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成了狐狸

“政治理论还存在吗？”一开始就问：现代的社会科学可以代替古老的哲学吗？

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是，社会科学——包括其中的政治学，没有能力解决令人类困惑、“棘手”的价值问题。社会科学及其理论的基础是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推衍，它基于两种类型的知识：归纳（从观察所得材料作出推论）和演绎（由设立公理命题推论衍生命题）。判断前一种知识是否正确，复核对经验世界的观察，问题就解决了；判断后一种知识是否正确，检查一下是否正确运用演绎规则、是否在推演过程中犯逻辑错误，问题就解决了。以这两类知识原则为基础，自然-社会科学知识的长处是：“即便我们不知道一个既定问题的答案，也知道哪一种方法适用于探求其答案”（“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07）。人们对事情的看法总是不同的，生活中难免出现争议，自然-社会科学好就好在：只要复核经验事实、检查是否正确运用演绎规则，通常就可以平息争端。在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范围内，原则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但社会科学方法的经验理性性质，注定了它无法触及人类生活的价值目的及其正确与否。

可是，最令人类困惑的并非事实问题，而是价值和意义问题——什么是应该（比如自由、平等）的、更美好（比如幸福、公义）的生活。人类在生活的价值目的问题上从来就有深刻的歧见，相互冲突。价值目的问题上的冲突不可能靠复核对经验世界的观察、检查是否正确运用演绎规则得以解决。社会科学的政治学应该知趣，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碰触到真正的政治问题。

对价值和意义问题，人们不仅不知道答案，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寻求解答、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成为证明答案正确的证据。哲学就是为对付这样的问题而存在的。这是不是说，哲学具有社会科学本质上不具备的超逾经验理性的知识呢？

并非如此。哲学本质上也是经验理性的：人们从来没有一种“普遍认可的专门知识”，“一旦我们明确了应当怎样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似乎就不是这种性质了”（“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09）。这不就是说，无论对于社会科学还是哲学，作为价值问题的政治问题都是不可解决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哲学就可以甚至应该来对付这些问题？

何谓哲学的问题来了。对伯林来说，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其含义是：人类不可能避免价值评价这回事情。价值冲突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是对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作出裁定。既然哲学与社会科学一样，除了归纳和演绎的知识外一无所有，并没有建立一种超逾经验理性的知识的特权，从而凭借这种知识裁决人类在价值问题上的深刻歧见，为什么哲学的命相就是非得与价值问题（等于政治问题）打交道？社会科学可以幸运地“价值中立”，只关心经验事实，哲学为什么就没有这种幸运？

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得先搞清楚，价值问题为什么无法解决。

伯林告诉我们说，人类的价值多种多样，而且有不同层次。实现某一价值的手段，与需要实现的这种价值本身相比，就是次要价值。然而，两种价值究竟何者为目的、何者为手段，人类常常无法找到公认更高的价值标准来裁决。比如，个体与社群何者是目的、何者是手段？所谓的终极价值，其实最终都不是绝对的。再有，人类社会视为最高的价值的东西，常常并非一种，而是多种。比如，真、善、美或者爱情与生命相互冲突时，你说该取舍哪个？况且，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对于终极价值的理解是不同的。

生活意义上的不圆满和价值目的之间的冲突，是人类生存的无奈本质。哲学并非如社会科学那样是现代才有的。自从人类产生了意义渴求和目的意识，哲学就出现了。毋宁说，哲学是人类生存的无奈本质中生发出来的狂妄想象，现代的社会科学以为可以摆脱这种想象，同样是幻想。

不过，面对人类生存的无奈本质，哲学也可以是精明的智慧。比如，经验主义哲学坦然承认，人类所有的知识不可能超出经验范围，价值观念不过是人所有的一种知识，当然也在经验范围内，因而不可能有什么神圣、绝对的价值。浪漫主义哲学告诉人们，人类所有的价值（或真理）想象都是从历史的民族机体中生发出来的，人类历史地依群而生，价值（或真理）想象不可能相同，冲突因而是自然而然的。

