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向井冈山进军

中共湖南省委确定秋收暴动日期后，毛泽东立即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名义，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三个团下达秋收起义的计划与部署，要求积极做好暴动准备。毛泽东在安源将发动秋收起义的有关工作部署完毕后，同潘心源等前往驻扎在铜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领导秋收起义。

接到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关于发动秋收起义的部署，起义部队开始行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一面布置武装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将前敌委员会的军事部署通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及第一团。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及第一团驻在江西修水，接到前敌委员会的部署，决定夺取平江，直攻长沙，连夜赶制100面镶有镰刀、铁锤标志的红旗，作为秋收起义的旗帜。

1927年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布举行秋收起义、夺取长沙的命令，要求各地抓紧动员，定于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江西修水县城宣布起义，立即从修水出发，向湖南平江长寿街进军。

然而，就在9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与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所幸，清乡队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身份。毛泽东在被押送去团防局的路上，机智脱险，死里逃生。

关于这段脱险情节，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时曾详细讲述过：“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1]

毛泽东自述的这段经历，真是惊心动魄。

毛泽东在浏阳脱险后，于9月10日到达驻在江西铜鼓萧家祠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部。在全团排以上干部参加的中秋聚会上，毛泽东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及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正式宣布驻铜鼓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要求全体指战员响应湖南省委号召，立即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进到渣津。秋收起义部队主力——警卫团的团长、共产党人卢德铭从武汉回到起义军师部，担任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政治上成熟，军事上内行，年轻有为，思维敏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具有很高的政治威信和军事指挥能力，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的重要助手。

在秋收起义过程中，毛泽东曾作《西江月·秋收起义》，抒发其豪情壮志和秋收起义的壮举：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然而，秋收起义并未像设想的那样顺利。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越过修水、平江边界占领龙门厂，攻打金坪时，起义前夕收编的国民党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秋收起义部队腹背受敌，损失较大。卢德铭率部向第二团与第三团靠拢，并派人速报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以便采取对策。此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攻打萍乡未克，改攻老关取胜。起义部队乘火车进发醴陵，在起义农民配合下，攻克醴陵县城。因敌军反扑，革命军主动撤出醴陵，向浏阳方向前进。9月16日，起义部队攻克浏阳县城后陷入敌人重围，次日突围，向文家市方向撤退，损失很大。就在同一时间，毛泽东同第三团团长率领全团从江西铜鼓出发，向湖南浏阳进发，连战皆捷。9月14日，敌军反扑，革命军第三团与敌激战，起义部队受挫。毛泽东遂率部向东北方向退却，以避敌之锋，另觅良策。

当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进攻平江、浏阳时，长沙县及醴陵、平江、株洲、浏阳等地均有农民起义，配合工农革命军的行动，但没有形成预期的规模。这说明中国革命仍然处于低潮时期，革命高潮尚未到来。

浏阳受挫后，毛泽东率第三团退至浏阳上坪。这时，毛泽东获悉第一团已在金坪失利。当晚毛泽东召开第三团干部会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主张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江西萍乡方向转移，要求第一团尽快与第三团会合。同时，毛泽东致信湖南省委，建议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获得湖南省委同意。

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主张停止进攻长沙、停止长沙暴动计划，这是秋收起义后的第一个重大转折。

9月17日，毛泽东率领第三团与卢德铭率领的第一团会合，主持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师长余洒度主张继续进攻长沙，毛泽东等多数人主张向南撤退。会议决定秋收起义部队退往湘南。会后，工农革命军向文家市前进，走向新的征途。

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充满了艰难和曲折。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个团1500余人会师浏阳文家市。晚上，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文家市会议通过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否定了师长余洒度等坚持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

文家市会议作出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

文家市会议是秋收起义受挫后的第二个重大转折。这是秋收起义部队从进攻长沙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也是中国革命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不打长沙，转兵向南。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2]

毛泽东在里仁学校讲话时，操场围墙上爬满了文家市的青年和里仁学校的学生，其中就有胡耀邦和杨勇，他们听了毛泽东的演讲，深受鼓舞。

在以后的岁月里，胡耀邦逐渐锻炼成长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杨勇逐渐锻炼成长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文家市会议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和山区进军。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迈开了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第一步。

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

工农革命军向莲花县前进途中，第三团在芦溪一带遭到国民党军袭击。部队向莲花方向突围，总指挥卢德铭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英勇牺牲。

卢德铭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军事干部。他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第七十三团参谋长、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他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任起义部队总指挥，身先士卒，战死沙场。创业维艰，急需人才，大业初创，先失大将，毛泽东极为痛心。

随后，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和第三团直奔莲花县境，陆续到高滩村集中。毛泽东要求指战员：不要怕行军困难，不要怕暂时受挫，要看到光明。9月25日晚上，工农革命军抵达莲花县甘家村，毛泽东在听取当地中共组织负责人汇报时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队9月18日攻城失败，牺牲12人、被捕90余人等情况，决定攻打莲花县城营救被捕同志。随即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具体部署。

次日上午，工农革命军在中共组织和革命群众配合下，攻克莲花县城，从监狱中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0余名；打开莲花县政府粮仓，开仓济贫。下午，毛泽东召开莲花县中共组织负责人会议，听取关于中共组织、农民武装力量情况，以及永新、宁冈农民武装斗争等情况汇报，证实井冈山地区有两支地方武装力量。

