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研究方法

1.5.1 历史研究

本文在总体上秉持历史研究思路，实践一切研究方法的基础是挖掘一切可以挖掘的资源，发现与马来西亚华语电视发展相关、在国内外学术界又鲜少被使用的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相关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八类：

1．《南洋商报》纸制版

在综合考察马来西亚各大华文报纸的基础上，本研究选择了刊载电视频道节目信息最全、相关背景介绍最丰富、过刊收藏最完整的《南洋商报》（晚报），作为收集马来西亚电视节目播出信息的核心资料。之所以选择其“晚报”，是因为根据马来西亚华文报纸的编排习惯，一日发行两次的报纸仅会在晚报中刊载当日电视节目的播出信息。

具体来说，1990年至2019年的《南洋商报》拍摄自中国国家图书馆南区台港澳文献阅览室，1990年之前的报纸拍摄自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图书馆南洋研究院密集库。此外，暨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南洋商报》亦是作者参考的重要资料，用以补充少量在国家图书馆和厦门大学图书馆均未收藏的报纸刊期。

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资料查阅工作由研究者本人于2015年3月至2016年12月、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2021年10月至2022年1月期间分三次独立完成，厦门大学和暨南大学图书馆的资料查阅工作则由研究者及学生助手在2015年3月至2016年12月间共同完成。

在本研究中，作者对《南洋商报》（晚报）的利用除了收集相应日期的电视节目播出数据之外，还包括对与马来西亚电视业发展相关新闻、节目介绍，以及观众“读者来信”的收集。

上述资料在作者目前掌握的相关研究中，绝大多数是首次被引用；其内容对于作者了解20世纪9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华语电视的早期发展状况以及受众反馈，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2．马来西亚其他重要中文报纸电子版

除《南洋商报》之外，本研究中利用到的马来西亚华文报纸还包括《星洲日报》（马来西亚版）、《中国报》、《光明日报》（马来西亚版）、《东方日报》四种。资料来源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购入的“慧科搜索数据库”。

3．马来西亚主要英文报纸电子版

除马来西亚华文报纸之外，本研究还参考了马来西亚主要的英文报纸，包括《新海峡时报》（ New Straits Times ）与《星报》（ The Star）两种。

资料来源为清华大学图书馆购入的“律商联讯”（Lexis-Nexis）、“万律”（Westlaw）数据库下属各国报纸数据库。

4．《当今大马》独立新闻网站

“当今大马”新闻网是马来西亚著名的网络媒体，亦是马来西亚除主流报刊外重要的独立新闻媒体，在深度报道方面极具影响力。网站地址为http://www.malaysiakini.com/c/zh/news。

5．“杏仁”网络杂志（Almond Magazine）

“杏仁”网络杂志（Almond Magazine）是马来西亚知名华语网络杂志，专门刊载与华语电视节目相关的影视资讯、名人专访和娱乐新闻，是了解近年来马来西亚地面电视频道播出节目信息及节目内容的重要资料来源。网站地址为http://almondmagazine.com/。

6．“佳礼中文论坛”网站

“佳礼中文论坛”是马来西亚最主要的华人综合网络论坛。论坛下属“影音娱乐”版块刊载了大量电视节目播出信息以及华裔网友的相关点评。网站地址为http://www.cari.com.my/cijtest/cn/gbk/code. htm。

7．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Malaysia，KKMM）网站发布的政府文件。

文件内容包括各时期的广播电视政策、指令，网站地址为：http://www.kkmm.gov.my/。

8．马来西亚首要媒体集团（Media Prima）官方网站（https://www.mediaprima.com.my）发布的公司历年年报。

1.5.2 内容分析

“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指对被记载下来的人类传播媒介的研究，其内容可具体包括书籍、杂志、网页、诗歌、报纸、歌曲、绘画、讲演、信件、电子邮件、网络上的布告、法律条文和宪章以及其他任何类似的成分或集合（艾尔·巴比，2009）318。在本研究中，内容分析法被具体应用于对电视节目表的分析。

“电视节目表分析”（program analysis）作为一种通过对报纸资料的内容分析来研究电视节目的方法，曾被斯特劳巴哈多次用于对文化接近性理论的论证以及对电视全球流动现象的研究。在其他相关研究中，作者也曾使用此方法，分析马来西亚的电视产业与政策变化（Hashim，1989；CheLah，2001），不同语种、产地节目在马来西亚各地面电视频道的播出情况（Ishak & Firdaus，2010）以及亚洲各地电视剧和马来西亚本地电视剧在地面电视频道的播出情况（Wahab，Kim，& Baharuddin，2013）。

从操作角度来说，针对电视节目表的内容分析有两种常用的抽样方法：一是“结构星期抽样法”（composite week sample），二是“连续星期抽样法”（consecutive week sample)。出于便利性考量，上文提到的绝大多数研究均采用了“连续星期抽样法”，即以作者开展研究的时间为起点，每一年或半年选取一个连续的自然周，对其间播出的每期电视节目进行分析。自然周的选择，或依据“随机数表”确定起始日期，或由作者本人以规避节日、假日等特殊时段为原则自行选择。如斯特劳巴哈在其《世界电视：从全球到本土》（ World television: from global to local，2007）258一书中，就选择了每年3月或11月的第一个连续自然周作为电视节目的抽样时段。