堪称精明的经验主义和浪漫主义成了伯林哲学观念的基本来源，依据这两种“主义”原则，伯林获得了自己的价值信念，其名曰“价值多元论”。

价值多元论看起来是一种精明的经验理性，其实最终基于浪漫主义“伟大的活力论”：人类的价值不是靠形式理性推导出来的，也不是神圣的上帝赋予的；没有什么普遍客观的真理，所有真理都是像生物机体那样生长出来的。就历史、经济、地理、心理的因素来看，人类的价值必定是多元的，因为价值观念实质上是创生性的。德国浪漫主义的历史理性与英国经验主义的常识理性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思想传统，在伯林那里美妙地结合起来。伯林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样的问题，仅当在承认有永恒、超人类、普遍客观的真理这回事的前提下，才是一个问题，才有可能去寻求回答。对于怀疑论者、相对论者，尤其浪漫主义者及其二十世纪的继承人存在主义者来说，这样的问题根本无法回答，也无需回答。

对于伯林来说，这一信念乃是自由主义价值的精髓（参伯林，“穆勒与人生的目的”，见《自由四论》，前揭，页297-340）。既然价值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价值多元论”显然不仅是哲学信念，也是政治信念。哲学在本质上是政治的，“价值多元论”的政治信念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反对观念的和政制的专制。政制的专制可以纳粹政制为代表，观念的专制可以传统形而上学为代表，按伯林的看法，两者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集中抨击“专家治国”论和权威主义的价值一元论这两种观念的专制。“专家治国”论是现代的，指如今的各类科学专家以为可以靠社会科学化解价值冲突的信念；权威主义的价值一元论是古典的，指传统的形而上学。伯林显得十分深刻地指出，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专家治国”论的真正含义是，“专家”有能力也有使命指导人类“到达沙漠的绿洲”。这些“专家”在古代被称为形而上学家、神学家，在现代被称为自然科学家和以经验的历史科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家（“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28）。“沙漠的绿洲”本来是人的头脑中产生的幻象，古代的形而上学家、神学家和现代的社会科学家却都以为是人类应该抵达的福祉，结果不断在人类历史上搞出种种可怕的政制专制。

价值多元论者是否什么价值都不相信？

不可以这么说。不相信有一种绝对的价值，就是价值多元论者的价值信念：他仍然“相信某种形式的原罪，或认为人类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他们趋向于怀疑经验能否最终解决最基本的人类问题”（“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18）。

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中的记载：色诺芬有一天在赶路，撞见苏格拉底，被他拦住问，哪里有卖各种生活用品的店铺。色诺芬知道得清清楚楚，逐一道来。末了，苏格拉底问，人在哪里可以变得美好？色诺芬一下愣住，张口结舌，只好承认自己不晓得。

“来跟我学习罢”，苏格拉底对色诺芬说。“变得美好”是人的幸福，关于幸福的知识是买不到的，只有靠沉思才能获得。色诺芬跟苏格拉底学习，是要知道自己“应该如何生活”。按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回忆”，苏格拉底并没有简单地告诉色诺芬，人“应该如何生活”需要甲乙丙丁诸项条件，而是同他一起探讨人生变得美好的可能性。人“应该如何生活”的知识，并不是热爱智慧的人已经拥有的，而是需要热爱智慧的人关切和追问的。如此关切和追问已经预设了有永恒的、超民族历史的、普遍客观的真理（施特劳斯所谓的自然法则），虽然热爱智慧的人还没有拥有它，但热爱智慧的人起码是为了这种真理而活的。

根本不相信有普遍客观的真理，热爱智慧的人的沉思生活的理由是什么呢？浪漫主义之后的哲人怎样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

如果我设想自己就是现代的色诺芬，被伯林拦住问哪里有卖生活用品，我举出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家乃至时髦的文化研究学者开的各种店铺，伯林却问，在哪里可以学到关于美好生活的知识？驽钝的我当然被问得什么也说不上来，于是愿意跟伯林去学习。

在伯林学园的院长楼上，这位“具有一种休谟气质——关心尘世、不为感情所动、性情沉静”[8]的哲人打开面向校园的窗户，乘着迎面扑来的一阵清风转身劈头对我说：他是一只狐狸。随后，伯林坐到我面前，对我娓娓教诲何以追问美好生活是一个历史错误。

