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简介

（一）原文整理

1．采用新的《春秋》《左传》分章和配合方式。

现有《左传》读本的篇、章系统是以鲁十二公分十二篇，按年分章。这种篇章系统的问题是造成许多跨年事件的割裂。《通识读本》按鲁十二公分十二篇，篇内除以年分章外，以《春秋》《左传》原文叙事的逻辑节点为分章依据，每章内原文或者是一独立事件，或者是一系列逻辑上关联的事件群，而不同章的原文在逻辑上则相对独立。举例来说，庄八年、庄九年、庄十年《左传》所叙史事浑然一体，为公孙无知之乱的起因、经过、后果、余波，在本书中分为一章，而不因其分属三年而分为三章。

现有《左传》读本的《春秋》《左传》配合方式有两种：（1）每章中《春秋》在前，《左传》在后，《春秋》《左传》都保持原有顺序，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以及采用杜预系统的大多数《左传》读本。（2）每章中将《左传》裁剪成片段配入每一条《春秋》下，《春秋》保持原有顺序，而《左传》顺序则有可能改变，如明人周统《春秋三传通经合纂》、1936年世界书局本《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之《春秋三传》。本书采用的《春秋》《左传》配合方式是第1种，将上一段中所说的分章与《春秋》《左传》配合方式结合起来，形成本书分章的十种情况（详见《体例说明》）。

2．对《左传》原文进行更加精细的划分。

具体说来：（1）《通识读本》对于结构复杂的原文进行了更加精细的分段，章下分节，节下分小节，有时小节下进一步分段。这样做的目的是：进一步彰显原文内部的逻辑结构，缩小读者需要集中精力阅读的原文段落体量，提高前后检索原文时的定位精度。（2）受到Bible Designed to be Read as Literature一书的启发，《通识读本》将《左传》原文中有些诗歌性较强的段落（如民谣、繇辞等）编排成诗歌形式，将有些二人反复问答的段落排成剧本形式，进一步彰显其文本特性，方便读者阅读。

3．建立并深度应用更精细的段落标记。

与其他典籍相比，《左传》研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经常需要前后查阅、互参。要满足这个需求，就需要一个精细、方便的段落标记体系。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做得最好的是基督教《圣经》读本。现有《圣经》读本都具备一个精细的章节标记体系，其注释、索引中所有称引都用这套标记进行定位，人们称引经文时也都会使用这套段落标记，比如“约翰福音12章24节”，或“约12：24”。洪业、刘殿爵曾在其主持修纂的引得（即索引）里，为中国的经典建立和运用段落标记，但影响相对较小。又如，《杨注》在每节前标有节号，但其注释互参时却只提到某年，而并不使用节号标记，使其段落标记体系未能在该书中发挥更大作用。本书在前述的精细分节、分小节成果基础上，建立一套新的段落标记系统，标记精度达到小节。更重要的是，在全书的注释和人名索引中统一使用这套段落标记进行称引，便于读者迅速、准确地定位所称引文句的位置，而且不受排版、页码改变的影响。

4．重排部分疑似语序错乱的《左传》原文。

对于原文疑似语序错乱的问题，传统做法是在注解中说明而不重排原文。方便读者阅读是笔者的核心编著理念，因此《通识读本》中对这些问题段落进行重排，将调整以后更合理通顺的文本展现出来。而通过在注解中说明重排文句的原有位置及调整理由，保证学术上的可追溯性。

（二）索引构建

1．建立以“标准名”为核心的人名体系。

春秋时人物称谓情况复杂，同一个人在《左传》中往往有好几个称谓。笔者在对这些称谓方式进行分析整理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最简单的称谓体系，并以此体系为标准，为有多个称谓的人物选定或拟定一个“标准名”，作为这类人物的“识别标签”。若此人以其他称谓出现，则在原文称谓后注出标准名，方便读者辨认。

2．建立分散式的地名、人名索引体系。

与一般读本将索引集中附在正文之后、需要读者前后翻查不同，笔者建立了一个分散式的索引体系，也就是在每章前设立一个地名索引和一个人名索引，将本章出现的地名和人名分别集中起来，方便读者查找。对于地名，如鲁、宋，指出其在本篇所附地理示意图中的名称；对于人名，如鲁隐公，指出其第一次出现的位置（即人物注释词条所在处）。

（三）注解编写

1．采用新的原文、注解配合方式。

在古籍整理中，原文和注解的配合方式有：（1）文中注解；（2）文后注解。第1种方式便于将原文和注解进行对照，但长注对原文割裂严重，不便阅读。第2种方式保持原文流畅，便于阅读，但是在注解较多时不便于查找。《通识读本》采取一种“文中注解＋文后注解”的折中方式，力求最大可能地兼顾阅读上的流畅和便利。具体说来：（1）注音、通假字、人物标准名、省略成分等紧扣原文的短注采取“文中注解”的方式，直接排在原文中，一目了然；（2）字、词、句释义、人物、地理、职官、分析推理、文献对读等内容以“文后注解”形式放在原文下。由于已经对正文进行了较为精细的划分，绝大多数段落下的文后注体量不大，不难查找，因此不再在原文中标记文后注的序号，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流畅。

