漂洋过海而来的。因此，当时欧洲药房中的“冷饭团”可能是“土茯苓”，也可能是“草禹余粮”或“土萆薢”，但肯定不会是“菝葜”，因为在明代医籍、医方和本草中从未有将“菝葜”与“冷饭团”联系起来的记录。

图2 卜弥格《中国植物志》中的“茯苓”

1656年，来华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1612—1659）的《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在欧洲出版。他采取以文配图的方式，将“中国根”的拉丁文（Radix Sinica fru China）和葡萄牙文（Pao de Cina）与汉字“茯苓（Fo Lim）”对接了起来。[98]

1682年德国医生卡莱耶（Andreas Cleyer，1634—1697）的《中医指南》（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中将“中国根（Pao de China）”对应成“土茯苓（Tu fo lim）”。不久，西方学者就发现《中医指南》中这部分内容是剽窃了卜弥格所著的《单味药》。[99]这说明，卜弥格在《中国植物志》出版不久便弄清楚了“中国根”真正对应的中国药材。[100]与此同时，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于欧洲出版，其中将“Radix Sina”译成“茯苓（Folin）”。[101]1665年荷兰商人还是称之为“茯苓”。[102]18世纪欧洲出版的《中国通典》已辨清“中国根（racine de squine ou China）”是“土茯苓”。[103]即便如此，在跨海的生意场上，药材商们还是更乐意以“冷饭团”“硬饭团”或“冷饭块”称之。康熙年间欧洲来华商人和传教士手持的语言手册《拜客问答》问来华商人买什么货物，答曰：“买茯苓、冷饭块、大黄……”《拜客问答》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编，[104]他来华之后曾调查过“中国根”，并称之为“神木”。[105]1824年东印度公司大班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为在广东和澳门经商的洋人学习汉语而编写了一部《词汇表》，其中将“China Root”译作“土茯苓”。[106]1828年，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中的“China Root”则直译成“冷饭头”。[107]1844年广州出版的《中国商业指南》中，“China Root”译作“冷饭团”和“土茯苓”。[108]

图3 卡莱耶《中医指南》中的“土茯苓”

从16世纪至19世纪初，在西文世界，拉丁文“Radix China”和英文“China Root”主要对应的中文是“冷饭团”“茯苓”“白茯苓”和“土茯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