伯林对我说：的确，热爱智慧的人天生就要为思考人类“应该如何生活”受折磨。可是，你看，从古至今有那么多哲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哲人，他们根本无法就“应该如何生活”达成一致意见：“只要人类还是老样子，争论就仍然会在这一观点和类似的其他观念的形式下继续下去”（“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38-439）。对苏格拉底来说，美好生活与公义相关。所谓公义，并非如今所谓基于个体权利的理性秩序，而是正确生活的方式。可是，人类对于公义的看法，不是依民族体质历史地不同的吗？哲人的知识的确应以无知为起点，但根本没有普遍客观的真理这回事，苏格拉底老问“什么是……”，实在荒谬！关于美好生活的所有说法，都是相对的，而且相互冲突，永远不可能达成一致。你如果悉心研究思想史，就可以发现，历史上不同形式的绝对主义相互否定、辩驳，争吵不休。

伯林还对我讲了他有一次在电视台的哲学节目中让听众为难时举的例子：要是一个大科学家和一个小孩同时得了可能致死的肾炎，这时偏偏只有一台高科技的肾脏辅助器，“那我们怎样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我们怎么办？”……我马上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提的“小孩的眼泪”和加缪笔下的里厄医生对帕纳卢神父提的问题，感到纳闷：何以说法相似，而实例却越来越……“道德哲学家是不会提出具体答案的”，伯林的回答打断了我的联想。

指导人们如何生活，既不是小说家的责任，更不是道德哲学家的责任。道德哲学家的任务，仅在于帮助人们面对问题，面对可供选择的行动范围，向他们解释有哪些选择以及做出某种选择的原因。……换句话说，他必须展现某些价值之间、经常是无共同尺度的价值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9]

的确——伯林继续对我说，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价值多元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哲学主张，是关于人性和世界的一种看法，也“建立在一种对人类的永恒属性的生动想象之上”。价值多元论并无意、实际上也不可能取消价值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毋宁说，价值一元论不过与价值多元论一样，是一种相对的观点。但价值多元论胜过或者比价值一元论聪明的是，懂得没有任何价值观点是绝对的。用逻辑语言来表达：人类根本没有什么绝对的价值，唯有这一观点是绝对的。哲人成为狐狸，就是成为有这种信念的人。依据这一信念来思虑“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就是哲人生活的理由，也是哲人成为狐狸的含义。

我有些不安地问：既然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这意味着哲学不可能避免就善与恶、应该与不应该作出裁决，但你又告诫说：“应该做什么”不仅不得指望哲学来回答，甚至这类问题对于哲学来说根本就是错误的、虚构的，哲学的存在本身不就自相矛盾？就人类生存的无奈本质而言，哲学有何必要、如何可能？

伯林一拍大腿：能想到这一步，简直太好啦！这恰是古典哲学无从逃避的困难，你看，价值多元论哲学避免了这一麻烦。后浪漫主义哲学才不是错误的、虚构的，古典哲学不仅是错误、虚构的，对人类来说，甚至是残忍的。伯林颇为满意地打比方：如果用古老形而上学的先验自然法则或神圣的上帝来回答“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有如让真实的人性躺到普罗克鲁斯忒床（Procrustean bed）上接受裁决，哲学必然成为“集权主义政权推行的一种策略”。

离开伯林学园时，我终于明白了这位现代休谟“睿智而肝胆照人”（一篇纪念伯林的文章中的颂辞）的使命：用狐狸哲人取代西方传统的苏格拉底式刺猬哲人——这无异于说，苏格拉底不再是热爱智慧的人的楷模。伯林既拒绝古典的哲学和现代的政治科学，又要捍卫哲学的正当存在。于是，他让自己进入了一个自己设计的两难处境：一种名之为价值多元论的政治哲学可能吗？或者：必须回答“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政治哲学，可以无需回答这个问题而仍然是政治哲学？

我想不明白：伯林肯定地说集权主义要不得、古代形而上学与专制是魑魅魍魉，又肯定地说没有绝对价值、所有价值主张都有相对合理性，按狐狸哲人的观点来看，法西斯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价值观点，其价值主张难道没有历史的机体和理由——所谓“扭曲的民族主义”？如果“民族社会主义”不把自身搞成普世的绝对价值，仅宣称是本民族（因为也是相对）的绝对价值诉求，是不是就正确了呢？既然伯林宣称，自由主义就是要放弃寻求“什么是美好的生活”的最终答案这一千年幻想，他告诫人们纳粹政制的失败“实在侥幸得很”，是不是过于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