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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之为故事的故事》创作于1926年。我的母亲也是在这一年出生的。我若有意，可以把那一年发生的许多事与我母亲的生平故事联系在一起，而且可以讲得更动听。但我还是觉得，皮利尼亚克的故事和我母亲的生平故事之间，存在着某种更深刻、更诗意的联系。

“他安排她坐上一列火车，告诉她，他哥哥会在大阪接她，他自己则有事要忙。黄昏将他湮没，火车朝着黑黢黢的群山驶去，将她一人遗弃在最残酷的孤独中，一切都难以理解，但这更让她坚信：他，田垣，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她的爱戴与忠诚的人，也是唯一可以让她满怀感激献上一切的人。车厢内灯火通明，但外面的一切都被黑暗吞噬。周围的一切都让她感到恐惧，难以理解。同车的日本人，不管是男是女，都会在睡前宽衣解带，毫不羞涩地裸露出身体；列车上会出售装在小瓶里的热茶和装在松木盒子里的晚餐，里面有米饭、鱼和萝卜，还有一张纸巾、一支牙签和两根筷子。这时车厢的灯光熄灭了，人们进入梦乡。她整夜没睡，孤独、困惑又恐惧。她无法理解任何事情。”

皮利尼亚克写出这个故事的二十年后，也就是1946年，我二十岁的母亲踏上了她一生的旅程——真正的、字面意义上的旅程。她买的那张火车票，也是一张进入未知世界的门票。选择这条路而非另一条，她命运的线团也随之展开，仿佛这条路线及其沿途的路标和火车站早已刻在她的掌纹中。她生长于黑海边的瓦尔纳，在那里读完了高中，热爱电影和书籍（尤其是标题中含有女性名字的小说！）。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克族水手，爱上了他，并和他订了婚。战争结束后，她动身前往南斯拉夫，去找她的未婚夫。她父母送她上了火车，体贴地把她安置在包厢里，仿佛那是一艘小艇，会载着他们的孩子驶向安全的港湾。他们对这样的旅程也略知一二：我母亲的父亲，即我的外祖父，就是一名铁路工人。火车载着我的母亲从瓦尔纳来到索菲亚，从索菲亚来到贝尔格莱德，又从贝尔格莱德来到萨格勒布。火车在一片废墟中穿行，正是这段穿越大片焦土的旅程，给她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创伤。按照那个水手的指示，她在距离萨格勒布约八十公里的地方下了车，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空旷的黑暗之中，那是一座已然废弃的外省火车站。没有人在那里等她。这个漆黑荒凉的火车站像一块火热的烙铁，烙印在母亲的心头，有生以来第一场沉痛的背叛。

《故事之为故事的故事》遵循的其实是童话的模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秘生物、一种未知的力量（野兽、鸦之子、龙、太阳、月亮、不死者科西切、蓝胡子等等）带着公主跨越七山七海，去往一个遥远的国度（在童话中，它往往被称作青铜、白银、黄金或蜂蜜王国）。皮利尼亚克用的则是碧玉，既指日本，也是索菲亚幸福生活的代名词（“她的日子就像一串珠玉”）。神秘的田垣带着他的俄国新娘来到他的碧玉王国。他和索菲亚的其他约会对象截然不同，比如海军少尉伊万佐夫，索菲亚已经“不再搭理”这个流氓了，因为他“没完没了地跟所有人讲与她的约会”。而神秘的田垣则会亲吻女人的手，并在见面时奉上巧克瑞（力）。的确，索菲亚一开始并不喜欢“这个异族人，这个日本男人”，甚至觉得“他的身体很恐怖”，然而，就像童话里的野兽变身为魅惑的情人一样，他也很快征服了她的灵魂。

这便有了一个悖论：如果皮利尼亚克的故事没有套用童话的模板，那它毫无疑问就是可信的。从答应追逐女性命运金线团的那一刻起，“和成千上万旧俄女孩并无不同”的索菲亚就变成了一个可信的女主人公。但何谓女性命运？答案就藏在世界文学史中。像一种遗传疾病一样，一个几乎不容更改的模板（一种记忆卡）被经典作品（既包括少数由女性写就的作品，也包括大多数由男性写就的作品）一代一代传递下来。女主人公必须按照这个模板行事，我们才能认出她来。也就是说，她必须经受羞辱的考验才能赢得永生的权利。在皮利尼亚克的故事中，女主人公遭到了两场背叛，先被剥光示众，然后被劫掠一空：第一次是被田垣，第二次是被皮利尼亚克。皮利尼亚克称之为“一场穿越死亡的旅程”（！）。就这样，索菲亚，我们故事中年轻的女主人公，加入到了无数此类女性文学角色的行列中来，直至今日，她们还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尤其是那些畅销数百万册的小说：她浑身战栗，为那个神秘的他而神魂颠倒。他将迷惑她，征服她，羞辱她，背叛她。最终她将浴火重生，成长为一名值得尊重，也懂得自我尊重的女主人公。

说回我的母亲。她年轻而振奋的心很快就会愈合。幸运的是，命运，那个最拙劣的作家，忘记了我母亲本该被一名水手接走。水手们不会在铁路站台上等候他们的情人，他们属于海港，或许这就是命运忘记了水手的原因。然后，像一个姗姗来迟的幸福结局，在一片具有象征意味的隧道尽头的光亮中，他，我母亲故事中真正的男主人公、我未来的父亲出现了。然而，这个故事要讲的并不是我的父母，而是故事是如何成为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