然而，考虑到电视节目的播出特性，“连续星期抽样法”往往更适用于对电视节目的语种、类型进行分析，难以准确反映电视节目的产地分布及其历时性变化特征。因此，在以节目产地为考察重点的研究中，更宜采用的是非连续抽取日期的“结构星期抽样法”（Hashim，1989）。具体操作方法为在研究总体中从不同星期里随机抽取包含星期一至星期日的样本，并把这些样本构造成“一个周”（王钦，2014）。

具体到本研究，为了回答上文提出的第二个研究问题，即“产自马来西亚本地、中国、新加坡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语节目，在马来西亚地面电视频道的播出呈现怎样的历时性变化趋势；马来西亚地面电视媒体倾向给予哪种产地、类型华语节目更多的播出时间与更好的播出时段”，作者综合采用了“结构星期抽样法”和“连续星期抽样法”，对《南洋商报》于不同历史时期刊载的马来西亚地面频道电视节目表进行了内容分析。相关分析依据不同的研究目的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播出华语电视节目数量的差异，遵循不同的抽样规则：

对于1984年至2003年间的电视节目表，作者采用“结构星期抽样法”，每半年（26周）抽取一个“结构周”，每次抽样的起始数字均随机选自“随机数表”（艾尔·巴比，2009）524-525，最终依据得到的7个小于或等于26的随机数字，对应选择26周中的星期一至星期天组成“结构周”。

对于2004年至2019年间的电视节目表，因涉及电视节目数量较多，且研究对数据准确性的要求更为精细，作者选择了2004年、2007年、2010年、2013年、2016年、2019年6个年份进行分析。同样以“结构星期抽样法”，每季度（13周）抽取一个“结构周”，抽取过程同样依据“随机数表”进行，最终依据得到的7个小于或等于13的随机数字，对应选择13周中的星期一至星期天组成“结构周”。

对于抽样所得日期的电视节目表，作者以当日“所有地面电视频道播出的华语节目”为研究总体，以“每期华语节目”为分析对象，分析变量包括电视节目的“频道”“时长”“时段”“产地”“类型”。

本研究在内容分析过程中对各变量的操作化定义如下：

“频道”指“电视节目表上实际显示的播出频道”。

“时长”指“电视节目表上实际显示的播出时长”。

“时段”包含“黄金时段”与“非黄金时段”两个属性，“黄金时段”根据马来西亚电视台具体情况，在本研究中指每日晚间19时至22时30分[2] 。

“产地”指“电视节目出品方所属地理区域”，在本研究中具体包含“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日本”“韩国”等属性。

“类型”以马来西亚电视台实际播出的华语节目类型以及当地观众的分类习惯为依据判定。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开展内容分析过程中对作为分析总体的“华语节目”的辨别，主要依据《南洋商报》电视节目表上的名称标注以及作者对电视节目的既有知识。具体来说，20世纪60至80年代初的《南洋商报》节目表会在每期节目名称后标注其语种，以“C”代表华语节目。此后，《南洋商报》开始对不同语种节目采取不同的名称标注方式，以中文直接标注华语节目名称，对其他语种节目则以其原始语种显示名称，或采用中文翻译加英文、马来文的形式进行标注。此外，《南洋商报》作为华文报纸，对于当日各电视频道播出的多数华语节目都会附上节目内容介绍。

此外，在本研究中，两处以“节目语种分布”而非“节目产地分布”为分析重点的部分，作者亦使用了“连续星期抽样法”，所选星期由作者依据“随机数表”选定，分析变量加入了“节目语言”，在研究中会以脚注形式做出详细说明。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内容分析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对信度的检验是保证研究科学性的重要环节。由于对电视节目表的内容分析要求编码者必须对相关电视节目类型及产地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因此，本研究的所有编码工作均由作者一人完成。为了确保研究的信度，作者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检验编码的准确性：

（1）所有编码工作均由作者本人重复两次进行。通过对两次结果进行比对，作者对不一致的部分均进行了第三次编码，力求将误差降至最低。

（2）作者在编码过程中邀请了一名长期收看马来西亚本地电视节目的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作为助手，对于不能搜索到视频资料或准确节目信息以判断其类型、产地的节目（此类节目在本研究中主要为20世纪80、90年代马来西亚本地民营公司生产的影视节目），统一交由该学生协助辨识。对于其中年代较早的电视节目，则由其交予家中长辈协助辨识。同时对于此类节目，作者在访谈过程中亦会邀请访谈对象加以辨认，以对助手所做的编码进行进一步验证。

