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掩埋的线索

几个月之后，为了准备一场演讲，我开始翻阅旧课本和旧笔记，并偶然发现了其中的一个故事。我依稀记得这个故事在医学院被提过几次，但都只是简单带过——可能是病理学课本中这里或那里的一段，或教授讲课时的顺口评论。它就像历史记载的脚注，永远被人忽略。这次，我心里惦记着自发缓解的问题，所以被这则花边消息吸引住了。我把演讲材料扔在一边，开始从头阅读。

故事开始于1890年的秋天。当时，纽约纪念医院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威廉·科利收治了一名新患者。这位同样年轻的女患者名叫贝茜·达希尔，她已经被手上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困扰了好几周。检查室里，贝茜向科利讲述了受伤的全过程。暑期外出旅行时，在一趟摇晃的火车上，贝茜的手被挤在了两个座位之间。刚开始的肿胀和疼痛并没有引起她的担心，但伤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科利对受伤部位进行了活检，满心期望会找到感染的迹象，然而，他发现了一种罕见且发展迅速的骨肿瘤——肉瘤。

当时，治疗这种肿瘤的唯一方法就是截肢。贝茜吸入了带点甜味的低剂量氯仿麻醉剂，科利把她的胳膊从肘部以下切除了。

但贝茜并没有好转。为时已晚，肿瘤已经扩散了。几周后，科利在贝茜的右侧乳房发现了一个杏仁大小的柔软结节。第二天，它长大了一倍。与此同时，贝茜的左侧乳房也出现了两个结节。肉瘤在她全身迅速生长，从皮肤下膨胀而出，开始像高尔夫球一样大，然后长成了葡萄柚大小。腹部触诊时，科利发现了一个“小孩子脑袋那么大”的肿瘤。[2]在确诊几个月后，1891年1月，贝茜去世了，那时她18岁。

贝茜·达希尔确实死于一种罕见的癌症，但由于类似的故事在那段时期并不罕见，所以这个案例本不会在医学历史中被提及。不过科利没办法轻易把这件事放下——贝茜还很年轻，却这么痛苦地死去，这让科利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此，科利没有继续接收下一个病人，而是开始研究治疗过程中可以改进的地方。他仔细梳理查阅了医院的历史医疗记录，发现了一个与贝茜几乎一模一样的病例，唯一的差别是：这位患者幸存了下来。

这两个病例有什么不同？幸存的患者是一位名叫施泰因的德国人，他在截肢手术的几天之后出现了高热，情况十分凶险；伴随的感染（很可能是丹毒，一种由链球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炎症）几乎要了他的命。但是，施泰因的免疫系统成功击退了入侵的细菌，人也开始退热。令人诧异的是，施泰因的肉瘤也在缩小。当感染消除的时候，肿瘤完全消失了。施泰因的医生带着困惑让患者出院了。

通过与其他丹毒病例进行交叉比对，科利发现了更多类似的例子：患者在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后被感染，开始发热，然后出人意料地从癌症中痊愈了。科利注意到，路易斯·巴斯德等医学先驱也曾提到过与丹毒相似的发现。科利开始怀疑，某些情况下，术后感染有助于患者的康复。他认为感染引发的免疫反应不仅能够驱除入侵机体的细菌（这就是发热的作用），还能刺激机体的免疫系统去攻击肿瘤细胞。

为了检验这一理论，科利立即向一位癌症患者注射了活链球菌。这名男患者的脖子上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肿瘤，几乎无法说话或吞咽，其他治疗方法全部失败了，他大概只剩下几星期的寿命。注射之后，男子发热了，热得很厉害。但是当他挺过感染后，科利眼睁睁地看着肿瘤溶解消失了。男子幸存了下来，出院回家的时候已经从癌症中痊愈。

这个故事蕴含着惊人的启示——身体中对抗感染的自然过程不知怎么也能够破坏恶性肿瘤，让它们液化溶解，最终被清理出身体，几乎不留下一丝曾存在过的痕迹。

重读科利医生和贝茜·达希尔的故事，我被这个久远之前的发现震撼了。它太具有前瞻性。如今被称为“免疫疗法之父”的科利发现了一些有关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秘密，一条能让免疫系统帮助我们对抗绝症的途径。后来，他研发了一种死细菌混合物，并开始用这种混合物治疗癌症。对于患者来说，死细菌更加安全，因为它们致病性更低，不太会让患者由于病情过重而死亡。但是，人们很难接受将“坏”细菌引入体内的想法。

科利作为先驱者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在他尝试激发更强烈的免疫反应、促使身体做本就该做的事——清除癌细胞——的同时，历史潮流却向着抑制免疫反应的方向发展。当时，医学界刚刚意识到药物治疗的魔力，很快就出现了对新免疫抑制剂和退热药的追捧。人们设计出各种药物来抑制免疫系统、退热并杀死癌细胞，放疗最终也成了这个“抑制”工具包的一部分。这些新疗法存在不良反应，会杀死许多健康细胞，但确实可以救命，因此我们接受了这种医疗模式，通过抑制免疫系统而非激活免疫系统来治疗疾病，把科利的工作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科利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把正确的方法带到了这个世界。

抑制免疫的疗法非常重要。实践已经证明，正是由于它的出现，现代医学才挽救了大量生命。但我不禁在想，如果我们同时参考科利的思路——把自己的免疫系统打造成击退绝症的秘密武器，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子？