2．在文中注解里直接补充原文省略成分。

《春秋》《左传》文字简约，省略成分很多，往往成为阅读理解的难点。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笔者不采取在文后注中描述省略成分的传统做法，而是根据原文文法和称谓规则写出省略成分，作为文中注的一部分直接排入原文中。

3．在文中注解里标注通假字、合音字。

《春秋》《左传》是先秦文献，通假字、古今字较多，另外还有一些例如“诸”的合音字。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笔者不采取在文后注中描述通假字和合音字的传统做法，而是将其纳入文中注里。

4．将文后注解分为两类，标注内容来源。

为了方便阅读，《通识读本》的文后注解分为“注”“解”两类，其中“注”是指直接解释正文中某字／词／句意、人物、地理、职官的文字，而“解”是指对某段或某章节进行整体翻译、分析、讨论，摘录传世／出土文献进行对读或者简介古代文化常识及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的文字。为了便于读者追溯注释内容来源，《通识读本》在每条文后注解前用“”（《春秋左传正义》）、“”（《杨注》）、“”（《正义》《杨注》之外的增补）来表明内容来源。

5．对文后注进行规范和补充。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对于地名词条，概述其地理方位、归属流变，标明其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上的坐标，并根据历史地理学的新研究成果对部分地名进行考证和订正。对于人名词条，概述其称谓、亲属关系、历任官职、生平大事。对于职官词条，在该类职官第一次出现时设置一个总论式词条，指出各诸侯国同类职官及其词条所在位置。对于《正义》及《杨注》中叙述迂曲难懂的注释进行转述，力图使行文流畅易懂。对于《正义》及《杨注》中不能令人信服或论述不透彻之处，则多方查考，择善而从，进行订正和补充。

6．在文后解中摘录传世／出土文献进行对读，读者可扫码阅读（码在相应辑封页）。

（1）设立“传世文献对读”栏目，提供与正文相关的《国语》《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礼记》《史记》等传世文献的原文。

（2）设立“出土文献对读”栏目，提供与正文相关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铜器铭文等出土文献的释文。

7．在文后解中简介重要周礼常识。

春秋时期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周礼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应用是《左传》的重要内容。《通识读本》文后解中专门提供一系列短文，介绍如昏礼、丧礼、聘礼等礼制概况，方便读者深入理解正文相关内容。

8．在文后解中简介重要考古学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先秦考古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重要成果不断涌现。《通识读本》文后解中收录大量遗址考古、器物考古的发掘和研究成果。除了文字概述之外，还配有大量考古遗址图和出土器物图，帮助读者借助考古学成果来加深对正文的理解。

9．在文后解中简介重要古文字学成果。

《左传》中不少字的意义接近于它的造字本义，而与它在当代的常用义不同。《通识读本》文后解中设立“古文字新证”栏目，简介相关古文字学成果，并配有字形演变图，帮助读者理解疑难字的古义。

10．在文后解中探讨春秋史中的疑难问题。

《通识读本》文后解中有一系列短文，阐述笔者对《左传》中疑难问题的见解，或者链接到笔者其他著作中的相关章节，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11．在正文之前设《知识准备》简介先秦文化常识。

考虑到普通读者对先秦文化常识的了解程度，除了在注释中就具体知识点进行介绍之外，笔者借鉴The Landmark Thucydides：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以下简称“Landmark”）一书的做法，专门在正文之前设立《知识准备》栏目，分为“朝代”“制度”“技术”三部分，通过一系列短文，帮助读者快速了解阅读《左传》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化常识。

（四）示意图绘制

谭其骧《图集》春秋图组分为《全图》《秦晋》《郑宋卫》《齐鲁》《北燕》《楚吴越》6张图，将春秋二百多年史事中出现的地名全部绘制在一组图上，一则地名众多不便查找，一则将历史流变的动态压缩成一张静态图，不便于展示历史变化。

《通识读本》借鉴Landmark一书的做法，建立了一个基于《图集》的示意图体系。每篇配套一组地理示意图，包括一张全图及四张分区图，每组地图中只出现该篇中提到的地名。由于闵公在位时间短，与庄公时期分享同一组配图，故《通识读本》有地理示意图11组，55张，相当于将《图集》的春秋图组按时间分解成11个断面。此外，在正文前的《知识准备》中还有一张根据《图集》绘制的西周中心区域图，以及根据学者考证绘制的周道网络示意图。对于经过考证发现其位置与《图集》标注不同的地名，《通识读本》地理示意图中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标注。

除了上述不带地形的11组地图之外，对于某些需要结合地形才能够深入理解的段落，《通识读本》还配置了13张地形示意图。以上示意图，读者均可扫码阅读（码在相应辑封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