（3）由于本研究对电视节目流动的分析并不完全依赖抽样所得日期的电视节目表，而是关照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在展示内容分析结果的同时，作者亦会在文中对相关的产业、政策变化，以及电视台节目编排策略的变化进行详细说明，指出其中较为重要的时间节点、列举其中较为重要的节目信息，以与定量统计数据交叉检验。

1.5.3 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

本研究在受众研究部分继承了新受众研究传统，同时借鉴了斯特劳巴哈在提出“文化接近性”理论过程中所使用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具体来说，作者一方面通过面对面访谈、电子邮件通信、网络电话、微信语音及视频等手段，对马来西亚首要媒体集团华语节目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内容主要涉及本地华语节目生产机制和进口华语节目的购买原则；另一方面将马来西亚华人视为应该被理解的对象，试图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方法，系统理解其与电视收看相关的文化生产活动。

关于“参与式观察”，作者将其理解为一种在一定社会场合经历并记录事件的专业化技艺（Gans，1999）。具体到本研究，参与式观察主要分三部分展开：

首先，作者于2012年2月至3月、2019年10月先后两次赴马来西亚首要媒体下属八度空间频道、第7频道进行考察，对其华语节目制作部门的日常运营与节目生产流程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并与一线华语节目制作人员进行了交流。

其次，作者于2015年4月至6月、2016年9月至12月间，参与了马来西亚留学北京学生会（AMSIB）这一学生组织的多次活动。该组织总部设于北京语言大学，是一个成立十年的非营利性学生会组织，定期举办推广马来西亚文化的嘉年华会活动，成员中有大量马来西亚华人。通过该组织，作者结识了在京内多所高校就读的马来西亚华人留学生，与其建立了私人关系，对其电视节目观看偏好进行了访谈。

最后，作者于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在美国访学期间，加入了访问学校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马来西亚华人留学生联谊会”。通过定期参与该组织的活动，作者与该组织内成员建立了私人关系，对其电视节目观看偏好进行了访谈。

关于质化访谈，作者将之理解为“鼓励他者自由表达其兴趣与体验的事件”（Lindlof & Taylor，2002）。具体到本研究，作者于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间，对来自马来西亚柔佛（4个）、雪兰莪（4个）、槟城（4个）的12个华人家庭成员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或微信视频访谈。上述地点的选取综合考虑了马来西亚不同地区的地缘环境、华人的来源及其长期形成的收视习惯。

其中，柔佛州位于马来西亚大马半岛南端，在地理上与新加坡接壤，双方人口、文化交流密切。在首府新山人口中，41.5%为华人。在电视收视习惯上，南部部分地区的观众可直接收看新加坡地面电视频道。

雪兰莪为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及行政都城布特拉两个联邦直辖区所在地，是马来西亚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州属，华人占其人口的27.8%，接受马来语、英语双语教育程度较高，现代化程度也较高。

槟城位于马来西亚大马半岛北端，是马来西亚华裔人口最多的州属，华人占比40%。多数华裔移民来自中国福建省，是英国殖民时期因“下南洋”定居马来亚的中国劳工的后裔，习惯使用闽南语。在电视收视习惯上，使用闽南语、粤语、客家话等方言播出的节目在华裔观众中影响很大。

除考虑上述地域因素外，本研究对受访家庭的选择还包括以下三条标准：第一，所选家庭需至少包含两个代际，可受访人数不低于3人。第二，所选家庭最年轻一代需具有熟练的华语阅听能力，可无障碍收看进口自各地、以方言或普通话播出的华语电视节目。根据马来西亚的社会现实，满足第二项条件的年轻华人，大多在拥有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华文独立中学而非仅开设一门中文课的国民型中学接受教育。第三，所选家庭成员绝大多数应是电视的忠实观众，且具有长期观看华语电视节目的习惯。最终，作者共从12个家庭中采访到20人，其中60后8人，90后12人。

对于上述受访者，作者均进行了以签署《知情同意书》为前提的录音访谈，作者享有对访谈录音内容进行誊录、整理的权利。由于访谈内容部分涉及对马来西亚多元族群国情的评价，出于对受访者的隐私保护，本文在引用受访者言论时，统一以姓名缩写标注其身份，例如将作者名“梁悦悦”标注为“LYY”。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开展深度访谈的过程中，研究者并非机械地遵照访谈提纲，以相同顺序询问受访者相同问题，而是尽力规避“对质化信息做量化处理”（Weiss，1995）的方法误区，以充分开放的问题设计而非等同于“口头问卷调查”的闭合性问题设计（fixed-question-open-response approach）为基础，仅将文化接近性等理论作为指导资源，在访谈中不断鼓励受访者对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电视收视偏好以及其他认为重要并希望表达的内容做尽量丰富的阐释。

1.5.4 文本分析

研究者通过看看网（Tonton）、油管（YouTube）等视频网站，付费观看了大量由马来西亚地面频道自行制作的华语电视节目，借此对作为重要研究文本的节目进行了分析，揭示其通过对声音、图像、文字等符号的综合运用和话语表达，传达了怎样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