攻取莲花县城是工农革命军秋收起义受挫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也是毛泽东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步骤，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振奋了部队指战员的精神，奠定了向井冈山进军的重要基础。

9月27日，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县城出发，前往永新县方向。在此期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长江局人选问题时，经过反复讨论，通过瞿秋白提出的由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毛泽东5人组成长江局的建议。瞿秋白评价说：“泽东能来，必须加入，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工农革命军向永新三湾方向前进途中，战斗频繁，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又苦又累，一些人掉队，一些官兵自行离队；疟疾流行，病员加多，缺医少药。有的团和营，官多兵少，枪多人少。此时此刻，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艰难困苦考验着每一个人。

9月29日，工农革命军进驻永新县三湾村，部队约有1000人。当地群众不了解工农革命军，大都躲进山里。毛泽东要求部队立即上山喊话，向群众做宣传，群众陆续回村。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

第一，整顿部队。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陈浩为团长，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连和军官队、卫生队。改编时提出，去留自愿，愿留则留，不愿留发给路费，希望他们继续革命。此后，工农革命军的师长余洒度、原第三团团长苏先俊以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工作的名义，脱离了工农革命军。

第二，实行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在部队中，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中国共产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中国共产党的小组，连队以上设立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整个部队由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毛泽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第三，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

这就是人民军队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9月30日，毛泽东在三湾枫树坪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部队改编的决定。他动员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带了一军人。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他强调：“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3]

三湾会议后，毛泽东为了建立部队的落脚点，给井冈山上的袁文才和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写信联系，派一个农民送去，准备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0月初，毛泽东在三湾会见龙超清和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陈慕平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讲课），说明工农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来意，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一道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以先到离此地30里的古城。于是，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宁冈古城前进。出发前，毛泽东宣布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起源。

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古城后，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宁冈县中共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总结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安家”和开展游击活动问题。通过古城会议，党进一步了解了井冈山地区情况，确定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采取团结、改造方针，尽快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工农革命军随即在井冈山周围地区开展革命游击战争。

之后，毛泽东到大仓村会见袁文才，与之亲切谈话，慰勉有加，并送给他100支钢枪。毛泽东还希望袁文才扩大和巩固部队，坚持革命斗争，做好王佐的工作。毛泽东的谈话使袁文才消除了疑虑，他当即拿出几百块银圆赠送工农革命军。他还表示，要积极帮助筹备军粮和安置伤病员，上井冈山做王佐的工作，为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创造条件。

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下的茅坪后，建立了后方基地。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扩大政治影响，调查井冈山周围情况，先到湖南省各县进行革命活动，打击反动势力，发动群众，联络农军，解决经济给养问题。

工农革命军初步有了“落脚点”后，毛泽东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部署工农革命军进行游击战争，扩大政治影响，打击反动势力，联络各地中共组织和农民革命武装力量。

第二，派何长工去长沙、衡阳等地，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汇报秋收起义部队情况，打听南下的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

第三，听取当地各个中共组织的情况报告，要求他们发动农民，恢复农会，准备武装暴动，开展反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第四，在部队发展党员。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参加；带领新党员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要求各连党代表建立连队党支部，抓紧发展新党员的工作。

第五，应袁文才要求，派遣工农革命军的党员干部到茅坪袁文才部，帮助练兵，进行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

第六，开展社会调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敌情、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情况、地理环境、特产资源等。

第七，抓紧部队军事训练，到练兵场询问战士训练情况，鼓励战士练好本事。

第八，从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的消息后，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

第九，开展群众工作。让工农革命军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宗旨，广泛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

第十，在获悉湘军从茶陵开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后，派两个连从水口出发，经安仁到茶陵游击，扰乱敌人后方，打破敌人进攻计划，筹得款子后到井冈山会合。

第十一，率领工农革命军大部沿湘赣边界游击，扩大政治影响，解决经济与给养问题，并与湘南、赣西农军和中共组织取得联系。

这期间，毛泽东经过缜密思考，调查研究，分析形势，了解井冈山地区情况，研究工农革命军发展方向，研究如何建立革命根据地。

创业维艰，由此可见一斑。

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的失败，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关于工农革命军战略发展方向和具体部署的思考。此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逐步形成。

当时的工农革命军副连长张宗逊回忆说，毛泽东在与他交谈时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当时的工农革命军连指导员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回忆：10月23日，工农革命军在大汾镇突遭遂川地主武装“靖卫团”的袭击，队伍被打散。毛泽东率团部与特务连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黄坳，收集失散人员共40多人。这时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几个战士带着钱，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用手抓饭吃。饭后，毛泽东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直，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大无畏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指战员，他们一个个提着枪站起来，列队向排头看齐。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遂川“靖卫团”的突然袭击反而促使毛泽东下定决心在井冈山建立工农革命军的革命根据地。于是，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转移，王佐闻讯，派人接应上山。这时，毛泽东向部队强调：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同山上的群众及王佐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毛泽东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

一、行动听指挥；

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三、打土豪要归公。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页脚注。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220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